对于人类来说，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寿终正寝，这就是幸福。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就把自己称为“幸福的人”。但有些人，特别是被宿命安排为公职人员的人，即使生前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又不幸非正常死亡，但他为其所属的共同体指明了将来的方向，起到了铺路者和路标的作用，令人怀念。如果把这样的人定义为“幸福的人”的话，那么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显然又属于“不幸的人”。
近现代著名的历史书在记述苏拉之死后，接下来的章节几乎都是以“苏拉体制的崩溃”为标题，如实描述了苏拉死后的体制变化。苏拉逝世不久，他努力修复的以元老院为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这个“皮口袋”已经再度“开绽”。在苏拉独裁之下正常运转的这套体制，苏拉去世后并非毁于其反对派，因为反对派能量不够，恰恰是苏拉本派系的人葬送了“苏拉体制”。
为什么苏拉本派系的人要破坏苏拉体制呢？如同很多历史研究者分析的那样，大概是这个体制毁灭了苏拉手下将领们的个人野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连苏拉本派系的人都不能坚守的苏拉体制，实际上已经无法解决公元前1世纪罗马面对的现实问题。
那么，在苏拉逝世的公元前78年，罗马两派的班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先看反苏拉阵营。经过苏拉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反苏拉阵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人物。公元前78年度的执政官雷必达是反苏拉阵营的头面人物，这个人之所以能在苏拉独裁下生存且能当选执政官，是因为他总是打着“亲苏拉派”的幌子。在苏拉将没收的反对派的财产进行拍卖时，雷必达还趁机低价买进，大赚了一笔。就这么一个人物，看到苏拉辞去独裁官职务后，马上发表谴责苏拉的演说，也许后世的研究者因此将他的举动誉为敢于向苏拉挑战的行为，但在当时的罗马公众看来，这是极其滑稽可笑、令人难以忍受的小丑行为。以这个人的人品，他是不可能起到反苏拉派领袖的作用的。
另一个人物是塞多留。他长期在马略手下做军官，在苏拉率军从希腊杀回罗马而引发的内战中败给了苏拉，战败后逃往西班牙，后因不知去向，苏拉将其从“黑名单”中撤销才得以保住一条命。塞多留出身平民，与马略一样，姓名只有两部分。他也不是一个能成为“小马略”的领军人物。
除这二人之外，当初胆敢摸苏拉逆鳞、不肯听从苏拉让其与秦纳女儿离婚的命令、逃命到东方的恺撒倒是具备反苏拉领袖的素质。恺撒是得到苏拉的死讯后才敢回到罗马的，此时的恺撒只有22岁，无地位，无金钱，无权力，尚不具备集结起来反抗苏拉派的号召力。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恺撒以勇敢驰名于世，且为人正派，如果再经历一段时间的准备，待时机成熟，“大器晚成”型的恺撒是唯一能挑此重任的人。
反苏拉阵营的班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靠他们是不可能破坏苏拉体制的。
再说说苏拉体系中的这些人物。这一派的首脑人物首推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苏拉当初率大军离开小亚细亚的时候，曾委托他管理小亚细亚事务；苏拉临终时他又是手捧苏拉的《回忆录》、被苏拉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最信赖的亲信。卢库鲁斯生年不详，从他的任职经历来推算，苏拉死时他大约38岁。
仅次于卢库鲁斯的，是当年36岁的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秦纳独裁时代他逃往西班牙，得知苏拉杀回意大利，他又回到苏拉麾下参战，说起来算是苏拉的股肱之臣。相对于军事和政治，克拉苏更擅长赚钱。
苏拉另一位股肱之臣，应该是比克拉苏年轻8岁的格涅乌斯·庞培乌斯·斯特拉波。苏拉死时庞培年仅28岁，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较早。前面已经说过，苏拉杀回意大利时，年仅23岁的庞培就率领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前来助战，令苏拉大喜过望。3个军团共有步兵1.8万人，骑兵2000人，总兵力达到2万人，如此规模的军队能够自费组建，得益于其家族的财富与势力。庞培家族在意大利中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皮契诺地区有大片的土地、巨额的财富和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庞培的父亲当过执政官，死于与马略派的抗争。庞培和卢库鲁斯、克拉苏对元老院来说，都不属于“新人”，这是元老院对保守的苏拉能够放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庞培具有军事上的天赋，其军事才能早就被同为军事天才的苏拉洞悉，内战告一段落时，苏拉即派出年轻的庞培去追剿逃到非洲的反苏拉派余党，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时，庞培还不足25岁。苏拉还答应了庞培有些过分的要求，特别批准为他举行了凯旋仪式。25岁成为凯旋将军，这是大西庇阿当初也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就在那种场合，苏拉半开玩笑地送给这位年轻的凯旋将军一个尊称——“马格努斯”（“伟大的”之意），而此前使用这个尊称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被后世人们意译为“大帝”的那个词，就源于拉丁语的“马格努斯”。苏拉生前，庞培一直未敢使用这个尊称，苏拉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庞培才开始使用“庞培·马格努斯”作为自己的签名。虽说当时苏拉是开庞培的玩笑，但也说明苏拉对庞培还是极为赏识的。
青年时代的庞培
和反苏拉派相比，苏拉体系中的确人才济济，他们要想让苏拉体制坚如磐石，在当时也是能够做到的。然而，苏拉体制还是走向了崩溃，而崩溃的主要推手正是苏拉门下的这些英雄才俊。
如同要证明反苏拉派人才不济似的，苏拉死后不到一年，发生了一起反对派对苏拉体制的攻击，但就像线香花火一样，刚一点着就销声匿迹了。然而，这次不成功的攻击却成了苏拉体制崩溃的“前哨战”。
公元前77年，卸任执政官雷必达被派到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行省即法国南部行省担任总督。在执政官任上，雷必达提出了一项议案，但被否决了。他就借当总督的机会试图靠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被否决的议案有以下四项内容：
一、将被苏拉整肃的所有牺牲者已被国家没收的土地归还给原主人。
二、召回被苏拉流放国外的人士。
三、恢复对贫民阶级的福利政策，让《小麦法》重新生效。
四、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由于苏拉尸骨未寒，而且当年度的另一执政官也发表了强硬的反对其议案的演说，雷必达的议案被公民大会否决。雷必达心中不服，就想靠武力来转变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他在去行省赴任途中顺便在意大利中部开始组建规模超过行省总督指挥权限的军队。说起来他组建的军队还算是罗马的正规军，现在这支军队站在了反苏拉的立场上，于是，以前因反对苏拉而获罪并被剥夺了土地和罗马公民权的人纷纷投靠雷必达麾下。
元老院得悉这一事件后，担心在意大利爆发内战，迅速通过了关于共和国防御的“元老院终极劝告”。因为只有发布了这种形式的“紧急事态公告”，执政官才能承担起用武力镇压的义务。
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现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发生的两军冲突，简单一战即分出胜负。执政官卡图鲁斯将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庞培，在庞培的果敢速攻战法面前，雷必达的军队不堪一击。被打败的雷必达逃到撒丁岛，并很快病死在那里。雷必达的副将布鲁图被庞培军抓获，依庞培之命被处死。后世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7岁丧父，其父就是这个被庞培处死的布鲁图。雷必达军的残部逃到了西班牙，与在当地举起反苏拉体制旗帜的塞多留会合。
雷必达的反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镇压下去了，但由此产生了一个副产品。
在共和制罗马，一旦确立了军团总司令、向其授予指挥权后，军团在战场上的一切行动都由总司令决定，也就是说，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具有绝对指挥权。而有资格统率军团以上规模的军队并获得绝对指挥权的，只有执政官和法务官，或者是担任过执政官、法务官的人员。而苏拉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明确了执政官和法务官的最低任职年龄分别为42岁和39岁。
在内战这种非常时期崭露头角的庞培，只有二十几岁，且完全没有在罗马政界的任职经历，就连罗马上流社会“良家子弟”仕途必经的财务监察官、按察官这种较低级别官吏的任职经历都没有。但由于当时元老院阶级中尚无军事才能超越庞培的人才，不得不授予庞培实质上的军事指挥权。
这个问题在镇压雷必达叛乱时尚未表面化。因为名义上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执政官卡图鲁斯，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由庞培行使。由于庞培只有29岁，他名义上的职务只是最高司令官卡图鲁斯的幕僚。根据最高司令官的授权指挥作战，作为一种变通措施，在较短时间能解决问题的战役中使用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战事拖长，就不能再采用这种名实不符的做法了。
雷必达军的残部跑到西班牙后与在西班牙行省举起反罗马旗帜的塞多留会合，使塞多留的实力大为增强。罗马元老院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苏拉在世时就已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率军镇压。但是，梅特鲁斯·皮乌斯率领的罗马军被塞多留的“游击战法”搞得无计可施，西班牙战事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元老院认为必须给予实质性的增援才行，但是从现有的39岁以上、担任过法务官职务和42岁以上、担任过执政官职务的人选中很难找出值得信赖、可以授予绝对指挥权的武将。
这时毛遂自荐担此重任的，是29岁的庞培。按共和制罗马的规定，年满30岁者方可担任财务监察官，庞培连财务监察官都没有干过，当然也不可能是元老院元老了。有资格率领军团的指挥官的最低年龄是39岁的法务官，庞培距这个要求整整差了10岁。自告奋勇要为国效力的庞培对这些规定愤愤不平，因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曾有大西庇阿的先例。但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种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的特例，当时大西庇阿的父亲和伯父相继阵亡，大西庇阿请求兴兵打一场告慰亡灵的复仇之战，这个请求打动了罗马人重视祖先和家族荣誉的心弦，出于“大义名分”，将这场战事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年仅25岁的大西庇阿。庞培显然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元老院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是严守苏拉体制，还是允许改变常规、认可特例？是崇尚“年功序列”，还是尊重实力的价值？
两年前派到西班牙前线的梅特鲁斯·皮乌斯不属于凡庸之将，当初决定把塞多留战事的绝对指挥权交给他时，并不存在异议，都相信他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在他取得战果之前，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谁也无法预料。至于罗马在付出的时间与牺牲的代价方面的承受力有多强，元老院元老们也只好问自己了。
事实上，能够权衡考虑的时间是有限的。苏拉生前老老实实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出现不稳的动向。从各方面看，元老院都不能再犹豫不决，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做出决定，授予29岁的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到西班牙与梅特鲁斯·皮乌斯一起，尽快解决“塞多留之乱”。这个决定成了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第一步。由此也暴露出苏拉体制的局限性，苏拉本以为靠元老院席位“倍增”就可以在质和量两方面加强元老院的力量，没想到还是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发生在西班牙行省、被称为“塞多留之乱”的这场战争，并不是西班牙人为民族自治而战。自从公元前133年小西庇阿摧毁努曼提亚之后，西班牙作为罗马的行省，已经平稳地度过了半个世纪。让罗马军深陷西班牙8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不过是马略和苏拉的“身后战”转移到了西班牙而已。
本书第二章曾经说过，普通罗马人的姓名由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部分组成。盖乌斯·马略的姓名只有两部分，而昆图斯·塞多留的姓名也只有两部分。和马略一样，塞多留也是平民出身，靠自己努力，经过艰苦磨炼而成长为军事将领。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温布利亚地区，而不是生于罗马，这一点也和马略相似。塞多留作为志愿兵加入马略的部队，在与日耳曼人作战时崭露头角，20岁时即已担任统辖600名士兵的中队指挥官，属于在军队中提拔较快的。公元前83年开始的苏拉与罗马正规军的内战中，塞多留自然会站在平民派一边与苏拉为敌。然而，随着苏拉的大获全胜，塞多留的名字也上了苏拉的“黑名单”，不得不从意大利逃走。
塞多留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非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在那里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越过希腊神话中被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西班牙。到西班牙后，塞多留迅速组建了一支4700人的军队，并率领这支军队与西班牙西部行省总督打了一仗，居然取得了胜利。
这场战斗发生在塞多留43岁那年的秋天，他由此而声名大噪。塞多留身上有数不清的刀疤，并且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就有西班牙人开始将其称为“汉尼拔第二”。也由于这场胜仗，到当年年末，跟随他的士兵达到了8000人。
苏拉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去讨伐塞多留。公元前79年，罗马军与塞多留首次交手，塞多留战败。以此次败仗为契机，塞多留改变了战法，开始用游击战术来对付罗马军。
西班牙地形复杂，众多的部落分散居住，游击战术很容易产生效果。对于正规军来说，一场战斗不胜即为负，而对于游击者来说，却是不负即为胜。塞多留反正也没有什么比西班牙更为适合的地方可去，他就打算在这里建设独立国家，甚至开办了元老院和军官的培训学校。西班牙原住民的立场也倾向于塞多留，这使他更加具备与罗马军打游击战的优势。
塞多留的英勇善战使其对手罗马正规军无计可施，塞多留的名声几乎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其后，唯一能够在地中海世界发挥威慑作用的苏拉去世，这使本来风平浪静的地中海骤起波澜。
首先是苏拉脚下的意大利出现了前执政官雷必达反苏拉体制的叛乱，此事前文已经述及。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逃到撒丁岛的雷必达追随者又逃到西班牙与塞多留合兵一处，这支队伍由雷必达的一个幕僚佩佩那率领，共有步兵2万人，骑兵1500人。
这21500名经过训练的士兵投到塞多留麾下，使塞多留的兵力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但塞多留并未因此而放弃游击战术，事实也说明他的战术是正确的。在庞培未到西班牙之前，罗马军几乎在西班牙全境都受到游击战的骚扰，无法进行决战，战事呈现出陷入泥沼的状况。
风头正劲的塞多留收到了来自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希望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米特拉达梯被苏拉制伏后一直在窥伺时机以图东山再起，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方案的主要内容有：米特拉达梯从东边、塞多留从西边进攻罗马；为提高本都王国军队的素质，塞多留派军官帮助本都训练士兵，作为回报，本都为塞多留提供所缺的海军战船。
出生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但已经是罗马公民的塞多留，反对的是苏拉体制支配下的罗马政权，并非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让他联合外族来攻打自己的祖国，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他拒绝了米特拉达梯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但派了几名手下的军官去担任本都军队的教官。不管内部怎么争斗不断，罗马人也不愿呼应外族做出危害自己国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罗马民族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完全不同。
在塞多留的势力尚未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时，罗马已经派出庞培来镇压塞多留。但庞培没有急于求成，这位30岁的总司令没有犯不管不顾地急于赶到前线与敌决战的低级错误，他首先做的事情是确保自己的补给线。
在现代，利用高速公路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达法国南部，必须穿越一个又一个数不清的隧道。古代的“高速公路”也就是罗马修建的大道，是从帝政时期（共和制罗马之后）才开始使用隧道的，而且也仅限于如果不挖掘隧道就无法到达山对面的情况下。现代的高速公路与古代罗马修建的大道相比，有三点不同——隧道众多、有效利用环形线路、收费。
从意大利经过法国南部行省到达西班牙的大道已经于公元前188年随着德米狄亚大道的铺设完成而全线贯通。然而这条路几乎全程都是俯瞰大海、盘山而行。从热那亚到现在的戛纳，一路上悬崖峭壁不断。庞培在他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重新修建一条“不是汉尼拔当年走过的路，而是一条对罗马更有利的路”。
这条路从上游穿过现在的都灵到苏萨的峡谷，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后继续向西，直到距现在的里昂南30公里处的罗讷河边。沿着这条路就可以顺罗讷河南下到达马赛湾，与德米狄亚大道会合。从德米狄亚大道西进到纳博讷后，距比利牛斯山脉就只有100多公里了。庞培所说的“对罗马更有利的路”，实际上指的是对军队的移动更为有利的路。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这段距离，一般来说行军只需两个月左右，庞培却走了一年。他率军开山铺路，在阿尔卑斯山中建设军事基地，监视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塞多留的动向，使塞多留军的士气有所动摇。庞培还把法国南部地区的居民按照罗马行省的方式进行管理。庞培认识到，由于塞多留成功的游击战术，想在西班牙就地解决军队的补给是不现实的，如果强行在当地征收军需物资，就会逼迫西班牙的民心完全倒向塞多留一方。为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就只能先行建设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军事补给线，使之快捷通畅，并使沿途的高卢地区安全稳定。
由于这些因素，庞培真正介入西班牙战事的时间，实际上是从公元前75年春天开始的。对于罗马来说幸运的是，负责镇压“塞多留之乱”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如其名字中的尊称“皮乌斯”代表的含意一样，是个慈悲宽仁的君子，和新来的年轻将军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强好胜、固执己见的事情。老将和小将采用分兵合围战术，把塞多留包围起来。尽管已被包围，但使用游击战术的塞多留仍很顽强。
两军对阵，如果是正面相遇的会战，不论结果好坏，总是可以迅速分出胜负。但若是游击战的打法，双方之间没有正面会战的机会，就会长时间胜负不明，且容易把整个战区化为焦土，就会出现生活无着的人群，其中的男人就会加入军队以解决饥饿问题。此时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对抗霸权国罗马的是塞多留，而西班牙原住民对把塞多留驱赶出来的苏拉体制并没有什么仇恨或敌意，双方的战争与他们本来毫无关系，但是因塞多留对抗其罗马统治者的战争而成为难民者，很容易就会加入塞多留阵营。尽管罗马方面盼望庞培在进入西班牙的第一年就能果断发起攻势，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但现在看来这个梦想破灭了。
当年冬天，庞培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要求增援的信，这封信的最后四分之一是这样写的：
我军和敌军的状态完全相同，罗马军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塞多留军也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这样下去，要么我们放弃西班牙回国，要么塞多留舍弃只剩下饥饿的西班牙到意大利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意大利都将被置于被拖欠军饷的军队来袭的危险之中。
为此，我忠告你们，并恳请你们理解，我不能停止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出现不得不放弃西班牙战线的被动局面。由于罗马军和塞多留军的连续战争，整个西班牙东部地区已近荒芜。至此未遭到敌人毁坏的只有沿海各城市，这些对罗马友好的城市的居民也难以承受再增加的战争经费的负担。法国南部的高卢行省去年已经负担了梅特鲁斯军队的战争经费和军粮，且今年农作物歉收，收获的粮食只够自己勉强维持口粮之用。
为了军团的运行，我不仅花费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并已经为筹措军费而债台高垒。
现在，我只有向你们请求支援这一条路了。如果元老院否定我的意见，不能做出支援在西班牙的罗马军的决断，那就只有一个后果——战场从西班牙转到意大利！
这封信在第二年年初的元老院会议上被宣读后，由于当时米特拉达梯日渐暴露侵略意图，元老院必须商讨对策，所以对是否支援庞培，元老院内赞成者与反对者两派意见互不相让，后在苏拉体系的“第一把手”卢库鲁斯的坚持下，元老院接受了庞培的请求，向西班牙增派了2个军团，即1.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军费也得到了补充。
即使这样，镇压“塞多留之乱”的战争又耗费了两年时光方才结束。这场战争除了证明塞多留的战术才能和在地势复杂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有效性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最后，被罗马军穷追不舍的塞多留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沉湎于嗜酒之中的塞多留被佩佩那暗杀，这才导致了战争的结束。
除了反对苏拉之外，对罗马一直忠诚的塞多留50岁那年死了。没有了塞多留，他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不是罗马军的对手，一败涂地。公元前72年入冬之前，梅特鲁斯·皮乌斯和庞培两位将军终于能够向元老院报告战争结束的喜讯了。
元老院得悉“塞多留之乱”结束的消息后，与其说是大喜过望，不如说是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就在罗马脚下的意大利半岛内，一年前即公元前7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角斗士起义——“斯巴达克斯起义”。
出生于后世的我们接触到的希腊罗马文明，是历经2000多年留下来的壮丽的遗迹，即收藏在美术馆中的造型艺术，以及作为文化教养被传承的哲学、史学、文学等。一旦接触到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谁都会发出赞叹，赞叹这些伟大、卓越的创造。但在赞叹之余，我们也会产生疑问——创造了如此优雅、高尚的文化文明的希腊、罗马为什么还要实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耶稣基督说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他并没有说信奉不同“神”的人群之间也是平等的。按历来的历史观，中世纪应该比古代更进步，而从中世纪开始形成的基督教文明也没有全部废除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禁止把基督教徒变成奴隶。因此，将犹太教徒关进强制收容所的做法，从人道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而在基督教看来，就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的那样，把“不信仰基督就没有自由”的精神演绎成“劳动带来自由”的歪理邪说。
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人类有“人权”这个概念始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从1772年的英国到1888年的巴西，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在这100多年时间里集中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法律上取缔了奴隶制度，但人类心目中让他人隶属于自己的潜意识是不能完全去除的。
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古代。首先以公元前5世纪全盛时期的希腊为例，把研究者们对雅典人口的推算成果介绍如下：
拥有雅典公民权的雅典市民——4万人（这只是父母双亲都出生在雅典且本人拥有投票权的自由公民的人数，不包括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和女孩子）。
在店铺或农庄劳动的成年男性奴隶——3.5万人。
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2.5万人。
由奴隶所生或买来在家中做杂务的未成年男女奴隶——1万人。
在矿山劳动的男女奴隶——2万人。
在希腊的雅典，不认可给予奴隶自由使之变成“解放奴隶”的做法。就连出生于雅典的自由民，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斯巴达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就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这就是在公民权问题上的“雅典方式”。这样一来，即使是获得自由的解放奴隶及其后代，想要获得有投票权的雅典公民权，也只能是梦想。
在雅典，技能不同的奴隶，买卖价格是不一样的。现把奴隶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
一、掌握熟练专业技术者——医生、技师、制作高级制品的高级工匠，例如在陶器上绘画的手艺人。
二、具有一般技能者——店铺的掌柜、一般工匠、艺人。
三、掌握舞蹈和奏乐技能的女奴隶。
四、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五、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劳动的男女奴隶。
六、未成年的奴隶。
上面从一到五的奴隶价格，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可达到40∶1。掌握熟练技术的男性奴隶的价格，大约是最下层雅典市民年收入的两到三倍。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正处于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时期，自然与雅典有很大的区别。关于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口，研究者们有如下的推算结果：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90万人。
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即罗马本土），包括60岁以上老人和女孩子的自由民总数——600万到700万人。
奴隶——200万到300万人。
以上数字不包括各行省，特别是奴隶众多的西西里岛。
这200多万奴隶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劳动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奴隶的价格是知道的，现将其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一、教师——为罗马中上阶层的“良家子弟”教授希腊语和雄辩术的家庭教师。
这是一个被希腊人垄断的市场。这种奴隶的卖价很高，大约相当于罗马市内独栋住宅或那不勒斯近郊海滨别墅的价格。买者既然花大价钱做了这样的投资，虽说是奴隶，但自然也要厚待他们，把他们奉为上宾。假如他们有个头疼脑热，也会受到周到的照顾。在罗马教师体罚学生是不能宽恕的，但诸如学生在学习希腊语时如出现句子结构错误，教师偶尔拽拉一下学生的耳朵，家长也不会提出抗议。这些都是为了树立教师奴隶的威信。
二、掌握熟练技术者——医生、建筑师、雕刻师、画师。
罗马人自身就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但他们把建筑和雕刻、绘画、马赛克等造型艺术的工作交给掌握相关技术的奴隶去做。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是由自己而不是奴隶来从事这类技术工作。
三、具备一定的高级技能者——指从事交易活动、经营农庄、给主人当秘书等具备一定头脑和知识的奴隶。
承担罗马国政要务的政治精英们开销都很大。一切高级官吏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肯定需要花钱拉选票。比拉选票更需要花钱的，是那些为了得到当权者的欢心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例如主办一个精彩的竞技会，或者修复一条公路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捐赠与支出。但是，对元老院元老又有除经营农庄之外不得从事其他方面经营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于是很多元老就把被禁止经营但能够赚取利润的贸易及其他经营活动以可信赖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去做。发展到后来，奴隶们不仅仅是把名字“借给”主人，而且也承担经商的具体实务。因此，具备经商才干的人，即便是奴隶，在罗马也是受欢迎的。
奴隶的作用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在其他方面能够成为主人得力助手的奴隶，也是高价交易的。顺便说一下，就连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西塞罗著作集的编辑工作，也是由承担西塞罗秘书工作的奴隶完成的。
四、一般手艺人——店铺的掌柜、工匠、艺人、角斗士等。
五、具有舞蹈和演奏乐器技能的女奴隶。
六、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但如果是有名的厨师，则被视为掌握熟练技术者，被以高价进行交易。同属于在家中从事劳动的奴隶，管家以及担当主人孩子养育工作的乳母和保姆，在奴隶中也是地位较高、价格亦较高的。
七、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从事劳动的奴隶。
如果是家庭规模的农庄，农业奴隶往往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员来看待，待遇会稍好一些。而在大规模的农庄及矿山劳动的奴隶，就会像希腊的雅典那样，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受到严苛的待遇。由于西西里有很多大农庄，所以两次奴隶起义都发生在那里。而起义的原因，一是对苛刻残酷的待遇感到绝望，二是奴隶们在牧羊时，可以在山野里自由散步，在领略到自由的美好时，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被限制自由的痛苦。
八、未成年的奴隶。
罗马奴隶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别可达到100∶1，比雅典的40∶1要高出很多，这是由于担任家庭教师的希腊裔奴隶价格高企造成的。另外，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在奴隶的供给增加、购买奴隶更为方便的同时，有很多的人将购买奴隶当作一项投资，很多资金投入奴隶交易中来，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增加得更快，抬高了奴隶的价格。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在罗马社会，奴隶数量已经达到了自由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如此众多的奴隶，却很少发生奴隶起义，这使我们感到惊讶。而导致军队介入镇压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只有公元前135年、公元前104年的奴隶起义以及公元前73年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而前两次都发生在大规模农庄较多的西西里岛，只有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罗马境内。
罗马社会很少发生奴隶起义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前面已经说过，很多罗马人把奴隶当作家庭的一分子，关系较和睦。第二，奴隶之间划分为不同阶层，像那些被主人奉为上宾、享受优厚待遇的家庭教师奴隶，是不可能与牧羊的奴隶结成统一战线的。第三，罗马能够实现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转换。在罗马社会，奴隶成为解放奴隶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如果成为解放奴隶，只要再有一定的资产和继承人，就能够取得投票权，成为罗马公民。即使是没有资产的解放奴隶，到其儿子那一代也可以成为完全的罗马公民。
与希腊人不同，罗马成年男子总是留短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仪表整洁。而每天为主人剃须就是充当保姆的奴隶的工作。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的事例说明，忠实的奴隶到最后时刻都会和主人共命运。
人与人之间亲属般的关系，在社会上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积极的作用，奴隶之间划分阶层，获得自由并取得公民权的可能性，主人和奴隶之间重信守义的精神，等等，可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罗马社会中特有的奴隶特征。
古代罗马人对奴隶的定义是“不能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按照这个定义，罗马各行省的人民也可以说是半个奴隶。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在服兵役时和奴隶一样不能志愿参加罗马军。与奴隶不同的是义务，行省人民要缴纳行省税，以纳税的形式承担防卫的义务。而奴隶因为不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自然也没有纳税的义务。
然而在奴隶中还是有人宁愿承担纳税的义务，也要争取“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阿庇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交会处的城市加普亚，以集中了很多角斗士训练营而知名。这些角斗士训练营是私营的，其商业模式是：经营者从奴隶市场买来体格健硕的奴隶，将其训练成角斗士，然后出租这些角斗士参加在罗马及其他城市举办的角斗士比赛以收取租金，赚取利润。角斗士比赛野蛮而激烈，虽然斗败的一方不一定死在角斗过程中，但如果观众认为角斗士的姿势、动作等不够精彩，不够刺激，就会叫嚷着让角斗的胜利者将失败者杀死。角斗士不全都是奴隶，也有自由人选择角斗士为职业的。
角斗士出租的准确价格不详，但应该是比较高的。西塞罗的一位好朋友、同样也是当时知名的学问家阿提库斯就在加普亚经营角斗士训练营。阿提库斯是个精明人，他参与的文化活动姑且不论，如果是经济活动，他只染指那些在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由此可见，这是个赚钱的生意。其实经营角斗士训练营与经营其他正规的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西班牙人喜爱斗牛、美国人痴迷拳击一样，罗马人大概是继承了伊特鲁里亚民族的传统，热衷于角斗比赛。
就在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里，有一个按拉丁语发音叫“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他是出生于色雷斯的奴隶。色雷斯南与希腊的马其顿接壤，东临黑海，罗马的霸权那时还未到达那里。马其顿变为罗马的行省后，罗马要承担马其顿北方防卫的义务。在那一带，时常有未开化民族从难以生存的地方向容易生存的地方迁徙的情况，那些民族与试图阻挡他们的罗马军之间屡屡爆发冲突。斯巴达克斯就是在这类武装冲突中战败被俘的。
传说中说斯巴达克斯是色雷斯王子，这不大可能。由于色雷斯地区那时尚未统一，他最多也就是众多部落中某个部落酋长的儿子而已。尽管不是王子，但斯巴达克斯的确是个具有领导素质的男人。
以斯巴达克斯为首的74名角斗士突然从训练营集体脱逃，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被强迫生存在死亡边缘上的这群奴隶发动的起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段插曲，引起了现代人强烈的兴趣。以“斯巴达克斯起义”为主题的小说和电影都很有名。《斯巴达克斯》这部电影中主角斯巴达克斯由柯克·道格拉斯饰演，讨伐斯巴达克斯的罗马军队指挥官克拉苏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这部电影不太忠于史实，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并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史实进行诠释。片中的反面角色自然是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克拉苏。这部电影自然能给观众带来愉悦，但历史细节的错误相当多。例如，当时仅有27岁、不可能成为元老院元老的尤里乌斯·恺撒却端坐在元老院元老的座位上。更可笑的是由查尔斯·罗顿饰演的每每与克拉苏对立、同情斯巴达克斯的元老院元老的名字，居然叫格拉古。
描绘角斗士斗豹子的马赛克
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已辞世，并未留下子嗣。二人去世后，格拉古家族即已绝后。现代欧美人在想要把罗马人描绘成对被残害的人如何具有同情心时，特别爱把“格拉古”这个名字拿出来，“格拉古”成了古罗马好人的代名词。这确实比较有趣，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遭横死，却能名传后世，这与人们的同情心不无关系。
公元前73年，从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集体逃出的斯巴达克斯等74名奴隶，携带着训练营的武器逃进了庞贝城后面的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火山发生毁灭庞贝城的那场大喷发是在150年之后。当时的维苏威火山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秃山，山顶一带林木葱葱，适合隐蔽与防守。
在维苏威火山据守的奴隶角斗士的首领，自然是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相当于副头领的是高卢人克里克斯和奥诺马乌斯。74人中以日耳曼人居多。
尽管来自不同种族，但他们都是些经受过长期角斗训练的男子汉，拿起武器，可以以一当百。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下山来，到附近的农庄去掠夺财物。
罗马政府一开始并未对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派出了不足3000人的讨伐队去平定起义，结果轻而易举地败给了斯巴达克斯。角斗士们战胜罗马正规军的消息在传到元老院之前已经传至四面八方。维苏威火山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散布着很多大的农庄，在那里劳动的奴隶扔掉锄头和铁锹，纷纷投奔维苏威火山。
这回罗马政府不能不当真了，派出了执政官率领的两个军团镇压奴隶起义，然而还是败给了斯巴达克斯。好不容易逃回来的几名士兵带回来了两个军团几乎全部被歼灭的惨痛消息。斯巴达克斯等起义者还逼着被俘的罗马士兵像奴隶那样举行角斗比赛，以作为对罗马人的报复。
两次战胜罗马军的斯巴达克斯在意大利南部名声大噪，投奔起义军的已不再局限于从农庄跑出来的奴隶，还包括很多像奴隶一样日复一日地劳动却得不到温饱的下层农民。第二年即公元前72年春，起义军发展壮大，据说已达7万人。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可以兵分两路对付罗马军了。
队伍规模的扩大本来是对起义军有利的好事，但如果指挥系统不能统一，部队规模大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斯巴达克斯并不想对抗罗马、征服意大利，他希望能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归故乡，但克里克斯只满足于掠夺富饶的南意大利。两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增多。
而罗马政府却在公元前72年年中痛下决心，要全力剿灭斯巴达克斯起义。
公元前72年的2位执政官全都投入了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军的行动。2位执政官各率2个军团1.5万人，以4个军团3万人的总兵力来对付兵分两路的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
克里克斯率领的起义军被罗马军成功地逼进了加尔加诺的山中，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起义军败给了罗马军，克里克斯战死。斯巴达克斯则巧妙地避开了罗马军的围攻，率领4万名兄弟沿亚得里亚海海岸从意大利半岛北上。2位执政官率4个军团紧追不舍，在皮契诺附近追上了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的军事才能远在平庸的罗马将军之上。他才不会犯与4个军团同时开战的低级错误。这个出生在色雷斯的角斗士，先率部下与其中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战斗，击败对方后，马上挥师袭击另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打了胜仗后，他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卢比孔河附近，途中恰好遭遇南下的意大利北部行省总督率领的军队，又把总督的军队打败了。对罗马而言，真是脸面失尽，奇耻大辱。而对于斯巴达克斯来说，则意味着返回故国的道路已经开通。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为何斯巴达克斯又改变了主意。如果他此时想越过阿尔卑斯山北逃的话，已无人再能阻挡，他却突然掉头率军南下。也许是他不能无视部下兄弟们的意愿——由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均是未开发的贫瘠土地，与其向北回到色雷斯，不如南下去征服富足的西西里岛后在那里定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罗马绝对不肯让他占领西西里岛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斯巴达克斯率领4万人起义军又往南方打，终于杀到了意大利的南端。这一路上，他的队伍不停掠夺路过的村镇。尽管又有一些奴隶和下层农民加入他的队伍，但意大利境内的所有村镇没有一个站到斯巴达克斯一边。
斯巴达克斯尽管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南端，却难以渡过墨西拿海峡。罗马政府派出的由法务官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率领的8个军团5万人的军队，正沿海峡一带张网以待。
克拉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军事才能，且这一年已42岁了，他深感受委托率领8个军团的庞大兵力镇压起义责任重大，而且，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庞培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意识，并为此焦躁不安。他已经得知西班牙的“塞多留之乱”结束的消息，庞培凯旋只是时间问题。假如庞培凯旋，对斯巴达克斯起义感到棘手的元老院，肯定会让镇压“塞多留之乱”得胜的将军取代自己这个没有明显战绩的将领。克拉苏对此深感恐惧。
尽管手上掌握着8个军团5万人马，克拉苏在与斯巴达克斯的第一场战斗中，虽说损失不大，但还是吃了败仗。背靠墨西拿海峡的下一场战斗，对克拉苏的仕途来说生死攸关，意义重大。
克拉苏决定用重典治军。他拿第一次战斗中临敌而败走的一个中队开刀，严惩这个中队以震慑全军。他命令使用以“什一抽杀法”而闻名的最残酷的刑罚，即从这个中队的600人中抽签选中倒霉的60人，并由运气还不算太坏的其余540人用棍棒将这60人击毙。这种残酷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只在出现反叛行为时才加以施用。克拉苏无奈之下滥用严刑，没想到却在全军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居然把想渡过墨西拿海峡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军逼进了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