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斯军逃进了被称为“险峻之山”的山岳地带。在现代的意大利，这一带因成为拐卖人口犯罪团伙的藏身之处而闻名。这里紧贴大海，地势险要，如果想出动军队进山搜捕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00年之前的克拉苏费尽心机和军力想把斯巴达克斯及其起义部队从崇山峻岭中赶出来，但没有奏效。好在幸运终于降临到克拉苏头上，斯巴达克斯自信手中有4万雄兵，而且屡胜罗马军，因此比较轻视对手，竟然自己率军从山里出来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巴达克斯与奇里乞亚的海盗达成协议，海盗们为他们备好船队，让他们绕到布林迪西后逃往小亚细亚。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斯巴达克斯是率领起义军下山了，并且与等待已久的罗马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这回斯巴达克斯彻底失败了，4万人几乎全部战死。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没有发现斯巴达克斯的遗体。被俘的6000人被处以罗马社会的极刑，即被绑在十字架上，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历经长时间的痛苦后死去。根据克拉苏的命令，阿庇亚大道沿线竖立的这种十字架，从加普亚一直排到罗马。
从克拉苏接受8个军团重托之日起，6个月后终于实现了剿灭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战果。2个月后，庞培自西班牙凯旋。
任何体制都有正负两面。如果是正面的因素发挥作用，不论谁负责执行，都能获得一定成果；如果是负面的因素发挥作用，就可能出现因得到少量的成果而导致全面失败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况下，整个共同体（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就可能会蒙受过大的实质性损害。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忠实于体制，但在非常时期则可能会出现即使想忠实于体制但现实情况不允许的事态。因此，只有确立科学而适应性较强的体制，才能避免体制与现实冲突。有冲突就会产生“例外”，而第一次的“例外”总是难逃制造下一次“例外”的宿命。
例如，若想维持苏拉努力修复的元老院体制，就不能过于突出某个人的作用，前线的总司令就必须每年更换一次。
这个制度在当年罗马军越过墨西拿海峡，以西西里岛为战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不是问题，在以本土为战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不是问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总司令也好，士兵也好，每年都能更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17年间，为对抗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罗马每年平均要投入10名高级将领，这些具有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身份的高级将领须“轮流坐庄”似的行使“绝对指挥权”，坚守在前线，也能够做到让“少数派领导制”充分发挥机能，不使某个人的力量过于突出。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后半场后出场的大西庇阿，因其取得了卓越的功绩而使其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但战争结束恢复到平常时期后，大西庇阿马上就在政治上垮台了。而且，在汉尼拔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非常时期”结束后，罗马马上恢复了执政官任职期满后再次获选必须间隔10年的做法，并坚持了一个世纪。
然而，此后发生在北非的朱古达战争却使马略在担任一任执政官的情况下获取了北非战争连续3年的最高指挥权。而在日耳曼人大举入侵之际，又不得不让马略连续5年当选为执政官。
此外，因“塞多留之乱”而被派到西班牙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在西班牙前线当了8年的最高指挥官，派去支援的庞培也5年未能归国。还有，为了对付苏拉死后再度蠢蠢欲动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而被派到小亚细亚的卢库鲁斯，在公元前71年这个时点上连何时回国的日程表都还没有，结果他在东方连续驻扎了7年。为什么会连续出现违反过去的体制规定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有能力的指挥官可以更有效率地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如果还是拘泥于老的体制，指挥官频繁更换，军队的战斗力得不到有效发挥，就会在实质上损害罗马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罗马的霸权已经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但随着霸权的扩大，想要坚守元老院主导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苏拉体制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领导阶层，就连被领导阶级也遇到同样问题。
总司令如果长期在外，其手下的士兵也只能长期驻扎在外。因为军团换防走陆路大约需要两个月，如果坚守苏拉体制，一年来回就要折腾两次。而且，军队的特点是指挥官一声令下，士兵应该像指挥官的手足那样协调一致，令行禁止，只有官兵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达成默契，军队才能更有战斗力。
另外，尽管实行了志愿兵制，但由于常年执行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任务，导致士兵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如果过于强化元老院主导的体制，这些士兵就容易在公民大会上形成反元老院的势力，而护民官就成为他们话语权的代表。而苏拉体制导致了护民官素质降低，自然也会引起中下层人民的不满。
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定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位具备汇集民意、代表民意能力的护民官。结果反而是元老院元老中的开明人士直视现实，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认为有必要解除对护民官任职的这些限制。
现在我们回到公元前75年，当时镇压西班牙“塞多留之乱”的战争尚未见分晓。被选为这年度执政官的是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奥雷利乌斯家门以学者之家著称，家中的女性都懂得希腊语，尤里乌斯·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就出身于奥雷利乌斯家门。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的学者都由希腊人把持，身为罗马人而能被称为学者的，只有法学家。科塔就是一位颇具学识的法学家。
奥雷利乌斯家门与格拉古兄弟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家门同属于“平民贵族”。奥雷利乌斯·科塔也算得上是元老院阶级的成员，但其本人一直被视为开明派。苏拉在整肃政敌时能够放过科塔，与他的学者地位有很大关系。
这位学者出身的执政官科塔，在说服了元老院元老们之后，相继向公民大会提出了自己的法案：
第一个法案提出，有护民官经历者在经过公民大会选举通过后可以再担任其他官职。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定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由此被颠覆。
第二个法案是，规定西西里产的小麦出口到罗马，必须确保一定的数量，并将其作为一项义务来承担。被苏拉定为“废案”的《小麦法》得以重新生效。
奥雷利乌斯·科塔被认为是个稳健派。他预先设定了因《小麦法》而获得利益的人数上限，即接受补贴的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每个月的配给量是每一户主5摩第（约合45升）小麦，这个数量大体上相当于当时罗马囚犯的口粮。根据科塔的法案，1摩第小麦的配给价是6.3阿斯。这个价格没有恢复到苏拉废除《小麦法》前的象征性价格，而是与当初盖乌斯·格拉古时代的价格基本持平，大约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
学者执政官科塔更为稳健的一个政策是，尽力消解社会上因苏拉整肃政敌而聚集不散的怨气与不平。
苏拉在整肃政敌时曾将列入“黑名单”的那些人的财产没收并予以拍卖。按说竞买者支付的拍卖价款应该上交国库，但苏拉通过设立相关法律的形式免除了竞买者的上交义务。竞买这些财产的几乎都是苏拉的解放奴隶或类似克拉苏这样的属于苏拉派的人士。苏拉就这样把应该进入国库的资金当作了给这些人的“奖金”。随心所欲地做这类荒唐事似乎是苏拉的恶癖。
针对这个问题，执政官科塔提出议案，决定废除苏拉豁免上交拍卖收入义务的法律，这个议案在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因当初竞买而大发横财的克拉苏等人，只能将购买价款上交国库。科塔还在公民大会上向公众承诺，收上来的这笔资金将专款用于镇压西班牙“塞多留之乱”的经费。
尽量消除因被苏拉整肃而成为牺牲品的人们的怨气，避免罗马社会发生分裂，这是奥雷利乌斯·科塔努力去做的事。他又提出了新的法案，为那些被苏拉定为“国家公敌”的人恢复名誉。对于已经死去的人，也只能恢复他们生前的名誉；而对于尚活在世上的人，除恢复名誉之外，还可以担任公职。实际上，这些人在得知苏拉死讯后，已经陆续回到了罗马，现在以科塔家门名命名的这部《奥雷利乌斯法》生效后，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归社会了。这部法律的受益者中就包括时年25岁的尤里乌斯·恺撒。
很快，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了。公元前74年，他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赴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担任总督。但是，这位具有良知、学识丰富的学者，在战场上就有点玩不转了。面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攻势，也只能仰仗武夫卢库鲁斯了。
就这样，苏拉体制在苏拉去世后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而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最后一次重击，恰恰来自公认的苏拉得意门生——庞培与克拉苏，特别是在苏拉幕僚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庞培，成为葬送苏拉体制的最关键人物。
公元前72年“塞多留之乱”被镇压后，罗马的两位带兵将军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温良敦厚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忠实地执行苏拉定下的法律，在率军回到罗马边界的卢比孔河时，将率领的军队解散。而与梅特鲁斯·皮乌斯同样率领部队回国的庞培，却从西班牙到达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法国南部行省），从那里越过横断高卢的阿尔卑斯山，于公元前71年夏天到达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意大利北部行省），从西北向东南到达卢比孔河。但他不仅没有在这里解散军队，反而率军渡过卢比孔河，一直开到罗马郊外宿营。他向元老院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给自己指挥的在西班牙战斗的士兵分配土地。
二、给自己举办凯旋仪式。
三、提名自己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
其实庞培早在公元前81年就已经享受过举行凯旋仪式的荣誉，是经当时具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苏拉批准的特例。那时庞培才25岁，成了罗马史上最年轻的凯旋将军。凯旋仪式是罗马男人最为看中的最高荣誉，十分难得。就连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救国英雄大西庇阿，也是在扎马会战中战胜汉尼拔之后归国时才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殊荣。那时大西庇阿已经34岁了。拉丁语中有一个词“adolescentia”，有“年轻”“思春”等意，指从16岁举行成年礼后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罗马人看来，这个年龄段的男子尚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男人。
公元前71年时的庞培已经35岁了，仅从年龄上看，他具备了可以举行凯旋仪式的资格，但问题在于庞培的要求与苏拉进行的改革大相抵触。
根据苏拉改革后的制度，30岁方可获得财务监察官候选人的资格。当选为财务监察官后有一年的任期，任期结束后31岁，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其后要担任8年元老院元老，39岁时获得法务官候选人资格，当选法务官后可获得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一年任期结束后，会去10个行省中的某一个任总督，负责行省的治理与防务。历练两年就42岁了，此时才能够获得最高官职——执政官候选人资格。这些是苏拉费尽心机为修复元老院体制而进行改革的核心架构。
与雅典实行的民主政体不同，共和制罗马的政体是被称为“少数派领导制”的寡头政治。虽说担任国家公职要经过公民大会选举的“考验”，但这些官职的候选人是由元老院这个未经过选举“考验”的机构推举。苏拉认为，如果将国家比作人体，元老院就是心脏。为了强化元老院的功能，苏拉把元老院元老的人数从300人增至600人，翻了一倍。随着元老队伍的扩大，如果不能严格遵守前述的“年功序列”制度，元老院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个组织的功能。如果庞培于公元前70年就任执政官，他只有36岁，距42岁以上才能担任执政官的资格要求，足足差了6岁。
庞培缺乏的不只是年龄，由于连财务监察官的任职经历都没有，他连元老院元老都不是，更不用说法务官的任职经历了。西班牙战事中按视同前法务官的资格授予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统率军队，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作为一个特例得到认可的。
然而，这次庞培没有要求元老院为自己再开特例，他说自己已经具备了与举行凯旋仪式相匹配的辉煌战绩，凭此战绩，他具备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
庞培的逻辑很简单，有实力就有足够的资格！这下可让元老院为难了。如果承认实力主义，那么靠“年功序列”制才能发挥作用的元老院体制就只有崩溃这一条路了。面对庞培以军队相要挟的“无理要求”，元老院最初并没有答应，而是找到刚刚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被认为与庞培同属苏拉一派的头面人物克拉苏。当时克拉苏正率领着在意大利境内唯一合法集结的军队，元老院期待手握重兵的克拉苏能够努力说服庞培收回自己的要求。
令元老院没有想到的是，以前对庞培显赫一时、出尽风头一直心怀嫉妒的克拉苏，这回却借着让他游说庞培之机提出了他也想当执政官的要求，而且与庞培一样，克拉苏也把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后本应解散的8个军团带到了首都附近。庞培也好，克拉苏也好，在率兵“进军罗马”这件事上，倒真是苏拉名副其实的徒弟。
克拉苏本身是元老院元老，又有法务官的任职经历，年龄43岁，作为下一年度执政官的候选人，从年龄和资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此人口碑甚差。
克拉苏出身于称得上“平民贵族”之家，属于元老院阶级。既然身为元老院阶级，那么除农庄经营之外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但克拉苏家的经营活动涉猎广泛，不用说都是借用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进行的。在克拉苏父亲那一代，他们家就已经被称为“罗马首富”了。到他这一代，在家族本已拥有的巨额财富之外，又增加了大量的位于首都罗马的房地产。被独裁官苏拉列入“黑名单”的人被没收的房产，很多都在拍卖中被克拉苏低价收买，大赚一笔。
在罗马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如果谁家发生了火灾，比消防队来得更快的是克拉苏的马仔。”先行赶到火灾现场的克拉苏家的人，会给后到的消防队一些金钱方面的好处，让他们推迟救火行动。这个期间，克拉苏的手下人会在燃烧着的房子前与这家的主人谈生意，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后，才开始救火行动。
克拉苏在首都罗马有很多房产，他如果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改造为既防火、坚固又美观的住宅，也算是为首都的住宅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是具有经济头脑的克拉苏不会那样做。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后，对首都罗马的住宅需求旺盛，但若将破旧房屋改造为结实、美观的住宅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这些房子的租赁价格却达不到能收回投资的水平，因此不划算。因为付得起高额租金的人还是少数，需求最多的，是那些低租金的普通住宅。于是，“罗马首富”克拉苏在首都的房产大部分都是晃晃悠悠的陋房旧屋。
这种人是不可能在人民中间享有威望的。然而克拉苏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具有罗马第一的财富地位，也应该具有罗马第一的政治地位。而实际上他尽管能当选每年度有8个名额的法务官，但要想当选每年度只有2个编制的执政官，即便动员了所有的“被保护者”，仍感觉悬悬乎乎。克拉苏太想当执政官了，为此他把长年以来与庞培的对抗之心暂且搁置一边。
在就任执政官问题上同样具有负面评价的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达成了秘密协议：身为元老院元老的克拉苏承诺在元老院内为提名庞培为执政官候选人进行疏通。作为回报，庞培要在军队中帮克拉苏拉票，因为庞培在军队中甚至在克拉苏手下的士兵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庞培可动员士兵投票支持克拉苏。在那个年代，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人是不能作为志愿兵加入罗马正规军的，因此，谁拥有士兵，谁就等同于拥有了选票。二人达成协议后，各自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即使没有了军队的压力，元老院的软弱无力状态还是没有改变。对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庞培进行的质询，除了一场闹剧之外什么实质性内容都没有。元老院的元老负责质询庞培：
“阁下可有参战的经验？”
35岁的庞培充满不屑地回答：
“参战的经验？我只有指挥打仗的经验。”
元老院会场当即一片哄笑。
公元前71年年末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庞培和克拉苏的得票数远远多于其他候选人，双双当选为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由此，苏拉体制又坍塌了一角。
至此，元老院阶级的唯一指望，是希望身为富裕阶层的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能够为富人的“要塞”元老院阶级谋一些利益。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庞培和克拉苏的确是富人，现在也的确有政治地位。但他们二人想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扩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绝不会满足于只做一年的执政官。为了维护以后的权力，他们不能脱离支持他们的阶层。在公元前70年二人任期内提出的法案的内容，足以令保守的元老院元老们绝望。这些法案的要点如下：
一、完全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不管是贵族还是无产者，或者是拥有相当于中等阶层公民的财产和5岁以上的男孩子的解放奴隶，只要已成为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在执政官手中。执政官因军务不在首都时，由法务官代其行使召集权。但是，选举执政官以下官职的公民大会，则由护民官主持。此外，除世代传承的名门望族外，包括平民贵族在内的所有平民都能参加的平民大会，也是由护民官主持。自公元前287年《霍腾修斯法》生效后，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即使没有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也可以作为政策而实施。是苏拉否定了《霍腾修斯法》，改为平民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均不得生效。
庞培和克拉苏提出的法案主张废除苏拉制定的相关法律，公民大会通过了二人的法案，由此《霍腾修斯法》重新生效。
二、改革陪审员制度
司法审判中陪审团成员的构成由于能够决定审判的方向与结果，对罗马公民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格拉古兄弟提出改革陪审员制度以来已经经历了几次反复。
罗马变为共和政体后，陪审团成员长期由元老院元老垄断。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将陪审团成员全部由元老院元老组成改为由元老院元老和骑士阶级的人士各占二分之一。但是，他死后，这项改革未能形成法律。公元前122年，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新的《陪审员改革法》法案，将陪审团成员改为全部由骑士阶级的人士组成。这个法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了通过。到了公元前82年，独裁官苏拉又将其改回为陪审团成员全部由元老院元老组成。
公元前70年，奥雷利乌斯·科塔的弟弟在得到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积极支持后，提出了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新法案，把陪审团成员的组成改为由元老院元老、骑士和平民三大阶级各占三分之一组成。
由这个改革法案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公元前70年庞培与克拉苏已成为各自支持阶层的利益代表，庞培代表的是以士兵为主体的普通平民，克拉苏则代表着日渐兴起的经济界人士。
关于庞培与克拉苏二人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取向，历史研究者众说纷纭。从这二人日后的行为来看，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始终如一的明确的政治取向。特别是庞培，日后又变成了元老院体制的“守护神”，因此，他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真的以保护民众利益为目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诽谤庞培。以他的性格，他只做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尽管他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好事，但这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的“善举”。说穿了，庞培做那些他认为“必要的事”，都是为了选举，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因为在共和制的罗马，不管决定什么事情都需要公民手中的“票”。
苏拉是个善恶分明的人，为此他常常招致憎恨，但没有人蔑视他。苏拉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让元老院体制具备应有的功能，再度发挥领导作用。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苏拉清楚不能太在意“选票”。他坚信只要再度确立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政体，就能够解决罗马面对的各种问题。苏拉的确有些怀旧情结，但他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如果不能坚持己见，稍有懈怠，顺从所谓的“民意”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改革就会半途而废，共和政体就会坚持不下去，那就只有实行君主政体了。在这一点上，苏拉其实是个罕见的现实主义者。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是“外观是民主政体，实际是由一人支配的国家”。但是，不仅是后世的我们，就连古代的罗马人也知道，“独裁者”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沦为由无知大众左右的政治格局，做出了很多愚蠢可笑而痛苦不堪的荒唐事，以致流传下来“众愚政治”这个专有名词。对当时的雅典政治感到绝望的，不仅是哲学家柏拉图，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甚至说出了“民主政体不适合治理大国”这样的名言。民主政体并不是绝对的“善政”，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民主政体也有正负两面，听其自然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体。
苏拉是位清醒的政治家，由于自己实施了独裁统治，他更加致力于架构一个能够在将来排除独裁危险的政治体制。在共和制的罗马，也只有独裁官能够不受选票的左右自主制定政策。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要求政治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自有其道理。如果统治者想维持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格局，其实行的政策就会左右摇摆，结果是徒增国力的消耗。
但如果把视点转移到被统治者这一方面来又会如何呢？被统治者可能会这样评价——我不管你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得还不错就可以了。
苏拉于公元前83年决意登陆意大利，用武力来推翻秦纳执牛耳的政府时，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一定会遵守关于在意大利半岛居住的自由民与罗马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法律。身为保守主义者的苏拉，内心深处肯定不认可这项政策，但在当时需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形势下，没必要因固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实行与全体意大利人为敌的愚蠢政策。苏拉违心做出的声明，当时对苏拉似乎不是个好事。但从结果来看，这个声明对苏拉，对意大利半岛上居住的大多数人，对整个罗马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庞培和克拉苏实行的政策，目的可能是为了拉选票，但带来了好的结果。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可以让苏拉体制下离心离德的民众增强自豪感，看到了希望。而陪审团成员制度的改革，也使行省人民产生了“罗马的司法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公正”的好印象。
根据罗马的法律，在罗马行省居住的人民对罗马派来的总督的治理感到不满时，有权控告总督。但实际上，陪审团成员由于均由元老院元老担任，难免袒护总督，控告者大多败诉。而就在庞培与克拉苏统治时期，即公元前70年，发生了一起与以往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审判。
公元前70年春，西西里行省总督盖乌斯·威勒斯任期届满回国。他在总督任上的恶行在罗马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西西里行省的人民向罗马法庭对盖乌斯·威勒斯提出了控告。
盖乌斯·威勒斯也是元老院元老，很多有影响力的元老都是他的朋友。这场官司被告方的辩护人由昆图斯·霍腾修斯担任，昆图斯·霍腾修斯是当时罗马最高级的律师，人民对他的评价很高，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能够当选第二年度（前69）的执政官。除昆图斯·霍腾修斯之外，被告方的辩护阵营中还能看到科尔涅利乌斯、梅特鲁斯等有势力的名门望族的身影。
担任原告方辩护人的，是时年36岁的西塞罗。西塞罗这次辩论的全文在审判结束后由他的朋友——经营着类似于现在出版社营生的阿提库斯——刊行于世，而且有幸没有被毁于中世纪，使现代的我们能够读到。那真是一篇与36岁的少壮派律师相匹配的、洋洋洒洒、充满力度、逻辑清楚、精彩绝伦的辩护文章。我不能不佩服此人具有的媒体业者的才能。
比起在美国法庭上听美国律师的辩护，你会觉得西塞罗的辩护更加生动有趣，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仿佛历历在目。在罗马广场的会堂内旁听这场审判的普通百姓，也会从西塞罗的描述中对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如同身临其境。
然而，决定审判结果的不是旁听者，而是陪审团。假如苏拉体制不变，陪审团成员全是元老院元老，让他们对被列为被告的自己人做出不利的判决，恐怕是相当难。但发生在公元前70年的这次审判，坐在陪审员席上的却是元老院元老、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代表各三分之一。
审判的结果成为传遍罗马所有行省的重大新闻。西西里行省的人民最终胜诉，被告盖乌斯·威勒斯被判处将总督任上搜刮来的财产全部退还，并且自请流放处分，勉勉强强才免去了牢狱之苦。
这次审判使既非贵族、祖上又没有人当过执政官的“新人”西塞罗名声大振，为野心家西塞罗打开了通往政界之门。
就这样，公元前70年成了苏拉体制的落幕之年。苏拉去世仅仅8年，他精心构筑的体制彻底崩毁。破坏苏拉体制的诸多人物，除了奥雷利乌斯·科塔之外，都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这个体制。应该说，一个不能适应现实要求的体制，必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只不过借助了这些大人物的力量而已。
苏拉具备领袖的全部素质，只是在预见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破坏了苏拉体制才得以当上执政官的庞培，在一年任期将满时并没有表示出“恋栈”的动向。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忠实地执行苏拉制定的制度。执政官任期届满后，作为前执政官要转到行省去担任总督，这也是苏拉制定的制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庞培不是苏拉制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了，他拒绝去行省任职。正是由于庞培在这些事情上的举动，他被批评为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
而站在庞培的立场上，也不是不能够理解。在当时的罗马，庞培是公认的最优秀的武将。在公元前69年这个时点上，庞培能够发挥作用的行省，只有小亚细亚。也就是说，当时需要罗马派军队去解决问题的地方，只有东方。其他行省不用庞培也能搞定。但是，同属苏拉门下、相当于庞培“大师兄”的卢库鲁斯，已经于公元前73年率军去了东方，至今未回。庞培自然不好再去了。
军队的统帅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启了一场战争，自己有能力将其圆满结束。
第二种类型，由其他统帅开启了一场战争，战争中途接手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后能够将其圆满结束。
第三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启了一场战争，并且作战勇敢，冲锋陷阵，但无力将战争顺利结束，只能够靠其他统帅来结束战争。
苏拉、庞培，还有后来的恺撒，属于第一种类型。
马略可说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朱古达战争前期的指挥官梅特鲁斯、镇压“塞多留之乱”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只能归为第三种类型。卢库鲁斯虽然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但也只能属于第三种类型。他担纲指挥的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从公元前73年一直到公元前66年，足足打了7年。其间虽然打了一些漂亮的战役，但他只能算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却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出身于有名的平民贵族李锡尼乌斯家门。同属于这家门的克拉苏以不择手段攫取财富而出名。卢库鲁斯却是一个非常有贵族风度的男子，他可以熟练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文章，并能讲一口漂亮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识教养深厚，并有很好的审美眼光。
卢库鲁斯年轻时就已被苏拉赏识。他的政治履历是从同盟者战争时期担任苏拉的幕僚开始的。此后苏拉为了东征米特拉达梯渡海到希腊，他也追随苏拉离开了意大利。苏拉将筹组海军的大任交给了年仅二十几岁的卢库鲁斯，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完成了任务。在率领辛辛苦苦组建的海军船队赶往苏拉身边时，途中经停港口城市以弗所时还出了一段小插曲。卢库鲁斯在以弗所遇到了被秦纳派来与苏拉为敌的罗马正规军将领芬布洛斯，芬布洛斯劝诱卢库鲁斯及其船队投靠自己一方，“弃暗投明”。当时苏拉被秦纳主导的政府作为“国贼”指名通缉，处境极其不利。身为罗马公民的卢库鲁斯如果背叛苏拉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是，刚刚进入30岁的卢库鲁斯冷淡地拒绝了芬布洛斯劝诱，离开了以弗所，赶往焦急地等待海军军船归来的苏拉身边。假如卢库鲁斯的海军船队投靠了芬布洛斯，苏拉对米特拉达梯之战，绝不可能那么快并且以那么精彩的方式取得胜利。卢库鲁斯对比自己年长22岁的苏拉一直怀有仰慕之心，忠贞不贰。
苏拉对卢库鲁斯坚信不疑。在米特拉达梯问题解决之后，苏拉即将返回意大利与秦纳决一死战，他把留守小亚细亚地区的任务留给了卢库鲁斯。苏拉很清楚，回到意大利后，与秦纳一派发生内战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仅从这一点考虑，让英勇顽强的卢库鲁斯共同返回意大利是有利的。但是，要想在民心上征服意大利，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者形象是苏拉能够打出的最好的“牌”。而为了确保这张“牌”的有效性，他离开后小亚细亚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卢库鲁斯的留守实际上是肩负了更重的责任。
卢库鲁斯没有辜负苏拉的重托，完成了在小亚细亚“维稳”的任务。等他再度回到罗马，已经是公元前80年，此时正是苏拉独裁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年底，这个构筑苏拉体制的独裁者自请辞去独裁官职务。次年，苏拉去世。卢库鲁斯当年38岁，他已经成为元老院中有势力的人，如果他想现实一点，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更大权势，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卢库鲁斯忠实地维护苏拉确立的体制，没有因个人得失而做出破坏制度的事。直到他年满42岁，达到苏拉规定的执政官任职年龄资格后，才被推举为执政官候选人，公元前74年，卢库鲁斯当选当年度的执政官。
卢库鲁斯执政官任上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上一年度的执政官奥雷利乌斯·科塔对苏拉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卢库鲁斯接任执政官后也没有将被破坏的体制予以修复。看来卢库鲁斯对政治上的事不太在行。
第二年，即公元前73年，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卢库鲁斯赴奇里乞亚行省任总督。由于米特拉达梯兴兵起事，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爆发，卢库鲁斯这一去足足待了7年才返回罗马。如果说，是苏拉承担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责任的话，那么卢库鲁斯则始终活跃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最前线。
公元前73年，看到罗马的军事力量被不同的战事分散，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开启了他的侵略战争。这一年对罗马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
在西班牙进行的镇压“塞多留之乱”的战争中，梅特鲁斯·皮乌斯迟迟不能取胜。罗马又把庞培派过去，还是处于胜负未分的不明朗状态。雪上加霜的是，国内又爆发了斯巴达克斯起义。真是内忧外患。
米特拉达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12万名步兵、1.6万名骑兵、100辆4匹马拉的双巨轮战车的庞大阵容，入侵了邻国比提尼亚。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北部，与本都同样面对黑海，比提尼亚国王已留下遗嘱将国家赠送给罗马，此时比提尼亚已经是罗马的行省。米特拉达梯此举已是直接挑战罗马的霸权。当时的比提尼亚总督是当过执政官的奥雷利乌斯·科塔，科塔指挥的第一场战斗输给了本都军。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陷入苦战，似乎已成为罗马军的宿命。卢库鲁斯到任后，战况发生了转变。卢库鲁斯只有3万名步兵、2500名骑兵，却独自承受了本都大军的全部压力，但卢库鲁斯率领的罗马军取得了胜利。这也能够证明卢库鲁斯是一名优秀的武将。本都败军重新整合后再度发起攻势，结果还是败给了卢库鲁斯。罗马军在与采取游击战术的对手打仗时，常常陷于“苦战”状态，短期内难以取胜，但对付正面会战之敌时，却是能打善战的强者，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都占有优势。第二次战胜本都军后，卢库鲁斯没有立即去追击本都军，而是选择了治理被米特拉达梯破坏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内政事务，以展示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能力。
罗马负责对各行省征税的具体事务的不是官办机构，而是被称为“包税人”（Publicanus）的专门从事税收代理事务的私营中介机构，这些人中的成功人士拥有的财富可相当于甚至超过元老院元老。罗马社会把介于元老院阶级与普通平民阶级之间的人士称为“骑士阶级”，意思是可以承担为国家提供骑士义务的有产阶级。骑士阶级经营的一项业务就是接受罗马政府的委托，代为征收各行省应缴的赋税。他们经营此项业务的收益，是收上来的行省税的十分之一，由于各行省要按收入的十分之一向罗马政府缴纳直接税（也称“什一税”），所以他们的收益是行省收入的百分之一。
“包税人”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相当于代收业务的手续费的这百分之一。假如某个地区出现天灾或不幸成为战场，致使农作物严重歉收，此时计税依据仍是以上一年的收成为基准。也就是说，歉收之年并不能豁免应纳赋税的义务。那么缴不起税的人怎么办呢？可以借款缴税。向谁借呢？这些“包税人”可以向纳税人提供贷款。贷款成为这些人更赚钱的一项业务。那时候的贷款利率也没有什么基准，假如没有个“为民做主”的好总督来过问这件事的话，贷款利率可就没谱了。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后，苏拉向小亚细亚的罗马各行省公民征收的一次性上缴的租税为2万塔兰特，假定当时全部以借贷支付，10年后，即卢库鲁斯治理行省内政的这一年，本息相加会达到12万塔兰特。卢库鲁斯治理小亚细亚内政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行省人民从高利贷中解救出来。
作为行省总督，卢库鲁斯以自己手中掌握的行省治理上的绝对主权为后盾，果断实行了“金融”方面的改革：
一、规定付给“包税人”的贷款利率为月息1%，即年息12%。
二、不管按放贷者的计算方法应该收取多少贷款本息，借款人最多只支付年收益的四分之一，放贷者对超出部分不得主张权益。
由于卢库鲁斯的这套改革，四年以后，小亚细亚地区罗马各行省人民不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借款人当初用于借贷抵押的资产，大部分也都解除抵押回到了自己手中。行省的民心也因此而回到罗马这边。
然而，卢库鲁斯因此而与以前在行省大发横财的高利贷者结成仇敌。这些人开始秘密地向元老院反映情况，告卢库鲁斯的黑状。其结果对卢库鲁斯相当不利——也许是罗马确实没有多余的兵力，反正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期间，卢库鲁斯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母国罗马的任何支援。
卢库鲁斯可以调动的兵力相当于5个军团，只有步兵3万人、骑兵2500人。其具体构成是：从意大利带出来1个军团；在小亚细亚任行省总督，属下的士兵凑起来大约有2个军团；另外2个军团本来是秦纳派到小亚细亚对付苏拉的，结果归顺了苏拉，他们的指挥官芬布洛斯自杀，苏拉把这2个军团留给卢库鲁斯镇守小亚细亚。原芬布洛斯手下的这2个军团的士兵已经15年以上没有回到故国了，这些士兵的心境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比这些士兵更不幸的是卢库鲁斯。尽管具有武将的才能，也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但卢库鲁斯在得到女人垂青和得到部下拥护这两方面运气欠佳。
卢库鲁斯的家庭生活终生不幸。在没有基督教时代的罗马社会，离婚应该尽量避免，但离婚不算是罪恶。特别是在上层人士之间，因政治策略结成婚姻很普遍，苏拉、庞培、恺撒都曾经历过几次结婚、离婚。但结婚、离婚、再结婚，并不代表他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在婚姻存续期间，他们仍可能会有幸福的男女之爱。经历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即使离婚，也不会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苦涩之情。总之，他们选择配偶，就像政治斗争中选择盟友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即使结婚几年后再离婚，女方仍可以堂堂正正地再婚。
但卢库鲁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真的不幸福。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爱他、与他同心的，以致长年留驻在东方，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卢库鲁斯遇不到好的女人，也没有遇到好的下属，这二者之间似乎是相通的。
人类的幸福不存在客观标准。假如将其限定在精神层面，能够充分地与他人交流沟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所谓交流沟通并不是说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交流沟通的程度就越高，效果就越好。由于标准是主观的，能让对方感觉到交流沟通很充分才能达到效果，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才是交流沟通的高手。
卢库鲁斯很注意与士兵的交往，行军打仗都身先士卒。遇到必须露营的时候，作为总司令的他，与士兵按同一标准共同在野外就寝。尽管这样，士兵对他还是不满意。好在卢库鲁斯每战必胜，士兵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跟随着他。
卢库鲁斯不仅能打胜仗，而且常常是用只有对方十分之一的兵力，灵活运用精彩的战术，取得令人叫绝的胜利。
两次败给卢库鲁斯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从公元前70年起，采取了和亚美尼亚国王结盟的对策。两国结盟并不仅仅因为亚美尼亚王妃是米特拉达梯的女儿，身为一国之王，亚美尼亚国王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与罗马为敌，他们是因利益而结成盟友的。双方商定，赶走罗马人的势力后，两国瓜分这一带的领土，希腊归本都所有，亚美尼亚则分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败的米特拉达梯逃到亚美尼亚后，卢库鲁斯提出引渡米特拉达梯的要求，却被亚美尼亚国王拒绝。卢库鲁斯又遇到了新的敌人，他只能以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分兵应对两个敌国。
亚美尼亚国王率军迎战前来进攻的罗马军，看到罗马军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布阵，就加以嘲笑：
“罗马派来的如果是求和的谈判使团，人数是多了一些；如果是来打仗的军人，这点人数可就太少了。”
然而，拥有12.5万人的庞大的亚美尼亚军，被只有1.2万名步兵和2500名骑兵的卢库鲁斯军打得狼狈不堪。高效利用手中较少的兵力，灵活突击敌阵，把敌军主力兵团孤立后再对其实施打击，这套战术是自大西庇阿以来罗马将军经常使用的战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亚美尼亚方面死者达10万人以上，而卢库鲁斯指挥的罗马军却只有5人战死，不足百人受伤。卢库鲁斯取得了不逊于其师傅苏拉的骄人战绩。而与师傅相比，卢库鲁斯不止一次以少胜多，更加难能可贵。常胜将军卢库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后继续东征，一直打到了里海。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欧洲人率领军队踏足这个地方，这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