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作战”之第一面，是对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用过的、什么时候都有效的手段——污蔑中伤。反盖乌派鼓噪说盖乌斯的改革完全是为了拉选票，拢人心，向自己集中权力，把权力私有化。现代英国有一位学者曾写过如下的经典名言：
所谓无知大众，就是偏激地把一切出于政治目的的行为（即使是很高尚的行为）都视为被私利私欲驱使的那类人。
“偏激”不仅限于无知大众，我联想到，就连70年后罗马史上出现的最具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按我的想法属于“最高级的媒体工作者”——西塞罗先生，也是这种“偏激人种”中的一员。这种偏激与教养高低、时代差异、文化差别都没有关系，人们只要不能正确区分目的和手段，把手段目的化，就容易被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格拉古派的做法是有效的。
盖乌斯连选获得成功，人们对他的支持空前稳固，他的对手也明白，仅靠中伤效果有限，于是使出了“两面作战”的另一面，这是没有对他哥哥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用过的谋略。
盖乌斯也知道，元老院正团结起来，谋划让自己垮台，他的回应是以持续的政绩确保选民的支持。由于连选获胜，盖乌斯赢得了多一年的施政时间，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迦太基城旧址上建设殖民城市中。
进入第二个任期的盖乌斯·格拉古充分运用护民官的权力和自己旺盛的精力，使在迦太基城旧址上新建的殖民城市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罗马以前建设的殖民城市。
首先，殖民人数突破了惯例，达到6000人，而且这6000人还只是户主。被选择的殖民者不仅包括失去土地的城市无产者和退役军人，还包括工匠、技术人员、商人等。盖乌斯设计的殖民城市，不是军事基地，而是经济“基地”。
其次，过去罗马建设殖民城市，每一户主分配的土地都没有超过50尤格，而在迦太基城旧址上建设的“朱诺殖民城市”，给予殖民者的土地增加到了200尤格（约合50公顷）。这也证明，盖乌斯实行的并不仅仅是自耕农奖励政策。
然而原迦太基城一带，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之后的25年间，逐渐成为没有人烟的荒地。刚刚灭亡时，尽管城市毁了，耕地还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色，不幸几年后遭遇蝗灾，就只剩下裸露的土地。这次再度恢复人气、土地变绿自是可以期待的了。假如殖民成功，将会进一步扩大罗马的市场——建起城镇，周边的耕地也会得到整备，相隔不远又会出现新的城镇……北非本就是富饶的地方，殖民城市的波及效果将会十分明显。
做出如此殖民规划的盖乌斯，在殖民前先要决定土地的分配和基础设施的用地，他几乎是把办公室迁到了北非，在罗马的留守时间不足70天。这段时光元老院那帮人可是没荒废。
与盖乌斯·格拉古同被选为公元前122年度护民官的，有一个名叫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此人成为反盖乌斯运动的急先锋，当然背后是元老院那帮人在操纵。
护民官拥有提出政策议案的权力，李维乌斯就利用这个权力相继提出了一些近乎荒唐的法案。
根据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土地法》，农民得到新分配的土地，要按照以前国有土地租借法的有关规定，向国家缴纳租金（近似于缴纳固定资产税）。李维乌斯提出了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土地租金全免。这个法案得到了再次获得土地的城市无产者的喝彩。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土地法》禁止将国有土地的租借权转让他人，李维乌斯提出的法案则是允许土地租借权转让。按李维乌斯的政策，不想当农民者只需把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土地租借权转让就可以发财。李维乌斯的法案博得了想卖地者的好评。
根据盖乌斯的《殖民城市法》建设的殖民城市有3个，意大利半岛建2个，迦太基旧址建1个。根据李维乌斯提出新的法案，仅意大利半岛就建了12个殖民城市，而且被选择的殖民者只限失去土地的城市无产者，土地租金全部免除。法案中甚至还加上了国家支付必要的安家费的条款。
盖乌斯的《殖民城市法》规定，殖民者仅限户主，意大利半岛内的殖民城市各3000人，迦太基殖民城市6000人，因此，意大利半岛新建殖民城市能够救济6000名失业人口。而按照李维乌斯的法案，仅意大利半岛就要安排3.6万人。在那个大多数罗马人不愿意离开意大利半岛到其他地方定居的时代，6000人和3.6万人的政策差异很大，能在半岛内殖民，谁还愿意去迦太基呢？
对于盖乌斯给予拉丁公民罗马公民权的《公民权改革法》，李维乌斯提出比盖乌斯更为宽松的法案，不仅给予拉丁公民罗马公民权，而且对在军中严重违反军纪者应该处以的“棒刑”（乱棍打死，实为死刑）全部废除。
李维乌斯还公开声明拒绝出任新殖民地建设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职务，以表示自己对新殖民地建设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盖乌斯的厌烦之情。然而无知大众也好，有教养的文化人也好，都理解为此举表明李维乌斯没有权力欲。虽然不参与殖民地建设工作未必博得民众好感，但护民官李维乌斯获得了“弱势群体的保护人”和“清廉官员”的好评。
看到李维乌斯这些过于讨好民众的荒唐法案相继成为法律，后世的我们不禁要问：隐身其后的元老院不觉得这样会使执政者陷入困境吗？其实，奠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国家理念的罗马人并没有把法律当成是永远不变的东西，他们认为，如果某部法律不合适，把它改过来就是了。至于改正的方法，却不是直接修改原来的法律文本，因为要是真想修改哪部法律的时候，总会有些犹豫不决，而犹豫不决可能就会贻误改正的最佳时机。
那怎么办？罗马人有他们的高招，那就是不在原来的法律文本上做文章，重新设立一部适应现状的新法律，旧法中与此抵触的部分自然就被覆盖了。如此一来，如果编辑一套集中罗马全部法律的“六法全书”，恐怕要堆成一座山，和非成文法国家不相上下。
如此之多的法律不断产生，每一部法律取什么名都是个问题。罗马人有办法，他们的法律不是以《土地法》《行省法》这种方式命名（因为仅关于土地的法律就有好几个，这样命名难以区分），而是以法案提案人的姓氏来命名，例如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法案成为法律，该部法律就以他们家门的姓氏命名为《森普罗尼乌斯法》，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提出的法案成为法律，就命名为《尤里乌斯法》。如果某人提案的法律不止一部，那么就加上个主题词，如《关于国有土地的森普罗尼乌斯法》《关于行省的森普罗尼乌斯法》，以示区别。
这种命名方法，除了立法者可以留名后世外，还有明确责任的作用。在现代官僚主导的体制下，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罗马的街道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命名，如阿庇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均是以出资修建人的名字命名。
我们把话题拉回公元前122年，护民官李维乌斯的法案相继成为法律，但操纵他的元老院一点也没有执行这些法律的意思，只要能实现让盖乌斯倒台的目的，李维乌斯这些“搅局”用的法律以后再用新的法律覆盖就是了。
盖乌斯完成在迦太基城旧址上建设殖民城市的工作回到罗马后，发现公民大会的气氛发生了对己严重不利的转变。为挽回危局，他把自己的家从帕拉蒂尼山上的高级住宅区搬到罗马广场附近的庶民居住的街区，以获取平民的好感，此举虽有些成效，但还达不到足以令他第三次当选护民官的支持率。至此元老院还不肯放手，担心盖乌斯赋闲一年后第三次竞选护民官仍有很大可能获胜，而且盖乌斯的任期还有5个月，元老院唯恐盖乌斯在这5个月里还会有什么作为，决意干扰甚至打击盖乌斯在剩余任期内的活动。这次，元老院打算利用潜伏在罗马人内心深处的迷信心理。
在迦太基城旧址测量土地的过程中，测量用的标杆恰巧被强风吹倒。新殖民城市建设之际，用于祭祀神灵的牺牲残余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跑，飘散到新城市边界之外。用来标明城市边界的立柱也遭到狼的袭击，狼扑断了固定立柱的绳索，致使立柱倒塌。
在罗马人看来，这些都是不吉利的征兆。盖乌斯的反对者还四处传播流言，说迦太基在灭亡时曾被诅咒过，在罗马人诅咒过的地方建设罗马人居住的城市，罗马人自身也会遭到诅咒。迷信的罗马人动摇了，有人提出了撤销在迦太基城旧址建设殖民城市的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表决。公民大会由执政官主持，而当年的执政官是人所共知的强硬保守派人士奥皮米乌斯。
由于第三次竞选护民官失利，盖乌斯的任期到当年的12月9日截止。这令32岁的他很是焦躁，而他的支持者们焦躁情绪更甚。绝望的人很容易走向偏激，而且聚拢在领袖人物周围的人往往会做出比领袖更为偏激的行动。此刻的盖乌斯正在被态度凛然的支持者左右。
盖乌斯的护民官任期结束后，很快就进入了公元前121年，投票决定迦太基殖民城市命运的公民大会如期举行。当天从早上开始，卡匹托尔山就挤满了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民众，按照罗马的传统，公民大会这种正式的公共活动首先要捧着牺牲祭祀神灵，祭祀仪式进行得很顺利，仪式完毕后需要有人收拾祭祀用剩下的动物内脏，那天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叫安迪利乌斯，当他端着盛内脏的盆子穿过人群时，出大事了。
由于会场太过拥挤，安迪利乌斯就用手臂扒拉开支持盖乌斯派的民众往外走，大概是人太多让他比较烦，于是他振臂高呼：“坏人们，快给好人让路！”
这小子的下场可想而知，愤怒的人们用在木板上刻字用的那种铁笔将他杀死。
这一下，两派民众紧张地对峙起来，盖乌斯高声呼喊，斥责自己的支持者，在这种场合打死人不啻授人以柄。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则煽动民众“以暴力对暴力”。恰在此时下雨了，只好将会议改在第二天继续举行。
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是好天气，执政官奥皮米乌斯首先召开元老院会议，讨论审议法案。会议开始后，有人用担架将昨日被杀的安迪利乌斯的尸体运到元老院门前，从会场出来的元老院元老们见此情景，连连叹息不已。等他们再度回到会场时已茫然失措。元老院决定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于是形成了罗马史上第一次“元老院终极劝告”，意译为“紧急事态公告”，授权执政官对所谓“反国家行为者”可无须审判，格杀勿论。
元老院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声称要镇压“暴徒”，捍卫罗马共和国。
从法律上讲，元老院对国政大事只有“劝告”的权力，无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虽然在布匿战争期间“元老院劝告”具有行政法律效力，但战争结束进入和平时期后就不应再这样做，何况就是在战争期间也从未使用过“终极”这样宣示最后通牒的字眼。加上这两个字后，单纯的“劝告”就变成了戒严令。法律授权元老院自作主张的这个矛盾，一直到罗马共和国消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其实不仅在古罗马，这个问题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一个国家什么情况下属于“紧急状态”，并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更多的是靠执政者的主观判断。
被元老院认定为“暴徒”的盖乌斯及其追随者们，知悉元老院的决定后群情激愤，他们谁也没有去参加公民大会，盖乌斯的志同道合者中有名骨干叫弗拉库斯的，此人的性格比盖乌斯还要急躁，立场也更为偏激，支持者们就聚拢在弗拉库斯周围。当他们得知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发布命令，让元老院元老和骑士们第二天早上全副武装集合的消息后，更是怒不可遏。激愤之余，他们决心在阿文庭山坚守，与元老院誓死一拼。此时的盖乌斯已无力制止这些曾经的支持者。
这些人聚在弗拉库斯的公馆里，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而33岁的盖乌斯却将自己关在家中，满腔的绝望和英雄无奈的感慨，加上几分看透世事的达观，种种思绪混杂在一起，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执政官奥皮米乌斯从克里特和希腊调来的重装步兵集合在罗马广场，盖乌斯的支持者们则聚集在平民阶级时常集会的阿文庭山。只佩带短剑的盖乌斯出现在这里，他找到弗拉库斯商议对策，强调应该尝试与执政官谈判。他们派出的谈判使者是弗拉库斯的小儿子。
这个尚未成年的少年找到元老院和执政官，流着眼泪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在场的很多人也都倾向于和解。然而执政官开出的条件是：政府不派谈判代表，盖乌斯一方派代表下山来谈，承担造成动乱的罪责，服从政府的处罚。以此作为能否和解的前提条件。
回到阿文庭山的少年传达了执政官的意见，盖乌斯提出自己充当谈判代表，但其他人都不同意，于是这个少年再度成为谈判使者。少年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是执政官奥皮米乌斯根本不给他们相互磋商摸底的时间，并将这个少年当场逮捕投进牢房。
军队从罗马广场出来，经由帕拉蒂尼山南侧，从大角斗场侧面走过，就到了通往阿文庭山的坡道起点，此处距离阿文庭山只有1.5公里。执政官跟在手持弓弩的克里特士兵和马其顿重装步兵之后，在他后面就是元老院元老的队伍，元老们还都率领着众多自备兵器武装起来的奴隶。
占据阿文庭山抵抗的盖乌斯支持者们，在执意要镇压他们的执政官和正规军面前不堪一击，政府军瞬间即控制了局面。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宣布，谁能将盖乌斯和弗拉库斯的人头拿来，就可获得与人头同等重量的黄金。于是，近乎疯狂的杀戮开始了。
弗拉库斯和他的长子躲进了一个熟人家里，很快就被发现，当场被杀并被砍下脑袋献给了执政官。
现场没有人看见盖乌斯·格拉古，他不忍加入罗马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走进建在阿文庭山上的戴安娜神庙中，准备自杀以结束生命，但被追进来的两名友人夺去了他的剑，劝他不要轻生，不如暂避一时以图东山再起。
从阿文庭山北坡下来，有一座跨越台伯河的桥，他们跑到这里时被追兵追上，两名友人抵挡追兵让盖乌斯快逃，盖乌斯只带着自己的一名奴隶逃到了河对岸，但没有遇到愿将马匹借给他们的人，主仆二人只好钻进了河边的小树林。
追兵蜂拥而至，但是只在小树林中发现了两具尸体。最后跟着盖乌斯逃跑的奴隶名叫费罗克拉斯，从名字上看他是个希腊人，估计是一看无路可逃，奴隶先杀死了盖乌斯，然后自尽。
遵照执政官奥皮米乌斯的命令，盖乌斯和弗拉库斯的人头被摆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示众，尸身和其他被杀者的尸体一起被扔进了台伯河。
与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被杀那次不同，公元前121年盖乌斯·格拉古被杀后，对其支持者的追杀并未在当日结束。被视为盖乌斯同党的人相继被株连，他们被捕后未经审判即被处死，被杀害者人数高达3000人。尚未成年的弗拉库斯的小儿子在牢内被杀。盖乌斯及其支持者的财产被没收拍卖，甚至盖乌斯妻子的陪嫁也被没收了。就连遗属们想穿丧服以寄托哀思，竟也被当成“反国家行为”而遭到禁止。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两兄弟死后的境遇不同，还体现在对二人政治遗产的处置。
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被杀后，元老院慑于人民可能的反抗，不敢将提比利乌斯的《土地法》废黜或出台更正性的法律，只能采用不公开的釜底抽薪的手段让法令难以落实。而弟弟盖乌斯被杀后，元老院则是明目张胆地翻案。
首先是废止了预定在迦太基城旧址上建设“朱诺殖民城市”的计划。盖乌斯生前极力推进的位于马赛西南位置的纳博讷殖民城市虽于3年后（前118）建成，但这个殖民城市之所以能够建成，主要原因是其位于罗马通往西班牙行省的中继位置，军事基地的作用十分突出。元老院这帮人还是不能理解盖乌斯兴建殖民城市对于罗马长治久安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其次是用分步否定的方法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核心成果《土地法》废掉。第一，认可国有土地租借权可以转让。第二，对超出《土地法》规定上限违规多占用的土地，只要支付租金即可，不必交还国家。第三，废除了租借国有土地应缴的租金。本来根据反盖乌斯急先锋李维乌斯的提案形成的法律，免除租金只限合法租借国有土地者，盖乌斯被杀后，元老院索性将其改为适用于全部租借国有土地者。
这样一来，自耕农奖励政策彻底夭折，一切回归到原本的自发状态，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已成不可抵挡之势。
但不管怎么说，完全无视民意的元老院也将难以生存，因此，一部分获得好评的政策法律还是被保存了下来。例如给城市无产者配给小麦，军人的全部支出由国家负担，陪审团成员全部由骑士阶级人士担任，提高经济阶层的社会地位，等等，都继续有效。随着经济阶层力量的日益壮大，客观上也不容许元老院忽视这股力量。而《公民权改革法》由于开启了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之路，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罗马公民的不满，所以元老院不必担心民意，就将其废除了。
公元前120年时的罗马元老院元老仍然沉迷于100年前刚刚战胜汉尼拔时元老院的思维定式，尽管已经历百年沧桑，他们还是坚信：
意大利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当然的支配者
罗马是整个意大利地区当然的主宰者
元老院是全体罗马公民当然的统治者
这是一种锁国主义的狭隘意识，取得布匿战争胜利的罗马人，在精神上已经步入锁国主义。
后世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过于超前”。的确，人是关注短期行为的动物，超越大多数人认识水平的改革不容易成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有一句名言：“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他这一思想的例证之一就是格拉古兄弟。实际上，他的观点在70年后被用武力做后盾——拥有可以强制国家机器按照自己的意图运作——的恺撒证实。
然而我不愿意放弃另外一种看法。假如格拉古兄弟不是在护民官的位置上，而是在执政官或者监察官的位置上推进改革，结果会是怎样呢？
从格拉古兄弟的祖父和父亲的经历可以看出，以兄弟二人的条件，假以时日，不管是罗马的最高官职执政官，还是有过执政官经历才能担当、权威和权力均不逊于执政官的监察官，兄弟二人都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当选。因此，兄弟二人如不急于改革，熬10年当个执政官，或者执政官期满后隔几年再当个监察官，那时就有更强大的能力推进改革。在执政官或监察官作为政策提案者的情况下，其改革政策更容易得到元老院的支持。有了这个背景，他们的提议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几乎没有问题。
格拉古兄弟的失败不仅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还因为他们与元老院中的开明派貌合神离。为什么这些有识之士也会与他们分道扬镳呢？
后文将要介绍到的苏拉，他在改革中异常坚决地削减护民官的权力，而且与苏拉同样信奉共和制的西塞罗，对格拉古兄弟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后世对于格拉古兄弟的评价，在共和时期很差，到了帝政时期又好起来了。为什么？
护民官是平民阶级的代表，如果其势力过于强大，有识之士就会产生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式共和政体会被摧毁的恐惧。每当贵族与平民的抗争白热化之际，罗马人极度担心会出现两个政府，这种对于国家分裂的恐惧达到近乎神经质的地步，为此，他们尽力将开放给平民的职务——护民官的获选者拉进元老院内，就是希望他不要与元老院对抗。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人们，即使赞成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内容，也不赞成兄弟二人推进改革的方式。如果由执政官或监察官提出改革，再怎么着也是寡头政治下的共和政体“体制内”的改革。
帝政时期对格拉古兄弟的评价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共和政体下人们对体制崩溃的那种担心与帝政时期的人无关，而格拉古兄弟为官清廉无私，自然值得赞赏。
由此我又想到的问题是，格拉古兄弟不是以执政官或监察官身份，而是以护民官的身份进行的改革，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吗？
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的罗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一点就连体制内的人士也明白。但是，对改革的尝试，在当时元老院的体制框架内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说是因为，僵化的元老院欠缺对现状灵活处置的治理能力。
共和制罗马的兴盛，非一英雄之力，乃国家体制之功，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形成了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良性机制。这在研究者中是有定论的。既然国家兴盛不是靠个人而是靠体制，国家陷入“迷思”状态，也不是因为哪个人能力衰竭，显然是国家赖以运行的体制出了问题。由于年龄过于年轻的局限，格拉古兄弟自身也许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唯一超出元老院范围、站在社会的立场上进行的改革。他们留给后人的，是对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的深深质疑。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担任护民官只有七个月，盖乌斯·格拉古也不过两年，尽管在职时间短暂，尽管在职期间两兄弟实行的改革措施大都无疾而终，但对于行将结束一路高歌猛进的繁华时代、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罗马来说，格拉古兄弟起到了具有转折意味的路标和里程碑的作用。
这就是格拉古兄弟在罗马历史上的存在理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兄弟去世后，罗马人前进的路途尽管曲折反复，但最终还是沿着两兄弟立下的路标指示的道路行进。
不能理解格拉古兄弟改革真正意义的罗马公民，对两兄弟却抱有一种痛惜与哀怜之情，就在盖乌斯死去的地方，人们自发地建造了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颂扬他们生平事迹的石碑。每到祭祀的季节，人们就像祭拜自己亲人的墓碑一样，来到这里向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石碑敬奉时鲜供品。
由于提比利乌斯的儿子未成年即已夭折，盖乌斯又无子，格拉古家的血脉到他们这辈就断绝了。毕竟是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的女儿，元老院没有没收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涅利娅的资产。科尔涅利娅在那不勒斯湾西边的米赛建造了一栋别墅，在这里过着引退的生活。说是“引退”，实际上这样一个人物不可能真正从公众生活中遁出。科尔涅利娅并不孤寂，她那座面海的别墅访客不绝。东方和北非的王侯们访问罗马时，总会拜访她以表示敬意；文人学者不分国籍，在她这里都会受到欢迎。科尔涅利娅的餐桌和她抚育两个儿子时没有任何变化，仍是知识的沙龙。
餐桌上的话题难免会涉及她的两个儿子，儿子尸骨未存，连墓碑都被禁止修建，这对母亲何其残忍，但没有人见到过科尔涅利娅落泪。当她听说人们为她的两个儿子修建了颂扬生平事迹的石碑时，她说：“这是最适合我的孩子的墓碑。”罗马人还为科尔涅利娅建造了塑像，虽然现在只剩下底座，但刻在底座上的“阿非利加努斯的女儿，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涅利娅”的字迹仍清晰可见。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共和时期的罗马，这是极为罕见的。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两兄弟的雕像，一尊也没有遗留下来。他们分别死于30岁和33岁，生前制作雕像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罗马共和时期对兄弟二人的评价毁誉参半，估计他们不属于时常被人们供奉雕像的人物类型吧！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能够遗留下来，由现代各国美术馆收藏的罗马人雕像为数不少，其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正因如此，本书出场的主要人物中，只有格拉古兄弟没有留下雕像。
有一次我在罗马卡匹托尔美术馆参观的时候，在一尊大理石雕像前驻足，那是一尊刻画年轻人头部的雕像，大约是公元前后一世纪时的作品，凝望这尊雕像的时候，我开始想象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可能就是这样一副容颜。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中使用了罗马共和国创始人尤尼乌斯·布鲁特斯的青铜塑像，假如没有拍下这尊青铜塑像的照片，我可能不会把这尊不知名的年轻人的雕像插入书中。这尊雕像直截了当地显示出富有坚强意志力的容貌，恰好可以表现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为书名的《罗马人的故事》丛书第一册的内容。
以“汉尼拔战记”为书名的第二册中使用的青年时期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的侧面像，那张充满朝气且嘴角浮现出几分狡诈的英俊的面庞，表现的正是那个时代前赴后继地与军事天才汉尼拔斗智斗勇的罗马男人的神态。
以“胜者的迷思”为书名的第三册，即本书，虽然此书出场的马略、苏拉和庞培的雕像现在都有留存且已验明正身，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决定使用在卡匹托尔美术馆发现的那尊不知名的年轻人的雕像。这尊雕像既透出坚忍不拔的意志，又体现出良好的教养和气质。其嘴角泛出的性感和淡淡的忧愁，又昭示着这个年轻人完全不是冷血汉子，而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男人。用他来表达本书的内容再好不过了。
本书我使用这尊不知名年轻人的雕像，也是想说明罗马从格拉古兄弟开始陷入迷思的原因，正如很多研究者指明的那样——胜者罗马人没有骄奢，没有颓废，他们也有很多的苦恼想诉说。所谓“迷思”，不是来自外敌，完全是源于自身。
一尊不知名的年轻人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