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描述了出身高贵、家境富裕的格拉古兄弟，他们为了既不高贵又不富裕的大多数人的权益，其生命过早地凋零了，令人扼腕叹息。10年之后，一个连先祖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成了罗马政界的中心人物，他就是盖乌斯·马略。
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不在罗马。联结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干道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海边走的阿庇亚大道，另一条是穿过内陆南下的拉蒂纳大道。从拉蒂纳大道南行，走到一半的地方转入山间小道再往内陆方向行走，就到了阿鲁匹，这就是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这个镇子上的居民在公元前188年，即盖乌斯·马略出生前30年，才获得了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
正如希腊思想家、作家普鲁塔克写的那样，一个不希望过贫乏生活而偏偏又出生在充满野性的地方的人，会把从军当作职业首选，因为战场是显示实力的地方。盖乌斯·马略的经历也是从军队开始的。
和一般的罗马人不同，盖乌斯·马略的姓名由两部分组成，“盖乌斯”和“马略”。而身为自由公民的罗马男性，其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个人名（praenomen）、家门名（nomen）、家族名（cognomen）。
我们以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为例，“提比利乌斯”是他的个人名，“森普罗尼乌斯”是其家门名，“格拉古”则是其家族名，也就是姓。再如，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表示的是“出生于科尔涅利乌斯家门、姓西庇阿的普布利乌斯”。同样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表示的是“出生于科尔涅利乌斯家门、姓苏拉的路奇乌斯”。英语中读作“尤里乌斯·恺撒”的那位古罗马名人，其姓名在拉丁语中也是由三部分组成——“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假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回家，他妈妈招呼他吃饭时会说：“吃饭了，盖乌斯！”
在这三部分之外，有些人姓名中还有第四部分，即表示尊称和敬意的绰号，这部分甚至还有人继承。如扎马会战中击败汉尼拔、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的大西庇阿，就在姓名中加上了具有“非洲征服者”意思的“阿非利加努斯”，之后人们普遍称呼他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西庇阿的弟弟在姓名中加上“亚细亚迪库斯”，梅特鲁斯在姓名中加上“马其顿尼库斯”等。后面要出场的庞培，在姓名中加上了表示“伟大”意思的“马格努斯”，而且还将之作为自己的姓氏使用，甚至在签署文件时自己就签“庞培·马格努斯”（意译为“伟大的庞培”）。
这个方法用多了，仅靠个人名和家门名来识别一个人就有点儿困难。因为“被保护者”们总爱在自己的姓名中加入他们追随的“保护者”的家门名，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隶，也能在自己的姓名中得到原主人的家门名。顺便说一下，罗马解放奴隶的姓名通常也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和他在当奴隶时期使用的个人名。
而且，罗马人喜欢用一些响亮的名字作为男人的个人名，像盖乌斯、提比利乌斯、格涅乌斯、费边、路奇乌斯、普布利乌斯、马尔库斯等，这样一来就容易重名。如果妈妈喊一声“盖乌斯，吃饭了”，估计街坊四邻会有好几个叫盖乌斯的小孩子跑过来。话虽如此，具有音乐天赋、创造了很多幻想曲但驾驭语言的能力一般的罗马人，自有补救办法。既然创造新的名字比较麻烦，他们就用简单好识别的，比如有五个男孩子，就分别取名为肯托斯、赛克斯托斯、赛迪乌斯、奥克塔乌斯、德西乌斯，就相当于日本男人叫五郎、六郎、七郎、八郎、十郎等。即使家中没有第十个儿子，也要有一个叫德西乌斯的。用久了，这些词就超越了原来的意思，成为独立的个人名字。
给女性取名字更为省事。本来女性就没有个人名，把家门名的词尾稍做变化，就成了她们的名字。如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出身于西庇阿家族科尔涅利乌斯家门，她的名字就叫科尔涅利娅；科尔涅利娅的母亲、大西庇阿的妻子出身于埃米利亚努斯家门，她的名字就叫埃米利娅；尤里乌斯·恺撒母亲的娘家是奥雷利乌斯家门，她的名字就叫奥雷利娅。家门有好几个女儿的情况下，也都这样取名字，于是姐妹们就都用同一个名字。女孩出嫁后，则姓夫家的姓。
在罗马还有少数像马略这样名字只有两部分的人，至于他们的名字为什么比大多数人少了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分析盖乌斯·马略，“盖乌斯”应该是个人名，假如“马略”是家族名，即姓氏，欠缺的就是家门名，连家门名都没有，盖乌斯·马略显然出身于平民阶级。盖乌斯·马略也说过自己是平民出身。
按时间顺序排列，格拉古兄弟之后罗马史上的主要人物就是盖乌斯·马略，看来马略是一个生活在各种“被保护者”之类政治关系网之外的平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的马略要想出人头地，当然会选择到战场上去展现个人能力，搏个前程。这个名字只有两部分、出生于那样一个有野性的小地方的人物开始引人注目是在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战场上。
对西班牙原住民的反叛感到十分棘手的罗马，只能再次派遣当时最高等级的武将、灭亡迦太基的主帅、众望所归的小西庇阿为努曼提亚攻防战的最高司令官。有一次，在最高司令官营帐内的宴席上，有人问小西庇阿：“在您之后，谁将是统率罗马军队的将军？”
小西庇阿拍着身边一位年轻将官的肩膀说：“大概就是这个男人吧！”这个男人就是马略，当时他才23岁。两年后，即公元前132年，马略跟随小西庇阿班师罗马。其后13年间，马略没有成为人们议论的主角，他大概是在各地军团服役和调防中度过军旅生涯的。
公元前119年，盖乌斯·马略在盖乌斯·格拉古被杀两年后就任护民官。但是，以平民阶级的顶尖人物为目标的盖乌斯·马略很少使用护民官的地位和权力。时年38岁的盖乌斯·马略，可能只是把护民官当作他进入元老院的通行证。
在平庸地度过护民官任期后，盖乌斯·马略竞选按察官，但不幸落选。按察官在罗马政界属于较低级别的官员，连这个职务都没有选上，没有背景的盖乌斯·马略在政界的前途十分黯淡。年过四十，盖乌斯·马略才结婚，妻子是恺撒家族尤里乌斯家门的女儿，论辈分相当于此时尚未出生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姑姑。当时恺撒家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在罗马处于二流，由于这次婚姻，马略在元老院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年后，即公元前115年，盖乌斯·马略成功当选为法务官。法务官是接近执政官的高级别官员，只有两名，马略能够当选，恺撒家的关系网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年，以前法务官的身份，马略被派到西班牙行省担任总督。不管是在法务官任上，还是在总督任上，马略的业绩都与他在护民官任上相同，属于“无可无不可”一类。
盖乌斯·马略得以发挥作用、大显身手的机会5年后再度来临，这次是从被称为“朱古达战争”的努米底亚战事开始的。已年届48岁的马略，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梅特鲁斯的副将，被派到了北非。
让罗马元老院很伤脑筋以致下决心采取军事介入行动的努米底亚问题，要追溯到公元前109年以前。马西尼萨国王当政时的努米底亚与罗马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即已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在抗击汉尼拔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149年，89岁的老国王马西尼萨去世，他把王国交给三个儿子继承。但是王权不可能一分为三，老国王就委托小西庇阿为遗嘱执行人，决定由长子米奇普萨继承王位，国政大权由次子古鲁萨和小儿子玛斯塔纳巴鲁继承，和罗马的同盟关系维持不变。依赖与罗马的紧密关系，加之北非大国迦太基的灭亡，努米底亚王国迅速扩张，成为东与埃及接壤、西邻毛里塔尼亚的北非第一强国。
马略
玛斯塔纳巴鲁有个妾生了个儿子，取名朱古达，这个小王子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他长大后，恰逢西班牙发生原住民反叛，罗马派小西庇阿率军平叛。由于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是同盟关系，有义务为罗马军提供兵力，加之西庇阿与努米底亚王国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有困难互相援助是一条“铁律”，朱古达的伯父即国王米奇普萨就把朱古达派到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前线，在小西庇阿指挥下参加了努曼提亚攻防战。
年轻的小王子朱古达在西班牙前线的表现引人瞩目，总司令官小西庇阿应该是比较满意，他特意给米奇普萨国王写信，信中表达了对米奇普萨国王的感谢和赞赏。米奇普萨国王认为维护与罗马的良好关系对本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既然朱古达能让罗马人满意，在朱古达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把他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其实国王自己已有两个亲生儿子，只不过当时尚年幼。问题出在14年后，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弟弟先于自己辞世，米奇普萨也行将驾崩。更坏的事情是，以努米底亚王国为“被保护者”的小西庇阿已于11年前去世，小西庇阿没有子嗣留下，与其有血缘关系、有资格可以接替小西庇阿充当努米底亚王国追随的“保护者”的盖乌斯·格拉古也在3年前死去。米奇普萨处于在罗马“无人可依”的状态。
米奇普萨国王在遗言中请求罗马元老院为保证人，把努米底亚王国的王权分成三份，分别由两个亲生儿子和养子朱古达继承。然而，在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国王逝世之际功能健全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由于小西庇阿等联结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关系的“牵线人”相继辞世，在公元前118年已经不复存在。
所谓“被保护者”关系，依我看有点像是一种特殊的“沙龙”。在“沙龙”里碰头的时候，罗马的“保护者”要充分体察“被保护者”的想法，然后不辞辛苦地到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做工作，说服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做出相关决议。不仅如此，“保护者”还要居间向“被保护者”们通报信息和动态，对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暂且不动为好，向“被保护者”发出忠告或建议。现在“保护者”死了，联结两国友好关系的“牵线人”不在了，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动也是自然的了。
米奇普萨国王死后不到一年，对王权“三分割”不满的两个亲儿子与养子朱古达起了纷争，继承人之间的争斗转瞬间演变为国家的内战。刚一交锋胜负立分，胜者是朱古达。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亲儿子一个战死，另一个叫阿泰鲁巴雷的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跑到罗马去求助。
这回感到为难的是罗马元老院。努米底亚王国是确凿无疑的独立国家，罗马不能干涉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的内政，这是结盟时就定下的铁的原则。而本可以在罗马和同盟国之间充当润滑作用的“被保护者”关系，在努米底亚也不存在了。
不得不发挥仲裁作用的元老院，提出了把努米底亚王国一分为二的方案，西部归阿泰鲁巴雷所有，东部归朱古达所有。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5年，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信的朱古达攻占了阿泰鲁巴雷的领土。阿泰鲁巴雷被追得走投无路而战死，站在他这边与朱古达作战的人全部被杀掉，很多以经商为目的常驻努米底亚的意大利人也惨遭杀害。
消息传到罗马，人民群情激愤，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元老院这回也不能再静观不动了，公元前112年，罗马对朱古达宣战。
被罗马超出预期的强硬态度震惊的朱古达，马上向罗马派出使节，想向罗马做出解释：“争夺王位，说到底是我们努米底亚的内政；而意大利人被杀，纯属一次意外的不幸事故。”但是，罗马人将使者拒之于城门之外。没有了“被保护者”这层关系，失去了联结两国的“牵线人”，给努米底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第二年，即公元前111年，罗马军登陆北非，然而等待罗马大军的不是朱古达率领的努米底亚部队，而是朱古达派来的投降使者。使者表达了朱古达的投降条件，只要罗马认可他的努米底亚国王王位，他就愿意臣服并继续保持在罗马霸权之下的同盟关系。率领罗马军队的是执政官贝斯蒂亚，他认为，所谓认可朱古达的王位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就接受了朱古达的投降申请。作为讲和的条件，贝斯蒂亚要求朱古达本人拜访罗马阵营。投降文件签署之后，贝斯蒂亚就率大军从北非回国了。
然而，朱古达继先前杀害意大利人之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派人在罗马暗杀一个相当于他的堂兄弟的人物，暗杀成功了，凶手也被抓住。罗马人最讨厌鬼鬼祟祟在背后搞暗杀的行径，于是再度掀起镇压朱古达的舆论。第二年，即公元前110年，罗马再次把军队开到了北非。
这回迎接罗马军队的，是全副武装的努米底亚士兵，因出乎意料而准备不足的罗马军很快就被包围。罗马军陷入两难处境，要么全军战死，要么接受朱古达提出的停战条件——解除武装，10日内撤出北非。罗马军被迫选择了后者，屈辱地回到了罗马。
这样一来，人民情绪更加激愤，罗马人认为，因失败而缔结和约，绝不是自己的传统，而且这回是交出武器后被轰回来的，更觉耻辱。朱古达又犯了一个侮辱罗马人的错误。
骑虎难下的罗马这回决意认真对待与死敌朱古达的战争。这次担任罗马军总指挥的是已选出的公元前109年度的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鲁斯，梅特鲁斯家族在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影响力，昆图斯自身具有贵族出身的优越感和高贵的品位，也具备武将的才能，又是一名清正廉洁的绅士。元老院可以说是打出了手中最好的牌。为司令官梅特鲁斯配的副将，是虽无高贵出身但属久经历练型人才的佼佼者——时年48岁的盖乌斯·马略。
公元前109年夏，从原迦太基领土向西边的努米底亚进军的梅特鲁斯部队，与在努米底亚境内迎敌的朱古达军队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斗。
梅特鲁斯率步兵，副将马略率骑兵投入战斗，这一仗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朱古达混在四处逃窜的己方士兵中得以逃脱。
尽管输了第一仗，朱古达一方还是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详知地形地势，占据地利之便。第二，由于具有以前随罗马军打仗的体验，熟知罗马军的战法及各个方面。朱古达决定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实施游击战术。他甚至还采用时不时提出讲和的伎俩以避开罗马军的锋芒。但是，在最后这一点上梅特鲁斯没有上他的当。
梅特鲁斯并不穷追朱古达，他的谋略是把周边一带的部落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来，以使逃散的朱古达军难以重新集结。为了尽早与朱古达决战，也为了防止朱古达打游击战，梅特鲁斯把军队分为两部分：第一军由自己指挥，第二军由马略指挥。
这个战术大体上是成功的。第二年（前108）开始的会战，朱古达又被打败逃跑了。然而，这个战术的不利之处是不能尽快对朱古达实行决定性的打击。为了避免消耗过多的战斗力，梅特鲁斯又想通过外交途径，离间周边部落与朱古达的关系。但由于朱古达在当地威望较高，这一招非一朝一夕能够奏效。战争有被拖长的迹象。
副将马略劝说上司梅特鲁斯改变战术，但梅特鲁斯听不进去。限于自己不掌握总指挥权，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打仗，又担心拖延下去会使自己和士兵困在北非，马略决心自己竞选执政官。
由于门第的差别，梅特鲁斯始终未将马略放在眼里，他认为，根据马略的指挥官才能，充其量也就是个副将，现在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他当然很不高兴。为了竞选执政官，马略向梅特鲁斯提出申请要求退役，梅特鲁斯答应得极不爽快。非但如此，梅特鲁斯还看着站在旁边的20岁的儿子讽刺马略说：“想当执政官吗？不要着急。你可能会同这个孩子一起当选，还有的是时间。”在当时的罗马，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即使能当上法务官，但要当选为执政官还是非常难的。到了距选举日还剩12天时，梅特鲁斯总算批准马略退役了。从罗马军的营地到港口乌迪卡还有很长的路，马略快马加鞭跑了两天两夜，从乌迪卡乘船四天后赶回罗马，终于赶上了公民大会的开会时间。在罗马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马略不仅明确表达了当选执政官志在必得的态度，而且还要和选民订立明确的公约——生擒朱古达，拉回罗马处决，早日终结朱古达战争。
公元前108年年末，公民大会的气氛对平民候选人马略十分有利。这五六年来罗马军苦战已成为常态，就是保持苦战，想取胜也不容易。
在马其顿，执政官加图率领的军队被从北方入侵的色雷斯人打败。在欧洲，执政官卡尔波涅斯率领军队抗击从北欧入侵的蛮族，首战即负。罗马人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北非，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竟打不过对手朱古达，屈辱地缴械讲和才得以逃脱。指挥这些战斗的无一不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执政官。由于划定公民服兵役义务的资产下线不断下降，兵役义务增加，而战事败绩不断，应服兵役的罗马公民陷入了几近绝望的境地。
公民大会不仅选举了没有任何背景的“新人”马略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而且还通过决议由马略负责北非战事。“由马略负责北非战事”的决议本不应由公民大会做出，哪位执政官负责哪方面的事务，这历来是由元老院决定，现在公民大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对元老院的双重不信任。元老院方面这回领教了公民大会的实力，对此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到了50岁才第一次就任执政官的盖乌斯·马略，此前这么多年基本上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对罗马军队的内情和士兵的状况，他极为清楚，因此，他痛切地感到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变军队的现状。
当选后，马略向公民发表了演说。罗马没有竞选演说的习惯，当选后的演说实际上就是施政方针演说。小地方出生的平民执政官盖乌斯·马略站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向人民说道：
公民们，据我所知，大概有那么一些执政官，当选前展示给公民的，是一副谦虚的公仆的形象，但当选后，马上变为傲慢的懒汉。而我不会那样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的理念是，为国家服务，与是否就任执政官、法务官这类官职毫无关系！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既然被选为执政官，就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但我深感困难重重。执政官是罗马的最高官职，也是军队的最高责任者。在准备战事的同时，还不能忘记要保证国家财政的健全。在征招士兵的同时，不能忘记士兵也是公民，他们不仅仅是奋不顾身为国家服兵役的人，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而且，我不得不在反对派的质疑声中履行我的职责，我遇到的困难会超出各位选民的想象。
那些与我出身不同的人，拥有做出伟大业绩的祖先，拥有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们的有地位的亲朋好友，还拥有众多的“被保护者”。当他们遭受挫折的时候，这些“被保护者”会保护他们。
而我，保护自己的，只有我的能力和我诚实的品质。但我认为，圆满完成选民们交给我的任务，有这两条已经足够。其他那些——诸如伟大祖先的影响呀，亲朋好友的地位呀，“被保护者”们的势力呀——对于真正为国家尽职尽责的人，对于早已习惯于艰苦奋斗与危险的人，只不过是无用的装饰！
我就要率领大家去参加镇压朱古达的战争了，可是，贵族们对我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停止。他们的批评有什么根据吗？
他们对于战争的一知半解，是读来的和听来的，而我的战争知识，却是亲眼所见，亲身所为，在战场上学来的。至于军事战术，他们只知道理论，而我却亲历战场，通晓战争实务。
我一直确信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我更确信，能够为更大的共同体做出贡献的人，才是更高贵的人！
没有久负盛名的祖先，更没有可彰显的祖先的形象，平民出身的我为进入罗马领导层而经历的曲折困难，恍如昨日。但此刻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与那些滥用、玷污祖先流传下来的名声的行为相比，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构筑自己的良好口碑，更加难能可贵。
他们靠立下丰功伟绩的祖先的形象来彰显自己出身高贵，我只能靠自己身体上的刀剑伤疤来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对于我来说，名誉、地位与艰苦、危险相生相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大家，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一切的！
我没有学希腊语，因为我不理解学它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我认为，说希腊语，写希腊语，读希腊语，对培养男人的力量与体魄，基本上没什么用！
不学希腊语，我们可以学习别的知识，可以培养对国家更有用的能力，比如杀死敌人的能力、保家卫国的能力、不惧各种各样污言秽语的能力、不惧天寒地冻露营的能力、忍受军伍中劳累与饥饿的能力。
我要告诉各位公民的就是以上这些。这不是作为最高司令官居高临下的讲话，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倾诉给全体公民的肺腑之言。
马上就要成为士兵的公民们，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拯救国家，拯救罗马！
不论在行军的时候，还是在战斗的场合，我都会与诸位在一起，我是你们的指挥官，我又是和诸位平等地分担危险的战友！
我确信，有众神的时时守护，胜利、名誉、赞赏，全部属于我们！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是什么修辞高手，但盖乌斯·马略的这番演讲的确十分出色。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完整地记述了这次演讲，我从中删除了重复的部分，翻译成现在的模样。《朱古达战争》记载的马略演说词对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士进行了近乎偏执的反复批判，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显得欠缺涵养。但在任何一个世俗社会，普通大众都喜欢听对权贵富豪的批判。
这一年的马略还创下了罗马史上的一项纪录，他前无古人地征招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3年出生
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年出生
盖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出生
这三位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既然是同代人，不用说都会与当时罗马的体制发生冲突。
那个时代的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生长于共和制罗马统治阶级中心的格拉古兄弟能够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从政治的高度揭示出霸主罗马不能回避的种种问题，并试图破解这些难题。
而生长于共和制罗马周边小镇的马略，尽管缺少从政治高度思考问题、研究对策的训练与修养，但他是一位颇为优秀的职业军人，能够从自身的实践中敏感地捕捉到必须正视的罗马军队素质低下的问题。
结果三个人都触及了棘手的失业问题。格拉古兄弟是意图明确地拿出失业对策，马略则是无心插柳地“巧遇”失业对策。格拉古兄弟的构想因他们英年早逝而胎死腹中，马略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充分就业。
执政官拥有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组建过程如《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所述，先在全国35个选区中抽选出当年应出兵役的选区，然后将该选区资产符合服兵役条件者中17岁至45岁的男子抽出来组成军团。虽有男丁但资产达不到要求者被视为无产者，免除其兵役。那是个兵役等于直接税的年代，免除兵役即是免税。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公元前241年修改了这个政策，明确规定只有资产在12500阿斯以下者方能免除兵役。其后百年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兵力需求，这个“免税线”不断下降，先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苦战”时期降到6400阿斯，其后降到4500阿斯，继而竟然降到1500阿斯。这样一来，本属于无产者可免除兵役的公民陆续被驱赶到战场上已成为常态。
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久经历练的马略，对罗马军队总吃败仗的原因看得很清楚，正是本属于免除兵役的低收入者被陆续驱赶到战场上，才导致了军队质量下降。这些人本不是失业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只是由于被迫服兵役才不得不放弃了职业。家中多了个当兵的，却少了个挣钱的，剩余资产又不足以养活全家，这些兵上了战场后当然会士气低落。
而且，随着可免除兵役的资产额不断下降，从统计数字来看，流入城市的无产者人数在减少，但这并没有化解社会不安定的问题，因为此时的城市无产者已不再是免除兵役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了。
执政官马略在行使自己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时，将历来的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由此罗马的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而成了一种职业。响应马略召唤来当志愿兵的，大部分是失去了土地的失业者。
以前的征兵制国家需要支出的士兵经费全部转为志愿兵的工资。但原来的经费和现在的工资两者之间没有富余，不能再给士兵长工资。尽管如此，新政策颇受无产者欢迎，他们宁愿放弃作为城市失业者可以享受到的低价配额小麦的福利，也要选择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公民。
失业问题不是仅靠充实福利就能够化解的。我在本书有关格拉古兄弟的上一章中已经讲到过，对失业者来说，失业不仅仅是失去了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存在理由。格拉古兄弟想靠给失业者分配土地、建设新殖民地、振兴公共事业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却是两兄弟英年早逝，良好愿望未能实现。马略的招数则是把失业者吸收进军队。
根据马略的志愿兵制创建的罗马军队，实质上成了职业军人集团，这个集团不可能游离于罗马的其他社会阶层。
第一个理由是，志愿兵不再是失业者，而是成为和农民、商人相提并论的一部分人志愿从事的职业。
第二个理由是，有志于在共和制时期的罗马政界发展的人，必须有10年以上的军队工作经历。关于这一点我还坚持一个看法，在古罗马，特别是共和制时期的罗马，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没有一个是“低能儿”，这种现象与他们拥有的军队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共和制罗马的领导者们，几乎全部拥有军界、政界的丰富经历，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既是哲学家又是律师还是以写文章为职业的西塞罗。
不管怎么说，马略进行的军事改革毕竟是触及罗马体制根基的重大改革，但这项改革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因而得以顺利实施。为什么？
第一，当时罗马对外进行的战争，要么连吃败仗，要么深陷泥潭，左右为难，老百姓对率军打仗的元老院诸公的指挥能力深感怀疑。就是在元老院内部，认为必须改变现状的呼声也很强烈。
第二，马略的改革没有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也就不会招致多占土地的富裕阶层的反对。
第三，解除了被服兵役困扰的下层人民，能够安居乐业，重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原失业者”对马略政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我认为还有第四个理由，格拉古兄弟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是“体制外”的改革，而马略则是在担任执政官后进行的“体制内”改革。
但是，如果罗马元老院认为马略的改革是体制内的改革，可以安心放行，那就太愚蠢了。由于进行了这项改革，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的马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本来由于出身寒微，此前马略一直没有自己的“被保护者”队伍，实行志愿兵制后，那些志愿参加马略率领的军团的无产者自然成为马略的“被保护者”，就连那些虽未从军但受益于改革的下层人民也成为马略坚定的“被保护者”。于是，格拉古兄弟时代不曾有的、可以戏称为“民众党”的党派诞生了，而原本不属于政客的马略却被推举为这个“政党”的头目，真是造化弄人。
马略的军政改革体现了他“实践派”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时稳步推进，故而没有一下子完成。托北非战局的福，改革才得以取得成功。在竞选执政官时，马略曾与公民们订有尽早解决朱古达战争的公约，但他当选后，北非战局并没有马上改观。
尽管如此，公民大会上并没有非难之声，马略的“被保护者”们对他们的“保护者”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
虽说北非战局没有马上改观，但擅长果敢速攻战法的马略总司令的到来还是给罗马军队带来了活力。来自无产者的志愿兵作战更为勇敢，罗马军相继攻占了朱古达实行游击战的众多基地，当年深秋时节，罗马军已控制了努米底亚的一半国土。
但朱古达还健在，战争还未结束，即将结束的却是马略的执政官任期。于是马略向公民大会提出要求，如果北非战事继续进行，就要给予他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公民大会通过了给他的继续授权，第二年，即公元前106年，马略能够继续在北非指挥军队。这个授权能够获得通过，士兵们从北非前线写给国内家属的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志愿兵们在信中不断称颂他们的总司令和士兵们吃同样的伙食，与士兵们一起修筑营帐，战斗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对平民执政官的高度评价，远远领先于战场上的实际战果。
然而日益明朗的现实是，要想结束朱古达战争，仅靠战斗的胜利还不够。而马略擅长的果敢速攻战法也由于朱古达基地太多，东躲西藏而难以奏效。如果不能切断朱古达与其最大同盟者毛里塔尼亚国王的关系，完全孤立朱古达也是不可能的。要想孤立朱古达，外交上的才能比军事上的能力更为重要。马略对外交并不擅长，需要给他配备一名具备外交才能的助手，于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从罗马来到了北非战争前线。
罗马史上另一个主人公登场了。那一年，苏拉年仅32岁。
被派到军团中的财务监察官，如前所述，要负责除军事指挥以外的一切军中杂务。这个职务在罗马政界被视为“登龙门”的起点，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当选财务监察官者以年轻人占压倒性多数。被选为财务监察官后，苏拉没有马上到任，他先去罗马同盟国征集援兵，然后率领征集来的骑兵来到了北非，此时正值朱古达战争十分关键的时刻。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与马略不同，他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这一名门，但由于祖上无能人，日渐式微，说是贵族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家族。这一点与平民贵族格拉古家完全不同。
因此，苏拉家较为贫穷。在罗马，把独门独户的住宅称为“多莫斯”（domus），把租赁用的公寓称为“茵斯拉”（insula）。虽说出身贵族，但苏拉家是住在“茵斯拉”的普通住户。苏拉的母语是拉丁语，他不仅拉丁语非常优秀，还能熟练地使用希腊语。他的母亲可能早逝，据说是妓女们供养他完成学业的。关于苏拉的这些传闻，我判断应该是真实的。“刻苦学习”这个词用在苏拉身上，恰如其分。
苏拉
苏拉由于在罗马历史上一手制造了独裁时代，留给后人的雕像以非常恐怖的面庞而出名。提起苏拉，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威严冷酷。实际上的苏拉并非如此，特别是年轻时的苏拉，性格开朗，喜欢与士兵们开开玩笑以润滑关系，能够深入士兵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口碑还是不错的。对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苏拉持礼甚恭而又不卑不亢，该说的话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苏拉脸上的麻子是后来才有的，年轻时是个肤色白皙、身材挺拔的美男子。他举手投足间风流倜傥，从不因自己年少时的经历而自卑。苏拉是个野心家，但他不是个卑鄙猥琐的野心家。
32岁的财务监察官苏拉到任后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让马略和士兵们觉得离不开他。除了军团的后勤事务外，苏拉还率领骑兵到前线参战，他尽管缺少作战经验，但取得了上乘的战绩，得胜回营。这期间，与朱古达结盟在会战中大败罗马军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向罗马军秘密发出讲和的试探，也是苏拉最先做出反应。
身为总司令的马略并不擅长外交事务，于是就将与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谈判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苏拉。由于布克斯已娶朱古达的女儿为妃，为使媾和谈判不致太露痕迹，布克斯委婉地提出：“为了毛里塔尼亚人民与罗马公民的相互利益，请派两名总司令信赖的人进行商谈。”
苏拉与另一名同僚到达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的营地后，向布克斯陈述讲和的有利之处，但布克斯态度暧昧，导致第一回合的谈判破裂。看到布克斯难以决断，苏拉也没有强求。之后，朱古达和布克斯的联军与罗马军再战，被罗马军打败。于是布克斯再次提出讲和，请罗马军再派代表，马略答应了他的请求。
罗马军与朱古达的战事处于拉锯状态，胜负不明，此时去敌方的营地谈判，是件很危险的差事。苏拉这回是只身前往，见到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后，苏拉要求与布克斯单独密谈，他们二人加翻译在密室里会谈了很久，总算有了结果。苏拉要求布克斯诱捕朱古达，并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第二天，布克斯派人给朱古达送去宴请的邀请，应邀前来赴宴的朱古达被当场拿下，戴着枷锁就交给了苏拉。
常年困扰罗马的朱古达问题，终于获得圆满解决。罗马人把功绩都记在了马略头上，他人还在北非，公民大会即已选举他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4年度的执政官。此时又传来消息，蛮族从阿尔卑斯山北边逐渐接近。
公元前104年1月在罗马举行了马略的凯旋仪式，披枷戴锁的朱古达被杀死在罗马广场附近的牢狱内。努米底亚仍和从前一样，作为承认罗马霸权的独立国家继续存在。元老院选定朱古达的内弟担任新的国王。事实上，罗马从来也没有将努米底亚变成行省的打算，朱古达强行采取错误的做法，结果是丢掉了自己的王位和性命。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倾注热情撰写的《朱古达战争》一书指出，朱古达战争的历史价值仅仅体现于催生了马略的军队体制改革。随着原迦太基领土变为罗马的行省，努米底亚王国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国，毛里塔尼亚王国也成为罗马的同盟国，罗马的霸权已经尽数覆盖了西地中海地区。
朱古达战争还促使搅动罗马历史的另一个人物——苏拉粉墨登场。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又不属于当政的权贵阶层。他和马略，以及后来的恺撒，论出身，与掌握权力和财富的元老院阶级有相当远的距离。论家族历史，格拉古家虽比苏拉和恺撒家更浅一些，两兄弟却是出身于被称为“平民贵族”的家庭中，生长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心。而苏拉、恺撒纵使祖上是名门望族，但他们在罗马政界仍属于“新手”。随着这些“新手”的陆续登场，罗马的“迷思”也越来越呈现出“革命的世纪”的模样。
人类在一个地方觉得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总是要向他们想象中更易于生存的地方迁徙，这是古今东西不变的现象。这种民族迁徙在古代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难民潮”。在古代罗马，这种民族迁徙形成了罗马存续过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原生活地区生存难以为继导致的人口迁徙，其方式可能是和平的方式，也可能是暴力的方式。即使是和平方式的迁徙，也不可能不给迁入地现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因此民族的迁徙或多或少也是带有暴力色彩的。
罗马人多次面对这个难题，又不断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整个罗马史中几乎随处可见。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高卢人）曾短时间占领首都罗马，有这样一次痛苦经历的罗马人，对蛮族的入侵首先采用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后来随着罗马的富裕与强盛，罗马人开始站在长远的角度上更为从容地对待蛮族入侵问题，并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被动地等待入侵之敌，而是主动杀向蛮族聚集的地区，征服他们。征服之后在当地实行“罗马化”，即修建罗马式的公路网，完备基础设施，建设殖民城市，让这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接受罗马的文明，使之在自己的地盘上自食其力。
高卢人居住的卢比孔河以北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就是这样被罗马化的。而且，同属高卢人聚居、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也是这样被罗马化的，并被改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普罗旺斯”这个地名，拉丁语发音是“普罗温洽”，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行省”，“普罗旺斯”不过是这个拉丁词的法语发音。
这种罗马式的做法如果放在现代，就会被当作奉行侵略路线的帝国主义而遭到负面的评判。在现代遇到这类问题，总想用人道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然而现实却是，越是想用人道主义方法解决就越是解决不了。
朱古达战争总算在公元前104年结束了，但罗马国内还有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可没有前面说得那么“从容”。公民大会把本不是执政官候选人的马略再次选为执政官，也是迫于蛮族从北方步步逼近，寄希望于马略能打败蛮族的入侵。实际上，北方未开化民族从现在的丹麦、德国一带南下的8年间，已经和派去试图阻止他们的罗马军发生了5次冲突，5次都是罗马军吃败仗。开始时，罗马按加强行省防卫的级别派遣军队，但由于连吃败仗，且高卢人也与蛮族合流，声势更加浩大，让罗马人越发感到危机来临，于是公元前105年派出了正规军团。假如再被打败，法国南部行省（今法国南部）被蛮族侵占，那么连被阿尔卑斯山这个天然屏障护卫着的意大利也就危险了。
这些败仗不过是当时罗马军队质量低下、元老院阶级的军事指挥人才告罄的实例而已。不难想象，此时正是马略展示“新人”实力的绝佳机会。而更幸运的是，众神似乎也格外眷顾马略，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又给了他充足的准备时间——南下的蛮族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南下，向西杀奔西班牙而来。
盖乌斯·马略于公元前107年实行了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的军事改革。由于当时他必须马上承担起朱古达战争的指挥责任，军事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没有来得及进行。公元前104年是相对平稳的一年，他可以趁机操作这些改革。这一年还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与公元前107年一样，马略也是该年度的执政官。
马略改革前的军制与改革后的军制对比如下图表所示。图表中的“执政官军团”指罗马军队中由执政官指挥的一个战略作战单位，或者说是执政官直接担任总司令的军团的规模。
马略的改革有以下几项：第一，总司令指挥的军团人数可以伸缩自如了。由下图表可以看出，以前执政官军团的规模约为2万人，包含两个普通军团，但这是执政官能够掌握的最大兵力；改革后每个军团的人数降为6000人加骑兵，但执政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个军团，增强了执政官掌握军队数量的能力。以前的军制是建立在以防卫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罗马霸权覆盖整个地中海地区，新军制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
马略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军制对比示意图
第二，旧军制下，公民从军后从事什么兵种，是按其资产等级划分的。由于不再按资产等级征兵，而是改为不问资产的志愿兵制，原方法不再适用，故而将其废除。
第三，旧军制下，罗马公民兵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士兵分别编队，改革后的军制取消了分别编队的办法，改为士兵不问国籍，一律统一编队。
第四，以前军团中的将官和幕僚也要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显然影响军团的指挥效率，因而在马略之前即逐步推进军队首长用人权改革，马略改革中将此加以明确，即将官和幕僚改由总司令任命。从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快速反应机制角度看，这项改革也是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