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实行志愿兵制后取消了步兵各兵种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取消了步兵配备武器的差别。只要是步兵，统一配备投枪、盾和剑。剑是当年大西庇阿选定的双刃短剑，这种短剑有利于近身战的优势已被一个世纪的战争史证明。
第六，废除了原来步兵中按资产等级划分的各兵种各自的队旗，取而代之的是全军团统一的以银质的鹫为标志的队旗。鹫成为罗马的象征就从这时开始。
第七，重装步兵团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骑兵团自然也要变。当时罗马军队中的骑兵已不是上流社会子弟的“士官学校”，就连拥有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可以承担军务、担当骑士、被称为骑士阶级的富裕阶层子弟，也仅限于不过问军务、没有政治野心的人才能当骑兵。骑兵中没有特别的志愿者。马略改革后的骑兵团则是由骑术精湛的来自努米底亚、西班牙、高卢和希腊的士兵组成的团体。
第八，总司令近卫队组成人员的选拔，由过去只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士兵中选拔改为从包括罗马士兵在内的全军团所有士兵中选拔，近卫队的职能也如其字面意义所示，承担起总司令身边的护卫任务。
以上这些，是马略改革后罗马军队形式上的变化。形式上体现不出的变化，我认为还有如下几点：
一、改为志愿兵制，吸收了失业者，意味着这些士兵可以长期使用。
二、军队中彻底消灭了根据资产划分的等级制度。
三、在军队中稀释了罗马公民与各同盟国公民的区别。
四、可根据需要增减军团数量以及可任命手下带兵的将官，增大了最高司令官的权力。
五、以最高司令官为顶点的军官阶层与普通士兵的关系更为紧密。
然而，一切事物都有正负两面。只有正面而无负面作用的体制之类的东西，就是神仙也造不出来。何谓改革？在本来就是坏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动，这不是改革。当初是好的体制，经过一段时间后负面因素逐渐显现出来，设法改正这些负面因素的举动，才能称为改革。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体制在提升罗马军的功能和战斗力方面成效显著，但即使这样的改革也很快显现出负面的作用，即很多历史学家批评的“军队私人化”。可以说，正是马略的军事改革才使此后的苏拉、庞培、恺撒这些独裁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在马略实施改革的时期，就连元老院中“铁杆”的“捍卫共和派”都没有反对。不仅如此，从公元前104年度开始，马略连续五次被选为执政官，体现了人民和政界对他的信任。包括马略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留意这次改革的政治意义！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马略没有进行这项改革，也会有别人出来从事这项改革。换句话说，与其认为马略的军事改革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不如归结为是马略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公元前103年，军事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在其创建者马略的率领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国南部行省。此时从北欧大举南下的日耳曼人，还没有把目标指向意大利，但是罗马对纳入其霸权下的同盟国和法国南部行省有防卫义务，而且，如果放任不管，罗马会担心已经被罗马化的法国南部行省日耳曼化，于是马略率军一直开到了罗讷河河畔。
这一年蛮族盘踞在高卢（现法国）中西部地区没有什么动向，军中暂时无战事。为了防止等待战机中的士兵会因无所事事而疲沓软弱，马略就让士兵去修建运河工程。罗讷河水量充沛，在汉尼拔时代即已知渡河困难，马略让士兵在河口附近开凿运河。这条运河被后世称为“马略运河”，它对马赛与法国内陆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马略率领的罗马军队在等待战机时也不忘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从此以后，确定了驻扎各地的罗马军队无战事时从事土木工程的惯例。
临近年末，马略判断今年不会再有战事，他临时回了趟罗马，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2年度的执政官，这是54岁的马略第四次被选为执政官。
就在此时，蛮族又开始蠢蠢欲动，得到消息后的马略急速从罗马出发，沿第勒尼安海北上，经过热那亚到达罗讷河河畔的军营。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从首都罗马联结同盟国马赛、法国南部行省，直至西班牙行省的公路网。马略到达前线后，在严阵以待中进入了公元前102年。
再次开始移动的日耳曼人，仅能够充当作战人员的男子数量就已达到30万人，再加上女人、儿童、家畜、装行李的马车，堪称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由于整个欧洲也只有意大利生活最为富足，因此庞大的人群开始了以意大利为目的地的移动。
如此庞大的人群难以全体统一行动，于是日耳曼人把各个部落分开，打算从三个方向侵入意大利——条顿部落沿法国南部行省的海岸从西边侵入；辛布里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从北边侵入；迪克利尼部落则向东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从东面侵入。
罗马方面迎敌阵容是：马略负责抵挡西面；与马略同为执政官的卡图鲁斯负责对付从北面侵入的辛布里部落；东边的侵入之敌由于要从绕过潘诺尼亚的道路过来，尚需时日，暂且先迎击西、北两股入侵之敌。
这年夏天，首先现身在严阵以待的罗马人面前的，是从西边来的条顿部落。马略率领不足3万人马守候在罗讷河东岸的营地上，条顿部落仅男人就超过了10万人。敌众我寡，马略没有急于冲出营地与敌交锋，而是采取了暂且让过敌人的战术。日耳曼人见罗马人缩在坚固的营地里没有出战，极为蔑视，连罗马人的营地也没有攻击一下就从营地前扬长而去。
蛮族长长的队列缓缓地移动着，他们还和守卫在营地门前的罗马士兵开起了玩笑：“我们打到罗马后见到你们的家属，会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小子都挺好。”看到己方士兵都很焦躁，马略就劝告士兵少安毋躁，“展示我们新生罗马军实力的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蛮族长龙般队伍的队尾即将消失在平原尽头的时候，马略下达了全军出战的命令。一般来说，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人群在行进时，后队必然薄弱，马略以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己方军队在敌人背后发起了猛攻。
以“埃奎亚塞克斯提亚之战”而闻名的、在马赛以北20公里处的地方进行的这场战斗，罗马军队取得了完胜。超过10万的日耳曼人或死或被俘，悉数被歼。经此一役，同盟城市马赛和法国南部行省被从日耳曼人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
但是，以马略的同事执政官卡图鲁斯为总指挥、苏拉为幕僚之一的北部战线的战况大不相同。卡图鲁斯与马略不同，他采取了面对面的攻坚战，面对辛布里部落南下的10万多人，以己方2万人正面激战，肯定是非常吃力的。可笑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的，2万名罗马士兵被身高体壮的10万日耳曼人吓住了，不战而逃。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卡图鲁斯做出了符合总司令身份的举动。
卡图鲁斯率领近卫队全速驱动战马，出现在败走士兵的面前，他的左侧是高举银鹫旗的骑士，如此一来，稳住了队形，士兵们因恐惧而溃败变成了战术撤退。卡图鲁斯命令将官们整好队形，罗马军一丝不乱，得以安全撤退到波河南岸。意大利北部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那一年那里到处都是日耳曼人，似乎也不必再担心他们南下了。
但是，蛮族的三分之一已经进入意大利境内。为参加南法大捷凯旋仪式而回到罗马的马略，在分析敌情后认为，必须趁日耳曼人还沉浸在可以吃饱喝足的梦境中的时候采取迎击的态势。他决定推迟举办凯旋仪式，再次率手下士兵北上。而罗马的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1年度的执政官。马略的军队在波河南岸与卡图鲁斯的队伍会合，待第二年春与日耳曼人决战。即使现任执政官与前执政官两军合一，罗马军的人数也不过5万人，而日耳曼人则超过10万人。
公元前101年春天，不等蛮族开始南下，马略和卡图鲁斯的军队就越过波河，在靠近河北岸的维尔切利等待敌人接近。维尔切利地处图里诺和米拉诺之间，是一块宽阔的平原，117年以前，汉尼拔军和罗马军的骑兵战就发生在这里。说不清为什么，尽管时代变了，战争却仍在同一场所进行。
得知罗马军已到，辛布里部落的首领派来使节，要求与罗马军约定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他们的习惯。马略对使节说：
“罗马人在战场上从没有听取敌人要求的习惯。话虽如此说，我还是给你们辛布里部落开个特例，决战的地点就在维尔切利，决战时间定在三天后。”
马略属下的士兵有3.2万人，卡图鲁斯属下有2.03万人，两军合起来5.23万人，战斗却以罗马军完胜而告终。马略改革后的罗马军队，不管是中队还是小队，在战场上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按照指挥官的意图进退有序，指哪儿打哪儿，漂亮精彩。罗马军的胜利是自己的战斗力得到更有效率发挥的结果，而日耳曼人尽管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但由于战斗没有章法，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战斗是惨烈的，包括不愿投降自杀身亡的妇女在内，共12万日耳曼人死亡，6万人被俘。得知日耳曼人在法国南部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接连战败，迪克利尼部落放弃了从东面侵入的打算，逃回北欧。马略和卡图鲁斯回师罗马，首都罗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马略和卡图鲁斯二人都享受到了最高待遇，乘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接受人们的迎接与欢呼。
意大利也从蛮族入侵的恐慌中解放出来。
一般来说，一个56岁的男人，身体状况如何姑且不论，大脑思维应该还不到衰退的时候，然而马略却以56岁为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因久经历练而运筹帷幄，马略主导设计了罗马的军事改革方案并使之得以实现，从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把下层人民从服兵役义务中解放出来，让失业的人民有了新的职业。由于他的改革，罗马军的机能得以恢复，战斗力大为提升。新生的罗马军两次大胜日耳曼人，就是马略军事改革成功的实证。
成功击败日耳曼人后，马略的声望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0年度的执政官，这是马略第六次获选这一职务，其中从公元前104年开始不间断地五次连任。一个在罗马之外的小地方出生的“新人”，创造了建国以来名门望族出身的人也无人能及的辉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地位。然而，从公元前100年开始，马略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一年前极高的支持率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对马略有过一个评价，直译为：“政治教养的欠缺对马略是致命的。”
接下来，蒙森对马略的评价还是很有趣的，如果理解了他所谓的“政治教养”是什么，就会觉得更加有趣。蒙森说：
“马略不具备超人一等的能力，但他偏要做出不正确或违反常识的举动，令人感到恐怖。”
盖乌斯·马略具备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战术素养，足以令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尽管他有些粗野，但为人正直而朴实，打了胜仗后，战利品都分给部下的士兵，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要。对其他国家的国王试图收买他的试探性举动，他从来不为之所动。他军规严格但执法公正，注重和士兵的交流，临敌时具有不可撼动的英雄气概，把握战机的能力也非常出色。
马略战胜日耳曼人的纪念银币
不懂希腊语而成长起来的马略，其自身可以说没有什么缺陷。但是，未学希腊语意味着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举世罕有的军事指挥人才，他自己却陷入一种不必要的自卑感而难以自拔，他靠极强的自尊和自负来防止自己坠入被自卑感困扰的“地狱”。不过，过度的自卑感尚不至于影响他对外界状况的判断。
马略凯旋罗马，但他随即发现，他主导的军事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却派生出另一个重大问题等待他解决。
由于实行了志愿兵制，罗马军队的士兵成了职业军人，这些士兵跟着马略在北非、法国南部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连续获胜。但是，由于战争打胜了，罗马进入了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军人，作为职业军人的士兵就失去了工作。
在罗马共和时代，没有常备军的制度。把服兵役当作公民义务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思维，因此，当国家需要时，就迅速组建新的军队，不需要时就解散军队。跟随马略战斗了七年的士兵们，在凯旋之后就面临被解散的命运。
在过去的征兵制时代，军队解散后士兵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就业，而改为志愿兵制后，军队解散就等同于士兵失业。罗马政府给这些原来的士兵发放“退职金”，并帮助他们联系新的职业，在未找到工作之前，国家发给他们失业补贴。
尽管战争结束了，马略还是被选为公元前100年度的执政官，除了感谢他击退日耳曼人的功劳之外，也含有依赖马略解决退役士兵去向问题的期望。因为士兵本身也是有选举权的公民。
马略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比其他人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作为一个久经艰苦磨炼才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人”，马略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与他手下的这批士兵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密不可分。由于出身寒微，马略无缘成为与生俱来的“保护者”，祖上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个能在政治上帮扶他的“被保护者”，这七年追随他的士兵成为他在政界最大的“被保护者”，让他们退伍后能够安居乐业，是自己作为“保护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既然是志愿兵制，那么国家与志愿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在共和政体时代，还没有对志愿兵退役后的出路做出任何书面的保证。因此，马略认为责无旁贷的事并没有法律上的规定，只是一种人情上的责任。
其实不仅限于马略，一直以来，所谓的“后援者关系”对罗马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本身就说明，义理人情在罗马人的内心世界里占有一定的位置。
那么，罗马人创造出来的“法”的概念，难道与所谓“义理人情”没有矛盾吗？我认为，想透了就会发现其实并不矛盾。法律执行得越严格，就越容易与人性发生摩擦，为了防止这种摩擦的发生而能够起到润滑剂作用的，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义理人情”。确立了“法”的概念的罗马人，是能够理解润滑剂的重要作用的。
马略、苏拉，还有庞培和恺撒，都是能够理解“义理人情”的男子汉。近现代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这四位领袖和士兵的关系简单定义为“军队私人化”，因为这些人是不理解或不太理解“义理人情”重要性的欧美学者。
马略的想法是，在罗马人的社会里对这些退役的士兵进行妥善的照顾安置。但正如普鲁塔克所说，马略“是战时的领袖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只是感觉到有责任和义务安置这些士兵，但不懂得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想法政策化。此时的他开始犯糊涂，竟然把自己的大脑交给护民官萨图纽斯执掌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萨图纽斯是格拉古兄弟的崇拜者。很多事例表明，崇拜者往往比被他崇拜的人物更为偏激。路奇乌斯就是这样一个偏激的人，而且他还利用了广大人民对马略的广泛支持。
首先，路奇乌斯成功地修改了关于以补贴性价格向穷人配给小麦的法律。从盖乌斯·格拉古时期以来，小麦的配给价格一直都是1摩第小麦6.3阿斯。路奇乌斯将其降至1摩第小麦仅需0.83阿斯，基本上等于白送。对马略来说，这等于给他的老部下发放“失业补贴”，因而马略也积极赞同这一法案。
其次，路奇乌斯又提出了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建设殖民城市的法案。他选定的殖民城市建设用地，除当初盖乌斯·格拉古选定但没有建成的迦太基城旧址之外，又增加了北非地区。在他的方案里，到新殖民城市定居的新移民中，排第一位的就是马略的那些老兵。这些退役士兵每人可以领到100尤格（约合25公顷）土地。假如该法案能获得通过，马略的那些老兵的“养老金”也得到保证了。
但是，得悉这些的元老院坚决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国家财源不足。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这方面，路奇乌斯·萨图纽斯远不如盖乌斯·格拉古，他连如何确保殖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对策都筹划不出来。
然而，路奇乌斯自恃有马略和支持马略的公民做后盾，把来自元老院的抗议当成了耳旁风。不仅如此，他还把原属马略手下的那些退役兵召集到罗马，在这些人占据优势的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与元老院对着干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今后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元老院必须全部认可，并在法案通过五天之内宣誓遵守该法律，拒绝宣誓者，视同放弃元老院席位。
元老院采取强硬态度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就形成了元老院与护民官的公然对立。罗马共和政体的三根支柱分别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当护民官与元老院形成对立时，充当仲裁职能的只有执政官。当年的执政官是马略，而马略对这种调解谈判极不擅长。
马略自身也是元老院元老，不等他开始仲裁，路奇乌斯在元老院元老中第一个找到他，要求他率先宣誓遵守该法律，这一招让马略无计可施，其他元老也极不情愿地跟在马略后面进行宣誓。到最后拒绝宣誓的，是朱古达战争中曾担任马略上司的梅特鲁斯。身为贵族的这个男人不仅离开了元老院，还自我流放，离开了罗马。从此以后，本来因马略是位优秀的武将而敬重他的元老院元老们与马略疏远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萨图纽斯沉醉于使元老院屈服于自己的胜利之中。由于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支持者队伍，他打算连选连任护民官。但是他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路奇乌斯居然派人暗杀了这名竞选者。元老院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
元老院以“对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做出处置措施”为由，通过了“元老院终极劝告”，也就是宣布国家处于“紧急事态”。这项决议通过后，不惜诉诸武力也要致力于恢复秩序的执行责任，就落到政府最高长官执政官的肩上。护民官路奇乌斯认为马略不应该执行元老院的决定，为了阻止马略，他召集支持者们声势浩大地聚拢在卡匹托尔山上，这一下可把马略逼入绝境。
“元老院终极劝告”就是“紧急事态公告”，假如马略承担起执行者的角色，就必须忠实地履行职责，但这无异于给自己挖掘了政治坟墓。这样说是因为，“元老院终极劝告”与法律之间的矛盾，马略自己并没有搞明白，无法利用这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而站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政治能力，马略也不具备。
茫然失措良久，马略选择了履行执政官职责，站到了镇压“暴徒”军队的前头。镇压并不费事，路奇乌斯和他的同党投降了。马略既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只是把他们关在了罗马广场附近的一所房子内。但是憎恨路奇乌斯的那帮人马，把那所房子的屋顶砸开，向关在里面的人投掷石块和瓦片，把他们活活砸死。这期间马略也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起不法的杀人行为。
此次事件之后，平民们对曾视之为自己的代表并充满信任的马略失望了。马略特地将自己的家搬到市中心，以方便接受人民来访，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但是来拜访他的人锐减。回想一年前，马略还是位人民爱戴的英雄，只要他一走出家门，就会得到人们的欢呼与敬仰。马略对下一年度即公元前99年度的执政官选举，也彻底绝望了。
就像要嘲笑马略似的，元老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把自我流放的梅特鲁斯请回罗马。与梅特鲁斯不合的马略以战胜日耳曼人之后须向众神还愿为由，离开罗马去了希腊。谁也不相信他这个理由。
就在同一年，马略的妻子尤利娅的娘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曾严厉批评马略“欠缺政治教养”的历史学家蒙森，却极为赞赏这个男孩，称赞他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叫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又8年过去了，对罗马来说，这是表面上和实际上都算平稳的8年。
外敌没有来威胁罗马，各行省也能确保稳定。蛮族在马略的坚决打击下吃了苦头，没有移动的迹象。马略依然隐居。护民官的势力自路奇乌斯被害以来，持续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连那个才能出众的苏拉，这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事情。罗马过了平稳的8年。
但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潮涌动。
靠奖励自耕农来巩固社会基础的政策，因土地改革一时受挫而不断拖延。对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无产者的问题，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解决对策。护民官路奇乌斯虽然被杀，但他力推并已通过的向贫民以象征性价格配给小麦的法律没有被废除。这也是由于元老院除了严防死守自己的既得权力与利益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懒怠，面对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失业问题，元老院能够想到的也只是靠福利政策来缓解。
另外，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积极对策，就是新建殖民城市计划，在把马略的退役兵当作稳定对象优先安置，在北非殖民城市建成后，也不再有新的动向。在当时唯一能够迅速吸收失业人口的途径就是军队，但这个时期没有战争，军队也不可能扩充。总之，这个时期罗马人享受到的和平，是把一切社会矛盾都搁置起来的和平。不过，罗马还是有明白人，对现实有清醒透彻的认识。
和平期进入第九年，即公元前91年，这一年当选的护民官中有一位叫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时年39岁，此公就是30年前破坏盖乌斯·格拉古改革的那位叫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护民官的儿子。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当年接受元老院的旨意，提出很多比盖乌斯·格拉古更为讨好民众、意在“搅局”的法案，最终成功地使盖乌斯·格拉古在政治上垮台。德鲁苏斯家族与元老院过从甚密，属于家境富裕的权贵阶层，但这个儿子走了一条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护民官马尔库斯再度提出了以前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但未获通过的给予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人民罗马公民权的法案。盖乌斯·格拉古的法案是先给予拥有拉丁公民权（即无投票权的公民权）的人罗马公民权（有投票权的完全公民权），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公民以外的其他人，给予拉丁公民权，也就是说这是个分步实施的方案。而马尔库斯的方案则是一步到位，给所有意大利人民罗马公民权。
新护民官马尔库斯尽管年轻但教养深厚，是个与元老院中最出色的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人物。他虽不是元老院元老，但以将来就任元老院元老即国家的领导者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个时候也只有他能够看透罗马平静下潜伏的危机。
实际上，同盟国的人民的罗马公民权问题，自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盖乌斯·格拉古以来，已经日益成为罗马国政改革的关键。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土地改革也好，经济结构变化应对政策也好，军事改革也好，都不能彻底解决罗马的问题。
罗马人把加盟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人民统称为“意大利人”，这些人与罗马公民的关系已经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完全不同。
首先，布匿战争结束后以保卫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为目的的防卫战几乎没有了，马略指挥的反击日耳曼人入侵的战争是这么多年来罕有的战例。以共同防卫为目的的罗马联盟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但由于罗马联盟还存续，这对同盟各国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参战义务仍旧存在。
其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争，同盟国家出于同盟者的义务而参加，但战争的结果只是罗马霸权的扩大，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而且，随着罗马霸权扩大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原来罗马公民需要认购的“战时国债”完全废止，继而实施的是由马略主导的军事改革带来的志愿兵制，罗马公民连服兵役的义务都没有了，被称为“血税”的直接税也不用缴了。而各同盟国的人民却照旧要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要持续地缴纳“血税”。
还有，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中，罗马公民的志愿兵和同盟国人民的义务兵完全变成同等待遇了。两种性质的士兵同在一个中队战斗，同在一个小队侦察。而在布匿战争时期，只有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才是主力部队，“主力”就意味着牺牲的概率更大。
这样的话，在罗马联盟百年后的今天，如果站在同盟国家士兵的角度看，牺牲的概率对大家来说是均等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均等的，对自己来说服兵役是义务，而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当兵就是职业。根据不干涉同盟国内政的原则，罗马实行的义务兵制只限于罗马公民。就算同盟各国学习罗马也实行了志愿兵制，但与罗马霸权扩大相随的市场扩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罗马公民得到的更多。
以上这些只是简单的算计，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实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俘虏有5万人之多，他们都会被当作奴隶卖掉，我们假设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秀、聪明伶俐的少年，这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
这个少年是幸运的，他被某位元老院元老买去做家奴。在这个人家里，该少年除了干活之外，还可以和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在古罗马以及更早一些的古希腊，人们愿意给予外国的小孩子一定程度的教育。
这个少年很快成长为年轻人，此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主人让这个年轻的奴隶承担与希腊人通商的工作。由于法律不允许元老院元老经商，现实状况是很多元老就以家中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经商。
由于身为元老院元老的主人有了不便公开的经商收入，于是这个迦太基出生的奴隶对其主人来说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主人给他自由身，他就应该效忠、报答主人。鉴于法律不允许无偿解放奴隶，于是主人就会给这些奴隶一些报酬。这个迦太基奴隶就可以将自己的工资储蓄起来，当凑够一定数额时用来支付购买人身自由的费用。不管怎么说，他都会成为解放奴隶，获得自由身。他的姓名也就变为“罗马式”的，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他在迦太基时的家族名（姓氏）。姓氏能够体现出身，这是他们与传统罗马人的区别。在当时的罗马，使用希腊、东方、西班牙姓氏的居民相当多。
只要成为解放奴隶，就离成为罗马公民不远了。根据格拉古兄弟的父亲当政时通过的一项法律，只要是拥有3万阿斯财产且有5岁以上儿子的解放奴隶，均被允许获得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通过的时间比迦太基灭亡还要早20年。
这样算来，这个当初10岁的小男孩，此时已经65岁了，他已经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和他相比，当初跟着罗马军参加迦太基城攻坚战的同盟国家士兵们的儿子，却还是同盟国家公民身份，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个假设的例子足以说明，同盟国家的公民长期忍受着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不利处境。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不公平的。”意大利人当然会这么想。盖乌斯·格拉古当初提议逐步开放罗马公民权时，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其后30年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拥有罗马公民权成为更为有利的事情，他们对这件事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然而，罗马联盟的盟主说到底还是罗马，意大利人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待遇问题，而是在拥有罗马公民权上的平等待遇，因此，如果罗马不同意是做不到的。但每当这个问题在罗马成为提案时，就会导致提案者护民官被杀而引发社会动荡。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一涉及开放罗马公民权，就会遭到罗马的无产者等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
但是在意大利人心中，由公民权问题引发的不满就像烧到99摄氏度的热水，再有1摄氏度就沸腾，已经有人要动员1万名意大利人到罗马进行游行示威，后来由于自己的动摇而只停留在口头上。护民官德鲁苏斯与各同盟国权势者经常接触，他对这些情况很了解。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决定提出给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法案。
然而，法案一出，讨论此法案的公民大会立即陷入混乱，护民官德鲁苏斯关于法案说明的演讲屡次被怒吼声打断。公元前91年度的执政官菲利普斯针对德鲁苏斯的法案提出了反对的动议。在进入表决之前，护民官可以行使否决权，以使法案不必诉诸表决。德鲁苏斯是名知识分子，不是那种胆大蛮干之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选择了行使否决权。行使否决权后，他离开会场回家了，在护送他的支持者中混进了一个反对派的人，当时谁也没注意到。
正向自己的住宅行走的德鲁苏斯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在他的身边扔着一把鞋匠用的短刀。德鲁苏斯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候罗马能够多一些像我这样的人……”
按说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应该欢迎社会变革，然而不幸的是，身处贫穷阶层而顽固守旧的所谓“贫穷白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德鲁苏斯的死恰如最后一把火，给意大利人已经烧到99摄氏度的不满情绪加了最后1摄氏度，不满情绪沸腾了。本来寄希望于能以平稳的方式解决罗马公民权问题的“同盟者”绝望了，各部落开始秘密串联。在罗马这边，由于消灭了德鲁苏斯，开放公民权问题尚在萌芽状态即被扼杀，罗马人感到安心了。就连统治者元老院也懈怠了，他们对意大利人的动向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没有等到公元前90年，以“同盟者战争”而在史上留名的战争爆发了。恰如平原各处同时点燃火舌，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各部落统一行动，同时起义。起义者均为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者，它们在当了罗马250年的同盟者之后，举起了反抗盟主的大旗。
从北向南，意大利半岛临亚得里亚海那一侧居住着皮琴特部落、维斯蒂诺部落、马尔基诺部落，由此往内陆去，居住着派力诺部落、马尔西部落，再往南的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居住着普林塔诺部落，此外还有山区的萨姆尼乌姆部落、意大利南部的比尔皮诺部落，最早起义的是这8个部落。
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联盟全境中，靠近最北部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还未决定站在哪一边，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和卡拉布里亚地区则是在战争进入第二年后才卷入其中的。
在罗马作为战略要地修建的殖民城市中，如果迁入殖民城市的是罗马公民，他们当然站在罗马一边。而迁入者是“拉丁公民权”拥有者的殖民城市，即通称为“拉丁殖民城市”中，除唯一的例外维努吉亚，其余的殖民城市都站在罗马一边。这些拉丁殖民城市居民和其他拉丁部落一样，已经拥有“无投票权的公民权”，他们没有理由成为那些因得不到罗马公民权才起义的部落的同盟者。
除上述这些部落外，留在罗马阵营的同盟者还有生活在罗马领土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裔居民。这里的人虽不具有罗马公民权，但是，坎帕尼亚地区有富饶的耕地，而且希腊人长于工商业，加之那不勒斯、庞贝、帕埃斯图姆这些富裕的城市也都聚集在那一带。在这里生活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罗马人不相上下，而且，城市国家的自治也能够得到保证。他们没有必要非要得到罗马公民权。
简言之，公元前91年年末爆发的同盟者战争，参加起义的基本上都是罗马联盟中较为贫穷地区的居民。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已是晴天霹雳。
在130年之前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联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致汉尼拔曾发出悲壮的誓愿——“让罗马联盟解体。”这一誓愿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130年之后，他的这个誓愿终于实现了。130年前，罗马在特雷比亚战役、特拉西梅诺战役、坎尼会战等与汉尼拔的战争中屡遭败绩的情况下也没有抛弃罗马联盟的那些同盟者，而130年之后那些同盟者却抛弃了罗马。此举对罗马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打击意义，就是在军事上，罗马在同盟者战争中只能算是打了个勉勉强强的平手。
同盟者战争时的意大利东南部
东北、东方、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开始起义。北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也没有理由一定站在罗马一边，不仅如此，还有他们开始集结兵力的情报传来。在西南和南面，起义军控制了第勒尼安海。尽管距离尚远，但起义军不论从哪个地方起兵，利用罗马铺设的大道，十几天即可到达罗马城下。
联合举起反罗马旗帜的8个部落，决定组建新的国家，国名就叫“意大利”，首都设在亚平宁山麓的科尔芬尼乌姆。国家政体也已经确立，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由500名有资历者组成元老院，每年选举2名执政官、12名法务官，承担军事、政治要务。法定语言是拉丁语，一般通用语言是萨姆尼乌姆语和其他方言。为纪念意大利建国，他们还铸造了纪念币，纪念币上的图案是8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罗马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结合多年的夫妻，而同盟者战争就像是妻子一方要断绝关系。从双方感情破裂这一点看，很像老夫妻闹离婚；而从同盟者要求罗马认可其公民权、否则就要行使武力这一点来看，又不像老夫妻闹离婚。
成为“意大利国”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与罗马的距离只有120公里，而且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就修建了联结两地的瓦莱利亚大道。
同盟者战争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罗马遭到不断打击的事件，从此前罗马军队中来自同盟者的士兵数量来推测，此次估计有一半的士兵退出了罗马联盟军而变成了起义军。对罗马的打击不仅限于退出的士兵，在罗马执政官手下担任将官幕僚的士官中有很多来自同盟者，其中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拥有罗马公民权，这次他们选择站在家乡一边，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共同反对罗马。就在昨天还是共同战斗、同睡一个营帐、同吃一锅饭菜的战友，现在却分成了敌方和我方进行厮杀。
8个部族的8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象征意大利的女神
象征罗马的狼被象征意大利的公牛压倒在地
意大利人从将官到士兵，对罗马人的战略战术都是熟知的。他们的起义表明，同盟者与罗马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罗马陷入了要与过去的同盟者交战的窘境。
罗马人被同盟者战争惊醒了，他们马上就准确地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可以预料到，四处同时燃起的烽火，无一不指向首都罗马。由于罗马与各处起义地点都有公路联结，向罗马进攻是很容易的。好在作为战略要地在公路边建设的一些殖民城市，在防止敌人沿公路攻向首都、包围罗马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殖民城市，除阿庇亚大道边的维努吉亚之外，全部都站在罗马一边。起义军要想进攻罗马，必然要先攻打殖民城市。
公元前90年，罗马方面急急忙忙做了迎敌准备。
在坎帕尼亚地区画一条线，分为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当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负责北部战区，另一位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为南部战区总指挥。这位路奇乌斯执政官有个10岁的侄子，就是被历史学家蒙森称赞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在这两位执政官下面，南北战区各配备了5名军团长，军团长指挥的军团安排在预计会与起义军发生激战的地区。习惯上，罗马不采取总司令坐镇后方指挥的作战方式。两位执政官也亲率军团，承担机动任务，以在必要时迅速赶往有需要的地方投入战斗。把执政官直接指挥的军团称为“游击军团”可能更为贴切。被迫与曾是自己军队中的一半士兵和很多将官为敌，迫使罗马人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作为进行反思。
看一看军团长人选的配备，就可知道为了和自己以前的盟友作战，罗马人已经打出了自己能打出的最好的牌。
执政官鲁普斯为总指挥的北部战区，战胜日耳曼人的常胜将军、即将年满67岁的马略再披战袍；日后曾主宰罗马政坛的庞培的父亲格涅乌斯·庞培乌斯·斯特拉波站到了最前线。以执政官恺撒为总指挥的南部战区，48岁年富力强、风头正劲的苏拉勇为先锋；年仅24岁，日后与庞培、恺撒结为“前三头联盟”的克拉苏也被任命为军团长。
使罗马人目瞪口呆的是，意大利方面派出的阵营与罗马方面完全一样。北部战区总指挥是马尔西部落出身的昆迪乌斯·侯裴迪乌斯·西罗，南部战区总指挥是萨姆尼乌姆部落出身的盖乌斯·帕匹鲁斯·姆迪鲁斯。和罗马方面一样，在他们二人之下各配备大约5名军团长。使罗马人惊愕的是，这些军团长的个人名字都是罗马人常用的名字。如此亲密的关系却成为战场上的对手，令人情何以堪！同盟者战争完全是罗马政治上的失策造成的。
各处展开的战斗相继投入的总兵力，双方都达到了5万人。由于对抗起义军的兵力不足，罗马只能邀请高卢和努米底亚派兵支援。
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战况是，前半年是意大利方面占优势，后半年则是罗马方面占优势。按古代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场“连对手身上有多少汗毛孔都熟知”的战争。各地战场激战不断，罗马方面的北部战区总指挥、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战死，南部战区也战死了两名军团长。意大利方面的牺牲也是巨大的。罗马军阵亡将士的遗体连运回罗马举行安葬仪式的机会都没有，只好就地埋葬。
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属苏拉。他采用的果敢速攻战术很奏效，意大利方面居然没有一个能对抗这种战术的指挥官。马略的指挥风格则和以前大不相同，变得保守了，但只要马略一现身，意大利方面的将士就会联想到过去跟随马略与日耳曼人战斗的情景，立即退缩不前。因此，马略指挥的军团虽未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没吃败仗。
很快进入公元前90年冬天，两军暂且进入休战期。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因另一位执政官鲁普斯战死，自己必须赶回罗马承担主持公民大会的义务。他这次回去可不仅仅是主持会议，他还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个法案。在这项被称为《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法案中，他提议，接受同盟者战争之前各同者提出的要求，给所有同盟者的人民罗马公民权。
但这个法案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各同盟者结束对罗马的战争。执政官恺撒提案的《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在公民大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历次关于开放罗马公民权的法案都会掀起风波，只有这次很平静，既没有怒吼，更没有暗杀。
以前罗马人在政治上出现失误时往往采取军事压服的做法，其结果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这次他们终于选择了用政治上的调整来修复政治上失误的正确做法。当然也可看出，这次开战，“理”本就在意大利人一边。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效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一直未决定站在哪一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现在明确地站在了罗马一边。在北部战区，原已定为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被罗马军占领后，“意大利国”处于连首都都不知在哪里的尴尬处境。《尤里乌斯公民权法》正式成为法律后，意大利人失去了战争的口实，士气衰落也是必然的。在北部战区被打败的马尔西部落的酋长西罗加入了南部战区主力萨姆尼乌姆部落继续顽强战斗，致使南部战区的战争在公元前89年还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名分虽然没有了，但战争中形成的相互仇视与憎恶仍然存在，如果点燃战火的指挥官存有这种仇视与憎恶，战争就会继续。尽管如此，除山区还有部分起义军继续抵抗外，同盟者战争实质上在公元前89年已经结束。南部战区的英雄苏拉也在这一年年末回到了罗马。原以为同盟者战争会使罗马深陷泥潭的那些东方国家的君主，看到战争超出预期地快速结束，还感到有些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