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下旬，英国“东方远征军”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共有各种舰船48艘，陆军约4000人。侵略军按既定战略方针，于28日起封锁珠江口，由“都鲁壹”号等4艘军舰和1艘武装轮船执行这一任务。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大小舰船43艘离粤北上，企图夺占定海作为据点，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胁迫清廷就范。7月2日，由军舰“布朗底”号驶入厦门青屿口投送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副本①，并留军舰“鳄鱼”号和运输船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调往定海）。舰队继续北驶，直指定海。
一、第一次定海之战
7月4日，英印海军司令伯麦率军舰5艘（“威里士厘”号、“康威”号、“鳄鱼”号、“巡洋”号、“阿尔吉林”号，共载炮158门）、武装轮船2艘（“皇后”号、“阿塔兰塔”号）、运输船10艘，载运陆军第18团、第26团、第49团和马德拉斯炮兵队，闯入定
①“布朗底”号舰长派人驾小船强行登岸递交照会时，遭到岸上清军抗拒，该舰遂发炮轰击，打死打伤清军弁兵23人。后该舰又派小船将照会留在沙滩上（一说将照会装入小瓶抛入水中），即退出厦门港。
海水域。为探明英军意图，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英舰讯问。伯麦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令次日下午2时前交出海岛、炮台，否则开炮轰击。姚怀祥离舰后，即与文武官员商讨对策。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重山环抱，一面临海。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青垒山、晓峰岭为辅翼；城南道头港之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五奎山、盘峙山、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形势险要，利于防守。此时，道头水面已集结清军大小师船21艘，共计船炮170余门，兵丁约940名；道头岸上有陆路兵丁600名，配炮20余门。另有旧设炮台4座，每座安红衣炮8门，配守兵50名。总的看来，清军是有一定准备的。但是，文武官员对于如何进行防御作战意见不一。游击罗建功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坚炮利，宜将水陆各兵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扼要堵御，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水师总兵张朝发认为水师只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由于意见纷歧，莫衷一是，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战船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率兵1000人守城。姚、张还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城；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①实则各自为战，互不协同。
7月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军舰发炮轰击。张朝发率水师迎敌。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惨重，张朝发左腿受伤，被送往镇海，水陆官兵也纷纷内渡镇海。英军乘势登陆，彻夜攻城，于6日凌晨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参见附图1)
定海失守后，清廷于7月24日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主持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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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英军攻陷我国南北航道要冲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企图长期占领，以便在军事上作为立足点，并切断南北海上交通，直接威胁中国最富庶的沿海各省。同时，派出军舰“鳄鱼”号及轮船1艘，封锁甬江口；另派军舰“康威”号、“阿尔吉林”号及运输船3艘，前往长汀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
二、英军陈兵渤海湾与中英大沽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军舰“威里士厘”号、“布朗底”号、“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摩底士底”号，武装轮船“马达加斯加”号和运输船2艘离舟山北上，8月6日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拦江沙外。
道光帝在定海失陷后，立即谕令福建提督余步云酌带弁兵，驰赴浙省会剿；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会同浙江水师，合剿英舰。他在7月26日的上谕中称：“此次英吉利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①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犯天津。他根据直隶总督琦善以前所奏天津海口“严密防范，果有夷人驶入，自可有备无虞”等情况，谕令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②可见，他虽然立足于战，但盲目轻敌。可是，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不堪使用，守兵只有800人的实情后，对英态度马上由硬变软，当日即改谕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③琦善接旨后，于8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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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28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页。
③《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日派干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并立即呈送北京。
巴麦尊的照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林则徐的禁烟措施说成是对“实信之英人，向之强行残害”，并“凌辱国主特命领事”，“亵渎大英国威仪”；扬言“大英国家决讨昭雪”，威胁说：如“大清国未善妥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①其强盗面目暴露无遗。对禁烟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认识的道光帝看到巴麦尊的照会后，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琦善等人的谗言，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8月20日，谕令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③完全屈从于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也是他抗战决心的第一次动摇。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奴颜婢膝地向义律表示，英方“所诉之冤，已奉旨准为昭雪”，劝说侵略军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③同时，道光帝给沿海疆吏下谕：设或夷船再至，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英国侵略军头目在所提条件未获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于9月15日率舰队起碇南返。其所以同意南下广东，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中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使懿律等“认为在春季之前，采取任何积极的敌对行动，是不聪明的”。④
但是，道光帝竟认为大沽谈判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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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麦尊照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2～386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页。
③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25 -426页。
④《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公使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一卷，第720页。
洋洋自得地说：“英夷在天津海口投递呈词，甚觉恭顺，吁恳恩施”①；“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②。对琦善的屈膝外交，表示“朕心嘉悦之至”。9月28日，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10月3日，将对禁烟和加强海防作出重要贡献的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指望通过惩办林、邓博取英人宽恕，以避免与英人接仗，并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国退兵。道光帝还不顾英军仍霸占定海，且大批集结于广东洋面的情况，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裁防兵，以节饷糈。同时提出“总要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③他根本不懂得备战方能言和，裁军撤防，专意求和，非但不能避免战争，相反只会助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最终必然伤及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