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2）
一、广州谈判破裂
英军侵占定海后，逃匿的居民拒绝回城，附近人民积极打击外出购买、抢掠食物的英军和汉奸、买办，使侵略军供应奇缺；加上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死亡人数日增，英军处境相当困难。定海、慈溪、余姚等县军民先后俘获英海军少校得忌刺士、炮兵上尉安突德等官兵23人，给了侵略军以应有的打击。懿律率舰队驶离大沽来到定海后，即与伊里布交涉释放被俘人员问题。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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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页。
②转引自伊里布：《续接懿律来文及现在筹议酌办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页。
③转引自伊里布：《续接懿律来文及现在筹议酌办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5页。
以释俘为条件，要求英方归还定海，谈判未获结果。11月6日，伊里布背着清廷与懿律签订了地方性“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在舟山岛及附近小岛划界为守，当地政府不阻止群众供给定海英军所需物资。伊里布签订这一协定，使盘据定海的英军改善了处境，却束缚了中国人民的抗英手脚，实属卖国行径。
“停战协定”签字后，懿律于11月14日率军舰“威里士厘”号、“摩底士底”号、“麦尔威厘”号、“伯兰汉”号及一些辅助船离开定海南下，20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琦善于10月3日离京赴穗。他在途中就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①，“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②，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12月4日即与义律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义律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赔烟价、还商欠、偿兵费、开商埠、割土地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琦善慑于英军的船坚炮利，不敢以武力为后盾与侵略者谈判，“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③。他在奏折中称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④，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
正当义律与琦善谈判之际，英国继续向中国增兵。至1840年底，先后来华的舰船有“加略普”号、“萨马兰”号、“路易莎”号、“司塔林”号、“硫磺”号、“丘比特”号，陆军有马德拉斯步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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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四），第212页。
②高人鉴：《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45页。
③仁寿等：《审讯琦善按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17页。
④琦善：《照复英人并筹办防守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55页。
37团。12月上旬，英军舰船20余艘驶近虎门口，向琦善施加压力。琦善见形势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土地和另辟通商几岸等事上报清廷。道光帝“览奏愤恨之至”，认为“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命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并称“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①同时，令四川备兵2000人，湖南、贵州各备兵1000人，听候调遣；令伊里布相机收复定海。由于道光帝由“羁縻”转向“攻剿”，琦善不得不抽兵1950人，加强虎门及省城以东江岸的防御，“借此虚张声势”。但他仍然表示“不惮颖脱唇焦，或堪智取术驭”。②可是，义律已获悉清廷态度转趋强硬，便通知琦善“交战后尚可再商”⑧，决定中断谈判，向虎门要塞进犯。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顽固坚持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一）英军初犯虎门和沙角、大角之战
虎门要塞的第一道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分别安有旧式火炮12门和17门（后略有增加），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两台防兵甚少，虎门形势紧张时，才由副将陈连升率兵600余名，加强两台防御，总兵力约1000余人，分扎于主炮台和侧后工事之中。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英舰船载英军1500余名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名，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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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32页。
②琦善：《义律以开战要挟并约定晤谈及给复文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87页。
③琦善：《接义律伯麦等来书要交战后再商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92页。
英军以右支队为主攻，由“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尼”号3艘军舰（共载炮62门）及“皇后”号等4艘轮船运载登陆部队1461人，进攻沙角炮台。首先，“加略普”号等3舰用舰炮向炮台猛轰，以吸引清军主力。同时，在川鼻湾登陆的1400余人，抄袭炮台侧后，攻占了清军防御薄弱的制高点，用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守军遭敌水陆夹击，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壮烈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军占领。泊于沙角附近晏仁湾、三门口的清军战船11艘亦被英舰击毁。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由“萨马兰”号、“哥伦拜恩”号、“都鲁壹”号、“摩底七底”号4艘军舰（载炮106门）组成。它们用舷侧炮对炮台进行近距离猛烈射击，使驻守炮台的清军难以驻足。尔后，英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在炮台即将被敌攻占之际，清军被迫将大炮推人海中，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
（二）英军霸占香港与清廷对英宣战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琦善畏敌如虎，一再奏称英军船坚炮利，胡说什么虎门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想以此动摇道光帝的抗战决心。与此同时，他按照侵略者所定“战后再商”的步骤，恢复谈判。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居住（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等琦善奏请，便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①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此后，琦善与义律的两次会谈中，均未同意将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当然也谈不上经道光帝批准。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川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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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5页。
1月27日，道光帝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已被英军攻占，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命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进攻英军；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①1月30日，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办理夷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6000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1000人、湖北和贵州兵各1500人、云南和湖南兵各500人，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与义律“说定让给”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回京，严行讯问。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埙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
（三）英军再犯虎门，守军英勇奋战
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后，一面强占香港，一面派出舰船探测上横档以西水道，作再次进犯虎门的准备。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进攻虎门和广州。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再犯虎门的临战准备。
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虎门要塞的第二道门户、分别设于横档、武山和芦湾山的6座炮台，便成为英军攻击的主要目标。这时，6座炮台的大小火炮已增至300余位，守军约3000人。其中水师提督关天培镇守的靖远炮台有弁兵253人，总兵李廷钰镇守的威远炮台有弁兵327名、雇勇91名，其余各台守兵均有数百名。另在武山后山驻有兵丁雇勇5000名。
2月24日，英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以上、大虎山以下各处炮台，俱交英军“暂为据守”。关天培不予理睬。25日下午，英军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3门，在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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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页。
名步兵掩护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清军未设防的下横档岛登陆，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晨，占据下横档的英军炮兵向上横档岛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发炮轰击。由伯麦指挥的英舰“威里士厘”号、“萨马兰”号、“加略普”号、“摩底士底”号、“前锋”号、“鳄鱼”号和“硫磺”号，乘潮水盛涨时由西航道上驶，包抄上横档岛，轰击横档、永安两座炮台。下午1时30分，“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轮船运载部队在永安炮台附近登陆。中国军民奋起抗击。经过激战，守军伤亡350多人，其余一部被俘，一部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
在上横档岛激战同时，英舰“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各载炮74门），轮船“皇后”号及3艘小型火箭船，于上午11时30分驶抵武山水域，分别于距威远炮台360米和540米处下锚，以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等指挥炮台守军沉着应战，但由于英舰停泊过远，靖远炮台仅有部分火炮能够发挥作用，镇远炮台基本无法参加射击，因此守军的火力处于劣势，未能予敌以重大杀伤。相反，炮台受损失严重。不久，英军从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镇远、靖远3台守军在后山兵勇带领人畏敌不援的情况下，坚持抗击1小时30分钟，终因势寡力单溃退。年逾花甲的关天培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与数十名官兵一起，光荣地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英军攻占横档和武山各炮台后，用轮船载员拔除水中木桩，破坏木排铁链，疏通航道，以便溯江上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部分英军攻占芦湾山下的巩固炮台。至此，虎门要塞最关键的门户已被英军攻破。英军乘势发展进攻。
2月27日，英舰“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摩底士底”号、“硫磺”号（共载炮104门）和轮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溯珠江而上。因虎门要塞最后一道门户大虎山炮台的守军先已撤退，故未遇抵抗便直达离广州城仅60里的乌涌。该处有炮台1座，设重炮7门，临江一线筑有工事，安炮44门，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湖南兵900名和广东兵700名驻守。附近泊有安炮39门的战船“截杀”号（由林则徐购买的外国商船“甘米力治”号改装而成）和数十只小木船。由于仓促布防，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于水中，只有东南角的大炮可以射击，但不能调整射角和射向，很难命中目标。英军一面发舰炮轰击，一面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抗击，毙敌200余人。后因火药将罄，且战且退。英军乘势占领炮台。祥福以下官兵446人英勇献身，战船“截杀”号被焚毁。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3日，不战而据定功炮台。广州省城已处于侵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三、广州清军的反攻作战
（一）英军调兵遣将，清军布防广州
虎门失陷后，道光帝复派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增调广西、湖南、湖北兵4800人星驰赴粤，命令于3月5日抵达广州的杨芳会同怡良立即发兵进剿，指出：“逆船驶进内河，即属深入重地，若能抄出该夷船背后，断其归路，前后夹攻，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①
杨芳等因奕山、隆文尚未到粤，各省援兵也未到齐，不敢贸然发动反攻。而英军也需增加兵力，才敢进攻广州。这时，适值贸易旺季，停泊在珠江口外英美等国的商船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
在恢复贸易前后，英军一面调集兵力，一面进行小规模的进攻行动，积极为扩大侵略，进攻广州作准备。为了增加入侵广东的兵力，2月2 5日，驻定海的英军舰船8艘和陆军1700余人，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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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60页。
照义律的命令撤离南下，于3月初抵达广东。①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郭富也率兵700名赶到。英军得到加强后，遂“派遣分队攻陷并毁坏了广州城邻近的（沿江）各要塞”②，进一步改善了进攻广州城的态势。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3000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粤前往印度，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争取援军。
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明显违背道光帝立即攻剿，“日夜盼望捷音”的意愿，因而受到严厉斥责。道光帝命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⑤。4月14日，奕山、隆文、祁土贡抵达广州，进一步部署了广州的防务。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北依越秀山，南濒珠江，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15座。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认为“逆夷进攻，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滔，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而近岸民居鳞次，河面距城仅止数丈，不能安营”④。据此，对广州城防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1100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600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炮台安设新铸8000斤大炮2门，控制江面；于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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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军侵占定海后，道光帝多次命令钦差大臣伊里布集兵进攻。特别是英军进攻虎门时，道光帝命伊里布不失时机地进攻定海，使英军首尾不能相顾。但伊里布认为从海上反攻绝无可能，因而按兵不动。英军撤离定海除为了增加广东英军兵力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水土不服，疫病流行，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病死者就达448人。
②[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17页。
③《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57页。
④奕山等：《官兵渐次到粤分守要隘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页。
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4000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4100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等省兵1200名扎于城北保厘炮台，联络内城北面守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1500名保护佛山粮台，并负责接运木排、炮位。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在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4000余人正在赴粤途中。十分明显，上述设防部署，是以陆为主的单纯防御，缺乏水上作战的充分准备，没有采纳林则徐提出的御敌措施。①
（二）清军三路反攻，英军转守为攻
由于道光帝一再严令催促，奕山等在战备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决定于5月10日以后对英军发起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沿江各炮台。因连降大雨，河水盛涨，清军未能“克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机自大黄滔、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垣。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②。
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弁兵“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1700余名，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卉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力攻其左右，先抄其后路”。英军对清军的行动早有察觉，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快艇发起攻击，西炮台和东炮台亦发炮轰击江中的英舰，使英军受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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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参见梁廷楣《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65页。
②奕山等：《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页。
损失。但是，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毁不少。当晚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的清军，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军转守为攻，以舰炮对西炮台进行猛烈轰击，守军溃退。接着，英军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至此，广州清军的反攻作战，终因谋划不周而宣告失败。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后，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并确定如下作战部署：以左纵队任主攻，在清军防守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带登陆，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炮台，控制瞰制全城的制高点，尔后从城西北进攻。其兵力编成：步兵大队由英军第49团、马德拉斯步兵第37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部组成，共646人；炮兵大队由皇家炮兵、马德拉斯炮兵和印度工兵各一部组成，共417人，携野战炮13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布朗底”号、“宁罗德”号军舰上的水兵组成，共430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18团组成，共900人。4个大队的总兵力为2393人。以右纵队任助攻，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兵力，保证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兵力编成为：英军第26团，配属炮兵20人和工兵30人，共360人。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在商馆区附近登陆，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商馆区。1小时后，左纵队分乘30只船在“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阻击。但担任应援任务的湖南兵为了争功，竞在后面乱放排枪，引起前面守军慌乱。英后续部队趁势大批登岸，占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次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6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极、耆定、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贵州、湖北兵4100人防守。25日上午9时，英军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10时，步兵发起进攻：第49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高地，第18团迂回到炮台侧后，以切断上述两台后路，水兵大队则由正面进攻。清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经1小时激战，拱极、保极炮台失陷。英军继续发动进攻，防守四方炮台的总兵长春率兵勇冲出，与敌肉搏，因伤亡过重，小支而溃。各炮台守兵便纷纷撤入城内。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制全城。
26日，英军准备攻城。时广州城内尚有清军近万人，但奕山等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便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6日内撤至离广州城60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外。
奕山对于广州之败不敢如实上奏，竟编造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耳口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①等等，欺骗清廷。原来颇有灭此朝食气概的道光帝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②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四、三元里人民痛击侵略者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四出烧杀淫掠，激起广州人民的极大义愤。城郊人民纷纷拿起刀矛等武器，勇敢机智地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附近100余乡村民，在社学领导人、爱国士绅李芳、何玉成、王韶光等联络号召下，团练御侮。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乡有事，各乡支援，共同抗击侵略者。
5月30日凌晨，郭富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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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奕山等：《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页。
团约600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附近各乡义勇闻讯，迅速于牛栏冈、唐夏村一带集结。义勇采取诱敌入伏之计（英军停止时，鸣锣击鼓而进，英军前进时，佯败而退），将敌诱至牛栏冈附近时，伏众四起，杀声震天，将英军重重包围。下午2时许，雷电交加，大雨如注，英军火药尽湿，枪炮无法施放，被迫后撤。义勇立即追击，刺死刺伤敌人14名。在追击过程中，有一路义军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60人）包围于水田中，毙伤敌34名。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前往增援，这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连队才得以狼狈逃回营地。此战，共毙伤英军近百名。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痛打英军的同时，广州周围各地人民也纷纷打击侵略者。三山村人民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2门及枪械一部。佛山镇义勇围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组织民众，夜袭泊于横档的英船，烧毁其大船1艘。广州人民英勇打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敌御侮的先声。
5月31日，英军头目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勇。6月7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撤至珠江口外。
中英广州之战，清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主观方面：一误于琦善一意主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从而加速了经营多年的虎门要塞的失陷。二误于奕山等不懂得慎战之道，仅以少数部队仓促反击，企图侥幸取胜；战败之后，马上同敌缔结城下之盟，缺乏坚持抗战的决心。三误于临时从各省抽调之兵，兵将互不熟悉，彼此互不协同；统兵将领，智勇双全者少，畏怯无能者多。四误于只靠正规军株守城池和既不坚固又不隐蔽的炮垒，不善于机动作战。客观方面，英军船坚炮利，进退自由，能集中优势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造成台毁人亡。即使如此，仍有以关天培为代表的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三元里等地人民，义愤填膺，痛打敌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