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换帅备战，中国撤军弛防
1841年4月，英外交大臣巴麦尊获悉所谓《穿鼻草约》的具体内容以后，对义律大为不满，认为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军事行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尤其不该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殖民侵略老手亨利·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巴麦尊在给璞鼎查的训令中，重申了原给义律的训令仍然有效，并要他抵达中国后，第一项任务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同时强调在中国皇帝对英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割让香港、赔款、开辟通商口岸等）完全无条件地依允以前，就不停止远征军的军事行动。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立即进行作战准备。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率领10艘军舰和运兵船（军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朗底”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卑拉底士”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运兵船“响尾蛇”号，共载炮320门），4艘轮船（“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复仇神”号和“皇后”号，共载炮16门）及1艘领航测量船，22艘运输船，分载陆军官兵2519人和大量辎重，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陆军1300余人及“海阿新”号等军舰6艘、轮船2艘留守香港。
英军退出虎门，清廷误以为“夷氛已靖”，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江苏巡抚裕谦接奕山、祁土贡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奏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对裕谦的奏折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其江苏防堵官兵，亦著会同程蓠采、陈化成酌议撤回，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①23日，又对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折中所提待探明英军确无来浙情况后再行撤军的建议，斥责为“所见尤为迂谬”②。但是，时隔3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在厦门轰鸣这一严酷的事实表明，并不是裕谦为“浮言所惑”，也不是刘韵珂“所见迂谬”，而是道光帝自己忽视战略侦察，且又刚愎自用，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策，给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厦门远控台湾，近接金门，为闽省咽喉。该处防务自1840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位于厦门东西两侧的青屿、崤屿、大担、小担以及晤屿以北的白石头、水操台、安海等处，均安设炮位，驻扎防兵，以便夹击敌舰；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囊沙为石壁，共长500丈，每5丈留一炮洞，共安炮100门；复于濒海之会厝坡、河厝乡、高崎汛等处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通向厦门的咽喉要地鼓浪屿，有石砌炮台数座，安炮76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厦门及其附近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400多门，有水陆防兵约5000人，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协防。事先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作战方案。
8月25日黄昏，英舰队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并向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献出厦门的最后通牒。这时，窦振彪“以广东甫经议抚，现当无事，恐盗踪未灭，仍行出洋巡缉，逾月未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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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1136页。
③颜伯焘：《厦门失守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1页。
因而水陆夹击敌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依托既设阵地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船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从青屿乘潮蜂拥而入。白石头、水操台、安海汛、鼓浪屿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击伤击沉敌船多艘。英军随即采用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各个击破的战法，逐一轰击炮台，使清军炮台遭受严重毁坏。下午1时，英舰“摩底士底”号、“布朗底”号和“都鲁壹”号逼近鼓浪屿，向该岛及内港入口处炮台继续轰击，掩护一部英军登陆。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英船“西索斯梯斯”号、“皇后”号和“班廷克”号进攻厦门以东长列炮台，守军坚决抵抗，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相继牺牲。下午4时，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击毁，英军乘势登陆。由于清军缺乏纵深设防和机动兵力，因而无法击退登陆之敌。随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27日晨，厦门被英军占领。
9月5日，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都鲁壹”号、“卑拉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及运输船3艘、士兵550人驻守鼓浪屿，牵制福建清军，其余舰船全部北驶，遂行其重占定海的计划。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争并未结束，便于9月13日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划，加强战备。他还指出：“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备。”①这是对英军陆战能力在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此后，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省开始注意作陆上击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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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7页。
三、第二次定海之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裕谦是旗人中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他到浙江后，督饬文武官吏采取措施，加强定海、镇海等要地的防务。他督令定海守军在道头以东的东岳山顶筑炮城1座，周长131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1座，长21丈；东自青垒山经东岳山、道头至西部的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1436丈，土城上设土牛，配置火炮；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附近各山共有铜铁大炮22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火炮41门，土城之上有火炮80门。另拨给兵船铁炮10门、抬枪100杆。守军共5600人，由三总兵指挥分段防御：郑国鸿率部守竹山，王锡朋率部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守土城和东岳山。此外，还招募水勇580名，造买各种船100余只。定海的设防虽较前有明显的加强，但只注意防守海岸土城一线，未能利用县城外围山岭构筑防御阵地，正面御敌的土城既不坚固，又不便集中火力打击敌舰，且又不注意构筑防炮掩蔽部。这些，都严重影响防御作战的稳固性。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郭富率领英舰6艘、测量船1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装载陆军约2000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进行登陆作战准备。26日，轮船“复仇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乘潮闯入竹山门，窥测形势。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船由吉祥门窜出，旋又从大渠门绕入，复被土城守军击退。28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及轮船“复仇神”号连樯驶入，炮击晓峰岭，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臼炮3门，登上靠近道头港的大小五奎山，构筑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连樯驶进，用舷炮向土城西端之竹山、东岳山的炮城和土城东段阵地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强行登陆。
左纵队由第55团、第18团及炮兵队、工兵队、来复枪队组成，约1500人，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右纵队由第49团、海军营等组成，辅攻土城东段之东埔港。首批登陆之第55团向晓峰岭发起进攻，王锡朋指挥清军对登陆之敌进行顽强抗击，士兵所用抬枪因连续施放，枪膛发红，不能装打，仍进行白刃格斗，舍命死战。英军依靠优势火力，抢登晓峰岭。王锡朋中炮牺牲，弁兵伤亡甚众。英军遂攻占晓峰岭。第二批登陆的第18团从间道进攻竹山，郑国鸿督军死战，亦壮烈殉国。18团占领竹山后，沿土城向东进攻。土城清军在葛云飞指挥下顽强抗击，葛不幸中炮牺牲。不久，18团占领了东岳山。右纵队在道头以东登陆后，在第18团支援下，击溃了土城东段的清军。至
此，定海城东、西前沿阵地全被英军攻占。
10月1日下午2时，英军进攻定海城。署定海知县石浦等婴城守御，负伤殒命，守军不支而退，该城再次沦入敌手。
舟山本岛面积较大，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牵制和袭击侵略军。第一次定海之战后，裕谦曾有这方面的建议，但他到浙以后，却没有在各岙部署部队，先事绸缪。三总兵阵亡后，已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致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处。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非常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作为过冬营地。
镇海与定海一衣带水，东濒甬江，北临大海，上溯甬江可直达宁波。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为镇海之天然屏障。这时，镇海的防务，在裕谦等指导下，已有所加强。在招宝、金鸡两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备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86门。在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共有守兵约5000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领1000余人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1500余人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数百人防守东岳宫以西的拦口埠炮台，构成犄角之势。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1000余人坐镇县城指挥。战前，他向道光帝表示，誓与镇海城共存亡，“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①。
10月9日，集结在镇海外海黄牛礁的英军完成了临战准备。其作战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城。登陆部队分3个纵队，共2293人。左纵队由步兵第55团、第18团及部分炮兵、工兵组成，共1061人，携山炮4门、臼炮2门，由郭富指挥，进攻金鸡山。中央纵队由步兵第49团及炮兵、工兵等46 5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2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767人组成，携臼炮2门，由荷伯特船长指挥，进攻招宝山。
10日黎明，英轮船“复仇神”号载中央纵队步、炮、工兵，由军舰“巡洋”号掩护，在甬江南岸登陆；轮船“弗莱吉森”号载左纵队步、炮、工兵及来复枪手，由金鸡山后的小浃港登陆。两路夹攻金鸡山，守军虽腹背受敌，仍顽强抵抗，终因伤亡过多，不敌而退，总兵谢朝恩受伤落海牺牲，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共载炮192门的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朗底”号，以绝对优势的炮火对招宝山实施猛烈轰击。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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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裕谦：《筹防镇海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226页。
西北麓登岸，旋即占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镇海县城，掩护步兵缘梯攻城。当日下午，镇海城失陷。裕谦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在县城危殆之际，投泮池自尽，经兵丁救起，仅存微息，次日死于余姚城附近。
英军侵占镇海后，海军司令巴加于13日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4艘和轮船4艘，载兵700余人，直犯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部清军2000余人弃城逃往上虞，英军唾手而占浙东重镇宁波。此后，清军慌忙在曹娥江一线设防。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随后又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其罪恶行径激起浙东人民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①人民群众的英勇抗英斗争，与余步云之流拥兵不战，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浙东清军三路反攻
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于是江苏、山东、直隶、奉天纷纷告急。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主张调兵堵剿，有的散布妥协乞和论调，众说纷纭。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早在10月18日和22日，先后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下令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抽调部队，迅速开赴浙江，听候调遣。他要求奕经等严明部队纪律，做到赏罚必信，并事先下发翎顶、赏品和用银7万两制作的武功牌750张，激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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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见《鸦片战争》（四），第384～385页。
队“锐意图功”。
早在厦门失陷以后，道光帝就命令奕山等督率兵勇对留驻香港的英军，“痛加剿洗，使彼首尾不能相顾”①。定海、镇海和宁波失守后，他在命厦门守将“乘机整旅，痛加攻剿”的同时，又严催拥有兵勇3万余名的奕山集兵攻剿，使浙江的剿办易于成功。但奕山害怕“一经剿办，则该逆大帮夷船，必致窜回广东，再图滋扰”②，因而始终按兵不动。福建方面也毫无行动。这种只图苟安一隅，不顾战争全局的行径，使英军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专意对付浙江的清军。
至于奕经，自离京以后，也以各种借口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筹划反攻事宜。他认为浙江河渠港汊纵横，陆地多为水田，积水泥泞，道路狭窄，“势不能纯用正兵大队攻剿”，应“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同时并举”。③当时，他的幕僚臧纡青建议：从山东、河南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蛋、盐民2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备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④奕经对这一建议，只采纳了“里应外合”之法，而摈弃了“散战疲敌”之策。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1.1万人及水勇、乡勇2万余人，抵达浙东前线。奕经等决定本着“明攻暗袭”方针，实施反攻作战，收复失地。具体部署如下：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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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172页。
②奕山等：《省河要隘亟须填塞并现在防堵英军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22页。
③奕经等：《兵勇布防情形及行营移驻嘉兴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80页。
④梁廷楣：《夷氛闻记》，第101页。
（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由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指挥水勇、义勇及火攻船只，陆续渡海，潜伏于定海城外、舟山岛各岙以及敌船必经要道六横山一带，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由总兵段永福率兵勇2300余人，在距宁波30余里的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一由副将朱贵率兵勇1900人，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壮勇3900人，准备截击援应之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2000余人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2000人进驻慈溪西北之长溪岭督战；奕经率兵1350人驻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1200余人驻杭州城南万松岭，作为后路援应，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当奕经等得知“内应壮勇，均已安插妥协”，而“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①其实，清军的行动英军已有所察觉，并作了相应的准备，所以反攻作战已不存在出敌不意的条件。
10日夜，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分头进攻南门和西门。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400余人，潜赴南门，在内应配合下，冲进城内，于直奔府署途中，遭英军阻击，不支后退。稍后，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爬墙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抛掷火球、火箭，清军进攻受阻。次日天明，清军全部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分攻镇海西门和招宝山炮台。进攻西门的都司刘天保部数百人遭到英军顽强抵抗，加上由朱贵率领的后续大队因走错道路未能及时援应，便于天色微明时撤出
战斗。进攻招宝山的部队，进至炮台附近时，突遭守台英军和英舰炮火轰击，不支而退。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渡海进攻定海的义勇，或因风潮不顺，或因英军已有戒备，一再推迟行动。直至4月14日，才由郑鼎臣组织了一次夜袭，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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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奕经等：《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3页。
泊于道头港的3艘英船，虽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坏，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于慈溪大宝山及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由防御转入进攻。
3月15日晨，巴加和郭富率领“皇后”号、“复仇神”号及“弗莱吉森”号3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1200余人，携火炮4门，自宁波溯江上犯。慈溪守军不战而逃，英军穿城而过，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防守大宝山左侧的刘天保部500人，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防守大宝山右侧的朱贵父子率兵400余人，与敌鏖战竟日，坚守阵地。因驻长溪岭的文蔚畏敌怯战，不及时派兵增援，最后朱贵父子壮烈牺牲，所部官兵大部阵亡。英军攻占大宝山后，于次日中午向长溪岭进攻。文蔚拥兵数千，竞不敢与敌交锋，于当晚逃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17日，英军撤回宁波。
20日，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借口，率部退守杭州。他在奏折中称：“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①诚然，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无论广东还是浙江，确有一批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汉奸，给英军充当向导、提供情报、接济食品，给清军的作战造成了困难。但是，把作战的失利说成完全是汉奸造成的，显然与事实不符。清军反攻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奕经等战役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他们既不采纳臧纡青的伏勇散攻之计，又不采取集中兵力各个破敌之策，却以不足其所部一半的兵力，分成三路，同时进袭各有1000余英军（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2个团的兵力）驻守的浙东3城，且在具体部署上只有奔袭一手准备，而无强攻的准备，如此轻率用兵，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作战失利后，尚有6000多清军未受损失，如果奕经、文蔚等身先士卒，激励士气，严明纪律，战事尚有可为。无奈，奕经远离前线，文蔚率先逃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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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奕经等：《接仗不利长溪岭等营盘被焚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9页。
就丧失了扭转败局的最后希望。
浙东反攻失败后，道光帝开始认识到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战，而且陆上也不能战，“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①。于是，抗战的决心再次发生动摇。他在奕经的奏折上朱批：“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②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害怕出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局面，也促使他希望尽快结束对外战争。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在军事上出现转机，以保持王朝的体面威风。为此，作了战与和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增兵浙东，令奕经激励士气，“相机攻剿，收复郡县”；令牛鉴等严防吴淞海口；并继续催促奕山等伺机反攻，收复香港，“以扬国威”。另一方面起用投降派，于3月底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羁縻”事宜。而此时英军已决定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对清廷的乞和予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