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反对外国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战争。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抗英战争中，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武器装备，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还是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条约，成为千古遗恨。抗英战争的实践表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武备废弛，乃是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正由于此，使中国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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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赛尚阿：《沿江攻剿机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143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277、2307页。
的兵力雄厚、以逸待劳、有人民支持等有利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所存在的武器装备落后、部队素质低劣等弱点无从改变；同时，也就无法抵消和减杀英军船坚炮利等优势，扩大其兵力不足、远离后方、补给不便等困难；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当然，作战失利的最直接原因，则是由于战争指导上的战略性失误，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明敌情，盲目指挥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有对中国情况经过长期侦察而制定的具体战略方针。此外，在战争过程中，还继续调查研究，不断完善既定的方针，以便既能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又能缩短战争的进程。英军还十分重视战役、战斗侦察，及时获取清军的情报，确定对策，或先发制人（如进攻虎门），或先行防范（如对付广州和浙江清军反攻），从而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清王朝则相反。由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因而对西方列强的情况茫然无知，对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缺乏预见和准备。战争爆发后，仍然不了解英军的战略意图，所以只能提出“沿海各省一体严密防范”、“大张挞伐”之类笼统的不切实际的方针。另外，道光帝往往根据假象和有关将军、督抚的虚假奏报，制定错误的决策。1840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自大沽南返，道光帝却认为“夷情恭顺”，下令沿海各省裁撤调防官兵，但时隔不久，英军进犯虎门，只好再次调兵加强海口防务。1841年6月，进犯广州的英军撤至虎门口外，道光帝认为“夷氛已靖”，再次下令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不几天，英军便攻陷厦门。1842年3月，清军浙
东反攻失利后，道光帝一面增兵浙东，防敌进犯杭州，一面继续加强直隶沿海防务，防敌进犯天津，而英军的进攻方向则是长江下游。正因清廷不明敌情，盲目指挥，所以清军着着被动，而英军着着主动。同样，由于不明敌情，时而轻敌，时而畏敌，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二、打击抗战派，重用投降派
主持广东禁烟的林则徐、邓廷桢，抗英决心坚定不移，设防备战周密有序。英军开始不直接进攻广州，固然主要由于执行英政府制定的战略方针，但与广州戒备森严也不无关系。遗憾的是随着道光帝抗英态度的变化，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革职，发配新疆。此后，一些有识之士奏请重新起用林则徐，均遭道光帝拒绝，甚至受到批评，致使抗战派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道光帝任用的琦善、奕山、伊里布、奕经、耆英、牛鉴等，不是屈服于英军淫威的主抚派，就是怯懦无能之辈。琦善、伊里布、耆英和牛鉴，畏敌如虎，一意乞和，致使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对于广州和长江下游的作战失利，负有重大的罪责。奕山、奕经虽各统兵数万，却胸无韬略，因而既不能“靖逆”，又不能“扬威”。他们身为皇亲贵胄，却贪生怕死，不愿为大清帝国效命疆场。英军北犯闽、浙，继犯长江，他俩竟置道光帝的命令于不顾，不敢身先士卒，率部袭击留驻香港和浙东的少数英军，带头破坏了清廷的集中统一指挥，使清军无法协调一致地作战，从而也影响了道光帝的抗战决心，最后发出了“无人，无兵，无船”的哀叹。用兵之道，择将为先，不选用智勇双全的将帅，而欲争取战争的胜利，乃缘木求鱼。
三、只知调兵堵御，忽视改进战法
清王朝长期奉行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沿海要地兵微将寡，遇到外敌入侵，只好从内地各省零星抽调部队，临时拼凑成军，千里赴援。这些部队，士兵与将领之间互不熟悉，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仓促投入战斗，结果，既乏锐气，又少协同，往往一触即溃。另外，由于交通不便，往往援兵未到，而守军已溃。这种弊病，战争初期即已暴露，但清廷没有及时总结教训，采取改进措施，即一面就地选募精壮农民和渔民、蛋户，充实戍边部队；一面在重要海口附近分别调兵组建战略预备队，统一领导，严格纪律，强化训练，改变号令不齐、散漫无纪、技艺生疏、胆气不壮等状况，以便一旦有警，就近开赴前线，配合作战，即使前沿阵地已被敌突破，尚可在纵深地域继续抗击敌人。这样，既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可避免贻误战机，增强防御作战的韧性。无奈，不论是浙东反攻，还是长江下游抗战，始终用零星抽调、仓猝应敌的老办法，因而重蹈前期作战的覆辙。
清军在抗英作战的初始阶段，因为不了解近代化英军的作战特点，打些败仗在所难免。正如林则徐所说：“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赎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①问题在于为何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始终一败再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清廷既不及时严惩畏敌怯战的将领，严肃军纪，激扬士气，又不认真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着力探索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有效战法，而是主观地认为英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并且始终依托筑城技术十分落后的炮台和土城等工事，拘泥于阵地防御战，不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以致不但不能予进攻之敌以有力的打击，而且一旦要塞或城池失守，便丧失了扭转被动局面的能力。至于诱敌深入，不断分散和消耗敌人，以至最后战胜敌人的战法，则更不敢实行。因为，诱敌深入，必然会暂时丧失一些土地和城镇。可是清律规定，凡丢失城池者，不论是何原因，都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所以统兵将领谁也不愿冒这个风险。何况，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和前敌将领能有几人懂得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城池的道理？另外，这种灵活战法之不能实行，还与前敌将领轻视人民、部队扰害百姓，不能和不敢依靠群众密切相关。奕山之解散三元里抗英义勇，奕经之不采纳臧纡青的“散战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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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鸦片战争》（二），第569页。
敌”之策，就是明证。因此，也就失去了战胜敌人的最有力最可靠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