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余年间，中外关系虽非剑拔弩张，但资本主义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侵略，而是步步紧逼。首先，英国不以霸占香港为满足，还企图强行进入广州城和在城外租地，经广州民众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迫使其暂时放弃侵略图谋。其它国家也相继展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在英、法、美支持下，悍然霸占了我国领土澳门。1850～1853年（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沙俄非法侵占我黑龙江省的庙街和库页岛等战略要地，并将其侵略魔爪伸入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西北边疆。1854年开始，英、法、美三国在上海先后建立了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此外，大批冒险家前来中国，在驻华领事庇护下，进行拐卖华工、抢劫商船、偷运毒品等罪恶勾当，损害中国的权益，危害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它们迫切要求向外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实行五口通商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运来大量棉纱、棉布和其它商品，向中国倾销，企图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很低，以致外国商品经常滞销。同时，英、美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有增无减，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商品的销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①。然而，贪婪的外国资本家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倾销其它商品，因此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内地贸易，减轻税收，为其倾销商品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1853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建立起与清廷对抗的农民革命政权，清政府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英、法、美等国为了静观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暂时打起“中立”的旗号。1853～1854年，上述三国驻华代表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进行多次接触，发现他们毫无媚外的表示，并坚决拒绝输入鸦片，这就使他们的政府深信，只有跟正处于困难境地的软弱的清政府打交道，才能取得更多的殖民特权。为此，它们存1854年和1856年向清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交涉，企图通过外交手段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其扩展在华经济、政治特权和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目的。
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勾结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内容包括开放中国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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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4页。
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修改税则和免除厘金，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在交涉过程中，他们利诱与威胁兼施，表示：“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指太平军），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①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虽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不愿让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更害怕公使驻京有损天朝威严，对于他们是否真心帮助镇压太平军也持疑虑态度，因此决定采取“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便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倾全力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没有力量单独发动侵华战争，“修约”活动遂暂时中止。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勾结英、法驻华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这时，咸丰帝从法、英军队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和广州天地会起义的事实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确有援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意向，因而态度有所松动，但仍坚持原订条约的“大段断无更改”，“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③英、法、美鉴于外交讹诈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决心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而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决定调集部分兵力，与中国兵戎相见。
二、清政府忽视沿海设防备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临近结束时，道光帝鉴于海口既无坚固的炮台，洋面又无堪与英舰交锋的战船，以致到处被动挨打，便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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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怡良：《接见美使麦莲据云如准其赴扬子江一带通商即助清攻太平军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一），第286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66页。
广东省尽快修复被敌摧毁的炮台，同时制造坚固适用的大战船，其它沿海各省也应“安不忘危”，切实加强海防建设。1842年10月26日，又颁发“加意防范各海口，并妥议善后防守章程”上谕，明确指出：“现在英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同时，提出了几个应该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大小战船及所配器械，无庸泥守旧制，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造用为度；二是各口岸炮台及驻防兵丁，平时如何安排，战时如何层层接应，旁抄夹击，出奇设伏；三是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四是如何训练水陆部队。他要求沿海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①于是，开展了一次海防讨论，并对加强海防建设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保守落后思想的影响和官僚腐败等原因，无论是海口炮台的构筑，还是水师战船的制造，均无明显的改进，海防战备始终处于松懈状态。
关于海口炮台的构筑。广东于1843年春修复了虎门要塞炮台，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远、镇远、大虎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成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添建了南北两台，在下横档岛新建了横档炮台，在镇远、威远炮台的左右侧各添建了一座山腰炮台。加上新涌、蕉门炮台，共有炮台14座，火炮600门。另外，在省河一带修复和新建了炮台22座。虽然炮台和火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炮台的构筑仍然是暴露式的长墙高台，只是在炮台周围挖了壕沟，炮墙两侧开了炮洞、枪眼，以便对付从两侧包围之敌。火炮的质量也没有提高，仅将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炮身转动的磨盘炮架，并安装了推拉火炮灵便省力的辘轳滑车。其它沿海省份的海口炮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福建、江苏甚至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状态。控扼津京门户的大沽炮台，每座仅安铜铁炮五六门或七八门，另在炮墙内安设一些炮位，都是固定的木制炮架。所有火炮仍然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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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390页。
（最远不过1000米），命中率低。简陋的鸟枪、抬枪也丝毫没有改进。
关于水师战船的制造。1842年，广东在籍郎中潘仕成仿照美国兵船制成样船一艘，不但坚实适用，而且能出洋作战。道光帝命令将造船图说分送沿海督抚，并拟由潘仕成统一监造，然后分拨各省水师使用。但浙江巡抚刘韵珂、两江总督耆英、盛京将军禧恩等均认为福建的同安梭船比较适用，拒绝使用新造的大战船。山东巡抚梁宝常则奏称：“旧有战船各船，弁兵习用已惯，且与北洋相宜，今造新船，长短广狭，似宜悉循旧制。”①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北洋形势，不宜水战”的思想支配下，不主张恢复天津水师，认为只要在岸防部队中将熟悉水性的兵丁编咸水队，平时加以训练，战时即可应敌。至于战船，则称“度其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②这样，道光帝的“无庸泥守旧制”，制造能在海上作战的大战船的计划，除广州制造了10余艘外，其它各省就完全落空了。另外，广东绅士潘世荣雇请外国匠人制造火轮船一艘，因系试制，行驶不甚灵便。奕山等将这一情况奏报清廷，并提出“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③。道光帝指示：“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④这样，就扼杀了造船新技术的探索，延缓了战船更新的时间。
关于海防战备思想。19世纪50年代初，一些封建官僚鉴于英国在要求进入广州城的交涉中，一再以武力相威胁，气焰甚为嚣张，认为“英夷之和不可恃”，因而奏请清廷重视沿海战备。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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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宝常：《酌议托浑布原议善后章程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633页。
②讷尔经额：《筹议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33页。
③奕山等：《查明丁拱辰演炮图说及造船配药各缘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70页。
④《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71～2472页。
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①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②。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则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③，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上述畏敌和轻敌思想，都严重影响了海防战备的加强，不仪水师战船和海口炮台依然十分落后，而且也没有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陆师不堪御敌的现实，改进沿海陆师的装备和训练，以提高其作战能力。
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数量和编制体制，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军队的武器装备却有了明显的改进。其步兵已装备带刺刀的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有效射程达1000米，并提高了射速和命中精度。火炮方面，英国已改用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法国改用新式的拿破仑炮。这些火炮的炮身轻、射程远（2000米以上）、精度高、杀伤力强。海军舰艇已有相当部分改成铁壳蒸汽动力舰，并已制成螺旋推进器战列舰，排水量、航速、续航力、攻击力都有所提高。此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制成了一种适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泛使用。
由此可见，由于刚刚兴起的加强海防的活动，被昏庸的清朝君臣所扼杀，中国的海防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战船、火炮、枪械的性能方面，与英、法相比，更加拉大了差距。
不仅如此，清朝的封建政权愈发腐朽，财政入不敷出，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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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45页。
②刘韵珂等：《陈福建海口防务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85页。
③徐广缙等：《广东海防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102页。
人民的起义方兴未艾，清廷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这样，就给反侵略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而为英、法侵略者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