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制造借口，首先挑起战争
（一）“亚罗船事件”真相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所谓“亚罗船事件”为借口首先发动的。1856年10月8日，广州水师营千总梁国定等40余名官兵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逮捕了窝藏在“亚罗”号船上的2名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水手。英国代理广州领事巴夏礼为挑起事端，声称“亚罗”号是英国商船，中国官兵到船上抓人是对英国权利的侵犯，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是对英国尊严的侮辱，要求广州当局送还全部被捕人员，向英方书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事实的真相是，“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买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名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该船卖给另一中国人方亚明。方又取得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英国人为挂名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混有在海上抢劫货物和贩运鸦片的海盗。广州水师官兵上船捕人时，港英执照已经过期失效，英方已无权对该船进行保护，至于扯落英国国旗，则纯属谎言。因此，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然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巴夏礼竞无理取闹，纠缠不休，并蓄意以此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二）英军进犯广州
1856年10月21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对所提要求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当时，广州城内外共有清军1.3万人，其中防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各炮台的守军约2000人。但是，叶名琛倨傲轻敌，“亚罗船事件”发生后，未采取任何备战措施，接到最后通牒后，仍不命令清军及时转入临战状态。
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一说少将）西马糜各厘率小型军舰“科罗曼德尔”号、“桑普森”号、“梭子鱼”号（共载炮17门）及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虎门要塞守军因未获开炮拦击的命令，以致坐视英舰在炮口下穿越而过，直达内河。当天上午，英军占领猎德、中流沙炮台。在校场阅看“乡试马箭”的叶名琛得知上述情况后，仍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传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①24日，英舰进攻广州河南凤凰冈炮台，守军“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毁。这时，叶名琛根据部属建议，派兵1500名加强北门外四方炮台的防御，25口又调近郊乡勇5000人，分驻城东、城西。是日英军又攻占了广州城南的海珠炮台，兵临广州城外。
英军攻占珠江沿岸几座主要炮台后，便从10月27日起，用舰炮和海珠炮台的火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督署为主要目标，企图迫使叶名琛就范。28日，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陆，纵火焚烧靖海门外的民房，延及城楼。29日中午，英军以猛烈炮火将外城轰开了一个缺口。下午，部分英军进扑外城，抚标中军参将凌芳率部英勇抗击。凌芳亲自发射火枪，毙敌数名，不幸中弹牺牲。驻守万寿富一带的乡勇主动配合清军作战。叶名琛传令：杀敌一名，赏给百金。进入外城的侵略军不满100人，伤亡近30名，在中国军民打击下，不敢久留，便将督署抢掠一空，并将靖海门、五仙门点燃后，慌忙撤回船上。是日，叶名琛从总督衙署迁至内城的巡抚衙门办公。此后，英舰不断炮轰广州城墙和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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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廷杰：《触藩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下同），（一），第165页。
11月6日，英舰“加尔各答”号、“南京”号、“大黄蜂”号会同“科罗曼德尔”号、“梭子鱼”号和原泊于商馆前的“英康特”号（共载炮179门），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处守军七八十人，在23只水师战船配合下，奋勇还击，击伤敌舰一艘，毙敌100余人。终因弹药不济，水师战船又先后被敌舰击毁，东定炮台陷入敌手。10日，英军再次攻占猎德炮台。12日，英舰从侧后袭击虎门要塞的横档岛炮台，守军400余人与敌展开炮战。约1小时后，登岛英军从西、北两侧向炮台进攻，守军不支而退。英军占领横档炮台后，又分别向武山的威远、靖远、镇远炮台发起进攻。上述三台的火炮数量虽略占优势，但质量处于劣势，加上水师提督吴元猷借故擅离职守，严重影响守军的斗志，以致虎门要塞的三座主要炮台均轻易地被敌攻占。至此，英军控制了从虎门至广州的珠江水域。
在英军进犯广州的同时，包令和西马糜各厘多次照会叶名琛，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企图迫使叶名琛在侵略军的炮口下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叶名琛以英军炮击广州已激起群众公愤为由，拒绝英方代表入城谈判，使侵略者以战胁和的图谋未能得逞。
（三）广州军民勇袭侵略军
对于英军的入侵，尽管叶名琛不积极组织抵抗，但清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满怀义愤，决心痛打侵略者。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广州人民更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他们发挥熟悉地形、人多势众等优势，开展广泛的袭击战。11月15日凌晨3时，一队清军战船乘大雾弥漫之际，悄悄驶近两艘英舰，接战20分钟后，迅速消失在浓雾之中。12月22日，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尾系一只满载从广州抢来的珍宝的拖船，在虎门停7白。半夜，200多只中国划艇突然向该邮轮发起攻击，迫使其遗弃拖船，突围而逃。30日，该轮又从广州驶往香港，化装潜入船上的17名义勇，于途中杀死船主等11人，将船开至岸边捣毁。1857年1月4日下午，300多只清军战船从各港汊驶出，围攻3艘英舰，战斗持续了1小时多，清军战船才分头退入河汊之内。与此同时，陆上军民也积极打击敌人。1856年12月3日，一群英军从广州城东的河上登岸，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据守街角和房屋奋勇迎战，毙伤敌数十名，英军狼狈逃回船上。14日夜，义民纵火焚毁了西关外的商行，迫使侵略者全部退至船上。
爱国军民的英勇作战，特别是出没无常的水上游击战，打得侵略军心惊胆战，惶恐不安。1857年1月下旬，英舰被迫撤至虎门口外，等待援兵。
英军在后撤待援期间，仍不时派出舰船溯珠江游弋，并于1857年6月1日集中舰船17艘、官兵2600名，与大黄滔附近三山江面的100多只清军战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英舰驶近时，清军总兵黄开广挥令水师战船以密集炮火向敌舰还击。结果，有的英舰被击沉，有的受重创，英军官兵死伤80余人（一说每10个英军就有1人被击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以上战例表明，只要清军官兵具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加上指挥得当、战法灵活，是可以给船坚炮利的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的。
二、抗击英法联军对广州的进犯
（参见附图4）
（一）清廷的御外方针和英法的侵华战略
在清廷面临农民起义的烽火已成燎原之势的情况下，英、法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就使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复杂的矛盾和严峻的形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决定实行重“安内”、轻“攘外”的战略总方针。在“攘外”方面，实行只要不过多地损害“天朝”国体和尊严，则力争议和的方针，以便尽快结束对外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这一方针，最早反映在咸丰帝接到叶名琛“两战获胜”的谎报后，于1856年12月14日给叶名琛的谕令中。他说：“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①1857年6月15日，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向香港集结的时候，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英人情形折》上批示：“惟犬羊之性，诡谲百端，仍当密为防范，勿存轻视之心。俟新酋（注：指额尔金）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②
叶名琛在上述方针影响下，加上他本人虚骄轻敌，因而自英军撤至虎门口外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州地区的设防。守军没有增加（仍约1万人），乡勇反被大量裁撤，被打垮的内河水师没有恢复，毁坏的虎门炮台未及重建，仅修复了珠江沿岸的几座炮台和添置了一些火炮，并在临战前夕抽调少数部队布防于珠江沿岸要隘和城北炮台，在城头堆积了沙袋、石块和石灰包。至于部队的临战训练和作战预案等，则根本没有考虑。
以巴麦尊首相为首的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向中国攫取新的权益的目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1857年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从英国本土、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抽调部队组成远征军，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等国，约其联合出兵。法国欣然同意，以所谓“马神甫事件”③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全权代表，由海军中将阿希伯纳姆率法远征军来华。美国因国内局势不稳，不能直接出兵，却同意它的全权代表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沙俄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便与英、法代表同恶相济，合谋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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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99～50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535页。
③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激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慨。1856年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及不法教徒20余人，后判处马赖死刑。这就是所谓“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
额尔金启程前，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颁发书面训令，赋予他中国之行的具体任务。基本方针是以实力为后盾，前往大沽与清政府代表直接谈判，如谈判破裂，则采取更激烈的军事行动。谈判的要点是：赔偿英国臣民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修订原有的各种条约；允许英人入广州城；增加通商口岸，英国航只进入各大江沿岸城市。军事行动的要点是：1、封锁白河；2、占领扬子江上大运河的入口处；3、占领舟山群岛；4、封锁芝罘（一说乍浦）和其它中国口岸；5、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6、在广州上游登陆，控制城市的制高点，并切断其供应；7、在广州城的上方驻扎一支部队。①5月9日，法国政府把内容基本相同的训令交给葛罗和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显然，英、法政府已准备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州至天津沿海几省。
7月初，额尔金抵达香港。因葛罗尚未到来，无法一起前往白河，同时得悉印度爆发士兵起义，额尔金便于7月16日率部分海军陆战队赶往印度。9月下旬、10月中旬，额尔金与葛罗先后抵达香港，英、法舰队也相继前来。英法代表和双方海军司令经过商谈，认为北上大沽的季节已晚，因而决定首先攻取广州，尔后北上白河。此时，在华英舰已增至49艘，共载炮549门，官兵6400多人，加上在香港的部队4000人，总兵力已逾万人，舰队大部集结于香港至广州一线江面。法国在华舰艇12艘，共载炮216门，官兵1400多人，主要集结在香港、澳门地区。
（二）广州城保卫战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递交照会，限10天内答复。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公使入广州城面见叶名琛；索取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地方；赔偿被焚洋楼货物银两；继续通商贸易。叶名琛复照除同意继续通商外，其余均予拒绝。其实，英法公使在15日就已派遣英舰9艘、法舰2艘，掩护登陆兵730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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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克拉兰敦勋爵致函额尔金勋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84页。
占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建立起攻城作战的后勤基地。24日，英法联军确定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
1、27日至28日夜间，工兵连和爆破连先行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120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轰击，在正南和西南角、东南角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的护城河，架设好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上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并攻取城北炮台。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工事，尔后攻城。同时攻取瞰制全城的城北高地。
在侵略军兵临城下，战争迫在眉睫的紧急时刻，叶名琛仍然若无其事，不采取应急措施。他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驻华官员“务使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①当僚属与他商量战守问题时，他满不在乎地说：“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注：英领事馆通事，叶名琛收买的内线，实为汉奸）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②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建议招募乡勇数千人进城防守，叶竟说“谁添兵，谁给饷”。他还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
12月28日晨，英法联军20多艘（一说32艘）舰艇的几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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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名琛：《英法二使递来照会已据理回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18页。
②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火炮同时轰击广州城和督署，将城墙轰开儿个缺口，督署几成灰烬。叶名琛走避粤华书院。随着舰炮的延伸射击，英法联军5719人（英军4729人，法军990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驻防东门外的清军干总邓安邦率东莞勇1000人，分散隐蔽在灌木丛和坟茔后面，用鸟枪、抬枪和箭簇射击敌人。东固炮台的70名守军也发炮击敌。附近村庄的居民也配合作战，杀死敌中尉1名及随从多名。联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后，于傍晚占领东固炮台。
29日晨，联军登陆部队一部进攻城北炮台。坚守四方炮台的副都统来存指挥八旗兵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旋又占领越秀山。叶名琛调潮勇1000人仰攻越秀山，被敌军击退。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大北门和东门。清军与敌展开巷战，继续打击入城之敌。在两天的广州城保卫战中，爱国军民以劣势的装备，奋勇拼搏，共毙伤联军130多人。
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竖白旗投降。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联军委员会”，柏贵等在侵略军的刺刀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4月9日绝食而死。
（三）广东军民继续痛击侵略者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城内市民及郊区军民继续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三元里一带民众扩大社学组织，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民众，在佛山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广州城外军民，于夜晚潜至城下，鸣锣呐喊，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侵略者。城内市民经常伏于暗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6月3日，侵略军1000多人分路进攻榕树头的东莞勇和三宝墟的新安勇，结果死伤100余人，狼狈逃回。随后，东莞军民贴出挑战布告：“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①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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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廷杰：《触藩始末》，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194页。
日，巴夏礼率英军1000多人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巴夏礼也差点被俘。此后，广州军民不断痛打盘踞广州城的侵略军。1858年6月，东莞勇和新安勇先后毙伤出城骚扰之敌100余人。8月10日，新安兵勇又密切配合，将侵入县城之敌杀退，毙敌100余名。1859年1月4日，三元里一带壮勇鸣锣对仗，击退烧房、杀人的侵略军1000人，毙敌10余人。对于广东军民的杀敌壮举，恩格斯早在1857年就曾指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
两次广州之战，清军在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的组织力差，海防设施简陋，这是败于侵略军之手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受清廷“总宜息兵为要”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敌人进攻之前，不积极进行战守准备，终于为敌所乘。正如御史许其光所指出的：“人知叶名琛之咎在不和，而不知叶名琛之咎在不战，其所以不战之故，在误信夷人之求和。”②此外，水陆统将，怯懦畏敌，战守无策，以致形成“将不勇，则三军不锐”的局面。特别是穆克德讷，非但不组织旗兵抗战，反而于联军攻城次日，竖白旗、开城门投降，更加速了广州城的失守。尽管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戮力同心，奋勇杀敌，予侵略军以应有的打击，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