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大沽之战
（一）联军北上大沽与清军设防备战
英法联军虽然侵占了广州，但未能达到“修约”的目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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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页。
②许其光：《再陈广东当时和战之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63页。
此，额尔金、葛罗密谋策划，决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胁逼清政府签订新约，如所愿未逐，即北上白河，威胁畿辅重地，迫使清政府屈服。美、俄公使赞同上述行动计划。1858年3月，英、法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3月底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清政府令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他们返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侵略者未达目的，遂决定前往白河。4月20日，四国公使齐集大沽口外。24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与他们在北京或天津进行谈判。美、俄公使打着“调停”的旗号，劝说清政府尽快举行谈判。随后，英舰15艘（共载炮192门、官兵2054人）、法舰11艘（共载炮164门、官兵600人）分批驶达大沽口外。英法联军派出侦察船和奸细，测量附近海域及大沽口入口处的水深，窥探大沽一带的地形和炮台位置及兵力部署，并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入侵大沽的各种准备。
早在3月3日，清廷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公使将赴沪谈判，如不与谈判，即直赴天津的奏报。迟至3月21日，咸丰帝始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天津系畿辅重地，商贾辐辏，亟应严为之备，以免疏虞。……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①谭廷襄认为“夷长于水，而不长于陆”，大沽“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②据此，由直隶提督张殿元率标兵驻北炮台之后，游击沙春元率部守北岸炮台，署天津镇总兵达年、大沽协副将德魁等率部守南岸炮台，使4座炮台（北岸1座、南岸3座）的守军增至近3000人。谭廷襄率督标兵驻南岸炮台以西之海神庙，庙前用船搭架浮桥，沟通南北两岸联系。为加强大沽防务，清廷委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登泰，督带京营马步队以及火器营、健锐营官兵2000人，分扎白河两岸，作为炮台后路应援。总计大沽一带守军8000多人，壮勇2000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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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67页。
②谭廷襄：《筹办天津海防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70页。
谭廷襄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清廷委派谭廷襄及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直隶布政使钱圻和在海口与外国公使谈判，劝说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与两广总督黄宗汉接谈，俄使则由海路至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接谈，并驳斥了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在诸如减税等问题上作了某些妥协。但四国公使一再节外生枝，英、法代表气焰尤为嚣张。5月17日，咸丰帝接到谭廷襄等《各国贪得无厌宜拒之以兵》的奏折，即谕令谭廷襄：“如果该夷先开枪炮，断无不行还击之理，若我先用武，则彼更有所借口，必致肆其鸱张，愈难了结。……慎勿轻听带兵将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思后患也。”①他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尽量避免重开战端。孰料时隔3天，联军的舰艇就向大沽开炮了。
（二）大沽守军的抗登陆作战
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以清廷未派全权大臣与其谈判，又不准英、法使节进京为借口，限令在两小时内将大沽炮台交给联军把守，以便护卫公使进京。否则，用武力占领。在这以前，联军进行了战斗编组：以英舰“鸬鹚”号、法舰“霰弹”号、“火箭”号（共载炮20门），登陆部队457人（英军289人、法军168人），攻击北岸炮台；以英舰“纳姆罗”号、法舰“雪崩”号、“龙骑兵”号（共载炮18门），登陆部队721人（英军371人、法军350人），攻击南岸炮台；以“弗姆”号、“斯莱尼”号等6艘英军炮艇载运登陆部队，并以炮火支援战斗；以“斯莱尼”号为指挥艇。
当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舰艇同时向南北两岸炮台发炮轰击。面对敌人的进攻，尽管达年、德魁等将领临阵脱逃，各台守兵仍然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2只，击伤敌炮艇4艘。法舰“霰弹”号的舰长被击毙，11人被击伤，“火箭”号的副舰长被炸成两段。因当时正值落潮，而固定在木质炮架上的火炮不便随潮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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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787页。
整射程，各炮发射的炮弹大多成为从敌舰上空呼啸而过的远弹，影响了对敌舰的打击。相反，敌舰的火炮却能准确地击中炮台。在敌军舰炮的猛烈轰击下，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南炮台的护墙被轰塌；木制炮架被火箭击中而燃烧，火炮随之滚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守台官兵因缺乏掩蔽工事，伤亡甚多。11时，联军的两支登陆部队从侧翼登岸，向炮台接近。守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这时，谭廷襄、张殿元等贪生怕死，竞弃军而逃，致使士气受挫。后路援军，有的抛弃火炮不战自退，有的一触即溃，有的见危不救。炮台守军只得孤军作战，游击沙春元、都司陈毅等官兵300余人先后壮烈牺牲。敌军先占北岸炮台，后占南岸炮台。是役，英法联军共死伤130多人。
清军大沽抗登陆作战之所以失利，除了炮台不坚固、火炮性能低劣外，还由于前敌将帅畏敌怯战、后援部队见危不救。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守台官兵表现出了不怕牺牲、勇于杀敌的可贵精神。游击沙春元亲自发炮，击沉敌船一只，在炮台顶盖被轰塌之后，仍坚守阵地，指挥作战，最后中炮牺牲。不少炮位一人倒下，另一人立即替补，发炮击敌。当时的香港报纸作了如下描述：“其坚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弹所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跳跃而下，前来迎战。……此等武弁忠勇异常，我外国人亦心慕焉。”①
（三）联军直逼天津，迫签《天津条约》
大沽炮台失守，清廷震惊，急忙派头等侍卫托明阿驰往天津部署防务。同时，从京城和华北、东北调集兵马，一扎南苑，一扎通州（由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指挥），以防联军北犯。5月24日，谭廷襄等率余部退守天津。他上疏清廷，声称炮台既失，营盘被焚，利器悉为敌据，目前形势战守两难，仍宜用抚。26日，联军炮艇7艘乘潮驶抵天津城外。不久，四国公使也随舰艇赶来，宣称如清廷不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进北京。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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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90页。
帝认为“天津设备全不足恃”，于是，摒弃了工部尚书许乃普提出的由军队坚守天津府城，由团练袭击敌人，“必能战而后能抚”的建议，采纳了谭廷襄的“仍宜用抚”的主张，于28日任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在20多天谈判过程中，咸丰帝和不少大臣不愿全部接受侵略者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尤其反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由吏部尚书周祖培、工部尚书许乃普、刑部尚书赵光等24人联名上奏的《京师传闻设立夷馆沥陈八害折》中指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矣。”①但是，在联军的武力威胁和桂良等坚主“对外不可战”的情况下，清廷被迫于6月26日、27日分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改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法船只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经商；允许外国兵船在中国沿海及内河游弋；允许英法人员到中国内地经商、游览；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以“调停人”邀功的俄、美公使，则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签订了《瑷珲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7月8日，英法联军舰队离开天津、大沽南返。
第二次大沽之战
（一）清廷加强津沽沿海的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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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453页。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感到在敌军枪炮威胁下签订的《天津条约》对于维护其封建统治十分不利，于是命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提出修改公使驻京、内河通商等条款。①与此同时，他根据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关于“夷情反复无常，深恐其贪得无厌”，“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以防后患”②的建议，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统一筹划津沽海口一带的设防事宜。僧格林沁受命后，会同礼部尚书瑞麟、新任直隶总督庆祺等，对以津沽为中心的沿海设防备战，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恢复天津水师。将大沽额没两营1600人扩编为3000人，从粤、闽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2艘，配齐器械，派员管带来津，以备操演。
重建大沽炮台，新建双港营垒。经过重建的大沽炮台，由4座增至6座，南岸3座，北岸2座，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添建1座作为后路策应。各炮台共装备火炮60门，其中有1.2万斤大铜炮2门，1万斤大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4门。各炮台围墙均加高加厚加宽，以增强防护能力。沿炮台坚筑堤墙，循墙修盖土堡，密布炮门枪眼，以备近击。堤墙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栅，以阻敌人接近。另在海口设置3道拦阻铁链，配置铁戗、木栅，以遏止敌舰闯进海口。此外，还在天津以南30里地势较高、河身狭窄的双港，设兵营9处，筑炮台13座，安设1.2万斤以下大小铜铁炮81门。这样，就形成了以大沽为“前敌门户”，双港为“后应藩篱”的纵深防御体系。
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择要布防。经派人勘察，决定在宁河的北塘口、丰润的涧河口、滦县的刘家河、乐亭的清河口和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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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谈判结果，仅将公使驻北京改为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其它条款均未改动。
②绵愉等：《酌裁前路官兵天津海口可否令僧格林沁布置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052页。
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抚宁的洋河口以及山海关，修复炮垒，部署相应的兵力，以防敌军滋扰。
调兵遣将，加紧训练。清廷应僧格林沁之请，分别从京师、直隶、盛京、吉林、黑龙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抽调八旗、绿营兵至天津、大沽、山海关等地驻防，共集中兵力1.4万余名。其中大沽一带7000名（驻南北炮台4000名，其余分驻新城、新河、草头沽等地），北塘约2100名，山海关一带约5000名。僧格林沁还重视部队训练，要求水师战船逐日出海操演，炮兵经常进行实弹射击，做到技艺娴熟。此外，还适当增加了士兵的饷银，使他们安心操防而无后顾之忧。
上述周密的设防部署，为争取防御作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1858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的弟弟普鲁斯为驻华公使。英政府在给普鲁斯的训令中指出，应拒绝中国人可能提出阻止公使进京的任何计划。1859年4月26日，普鲁斯抵达香港，得知中国的钦差大臣已在上海等候和英、法代表谈判换约问题，并在大沽加强了防卫设施的信息后，决心以武力为后盾，进京换约。英国新任侵华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支持这一计划，并令舰队先行驶往上海。6月6日，普鲁斯抵上海后，即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密谋，一致同意拒绝与等候在那里的桂良、花沙纳等会晤，直接北上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①。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抵达大沽口外，与先期到达的英法联军会合。联军舰队由贺布统一指挥，共计舰船22艘，其中英舰2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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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尔布隆致函外交大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l页。
（载炮145门、官兵2000余人）、法舰2艘（官兵约100人）。另有美国舰艇3艘，停泊于附近海面。早在三国公使抵达大沽以前，贺布等就于6月17日派人知照清军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以便联军舰队护送公使“完成和平的使命”。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军的拒绝。贺布等遂拟订了作战计划：以部分浅水炮艇驶抵大沽炮台上方河面，配合深水舰艇轰击大沽炮台，然后组织登陆部队攻取南北两岸炮台。以英军为作战主力，共投入舰艇11艘（载炮39门）；法军配合作战，派出舰艇2艘。①
（三）大沽守军痛歼入侵之敌（参见附图5）
早在1859年3月，僧格林沁就接到咸丰帝关于外国公使意欲进京换约，天津海口应“扼要严防，毋令片帆驶入”，同时由直隶总督派人“曲为开导”，令其返回上海换约的指示。②据此，僧格林沁提出了如下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③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后僧格林沁又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进京。咸丰帝也表示同意。6月2 2日，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奉命照会英、法公使，让他们由距大沽30里的北塘海口登岸，进京换约。可是，侵略者不予理睬，骄横地声称：“定行
接仗，不走北塘。”④这时，大沽炮台的守军荫蔽而又严密地监视着敌军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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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战的11艘英舰为“欧掠鸟”号、“杰纽斯”号、“鸦鸟”号、“鸬鹚”号、“庇护”号、“茶隼”号、“巴特勒”号、“纳姆罗”号、“负鼠”号、“佛里斯特”号、“高贵”号；2艘法舰为“诺尔扎加拉”号和“迪歇拉”号。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292页。
③僧格林沁：《复陈筹备机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337页。
④转引自恒福：《洋人骄傲寻衅请派大员办理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56页。
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①，侵略军也始终摸不清大沽的设防底细。
6月25日拂晓，13艘联军舰艇向海口开进，炮艇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水面，登陆部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木船。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命令守军“隐忍静伺，以恣该夷之骄，而蓄我军之怒”②。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除，贺布立即令“负鼠”号导航，旗舰“鸦鸟”号及其余艇船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僧格林沁命令守军掀开炮帘，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③，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炮台守兵集中火力轰击在铁链前徘徊的联军旗舰“鸦鸟”号，将该舰舰长拉桑上尉、参谋官凯南上尉等多人击毙，贺布也腰部负伤，改乘“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大部被击伤，“鸦鸟”号被击毁，舰上的40名水手仅1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沉，而他们自己也不幸相继中弹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并派美舰“托依旺”号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军水兵登上英军炮艇参战，从而完全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在联军舰艇基本上已丧失战斗力的情况下，贺布仍不认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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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僧格林沁等：《英人等到津后两方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39页。
②僧格林#0等：《洋船先行开炮我军回击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45页。
③僧格林沁等：《查明接仗击毁英船俘获人物并守军伤亡各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3页。
下午5时下达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1100余人（一说一千五六百人），分乘舢板20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在稀疏的炮火掩护下，从南岸登陆。但一靠近浅滩，就遭到清军的炮火攻击，很多陆战队员从船尾跳入深水中，致使弹药受潮，无法使用。当登陆部队在没膝的泥泞地中向前行进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的抬枪队和鸟枪队进入阵地，一齐打击敌人，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人员纷纷中弹倒地，不敢前进，残军蜷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等待增援。之后，登陆部队利用夜幕“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又杀伤不少敌人。最后，联军只有近百人进至炮台下第一道壕沟边，但步枪已塞满泥浆，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完全丧失了攻取炮台的能力。半夜，负伤的勒蒙带着大批伤员和疲惫不堪的官兵，陆续爬上舰艇，狼狈退却。在撤退时，又有不少官兵在清军的焰火照耀下，被狙击手一个一个地打倒。
经一昼夜鏖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13艘舰艇中，有3艘被击沉，3艘遭重创，死伤官兵484人。清军共投入兵力4494人，仅伤亡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微的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7月上旬，英、法公使以及遍体鳞伤的舰艇先后离开渤海湾，折回上海。
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英法联军之所以战败，清军之所以获胜，各有其原因，值得研究。
联军之败，主要由于贺市骄傲自负，低估了清军的作战能力。战前，“他满脸得意洋洋，神气非凡”，“认为他已稳操胜券”。①他企图重温第一次大沽之战的旧梦，即联军舰炮一阵轰击，清军便弃阵而逃，炮台、营垒唾手可得。正是受这种思想支配，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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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17页。
部署方面犯了重大错误：既不认真侦察清军的设防情况，又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兵器(兵员约占清军的1/3，火炮约占清军的1/2)，且在河中障碍物尚未破除的时候，作战舰艇便贸然开进战区，以致在清军炮火急袭下，进退两难，成了挨打的“靶船”。此后，又在缺乏有效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令陆战队登岸，强攻炮台，结果死伤枕藉，彻底失败。
清军之胜，首先，清廷作了谈判与备战两手准备。备战方面，不仅动手较早，而且对大沽的设防布置周密：既加固了炮台，又增设了各种副防御；兵器的配备，大小火炮及枪械兼用，既能致远摧坚，又能近战杀敌，从而收到了守固攻锐的效果。对此，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开始学会了怎样打仗，至少在筑堡防守和火炮操作方面，近年来他们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①其次，僧格林沁、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勇猛果敢，指挥得当；部队经过训练，“各营军士，无不奋勇出力”②，形成了压倒敌人的气势。另外，当地群众在战斗打响后，“均各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赴营盘，络绎不绝”③，给浴血奋战的将士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敌方指挥有误，也是难于战胜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军的。
清军和联军一胜一负的事实表明，哀兵必胜，骄兵必败，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战争规律。
第三次大沽之战
（一）英法扩大侵华战争，清廷力图息兵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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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尔布隆致函外交大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19页。
②僧格林沁等：《数日与英军相持情形并酌保打仗出力人员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11页。
③恒福 《天津民团办理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80页。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必须对中国政府进行应有的惩处”。英、法两国政府经过协商，决定再次出兵，扩大侵华战争。1859年11月，英、法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公使，并分别任命格兰特中将、孟托班中将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1.8万人，法军约7000人。至1860年7月底，英海军在华各种舰艇达79艘，地面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其中有骑兵1000名，皇家炮兵近2000名，工兵400名；法海军在华各种舰艇达40艘，陆军总兵力7632人，其中炮兵1200人。从兵力编成来看，明显地增加了地面作战部队。这次侵华的战略意图是：再次北犯白河，进军津京（参见附图6），迫使清廷对联军在白河所受到的“侮辱”进行“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勒索战争赔款和其它权益。
清军大沽告捷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督饬所部严守海口，防敌卷土重来。同时，命直隶总督恒福和“接办夷务”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照会英、法公使，仍由北塘登岸换约，“以敦和好”。他指出：“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今幸得此胜仗，稍挫凶锋，趁此时与之开导，当易有转机。”①他希望乘胜即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国内农民起义。1860年6月，英法联军封锁渤海湾，战争已迫在眉睫。咸丰帝却认为联军去年进攻受挫，“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②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的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
僧格林沁则认为必须立足于战。他在奏折中指出：“二十五日之战，力挫凶锋，该夷怀愤必深，仍将调集兵船以图报复。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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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58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053页。
中国兵力，使受二次巨创，该夷虚骄之气，不堪再折，必立见颓挫，可保中国数十年无事。”①为此，他督饬所部修复大沽营垒，增添炮位，鼓励军心，昼夜严防。大沽一带守军增至1万多名，除防守南北炮台外，其余分驻新城、草头沽、新河、塘儿洁、于家堡等处，作为炮台援应。但随着大沽设防的日趋坚固，他也滋长了轻敌情绪，认为“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②。特别是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岸，进京换约，竟将北塘所设炮位防兵撤至北塘河以北30余里的营城，并在大沽以北之新河派马队驻守，准备待敌登陆后与它进行“野战”。他提出：“夷船驶入北塘，不妨听其停泊，一经上岸，即督马队各兵前往堵截，以防袭我后路。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旋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③他的主观愿望在于避长击短，殊不知英法联军不但长于海战，而且长于陆战，特别是增加了陆战兵力、兵器，因而撤守北塘，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从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春，联军舰队在北上途中，于4月21日占领舟山的定海，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山东芝罘，作为进犯大沽的后方基地。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总司令在芝罘召开会议，确定联军舰艇“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会齐；二十九日对河内可能有的障碍物进行侦察，然后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④。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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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僧格林沁：《英法船已全开并送美使进京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99页。
②僧格林沁：《办理抚局当刚柔相济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522页。
③僧格林沁等：《数日来相持情形及北塘防务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65页。
④[法]布隆代尔：《一八六〇年远征中国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69页。
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共有舰船100余艘，地面部队1.7万余人。29日，联军舰队在北塘与大沽之间距海岸约13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登陆地点的选择。
8月1日，联军舰船30余艘，运载登陆部队5000人，于北塘河口登陆，并占领附近的村落。联军的登陆行动进行了一个星期，因僧格林沁执行咸丰帝“以抚为先”的谕令，故没有组织部队对立足未稳之敌进行反击，而是“饬派马队遥为屯扎”，并下令“不得先行迎击，使该夷有所借口”。①北塘被占后，咸丰帝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仍由北塘进京议和换约。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凌晨，联军万余人；携火炮数十门，分左右两路，从北塘出发，一攻新河，一由新河以北向通往军粮城的大路进击。9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2000人，分两路迎击敌人。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战马受惊，马队难以近战杀敌，但仍英勇奋战，毙敌多名，俘敌10余名。终因众寡悬殊，且伤亡多达400余人，被迫后撤，退守距大沽8里的塘儿沽。
塘儿沽与大沽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北岸炮台的后路屏障。该处筑有高墙，上开炮洞、枪眼，由副都统克兴阿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回的马队，总兵力约3000人。14日凌晨4时，联军五六千人，携炮100余门，从新河出发，于6时进抵塘儿沽近郊。停泊在塘儿沽附近河面上的清军水师船只立即开炮阻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水师战船被迫撤退。7时半，联军炮轰塘儿沽，守军发炮还击。9时，联军一部凫水从苇塘迂回至塘儿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退守大沽北岸炮台。此战，清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法军司令孟托班巡视战场后，曾发表如下感想：“一旦他们将更好地武装起来，而且我们在痛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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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僧格林沁等：《英法兵轮驶至北塘情形并照会美使转约英法二使入京换约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48页。
们的过程中又教会了他们如何作战的话，那末这些家伙真不知会干出怎样的事来！”①
塘儿沽失守，大沽炮台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僧格林沁由轻敌转为畏敌，向咸丰帝奏称：“大沽两岸危在旦夕”，“能否扼守，实无把握”。②但他仍然表示要“竭尽心力，设法严防”。咸丰帝闻塘儿沽失守，即于8月15日调京兵往通州、河西务一带防堵，并调北方各省援兵急驰通州。同时，他给僧格林沁寄去亲笔朱谕：“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朕为汝思之，身为统帅，固难言擅自离营，今有朱笔特旨，并非自己畏葸，有何顾忌？若执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属有负朕心”③。军机处王大臣也致函僧格林沁：“该夷如再来攻扑，似无妨我军先
竖白旗”，将部队撤至天津，“断不可计较一时之胜败”。④他们之所以要僧格林沁离开大沽，一是不让这位被视为“国家柱石”的王爷“轻于赴难”，以致津郡和京师重地无人统兵督战；二是怕这位王爷节节抵抗，影响议和。但是，当清廷命恒福知照英、法公使，大皇帝已派大员前来北塘，伴送他们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时，英、法公使竟狂妄声称必须占领大沽炮台，使抵津河道畅通，并答应以前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方能罢兵息战。
8月19～20日，联军经多次激战，完成了从塘儿沽架桥渡河的任务。21日晨5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岸炮台，掩护步兵进攻，首要目标为石头缝炮台。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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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里松：《翻译官手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75页。
②僧格林沁等：《塘儿沽失守大沽危在旦夕现竭力支持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5页。
③《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083～2084页。
④《怡亲王载垣等致僧格林沁兵退府城与恒制军熟商守御之策函》，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9～470页。
炮台总指挥、直隶提督乐善督率炮台守军开炮还击。双方炮战持续到上午8时，石头缝炮台的弹药库中弹爆炸，联军步队乘势发起进攻。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枪、抬枪和弓箭、长矛奋勇杀敌。9时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进行了抵抗，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伤亡近1000人，联军死伤400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已“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5艘、海军陆战队80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驶往天津。这时，退至天津的僧格林沁又认为必须与敌军“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①，故令双港及天津一带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计约马队7000人、步队万余人，退至马头、张家湾、通州一带。8月24日，联军不战而踞天津。
清军这次作战失利，固然与北塘撤防，对联军陆战能力估计不足有很大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清廷以和为主的错误决策，动摇了前线统帅的抗战决心。此外，武器装备特别是轻武器落后和战术呆板，也是不能挫败进攻之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