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大沽失陷，天津弃守，咸丰帝极为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公使议和。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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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僧格林沁：《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布防通州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503页。
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上述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开始谈判。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天津立即开市贸易；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1000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带数十人先入京察看房屋。清廷拒绝了这些“大出情理之外”的条件，谈判宣告破裂。9月7日，咸丰帝朱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等，表示要与侵略军“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①同时，令军机大臣等增调部队驰赴通州，“以资攻剿”。9日，又发朱谕，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②实际是“扣车调马”，准备逃往热河，以致传言四起，“众怨沸腾”。他只得谎称征调车马原为军事需要，并无离京之意，并下令发还扣调的车马，人心得以稍定。
9月10日，咸丰帝获悉英、法公使欲带兵径赴通州，联军先头部队3000人已自天津向通州开进，便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再次与英、法公使议和，并告诫僧格林沁断不可轻率用兵，以免影响“抚局”。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进攻北京，尚需补充军需物资，因而表示愿意谈判，以便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建立兵站。与此同时，派巴夏礼等到通州与载垣等谈判。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条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一带的清军全部撤退等使清廷无法接受的条件，以致通州谈判完全破裂。于是，僧格林沁按照载垣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39人扣押送京，作为人质，以利尔后谈判。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渝，如侵略军胆敢越过张家湾，僧格林沁等“即督兵迎截”，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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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33页。
②《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54页。
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①这时，联军已作好了北犯的准备。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近4000人自河西务经马头进至张家湾附近，敌我双方呈现短兵相接状态。当时，清军在张家湾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指挥部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队1.7万人，分散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张家湾驻步队1000人，张家湾以东、以南驻马队3000人，准备迎击从正面进攻之敌；另派马队2000人分驻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和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张家湾的后方，由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进驻通州，原驻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8000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所统马步队4000人移防八里桥，作为僧军后援。另由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以上部署的缺点是：其一，兵力前少后多，且将不适于固守作战的众多马队配置在第一线；其二，没有掌握机动作战的预备队}其三，没有构筑多层次的野战工事。这些，都影响防御作战的稳固性。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清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枪炮齐放，予敌以杀伤。正当他分拨马队准备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向马队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形混乱，马步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一带，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联军于张家湾获胜后，稍事整顿，即向通州城西8里、扼通向京师的咽喉要地八里桥推进。其兵力部署分东、西、南三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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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18页。
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孟托班任总指挥，总兵力五六千人。
驻守八里桥一带的清军总兵力约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由僧格林沁统一指挥。战前，清廷给僧格林沁作了两次重要指示。一是在9月18日的谕令中指出：“该夷所恃火器猛烈，总须以奇兵抄袭，挫其前锋”①。二是在19日的谕令中指出，据拿获的奸细供称：“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针对这种作战特点，清军应派马步劲旅3000人绕至马头一带，以牵其后，“并用暗袭之法，于夜间更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正面则分兵三路，坚决阻击，用奇正结合战法，使其进退两难。最后强调，“军情变幻靡常，总在出奇制胜”。②上述指示，有利于对敌避长击短，比较切合以弱敌强的实际。但是，僧格林沁没有“遵谕办理”，而是令手执冷兵器的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兵力最少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仍然只用正兵，不用奇兵。
20日，联军马队数百人直奔八里桥附近的成户庄（今咸宁侯庄），作试探性攻击，为僧格林沁所部击退。21日，三路联军对八里桥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即令步队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内，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击。清军马队大声喊杀，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有的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给敌人造成重大威胁。但是，遭到了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造成大量伤亡，被迫后撤。联军将清军马队击退后，便乘机进击。南路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受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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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3页。
②《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7～2328页。
但前者倒下，后者马上替补，指挥官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寸土不让地保卫石桥。当第2旅两个前卫连冲到桥上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展开肉搏战，全部壮烈牺牲。胜保亲督抬枪队向前策应，身受重伤，遂率队退守定福庄，后又退至北京。
在胜保部与南路敌军拼杀的同时，僧格林沁和瑞麟部也与敌展开了激战。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并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包围南路之敌的企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正在相持之际，英军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撒队而逃”①，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与敌激战约两小时后，先行溃退，后与僧军一同退至齐化门。法军第1旅顺利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中午，联军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村落后，便停止进攻。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与外国侵略军第一次进行较大规模的野战，也是关系到京师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人地生疏，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地形熟悉，又有大量马队便于在通州平原纵横驰骋，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僧格林沁囿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不少将领中存在的片面认识，即侵略军专恃坚船利炮，陆上作战非其所长，对其陆军拥有优势的武器装备视而不见，因而沿袭冷兵器时代的战法，对付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敌军。他之所以置清廷的“总在出奇制胜”的指示于不顾，而将马队用于正面冲击，原以为只要马队勇往直前，将敌军的队形冲乱，步队再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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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0页。
一阵砍杀，就可结束战斗。而其结果，正像一个侵略分子所说的：“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①这种背离“知己知彼”原则的作战指导，焉有不败之理！其次，清廷忽战忽和，朝令夕改，也影响前线将士的抗战决心和作战准备。另外，僧格林沁自张家湾作战失利后，已丧失了抗击侵略军的坚定信心，他在给载垣等人的信中说：“马步各队经此挫折
袭，僧、瑞部不战而逃，退至圆明园。坐镇圆明园的奕沂急忙逃往长辛厝。联军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当时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圆明园。僧、瑞部向西南溃逃，守园的官兵约2000人稍事抵抗，不支而退。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故都北京城墙高厚，外城、内城均挖有宽深的护城河，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城内尚有满汉守军13.3万余人，城外另有马步万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存在着防御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当时，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激扬士气，稳定人心，凭坚固守，等到各省“勤王”之师赶来之后，实行内外夹击，持久作战，使联军滞留于坚城之下，进退维谷，有可能在严冬到来之际迫其后撤。法军指挥官盂托班就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而严寒即将来临，我们所得到的全部情报均不允许我们在十一月一日后仍停留在城前。”①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认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固守的准备。10月8日，在联军的威胁下，释放了巴夏礼等人。10日，侵略者照会清廷，限于三天内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摆出攻城姿态。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23日签约。而联军于18日再次闯进圆明园，在大肆抢掠后，竟放火将这世界闻名的“万园之园”焚烧殆尽，对人类文明犯下了滔天罪行。10月24日和25日，清廷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同时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至银800万两，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增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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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托班将军，八里桥伯爵回忆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6页。
天津为商埠，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建教堂，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收买人口出洋做苦工，等等。英、法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已达，联军遂于11月间先后撤出京津地区，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后，沙俄公使声称“调停”有功，逼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的内容，还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美国也趁火打劫，利用“利益均沾”条款，获取了《北京条约》中列强所勒索到的各种特权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