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等国利用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以有限的兵力在我国局部地区进行的一次不义的战争。它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尽量扩大在华殖民特权，同时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通过4年的战争，英、法等国终于实现了上述目的。至于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大大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自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继任的同治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沂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以后，竞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从而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在南方，富有斗争传统的广州地区的民众，不畏强暴，以各种手段，巧妙地袭击敌人，使侵略军龟缩城中，寝食难安，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北方，由僧格林沁指挥的清军取得了第二次大沽抗登陆作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思想上保守落后，因而导致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和战役、战斗的一再失利，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和约。清政府的战略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研究敌情，缺乏警惕，疏于战备
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犹如一声炸雷，使正做着“天朝上国”迷梦的清朝统治集团突然惊醒了一下。但是，《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们却把它称之为“万年和约”，以为从此以后便太平无事，又可高枕无忧了，而不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因而，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其侵略本质始终没有认真研究，在认识上长期停留在所谓“夷性狡诈”、“性等犬羊”、“贪得无厌”等初始认识阶段。当时，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重视研究“夷情”，并提醒清廷注意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防止列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并提出了不少颇有远见的战略思想；道光帝也曾发布过加强海防的谕令。但是，由于整个统治机器已腐朽不堪，绝大多数封建官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张，因而对于落后的军队、薄弱的海防，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顿和加强。同时，也没有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认真研究英军的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以及清军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借以探索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故步自封，死抱着落后的战法不放。正因为如此，当英法联军打上门来时，便惊惶失措，畏敌怯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即使被迫应战，也因缺乏扬长避短的战法而为敌所败。
二、实行重“安内”、轻“攘外”的错误战略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不仅民族矛盾趋于激化，国内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这就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着以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还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私利为重的抉择。换言之，就是以“攘外”为主，还是以 “安内”为主，而咸丰帝却确定了以“安内”为主、“攘外”为次的战略总方针。
依据这一总方针，他把主要兵力用于对内战场，次要兵力用于对外战场。据粗略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起义军的兵力约40万人，而在抗击英、法侵略军的广州、津京地区只有27万人，其中直接与侵略军交锋的为数更少。以广州战场为例，1856年，广东约有清军7.36万人，而驻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的清军仅2万人。第一、第二次广州之战，广州城的守军加上团勇，只有一万四五千人，而叶名琛非但未从省内抽调部队加强省城的防卫，相反，却把部队分散在广东各地镇压天地会起义军余部。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清政府未派任何援兵收复广州，却把大批军队集结在太平军占领的南京周围，重建江北、江南大营。1860年，津京地区的清军总兵力约20万人，而用于对英法联军作战的机动兵力不过5万多人。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除咸丰帝北逃热河后命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曾国藩、袁甲三、官文等酌量抽调“勤王”之师外，没有从对内战场抽调过一兵一卒，相反，却于1859年7月从僧格林沁所部中抽调马队2000人分赴山东、安徽，镇压捻军。
由于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兵力不足，除第一次广州之战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清军兵力数倍于侵略军外，其它各次战斗，清军的兵力均不占明显优势。第三次大沽之战时，塘儿沽和石缝炮台的守军还少于侵略军。清军的武器装备低劣，加上数量又少，这是许多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清朝统治集团在“攘外”方面，还实行以和为主、以战求和的消极方针。所谓以战求和，就是企图通过有限度的抵抗，争取在和谈中增加些讨价还价的筹码，“体面”地结束战争。这一方针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坚决抗击侵略军的决心和统筹全局的战略部署，而是采取应付主义。也就是侵略军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抵挡一阵，而不是积极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当时，英法联军有少数舰船分泊在上海、舟山、宁波等地，后又分别在大连、烟台等处集结。而这些地方的清军却与之“和平共处”，清政府也不下攻击的命令。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方兴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竞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联合进攻太平军。此外，当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占大沽以后，咸丰帝竟下谕两广总督黄宗汉，不许兵勇进攻广州，因为广州“一经用兵，彼必驶往他处，肆其报复，设被另占一处，更多掣肘”①。他根本不懂得只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分散敌人，使其顾此失彼，不能专攻一地。二是时战时和，朝令夕改，严重影响官兵的抗战决心和作战准备。这种情况，在第三次大沽之战开始后表现尤为突出。从1860年8月14日英法联军攻占塘儿沽到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作战失利，短短37天内，战与和竟变了5次。如此出尔反尔，怎么能激发前线将士的抗战积极性？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之战后，曾对咸丰帝的和战不定提出过意见，他说：“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②事实正是如此，张家湾、八里桥之战的失利和京师的有险不守，与咸丰帝的“心无专主”，以致将领畏首畏尾和军心懈怠有很大关系。
三、不敢依靠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在这次战争中，凡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奋起抗敌。但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不但得不到清政府的充分支持，反而受到指责和压制。
——————————
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01页。
②僧格林沁、恒福：《遵筹海防布置事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第1729～1730页。
在战争期间，咸丰帝虽然没有公开下令镇压抗敌御侮的民众，相反多次下谕组织团练，配合清军作战，但他主张将团练置于封建官僚或豪绅地主的控制之下，在行动上必须服从于以和为主、以战求和的方针。这就大大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例如，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他一方面谕令在籍户部侍郎罗悖衍等调集各乡兵勇，进攻广州，将侵略者驱逐出城，另方面又令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作为“局外人”从中“调停”，甚至要黄照会联军，说明进攻广州之事“与官无涉”，公然导演了一出双簧戏。罗悖衍等得知上述情况后，马上表示他们所办的团练只能用于防御，不能用于进攻。这样，所谓将侵略者驱逐出广州城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津京地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直隶总督谭廷襄公开叫嚷“从来御外以防内为先”。钦差大臣桂良等对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蛋户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的正义行动诬蔑为“民情汹汹”、“盗贼四起”，主张进行镇压。1860年8月天津陷落后，咸丰帝令光禄寺少卿焦祜瀛等在天津附近举办团练，袭击北犯之联军。焦祐瀛等用3万两银子，凑集了团勇1000人，但公开声称所办团练“可以保卫乡间，未必即能打仗”。后来，当联军北犯时，上述团练武装没有任何袭扰牵制敌人的行动。
毛泽东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①清朝统治集团不但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反而束缚群众的手脚，扼杀群众的抗战热情，这是导致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
①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