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魏源都主张坚决抵御外侮，是坚定的抵抗派。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亦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①他不仅在广州禁烟期间积极备战，坚决反击英国的武装挑衅，而且在蒙冤受屈遣戍新疆途中，仍时刻关注着前线的抗英斗争，及时总结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进士。他曾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和两江总督陶澍的高级幕僚。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度参加浙东的抗英斗争。后辞归扬州，发奋著书，于1842--1843年先后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先为50卷本，1847年增订为60卷本，1852年扩编为100卷本）两部重要著作，充分阐发了他的整军经武、抗敌御侮、“以战止战”的指导思想。林、魏军事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
林、魏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国家寻找富国强兵之策的先驱者。林则徐在广东时就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②魏源则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③他们通过对西方列强的研究，不仅认识到“夷性无厌”，“兵贾相资”，“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特性，而且发现这些国家制造机器和战船、枪炮的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从而意识到只有向西方列强学习，把它们的“长技”变成中国的“长技”，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于是，先由林则徐大胆地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战略思想，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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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31页。
②林则徐：《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见《鸦片战争》（二），第195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古微堂重刊本（下同），卷2，第4～5页。
魏源也提出了相同的思想，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对这一著名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具体阐述。①
林则徐在广州一面查禁鸦片，一面购买西洋火炮，仿制外国战船，用以加强广州海口的设防。同时，注意收集外国制造战船、火炮的书籍和图纸。以后，在浙江镇海“随营效力”期间，把绘制的外国战船图样交给兵器专家龚振麟参考，制成了中西技术结合、行驶甚便的车轮战船。这些行动表明，林则徐不但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一战略思想的最早实践者。魏源则用朴素的辩证观点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②把学不学外国“长技”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他比林则徐具有更多的开放意识，提出学习的重点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传授制造战船、火炮的技术，聘请外国“舵师”传授驾船、演炮的方法，把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战术学到手。他认为有了造船厂和火器局，不仅可以制造战船，还可以制造陆师所需的军械以及火轮船、风锯、龙尾车等民用产品。“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种军品制造与民品制造相结合的思想，表明他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与近代海防的密切关系。他还主张在自己制造的同时，向外国购买先进的武器，使自造与引进相结合，以便尽快改变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巨大冲击，也是对“以骑射为根本”的传统军事思想的公开挑战，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非议。当时，那些唯祖宗古训是遵的顽固派，把西方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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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称：“先是林则徐奏言：‘自（道光二十年）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则在1843年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37，第1页。
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声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将“坏我人心”。魏源理直气壮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①，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应该认真学习。他还以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例，说明学习外国“长技”的必要性。他说：彼得大帝因国内技艺不如西洋，便微服游历于他国船厂和火器局，学习工艺，回国传授，结果所造器械甲于西洋，从而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他还满怀爱国激情，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是富有人力、物力、财力和创造智慧的民族，认为只要“励精淬志”，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使中国成为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强国。
林、魏的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战略思想，不仅有别于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也有别于害怕“坚船利炮”、在侵略者面前屈膝妥协的投降派，而是对拥有先进武器的侵略者所作出的最积极的回应，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的标志。因而在政治上成了晚清洋务派“自强”活动的先导，在军事上成为变革旧制、促进国防建设近代化的正确指导思想。
二、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防御思想
在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实行战略防御，是林、魏着力探索的一个问题。正如魏源所说：“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②他们的战略防御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守为主、寓攻于守。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方针、原则。
（一）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
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就具有明确的海防意识。他通过对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对比分析，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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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8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敌在远洋接仗，而在近海或陆地歼敌的方针。他认为英军船坚炮利，长于乘风破浪，但“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旋伎于内港”①。而清军水师船小炮少，木料不坚，难于与敌在“洪涛巨浪，风信靡常”的海上交锋，只有“坚垒固军”，扼守海口，待敌舰驶至近海、内河或敌军臀陆以后，再行接战，使其难于发挥舰炮火力的优势。另外，英舰队远涉重洋，“粮饷军火安能持久”；而清军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兵员、物资补给便利，可收“以逸待劳”之利。与此同时，他还实行“静则严防，动则进剿”②，“守险攻瑕，皆得随机应变”③的作战方针。1840年6月，英军舰队主力首次北犯时，林则徐便调集广州师船，加紧操练，准备在风潮顺利的情况下，整队出洋，袭击封锁广州的敌舰。8月31日，广东水师伺机出击，败英分舰队于矾石、赤湾洋面，击伤英舰“都鲁壹”号，取得了“小挫其锋”的胜利。当时，他虽然对海口炮台的防护能力和火炮攻击能力都很差还缺乏认识，同时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认为英军“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④。但是，他的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的方针，仍然体现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思想；他实行的“守险攻瑕”方针，更是体现了寓攻于守的积极防御思想。
魏源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无法与敌舰在海上交锋，要塞炮台的火炮也难于击中敌舰等情况，本着“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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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则徐：《致莲友》见《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49页。
②林则徐等：《英国趸船及应逐英人现均已驱逐并饬取切结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36页。
③林则徐等：《拟将洋商行用茶叶银两捐充防英经费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05页。
④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7页。
口不如守内河”①，“以纵为擒”的方针，主张将敌舰放进内河来打，使其不能随意行驶，互相援应，而我则可以发挥拦首截尾，“两岸兵炮，水陆夹攻”的优势，痛击入侵之敌。他把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设阱以待虎”，“设网以待鱼”。魏源承认，这种战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仅适用于比较狭窄的江河，如在宽阔的大江大河，就难以收到大量歼敌的效果。尽管如此，这种战法还是体现了利用有利地形，水陆协同，歼敌有生力量的思想，在没有强大水师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御敌之策。因此，诱敌深入，“以纵为擒”的战略防御方针，也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诱敌深入，魏源主张对“孤悬海外”的香港、定海和某些沿海军事要地如宝山均可弃而不守，这显然是错误的。
（二）组建强大的水军，与敌战于海上
早在1839年秋，林则徐就向清廷建议，用广东海关税收的1/10制造极精极坚的战船与火炮，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军，与敌战于海上。他强调指出：船炮“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②。后来，他根据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等沿海城市和要塞相继被英军攻占的情况，便改变了“专守于陆”的作战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建设水军的重要性。他希望清政府迅速组建一支拥有大船100只、中小船50只、船炮1000门、水兵5000人、舵工和水手1000人的一支水军，与英军舰队进行近海作战，以改变陆师被动挨打的状态。他发现英军舰队在海上机动快速，忽南忽北，来去自由，以其无定攻我有定；而清军陆上支援十分缓慢，加上海口众多，防不胜防，即使设防的要塞，也是以有定之炮击无定之舰，无法争取主动，从而得出了“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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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②林则徐：《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31页。
③林则徐：《致吴嘉宾》，见《林则徐书简》第182页。
他认为如有一支“往来海中，追奔逐北”的水军，就能遏制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其不敢随意离船，攻城掠地。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十分肯定地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白取败也”，建设强大的水军，实为“海疆久远之谋”。①
魏源“师夷长技”的首要日标，在于建谚一支拥有中号战船100艘、火轮船10艘、官兵3万人，号令简明、指挥统一的水军，以便“驶楼船于海外”，“战洋夷于海中”。他预测将来海战不可避免，因为：其一，外国侵略者“贪恋中国市埠之利”，必然会卷土重来；其二，外国侵略者如果知我内河有备，便不敢冒险深入，即使深入内河，也只能歼其一部。所以，“战船火器，乃武备必需之物”。②有了水军便能断敌供应之路，或伺机夹击敌舰，使其不敢随便活动，肆意逞狂，而我在防御作战中就能“以主胜客”，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林、魏的上述言论表明，他们不仅具有水陆协同以御外侮的战略防御思想，而且有了创建近代海军以争夺制海权和防御作战主动权的思想萌芽，指明了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方向。
1842年，清廷发出造船御敌之议，文臣武将纷纷献计献策。有人提出当敌舰进入海口时，只须用捆缚的巨木顺流放下，借助水力冲击，就能使其破碎。有人主张捆扎木筏，在筏端钉上“签锥”，将敌舰签住，使其不得走脱。有人建议仿造古代的子母舟、联环舟、楼船、蒙冲、走舸等船，与英舰抗衡。这些古色古香的建议，与林、魏建设近代水军的思想比较，有天壤之别。
诚然，林、魏对建设近代水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还缺乏认识。但是，对于有绵长的海岸线，许多城市濒临海边，且有台湾、海南岛等重要岛屿孤悬海上的中国来说，建设近代水军，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实为保卫海疆所必需。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伊始，林、魏即有此建议，并把它提到关系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高度，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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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见《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9、18页。
（三）就地征募训练部队，加强海防力量
林、魏十分关注海防部队建设。林则徐从鸦片战争的实践中发现，清政府从内地各省零星征调“客兵”，临时拼凑成军，仓促调往海防前线，不仅筋力已疲，而且不习水土，不识道途，很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认为“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①。魏源针对调往广东、浙江、江苏的“客兵”均一败涂地的状况，明确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②，主张由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壮勇，’组建海防部队。他认为就地募练“土兵”有三利：适应气候水土，熟悉地形道路，能为保卫身家而英勇作战。他还指出，沿海的渔民、蛋户，不仅熟悉水性，而且性格强悍，将他们选入水师或编成团练，一定能够依靠本省的精兵捍卫本省的疆土，最多从邻省调兵增援，便能应付裕如，避免一省有警，便从内地各省纷纷征调部队，造成全国紧张的局面。
林、魏关于就地募兵，建立海防部队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加强海岸防御作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当时交通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措置尤为必要。同时，这种主张还蕴含着对清王朝轻视海防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海防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如果完全以“土兵”、“水勇”代替正规的陆师和水师，则是片面的，不足取的。
（四）军民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
林则徐到广州不久，便敏锐地察觉到广东沿海民众对英国侵略者满怀义愤，具有很高的抗战积极性，“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③。于是，非常注意依靠民众加强海防。他除了在广州海口要隘修筑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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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致吴嘉宾》，见《林则徐书简》第182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③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9页。
台、添置火炮、操练水师，以实现水面舰船和岸防工事相配合外，还号召民众购买武器，聚合丁壮，组织团练，人人持刀痛系敌人。与此同时，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在弁兵带领下，于夜晚驾船出海，火攻敌船，仅1840年2月29日凌晨在长沙湾的一次袭击战中，就焚毁英方大小船只23艘，取得了辉煌战果。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他的军民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的全民抗战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和行动，使他得到了广州人民的钦佩和信赖，增强了抗敌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并使侵略者一夕数惊，处境艰难。
魏源称沿海民众为“义民”、“义勇”，并用“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①的诗句，赞扬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他还用广州民众捐战船、斩敌酋，台湾民众擒拿英舰，南澳民众火烧英船等事例，驳斥琦善、奕山之流污蔑群众为“顽民”、“汉奸”，进而主张“防民甚于防寇”的无耻谰言。他的就地招募渔民、蛋户组成海防部队的主张，就是建市在依靠群众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
林、魏看到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仇恨，意识到“民心可用”、“民力可恃”，敢于号召和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开创了近代中国民众反侵略战争的先河，这是他们的思想高于同时代封建官吏的难能可贵之处。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已经站到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只能说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
愿望，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俩把组织民众抗战说成是“以毒攻毒”，就充分显露出剥削阶级的偏见。
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思想
加强军队建设，改变清军的腐败落后状态，是林、魏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1842年，林则徐于遣戍新疆途中，在给友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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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寰海》，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下册，第806页。
中提出了战胜侵略军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①。这既是他对中国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的建军思想的高度概括。魏源则提出军队应该做到“心灵胆壮，技精械利”②。尽管提法不尽相同，但内涵基本一致，而且都注意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加强军队建设。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具体阐发了上述思想，并为此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为使清军装备精良的武器，林则徐除率先向外国购买火炮、战船外，还积极建议自己制造，改进铸造工艺。他在广东时，曾捐资仿造“底用铜包，篷如洋式”的双桅战船两艘。他非常重视岸炮的改进和使用，认为岸炮落后是抗英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而炮之得用与否，非先演放不可”③。他在浙江镇海期间，与龚振麟一起研制成四轮炮车，使原来只能固定射击的火炮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后在扬州又把铸法炼法皆与外国相同的《炮书》刊刻传播，供制炮单位使用。当他途经西安，得悉陕西省准备铸炮时，便主动提出恳切建议：“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④他虽然缺乏制造先进火炮的科技知识，但基于“各种火器最利行军”的认识，因而对火炮铸造孜孜以求，这种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魏源除了提倡设局、办厂，在外国技师帮助下制造先进武器外，还在《海国图志》中用将近1/5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兵器专家和能工巧匠在仿制外国战船，改进鸟枪、火炮、火药、水雷等制造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得到人们的重视。
林、魏都强调部队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并且认为部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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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见《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34页。
③梁廷楞：《夷氛闻记》第66页。
④林则徐：《致马辅相》，见《林则徐书简》第191页。
的好坏，关键在于各级官长。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面谕在省营员，以弁兵技艺之短长，定将备各员之贤否”①，要求带兵将弁切实抓好部队训练，必使一兵得一兵之用。为了加强水师官兵的技术、战术训练，他专门购买了英国船“甘米力治”号，供“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②。他还亲赴虎门和狮子洋校阅水师演习。魏源用鸦片战争中沿海设置的火炮由于士兵施放不熟而很少击中敌舰的实例，说明加强部队训练的重要性。他严肃地指出，如不加强训练，即使有先进的武器，也只能资敌而不能制敌。他针对清军外海水师终年停泊，不常驾驶，巡洋会哨徒具虚名的弊病，创造性地提出由水师保护海上粮运，使训练与护航结合，在惊涛骇浪中检验战船的质量，提高水师官兵的海上作战技能。他明确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优秀的将领，就能“一入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还主张将领应多读兵书，力求对前人的用兵韬略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不能因为出了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就因噎废食，连兵书也不学了。
林、魏强调军队必须具有勇于杀敌的胆气。林则徐提出了“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③的名言，并认为部队有无胆气与统帅的勇怯关系极大。他痛斥琦善到广州后，畏敌怯战，一意求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导致虎门作战的失利。魏源则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振奋士气。他批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对清军赏罚不严，尤其是对不战而逃的将领不能及时绳之以法，以致士气不振，官兵不能用命。他还强调指出，无论正兵、奇兵，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才能将士一心，臂指呼应，具有与敌拼杀的勇气和决心。林、魏认识到军队的战斗力，除了拥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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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校阅在省营标及因公至省各官兵情形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9页。
②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③粱廷相：《夷氛闻记》第37页。
良的武器和技艺精熟这些因素外，还源于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齐心协力。林则徐抵广州不久，便查办了包庇鸦片走私、收受贿赂的绿营督标副将韩肇庆，撤换了一些克扣兵饷、欺压群众和年老体衰、技艺不精、巡防不力的将弁，从而使“军民大悦”。魏源则以“器利不如人和”的名言，强调搞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还指出，只有将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才能军行所至，秋毫无犯，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林、魏主张只有切实整顿军队，才能挽颓风、振士气。林则徐在关天培支持下，对腐败的广东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顿，严禁吸食鸦片，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水师的腐败状况，使士气有所提高，从而取得了在九龙湾、川鼻、官涌击败英军的胜利，在鸦片战争的序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魏源主张通过汰冗兵、练精兵、慎选将、严节制，改变清军的腐败状况。他认为老弱太多、虚额太多、薪饷过低是清军的主要弊病，主张大刀阔斧地裁减冗兵，杜绝冒领，改善士兵待遇，进行严格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用“冗兵明减十万，精兵暗增十万”的辩证观点，阐明部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反映了他的“精兵”思想。他对琦善、奕山、奕经、牛鉴等清军统帅的怯懦无能深恶痛绝，辛辣地讽刺他们“生长承平听画筝，几闻铁马金戈声”①，根本不懂得战争为何事。他反对唯宗室、贵族是亲的用人路线，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和懂得用兵韬略的官兵，分别担任高、中、初级指挥官，以适应带兵作战的需要。
林、魏的上述建军思想虽然没有超出治标的范围，但如能付诸实施，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清军的面貌。应当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建军思想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如何对官兵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思想教育，就未曾涉及；如何做到“心齐”也论述甚少。在魏源的思想中，还明显地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例如，他主张部队“宜散不宜聚”，因为聚则易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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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秦淮灯船引》，见《魏源集》下册，第726页。
乱，散则便于控制。而实践已经证明，绿营兵实行“化整为散”的方针，十分不利于反侵略战争。又如，他一方面强调军队应有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却说“有时欲鼓士气，则虏掠而亦捷”①。此外，还宣扬“帝王之师，恒有天助”②等唯心史观。这些，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
四、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设防思想
林、魏通过研究“夷情”，觉察到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虽然主要来自海上，但也威胁着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的安全。因此，主张加强海防的同时，重视塞防。
林则徐在广州时，就已略知沙俄觊觎中国的野心，所以他在流放伊犁途中，虽然心情沉重，但仍表示愿当一名“荷戈西戍之老兵”。1842年12月到达流放地后，便悉心研究新疆的备边御敌方略，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了兴修水利、屯田实边的建议。1843年秋至1844年夏，他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的开发工程，并捐资承修龙口水渠工程。1845年春，他不顾风雪严寒，道路崎岖，历勘了南疆八城，又转赴吐鲁番、哈密一带，仆仆风尘，行程2万里。在查勘过程中，推广坎儿井和纺车，并把垦地拨给维族农民耕种，还把固定的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期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生产与练兵相结合，既发展了生产，又加强了边防建设。他曾写下“乱吹戈壁龙沙起，桃杏花开分外红”③的诗句，表达他对建设西北边陲的深情。他不仅躬行实践，而且呼吁有关方面重视边防建设。当他的朋友开明阿就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时，便在临别赠言中提醒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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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魏源：《武事余记》，见《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510、523页。
③林则徐：《回疆竹枝词》，见《云左山房诗钞》，光绪丙戌福州本宅藏本，卷7。
要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的现象所迷惑，而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做好边陲的战备工作，以期“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①。
1845年，林则徐被清廷重新起用。1850年，于云贵总督任上因病告假，回到已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福州原籍。他和福州的一些士绅据理力争，迫使违约迁入城内的英国人退居城外：为了防止英国舰船骚扰破坏，他亲乘扁舟出海观察海防，进而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了调兵、演炮、募勇以加强海防的建议。林则徐身居东南沿海，心系西北边陲。他根据在新疆时的所见所闻，以及自1848年以来沙俄多次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为通商口岸等动向，于1850年秋发出了“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②的预言。此后，沙俄蚕食鲸吞我国西北和东北领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战略预见。
魏源把《海国图志》的前4卷名为“筹海篇”，顾名思义，可以看出他对海防的重视。其实，他对塞防也是相当重视的。早在1822年，他在直隶提督杨芳家当教师时，就开始研究西北的地理和边疆防务，撰有《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此后，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又揭露了沙俄侵略我西北和东北的野心，提醒人们重视塞防建设。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到边疆定居，开垦荒地，开发矿藏，发展生产，充实边储；动员在京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的旗人，迁回东三省原籍，屯垦戍边，自食其力，加强边疆建设。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③林则徐、魏源带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军事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变动时代，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列强敏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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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则徐：《送伊犁领军开子捷（开明阿）》，见《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总第11494页。
③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21页。
和对鸦片战争实践综合分析的思想结晶，也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反映。唯其如此，不仅富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在某些方面冲破了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为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遗憾的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苟且偷安，抱残守缺，以致林、魏的军事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1858年，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建议咸丰帝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①。对此，咸丰帝竟置若罔闻，毫无反应。但是，一切适应时代要求的先进思想，即使暂时受到冷落和埋没，最终总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林、魏的军事思想也不例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开展了“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活动。他们倡导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清军，用外国操典训练部队，并组建近代海军，建设近代海防，从而使林、魏的军事思想成为当时军事活动的理论指导，并随着军事活动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起了某些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