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既有某些思想家作为杰出的代表，同时也凝聚了许多人的思想成果。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救亡图存已成为众多爱国志士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他们和林则徐、魏源一样，努力探索抗敌御侮之策。尽管他们的动机不过为衰微破败的封建统治“炼石补天”，并且其思维能力仍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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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茂荫：《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养气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049页。
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但是毕竟程度不同地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迸发了一些适应军事变革和有利于反侵略战争的思想火花。
一、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督带水勇参加抗英作战的广东士绅林福祥，于战后撰写的《平海心筹》中，呼吁当局切实加强战备，以便抗击西方列强新的入侵。他在论述战、守、和三者的关系时指出：“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不能战不能守而言和，是掩耳盗铃，自欺而并受欺于人也，是图苟安于目前而贻巨患于后日也。”他进而阐述了和议不可久恃，必须切实作好新的反侵略战争准备的理由：其一，英国所以同意签订“和约”，目的在于“利我之资财，贪我之码头”，但它“贪得靡厌”，“一不能饱其所欲，必至借端败盟”。其二，我国“所给之码头，华夷杂处，良莠不一，使该夷作奸犯科，有滋扰淫掠我汉人等事，若不按之以法，是法不行于中国，若按之以法，彼又借辞开衅”。其三，“与英夷以资财码头，则开门揖盗之渐也”，试思与我通商之国如法兰西、美利坚等，皆效尤而来，又将何从应之？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林福祥明确提出：“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若既和之后，仍任其武备废弛，则祸患叉安有极哉！”①
二、欲制敌必须先审敌之虚实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必须认真研究外国的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即注意分析敌我形势，与总兵达洪阿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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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福祥：《平海心筹》，见《鸦片战争》（四），第588～589页。
切实加强台湾岛的战备，于1841年9月至1842年3月，指挥台湾军民两次重创入侵的英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投降派耆英等竟诬告姚莹“冒功欺罔”。姚莹被贬至四川。姚莹虽蒙受不白之，但仍满怀爱国激情。为了研究外国和了解我国边区情况，以对付外敌入侵，他将早在嘉庆年间就开始陆续收集的关于我国西藏和外国情况的资料加以整理，并进一步收集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等国以及英殖民地印度的情况，编著成《康輶纪行》一书，供朝野人士阅读。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中国书生狃于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又说：“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今日“喋血饮恨”编撰《康輶纪行》，目的在于使“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于胥沧鬼域”。①他讥笑那些以拒谈夷事为清高的顽固守旧派为“坐井观天”，“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②他在欲“制驭外夷”必先从“熟悉夷情始”方面，与林、魏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出于于姚莹相同的目的，还有福建巡抚徐继畲于1848年编著了《瀛环志略》一书，这是继《海国图志》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外国史地的重要著作。另外，还有一些专门介绍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如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汪文泰的《红毛蕃英吉利考》，梁廷枏的《兰仑偶说》和《合省图说》等。这些书籍的刊行，反映了睁眼看世界的思潮正在封闭的中国涌动，对于中国知识阶层探索世界新知，开阔视野，破除盲目自大思想，进而有的放矢地考虑御敌设计图，以至改革弊政，都起了积极作用。晚清军事将领左宗棠，就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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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莹：《东溟文后集》，见《鸦片战争》（四），第531页。
②姚莹：《康辅纪行》，同治元年刊本，卷12，第22页。
著作后，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滋生了认识外部世界、探求救亡图存之策的思想，进而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实践家的。
三、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和林则徐、魏源一样，积极主张制造新式战舰，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监生方熊飞鉴于“夷船在水进退自如”，而我岸上守军“常受其制”，因而提出“夫边疆有警则战场在陆，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①他建议制造坚实的战船150艘，驻防于天津、虎门、厦门、上海等重要海口，随时准备与外国侵略者的海军作战。他认为制造新式战船虽耗资颇巨，但以“防守无益之费作造船练兵之资”，则“日后之所省甚大”。
在此前后，广东道员衔行商潘仕成延揽美国人壬雷斯仿造二桅帆力舰4艘，并制成攻船水雷。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利用美国军舰模型，自造三桅帆力舰一艘。广州绅士潘世荣雇用中国匠人，试造火轮船一艘，成为中国自造蒸汽船的发轫。这些仿制和自造的新式战舰，虽因道光帝和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省的封疆大吏思想保守而未得到及时推广，但当时出现的那股着意改变中国水师的落后状态，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思潮，是值得肯定的。
四、拒敌于海上不如拒敌于内河与陆上
与主张海上有警则战于海上的人意见相左，一些疆吏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对比船脆炮小、训练废弛的清军水师，都感到难于与敌在海上交锋，因而有的主张在内河击敌，有的主张在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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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卷84，第1页。
击敌，总的指导思想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即主张实行“舍水就陆”、“以御为剿，以守为攻”之策。具体战法是：“该夷船倘敢驶近口岸，度量炮力能及，即开炮轰击，或诱令登岸，更可大加剿洗。”①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光曙认为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守，是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为此，他建议天津海口应分三层设防，第二层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坚于第二层；并在天津之西、通州之东，择要驻扎劲旅，以便节节阻击入侵之敌。署理漕运总督李湘桑认为，御敌之法，“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因为“夷人船坚炮利，人与船习，运棹灵敏，内地现在水师，固难与之角胜，即赶造大船大炮，尚须督兵演驾，非一二年不能精熟”。②为此，他建议于长江两岸相度地势，构筑炮台，每台安设铜铁大炮数十门，选练兵丁，演习精熟，待敌舰闯入时用岸炮阻击，既迎头拦阻，又绝其后路，使其进退两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了“制夷宜于内河，宜于陆战”的主张。他说：“西洋诸夷，恃其炮利船坚，横行海上……其船炮利于海面，用之内河，则畏礁畏浅畏焚也；夷兵习于水战，用之陆战，则畏抄截畏伏兵，胜不能深入，败不能善归也。”③
在当时战争实践中，由于中国的海口和内河的炮台构筑落后，火炮质量低劣，守备部队的战斗力差，即使采取以上这些战法，也难于有效挫败英军的进攻。尽管如此，其避长击短的作战指导思想，仍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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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裕谦：《定海等处形势并筹防守事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13页。
②李湘菜：《筹议江防添铸炮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565页。
③骆秉章：《密陈英人侵入广州胁迫官员情形并摘抄粤省来函呈览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44～645页。
五、持久作战以老敌师
外国军队入侵中国，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水土不服，故力求速战速决。清军武器装备虽差，但人数众多，既有坚城可守，又有人民支援，利于持久作战。持久战的思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已出现。安徽巡抚程楙采在《筹办防堵事宜折》中提出：“以远隔数万里之英夷，敢恃孤军深入内地者，其意盖利于速战也。今我不与之决战，而与之久持，我持愈坚，彼力愈困，进有所扼，而退难自全，路绝无援，一厥而同归颠覆矣。”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某些官吏也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具体建议。如山西道御史朱潮在《筹思破敌之策九条折》中，提出了“坚守以老其师”的方略。他说：“闻夷人性畏寒，朔风凛冽，不耐久居，向来各处滋扰，多在夏秋，其明证也。”现英法联军已孤军深入津京地区，我军应实行坚守“以老其师”，待其被迫南撤时，再出奇兵击之，便可转败为胜。②兵部尚书沈兆霖指出：侵略军“利在速战”，我应以“持久对之”。他建议由僧格林沁、瑞麟和胜保所统各队，分头驻扎，成犄角之势，“皆宜深沟高垒，勿轻与战，严为之备，使敌至不能骤拔。若奉调各路之兵陆续而来，亦饬令分择要地扎驻，俾由潞至津，处处均能联络接应。……正兵厚集其势，持重养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复以疑兵惑其心，彼（受）种种牵制，必将徘徊而不敢进。……与之相持一月有余，而朔风大作，海河将冰，其所带之饷亦将罄尽，自必急图遁归矣”。③尽管当时因清军在大沽战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上述“坚守疲敌”之策难于实施，但这种以己之持久对敌之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反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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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332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48～2349页。
③沈兆霖：《当今宜缓攻坚持勿轻与战又巴夏礼切勿释放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53页。
争中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六、兵有数而民无数，抗战应依靠民众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凡是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求和的官吏，几乎都与林则徐、魏源一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是战胜侵略军的重要条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身殉国的裕谦曾说：“唯制敌之道，首重体察民情，因其势而利导之，勿事张皇以摇惑民心，勿因军需而扰累民力，勿夸敌强以沮伤民气，勿任弁兵之攘冒民功；则民志坚定，乐为我用，何敌不克？”他提出御敌不能“专恃兵力”，而应同时依靠民力，因为“兵有数而民无数”。①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江苏、浙江海防前线，大量招募义勇配合清军作战。他还准备把武器发给民众，后因道光帝不同意而中止。姚莹认为台湾人民勇于战斗，“胆气较优，若晓以大义，优其爵赏，尚有可为”。据此，他在台湾招募乡勇水勇数千人，配合清军防守各重要海口。同时，号召各乡组织团练，做到“家自为守，人自为兵”。这些组织起来的义勇，在抗击英舰入侵的战斗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工部尚书许乃普在奏折中指出：“说者谓必能战而后能抚，固属不易之理。然该夷船坚炮利，不独水战难以必胜，即使舍舟登陆，而该夷专恃火器，亦不值以京营劲旅轻试其锋。”那末，如何对付侵略军呢？他认为“该夷之畏民，甚于畏兵”，“方今之计，莫如将备兵移驻天津府城内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既不遽抚，亦不轻战；一面密谕绅富设团募勇，或劫夷船于水中，或击夷人于岸上”，使“该夷内则无汉奸之导引，外则有民团之夹击，深知众怒难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后从而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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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裕谦：《复陈审度江苏防堵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48页。
则其势易矣”。①翰林院侍讲学士潘祖荫提出：“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他建议清廷重赏募勇，剀切晓谕，激以大义，克期环攻，或诱之登陆，以展我陆路之长，或待其近城，以断其归舟之路，“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主御客，以顺剿逆，何患国威之不扬，何虑凶锋之不挫”。②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建议咸丰帝将英、法侵略者的各种无理要求，“明降谕旨，剀切宣示，使百姓闻之，人人愤怒，然后加温谕以拊循之，加恩赏以鼓舞之，自然民争效命”。他还说：“该夷兵极多不过数万，安能攻我百万众之城哉？”③
以上事实表明，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确有部分官吏注意依靠民众抗敌御侮，这种思想应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对广大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缺乏全面的认识，而是把民众说成是“重利轻生”，为了贪恋钱财而“舍死忘命”；有的还害怕民众“聚成大邦”，“恃众滋事”，因而主张多派官吏，分头招募，编成小队，以便控制。这些，必然影响民众抗战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七、远调“客兵”不如就地募练部队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些官吏士绅鉴于从内地各省临时调赴海防前线的部队，不是缓不济急，就是一触即溃，因而和林、魏一样，主张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壮勇，编练成军，或组成团练，不必从内地各省千里迢迢抽调“客兵”。安徽巡抚程楙采在18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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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乃普：《天津宜设团练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23页。
②潘祖荫：《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27～828页，
③王茂荫：《请还宫严守备广保举激人心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42页。
3月的奏折中提出：“今海疆要着，莫亟于募练水勇，酌减客兵。”①他认为“客兵”有不便者三：奔驰远道，精力已疲，一也；水土异宜，难耐潮湿，二也；月粮不饱所欲，势必抢掠民财，驭之严则激起事端，抚之宽则愈形骄纵，三也。水勇有可恃者五：一则海滨生长，惯习风涛；二则熟知路径，可借差探；三则自卫乡间，乐于效命；四则缓急可用，贼至编之入队，贼平散之还乡；五则节省物力，以客兵之费，为团练之资，有赢无绌。同年9月，福建巡抚刘鸿翱奏称：“外省之兵，人地素不相习，望洋气沮，兼之水土不服，易生疾病，多调徒滋糜费。闽省泉、漳民气刚强，素习武艺，尚属可用。现经督臣函商，飞饬各府州县，广为招募，作为民兵，优给口粮，重悬赏格，协同堵御，相机进剿，较之远省调遣，可期迅速得力。”③
另外，在英军入侵广州期间，曾向广东军政当局多次提供御敌之策的举人张杓，主张守汛兵丁应于炮台附近的乡民中挑募，平时除坚持操练外，就近开荒种地，借以改善生活。与此同时，将番禺、香山、新安等沿海各县的壮勇编成团练，使其“咸知君国大义”，并授以作战技艺，每届夏秋，与水师会同操练，以便战时协同配合。他认为实行这种编练制度，即使警起仓猝，也能朝呼夕至，远胜“借才异地，劳师远涉”。张杓的建议已触及武装力量体制的改革，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
八、建设水师既要修战具又要练精兵
在英军入侵期间即苦苦思索御敌方略的知县夏燮，在他上呈两江总督陆建瀛的《私议六事》稿中提出：“今闽、粤有水师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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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楙采：《陈攻防事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41页。
②刘鸿翱：《招募民兵协同防堵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170页。
修战具，与无船同；有水师而不习水战，即予以外洋之兵船而不克善其用，亦与不用同。故既治战舰，即须练水师。”为了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师，他主张实行“汰兵不汰饷”的方针，即对现存水师裁汰老弱虚冗一半以上，给技艺娴熟的精壮弁兵发双饷，其中勇谋兼备者另加奖赏，使留营者安心服役，乐于效命，然后配以战舰，进行严格训练，从而成为能守能攻的精兵。他还强调指出：“兵无选锋日北，未闻其以众胜也。训练士卒，少则愈精，综核名实，约而可守。”①夏燮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他的兵精、器利、技熟的建军思想，对于战船落后、冗员充斥、训练废弛的清军水师来说，实为切中要害的有识之见。
九、升拔弁缺重在察其是否谙熟火器
通过战争实践，不少疆吏对于使用火器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参加广州抗英作战的林福祥，于1841年捐资购买洋枪洋炮，以期“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②裕谦则认为“防堵海疆，首重大炮”。可是，他发现浙江水路各营的将弁能知放炮之法者为数甚少，有些将弁在演放火炮时，由于装药比例不当，多次发生膛炸伤人事故。为此，他决定将“督率无方”和“练习不精”的将弁分别给予交部议处和降职处分。同时，他向清廷提出：“沿海营分，练习大炮，系目前第一要务。……应请嗣后沿海各营升拔弁缺，不论原习何艺，俱试以大炮，如不谙练，即不准升拔。并由督抚臣随时拣派不避嫌怨之司道大员，周历各营，会督演放，倘仍不能谙练，即将该管将备，据实揭参。庶冀人人精熟，以重海防而昭核实。”③裕谦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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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燮：《中西纪事》第288～289页。
②林福祥：《平海心筹》，见《鸦片战争》（四），第603～604页。
③裕谦：《参演放大炮炸裂伤毙兵丁之镇将备弁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5～1026页。
廷的同意。这样，就在实际上改变了擢升将弁首重马步箭射的传统观念。
从总体上观察，以上这些官绅有关军事方面的思想，虽然不如林则徐、魏源的思想系统、深邃，但无不有感于昧于敌情，军队腐败，战备废弛，战法落后而阐发，无一不是时代思想的折光，有些还是林、魏所未能虑及的。所以，同样具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并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