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开端。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两年后，他家迁到官禄土布村。洪秀全16岁时，到广州考秀才不第，便在村里当塾师。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最后一次到广州应考又失败，从此便断绝了科举仕途的念头，开始探索救世济人的新路。他研究了传教士散发的《劝世良言》，利用基督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创立了“拜上帝会”，并开始传教活动。1844年5月，他与密友冯云山一起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桂平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从事拜上帝会理论的著述，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这些诗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教的说教，但在宗教的掩盖下，却包含着要求平等、反抗压迫的思想，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冯云山则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地区利用教书之便，从事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发展了2000多名拜上帝会信徒，其中韦昌辉、杨秀清和萧朝贵等人后来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1847年夏，洪秀全再次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两人积极传教，发展会员，进行起义准备。拜上帝会的活动，很快引起清朝地方政府和豪绅们的注意，冯云山一度被捕，在拜上帝会中引起了动荡。杨秀清、萧朝贵利用“天父”、“天兄”附身传言的办法，稳定了会众的情绪。到1850年中，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850年夏，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会集桂平金田村，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之意）。8月，韦昌辉率领金田地区会众首先附义，被地方当局发觉，洪秀全、冯云山即转移到鹏化山区，设总部于花洲，指挥“团营”活动。各地会众纷纷响应，临行前都变卖田产屋宇，打造军械，突破清军、团练的拦截，向金田村进发。到年底，前来参加“团营”的有：杨秀清、萧朝贵率领的紫荆山区2000余会众；石达开、秦日昌（后改名秦日纲）率领的贵县地区千余会众；谭要率领的象州地区上千会众；赖九、黄文金率领的博白、陆川地区数千会众；蒙得恩、胡以晃率领的鹏化山区的会众。总人数约2万人。
当时广西全省驻有绿营兵2.2万人，大部星散于各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清廷为了镇压广西各地起义，至1850年底，先后从广东、云南、湖南、贵州调兵1.2万人，使广西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前往广西，调湖南提督向荣接替闵正风为广西提督；调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督剿。由于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殁，清廷又改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同时又任命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署广西巡抚。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军多达二三十股，吸引了广西当局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等从事起义准备工作是一种绝好的掩护，但随着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便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开始派出官兵进行搜剿。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进至平南思旺，并派出哨卡，深入鹏化山区，使洪秀全、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受到威胁。杨秀清在金田得知后，立即派蒙得恩率会众3000前往救援，击退了清军，将洪秀全、冯云山等接至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清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率军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在离金田五六里的蔡江村附近三路布防，设伏迎敌，大败清军，并阵斩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进行了大量起义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又打了两次胜仗，于是在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高举起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金田是广西省浔州府桂平县城北50里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大瑶山脉紫荆山区东麓，后负紫荆，前扼浔江，东南20余里为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举义后的第三天，起义部队就占领了大湟江口的江口墟，准备向东南平川地带发展。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廷和广西当局的震惊。1月17日，广西提督向荣奉钦差大臣李星沅之命，率兵抵达桂平，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妄图乘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1851年（咸丰元年）2月16日，向荣督兵勇万人，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逼。东路由向荣亲率总兵李能臣、周凤岐，驻营鱼鳞塘、马鹿岭，西路由候补知府刘继祖率领，驻营石咀。2月18日，向荣率部分三路进攻牛排岭。太平军地雷轰发，伏兵四起，清军大败。西路清军也被太平军击退。此战共毙清军守备以下300余人。太平军虽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但被包围的态势并未解除，加之久处一隅，粮食、弹药发生困难，便于3月10日撤出江口墟，经金田、紫荆山区向武宣县之东乡一带转移，前锋抵达三里墟、东岭、台村一线。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被推举为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不久，又授杨秀清为军师，萧朝贵为又正军师。
4月3日，清军分四路进攻：刘继祖率部攻东岭村；候补知府张敬修攻台村；同秉与总兵秦定三南北合攻三里墟。中午，战斗开始，东岭之敌被太平军围困，迫使向荣改援东岭。太平军与清军展开近战肉搏，大败清军。之后，清军改取“坐战之法”，不敢轻易进攻。
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病死于武宣。16日，太平军乘机突围北上象州，设大营于中坪，并进驻百丈、新寨等村墟，准备打开北进柳州、桂林之路。
太平军突围至象州境后，清军又陆续尾随而至，广西巡抚周天爵驻象州，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部驻罗秀，向荣部驻桐木，企图堵截太平军北进之路。6月7日，周天爵率部进据寺村，乌兰泰前出至距中坪5里之独鳌山、梁山村，向荣部进据界岭，准备对太平军三路合击。太平军先发制人，首先击败西南一路，迫使周天爵部退回象州，接着猛攻乌兰泰军，毙敌参将马善宝以下数百人，迫其退回罗秀。6月2 5日，太平军猛攻界岭，未能取胜。因北进之路受阻，加之粮盐缺乏，便于7月2日由中坪经原路南返。7月6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军由象州地区返抵桂平紫荆山、金田地区，设大营于茶地，暂驻休整。
李星沅病死后，清廷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前往。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这时，太平军正自象州地区退回紫荆山。赛尚阿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
清军进攻紫荆山区的部署是：向荣部扎营武宣东乡，进攻紫荆山西北路；乌兰泰则率部绕至大湟江、南渌水一线，自东南方向堵截太平军。
7月25日一乌兰泰兵分四路向太平军发起进攻。太平军迎战不利，退守新墟。8月6日，乌兰泰又兵分五路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将敌击退。 8月11日，西北路的向荣部攻陷双髻山猪仔峡隘口。28日，风门坳又告失守，太平军已被压缩在以新墟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处境空前危急。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经鹏化山区突围，占领70余村，设大营于花洲。
太平军自紫荆山区突围后，乌兰泰于第二天率部尾随追击。向荣率部由南路平行追击，前队进至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这时，萧朝贵、冯云山已在此设下伏兵，乘向荣部扎营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因天下大雨，清军的火药尽湿，枪炮不能点放，在太平军的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向荣哀叹说：“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①遂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今蒙山）转移。
官村大捷和顺利向永安转移，标志着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胜利和清军就地歼灭起义军图谋的失败。太平军起义之初，清军妄图一举将其扑灭，总的方针是：围困追堵，断绝接济，力求就地全歼，不使蔓延扩大。太平军的领袖们认识到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不与敌正面作战，力求摆脱遭敌围困的被动处境，而向清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进军，并伺机设伏歼敌。总的看，太平军在此期间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和战法是恰当的。
二、永安保卫战
官村大捷之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李秀成就是在这时参加的。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永安城位于南北长20余里、东西宽10余里的平坝上，四面崇山峻岭，漾江流经城西，其支流通文江越城东而过。太平军进占永安后，即分军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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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同），第六册，第11页。
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构筑了一道外围防线；在外围防线与城墙之间，还构筑了一道长墙，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的队伍已达3万余人，其中较能作战的约五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之次日，乌兰泰即追至城南20余里之文墟，28日扎营佛子村一带。向荣自官村受挫后，即移营平南，不久称病赴桂林，所部5000余人在都统巴清德统率下于11月初经荔浦绕抵永安西北10余里之新圩，扎营古排，堵截太平军北上桂林之路。后清廷在永安外围不断增兵，总数达4万余人。
清军围攻永安之初，先后组织了5次南北协同进攻，均被太平军击退。太平军利用间隙进行军政建设。12月 7日，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此外，还加强了纪律教育，重申了圣库制度，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粗具立国规模。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8个月之后，暂时停留下来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但是，将数万之众长期屯驻在四面环山的“蕞尔小邑”永安，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如清军利用永安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
11月初，钦差大臣赛尚阿在清廷严责下自桂林移驻阳朔。12月17日，向荣复职，出任清军北路指挥。向荣与乌兰泰在桂平时即已失和，这时分任永安南北路指挥，对如何攻城，意见不合。乌兰泰主张“围而击之”，向荣则主张“纵而掩之”，即所谓“宜开一路，放贼使走，我兵以追为剿”③。而主帅赛尚阿是个“未历行阵”的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因此，南北两军未能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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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二），第122页。
②姚莹：《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见《中复堂遗稿》，清同治丁卯年安福县刊本，卷4，第3页。
致行动。太平军则采取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正确作战方针，死守营盘不出，待敌疲惫之时，相机主动出击，消耗敌人。因此，清军虽频繁进攻，太平军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得以在永安停留半年，安然无恙。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令下由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令南北两路清军同时进攻，北路清军用大炮向城内滥轰，城墙、房屋多有毁损。太平军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加之“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①，只好决定突围。
永安四面皆山，南北大道有清军重兵把守，城东十余里之古苏冲有一小道通昭平，仅有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中的薄弱环节。4月1日，太平军前锋罗大纲部进至富豪，分兵两路，一路袭击古苏冲口，一路翻越金鸡岭，抄敌侧背，一举踏平清军防守的玉龙关。4月5日大队人马开进古苏冲，翻越龙寮岭，设大营于昭平六内村。乌兰泰、向荣闻讯督部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2000余人。为了摆脱追兵，太平军选择平冲至干冲、崩冲的谷地埋伏重兵，待机歼敌。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着大雾弥漫，突然从两侧山顶向敌发起攻击。清军“径仄地滑，人马拥挤，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而太平军将士“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②，半日之间，击毙清总兵4人，歼灭清军四五千人，为胜利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清军未能在永安围歼太平军，反在三冲遭受惨败，赛尚阿受到降四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任。
三、攻桂林，占全州
太平军取得三冲伏击战胜利后，取道山间小径，翻瑶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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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0页。
②汪堑：《盾鼻随闻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58页。
马岭，经高田，抵六塘，于1852年4月17日晚乔装清军，奇袭广西省城桂林未果，乃驻营五里墟、头塘、将军桥、花园里、阳家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桂林。桂林是广西的首府，时城内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三冲之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于是带领清军千余人日夜兼程，赶存太平军抵桂林之前半日进入桂林城内，督同守城兵勇、团练布置城防。4月19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南门外将军桥（今南溪公园），乌兰泰被太平军炮火击伤，5月8日死于阳朔。之后，各处援军陆续赶到，使桂林城内的清军由原来的千余人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占领有利地形，对桂林城展开了艰苦的攻城战，或用云梯缘城而上，或以重炮轰击，或制作吕公车登城，但均未能奏效。后又发觉桂林“城内仓库空虚，粮草匮乏。……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①，乃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太平军围攻桂林33日，大小24战，终未能克，但也积累了一些攻城拒援的经验。
5月23日，太平军取兴安，24日弃兴安抵全州。时全州由署知州曹燮培率兵勇700人守卫，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率部自桂林驰援，屯兵鲁班桥，畏惧不进。太平军遂合围州城，于西门外掘地道，置炸药，轰塌城墙2丈余，将士们乘势冲入，于6月3日。与领全州城，斩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在攻城过程中，南王冯云山受伤，不久牺牲，使太平天国过早地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得船200余艘，装载辎重和老弱，沿湘江北上，7日通过全州北10里之蓑衣渡。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是湘江上游桂湘两省的一个险隘要道。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扼太平军北上之路，在这里伐木作堰，钉塞河道，并在西岸埋下伏兵。太平军船队过此受阻遇伏，与敌鏖战两昼夜，最后被迫弃船登岸，向东岸撤退，辎重尽弃，阵亡将士、家属近千。太平军蓑衣渡之败，由于船队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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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1页。
然先行，前无侦察探路，陆上又无部队掩护，以致在险隘之地，遭到敌军预有准备的伏击。这既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也系缺乏行军作战经验所致。
四、奔袭长沙
太平军于蓑衣渡受挫后，登湘江东岸，由陆路抵达湖南永州（今零陵）城外，因潇水阻隔，未能克城，乃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6月12日占领道州城。不久，总兵和春率清兵1.5万人尾随而至，企图继续对太平军进行围堵。7月下旬，太平军突破清军堵截，连占江华、永明县城，摆脱了孤守道州的处境，并在此“大封有功，增修战具，补益军目，制备军火”①，征集铜铁，冶铸火炮，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开始了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进军方向问题就有各种议论，迨至道州，便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讨论中，有的主张南下广东，有的主张东出湖南，有的主张北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活动。最后决定进军湖南、湖北，“专意金陵”。《贼情汇纂》就太平军领导层的这次争论情况写道：“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日：‘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②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军“道州决策”。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即开始向湖南、湖北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于17日攻占郴州。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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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90～291页。
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掘堑壕、筑墙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特别是“穴地攻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兵2万多人尾追而至。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决定由西王萧朝贵率2000余人奔袭长沙。8月26日，西王率部自郴州出发，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抵长沙南门外石马铺，突破清军防线，阵斩总兵福诚等700余人，兵锋直抵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兵勇约4000人，太平军到达时，城门已闭，并未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转为强攻，在12日的攻城战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萧朝贵“勇敢刚强，冲锋第一”，但由于不察彼己力量，轻率强攻坚城，终于遭到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
萧朝贵牺牲后，部将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急报郴州，洪秀全、杨秀清等乃于9月25日率大队人马驰援长沙。当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各路援军也已相继抵达，庙集长沙城内外的有钦差大臣赛尚阿（不久革职由徐广缙取代）、湖广总督程蟊采、湖南巡抚张亮基、提督鲍起豹、向荣以及总兵和春等十数员，总兵力达3万余人。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坚城，西滨湘江，东有和春、江忠源部清军，南有赛尚阿援军，态势十分不利。10月14、15日，太平军连遭江忠源、邓绍良部袭击。17日，洪秀全、杨秀清派石达开率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两岸鱼网市、龙回潭等要地和江中的水陆洲（今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集结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20日，向荣也率部过江，并于31日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结果遭到太平军的伏击，死伤千余人。湘江东岸的太平军主力，先后于11月10日、23日和2 9日采用穴地攻城法，三次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但攻城部队均被守军击退，长沙终未能破。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军中火药、油盐又缺，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乘雨夜主动撤围北上，结束了81天的攻城战役。
太平军进攻长沙，是不符合道州决策中“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要求的。萧朝贵仅率2000余人，远离主力部队，企图用奔袭的办法一举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种孤军犯险的轻敌行动，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主力部队抵达长沙外围后，又对兵力已得到很大增强的长沙城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攻城战，结果仍劳而无功。所有这些，反映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轻敌冒进和急于占领大城市的思想。
五、攻占武汉
太平军自长沙撤围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于13日占领岳州（今岳阳市），又获船5000余只，以及大批粮饷、军火，军需装备更为充实。这时，太平军不仅有较多的步军，而且有了大批船只，人数扩大至十余万。12月17日，太平军撤离岳州，分水陆两路向武汉挺进，“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①。
武汉三镇是长江中游重镇，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湖广总督也驻节于此），它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守军仅3000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单，将城外的兵勇全部调入城内。12月21日，总兵常禄、王锦缔率2700人自岳州来援。常大淳、双福也令援军全部入城，准备坚壁固守。为了防备太平军挖地道攻城，常大淳、双福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7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水路太平军抵鹦鹉洲，23日占领汉阳，2 9日又占领汉口。陆路太平军经蒲圻、咸宁，于2 3日迅速占领了洪山、小龟山诸要隘，包围武昌城。典水匠唐正才于24日在汉阳、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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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汝昭：《镜山野史》，见《太平天国》（三），第5页。
间以船只相联，架起两座浮桥，一由汉阳鹦鹉洲至武昌白沙洲，一由汉阳南岸嘴至武昌大堤口，迅速沟通了汉阳、武昌间的联系。29日，太平军占领汉口，洪秀全进驻关帝庙，杨秀清驻万寿宫，指挥进攻武昌。
12月24日，向荣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外围柏树岭，于1853年1月2日扎营卓刀泉一带。7日，向部攻占洪山，毁太平军营垒15座。太平军在长春观、双峰山、小龟山、阴骘阁、田家园一带构筑防御工事，抗击清军的进攻，保障攻城太平军的侧后安全。
进攻武昌城的太平军，从12月25日开始，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和云梯等器具，均未奏效。旋又采用“穴地攻城法”，在近城处挖地道。清军则在城内挖洞，置空瓮于地下，用人伏听，一旦发现城外有挖地道声，即于城内挖壕，用水灌注，企图破坏太平军的地道。1月12日凌晨，文昌门附近的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塌20余丈，太平军先头部队冲入缺口，大队相继突进，其余方向的太平军则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常大淳、双福等丧命。武昌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占据武汉后，声威大振，便在此论功封赏，度岁休兵，扩充军队，建立水营。这一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能够攻克坚城，并拥有陆营、土营、水营的强大的农民革命武装。
太平军进军湖北，特别是攻克“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使清廷大为震惊，湖北各邻省的督抚也纷纷告急。咸丰帝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来对付武汉的太平军：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盘踞武汉周围；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指挥直隶提督陈金绶等，赴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由北向南堵截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部3000人赴九江，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纠集一切封建势力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也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据现有史料来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洪秀全为代表，主张北据中原，“欲取得河南为业”①，或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进中原②。另一种以杨秀清为代表，主张坚持进军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③的既定方针。这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④，才结束了争论，决定了进军方向。
进军金陵是杨秀清的一贯主张，在道州时就提出过“专意金陵，据为根本”，并得到洪秀全的赞同；占领武汉后，决定全军沿江东下，进军金陵，这与道州决策是一致的。从当时清军的部署来看，无论太平军“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⑤；但相对而言，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兵力较为空虚。从太平军本身而言，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取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组成“水营”，如顺江东下，则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北上中原，就不能充分发挥水营的特长。由此看来，太平军东下江南、夺取金陵的决策是较为稳妥可取的。
六、 进占金陵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汉，以号称50万之众（兵力约10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东下江南。陆路军由东、北、翼三王率领，天王洪秀全则由水路东下。
当时，长江下游，清军兵力十分薄弱。1月23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率兵3000自金陵西上防堵，于2月9日抵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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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第486页。
②③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3页。
④汪垫：《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四），第367页。
⑤《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
2月15日，先锋秦日纲、罗大纲率太平军水师于广济县的老鼠峡一带，大败清江防军。清总兵恩长沉江而死，陆建瀛慌忙由九江只身逃回金陵。太平军长驱直进，18日占领九江，24日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械物资。接着又连克池州、铜陵、芜湖，败清军于东梁山，毙总兵陈胜元。继下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3月8日兵临金陵城下。
金陵时称江宁（即今南京市），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金陵城垣高厚，周围70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全省共有绿营兵3万余名，八旗兵数千人，但能调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4800名，除将3000名带赴上游防堵外，其余1800名留守金陵。清朝在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3000余人。太平军进攻时，金陵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5000余人，另由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勇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2月25日，陆建瀛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不久，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弃城而去，全城人心更加惶惑。对此，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上奏参劾，清廷决定对陆建瀛拿问治罪，杨文定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朝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闭塞城门，依城防守。
3月8日，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在林风祥、李开芳率领下，抵达南郊善桥一带，占领雨花台、报恩寺。9日，水师亦至，围攻仪凤门（今挹江门东）。12日，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占领江浦、浦口等江北要地，包围金陵。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将攻城的重点选在南北两端，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充分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迫使清军分散兵力。清军则一面由江宁将军祥厚率旗兵守北门，由陆建瀛率兵勇守南门，负城顽抗，一面呼吁清廷火急增援。清廷获悉金陵被围，大为震恐，催促向荣、琦善分率清军兼程急进，南北夹击，以解金陵之围；下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加紧举办团练，对付各地起义武装的活动。
太平军包围金陵后，选定仪风门为突破口，并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风门外有静海寺，距城约半里，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炸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将炮安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500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而不得休息。其它城门的太平军则派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挖掘地道。
3月19日拂晓，仪凤门地雷轰发，炸塌城墙二丈余，数百太平军将士冲入城内，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神策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路遇陆建瀛，太平军战士一跃而前，将其杀死。此后，攻入城内的太平军由于遭到旗兵的堵截和反击，纷纷由原路退出城外。但是防守南城的清军得知北城已破，总督被杀，遂纷纷逃遁。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祥、赖汉英率领下，纷纷缘梯登城，并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大队人马突入城内，直奔满城（旧时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与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率领的旗兵、满人激烈拼杀，终于攻破满城，杀死祥厚，占领金陵城。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的残敌。然后，对金陵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日间以旗帜为信号，夜间以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随时调兵遣将。城上分兵驻守，各垛口置有“先锋袋”（火药包）和砖石，备敌进攻时抛掷；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城外建立营垒，墙上开枪炮眼，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在城外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卫，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拱卫金陵，太平军于3月底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吴如孝统率，于3月31日占领镇江。另一支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于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的占领，既屏蔽了金陵的东面、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北王韦昌辉、东王杨秀清先后进驻城内。3月29日，天王洪秀全也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决定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在金陵驻止下来，并定为都城，这一决策原则上是可取的。因为太平军自上年8月10日撤离道州以来，七个月之内，占郴州，攻长沙，克武汉，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一举攻下金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使革命武装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向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军事上，要求从以往的无后方流动作战，进到有后方依托的作战阶段；迅速壮大起来的军队，也有待整顿提高。政治上，要求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政权，制订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以支持革命战争，为实现“开创新朝”的政治目标创造条件。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太平军驻止下来，逐一加以解决。因此，在这时决定于金陵定都立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利于坚守；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物产丰富，粮饷充足；它傍靠长江天险，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宜于建都立足的有利条件。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富之区，更害怕太甲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根本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防堵太平军向外蔓延。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南之板桥，31日绕至城东沙子岗，4月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有兵勇万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抵达江浦，4月4日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也有兵勇万余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意在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进军，并威胁金陵。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队伍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在20万以内。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金陵周围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无疑处于压倒优势。但如果与全国90万清军相比，则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人力、物力和财力均归其支配。而当时太平天国仅仅控制着金陵一隅，无论人力、物力或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对太平天国来说，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被“围堵攻剿”的处境仍未打破。
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被从广西到金陵一路上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过分夸大自身的力量，低估了清方的实力，对敌我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天王洪秀全正式颁布的《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就认为“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而乃余烬犹存，匿迹燕省”①。
正是在对全国敌我态势的错误估计下，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这时作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战略决策：一方面，对近在咫尺、日夜威胁天京安全的江南、江北大营不予摧毁。另一方面，却先后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以2万之众，北伐京津；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以二三万之众，西征两湖。这样一来，在天京周围对清军本来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支战略打击力量，就被分散地置于从天京到直隶、到两湖的广阔战场上，无论在天京周围，还是在北伐、西征战场上，兵力都不占优势，以致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