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7）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建都金陵后，遂部署北伐和西征。约在1853年4月中旬，东王杨秀清命镇守扬州的天官副丞相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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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42页。
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带领部分部队回天京，领受“扫北”任务后，于5月13日会齐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等部，共9个军的番号，约2万余人，从天京出发，开始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进军。
北伐军进军的战略目标是清王朝的首都北京。是年5月，杨秀清在给北伐军领导人的一份诰谕中说：“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并在另一诰谕中提及“到北京之日”①等语。从中可以看出，北京确是北伐军的进军目标。另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载：北伐军出发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后来李开芳被俘后也说：洪秀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②由此可知，林风祥等率领的这支部队，系北伐军的先遣队。
一、挺进华北
鉴于清军加强了山东和江苏接合部的防御，林凤祥等便取道安徽、河南北上。5月13日，北伐军自浦口出发，16日克安徽滁州后，长驱北进，连克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克亳州。蒙亳地区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带，北伐军路过这里，推动了捻党的起义，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6月12日，北伐军撤离亳州，进入河南。河南巡抚陆应谷率5000兵勇扎皖豫边境之宋家集堵截。北伐军进至宋家集后，一面与陆应谷接仗，一面分军于13日袭取归德府（今商丘），北上刘家口，打算从这里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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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
②《李开芳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五辑，第167页。
黄河①，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德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概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循河西走，连克宁陵、睢州、杞县、陈留，逼近开封，于22日抵达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这里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报告了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并说：“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将兵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②从中反映出北伐途中所遇到的吃不上米谷、通信不便等困难。但北伐军将士们决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北伐军在向皖豫进军途中，破城过邑，所向无阻，清廷调兵遣将，始终追赶不及。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军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清廷于是命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由河南巡抚陆应谷率兵3000余至永城地区阻截，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2000余由江苏清江浦驰赴河南，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随追赶，同时命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开赴河南。清廷仍感到不足以阻止太平军前进，又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北上追击。胜保迟迟于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的司徒庙启程。这时，北伐军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继续西进。6月23日，北伐军离朱仙镇进占中牟，经郑州、荥阳境，于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运煤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7日起开始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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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的黄河河道系由开封以东之兰阳（今兰考）与铜瓦厢之间东下，经归德以北之刘家口、徐州、宿迁、清江浦、安东（今涟水）流入东海。1855年夏，黄河改道，由兰阳之铜瓦厢入山东境内，注入大清河，流经济南，东入渤海，大体上即今日黄河河道。
②《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复北伐战况上北王韦昌辉禀报》，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18页。
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等率盛京、吉林马队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军，一面继续抢渡。7月3日，主力渡过黄河。担任阻击和掩护任务的2000余人末及渡河，南下豫南，经鄂东北，入安徽境，沿途抗击清军，损失大半，最后并入西征军。
北伐军丰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克温县，8日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是黄河北岸重镇，城内仅有清军300人，连同团勇壮丁，总共不过万人。怀庆知府余炳焘及河内县知县裘宝镛据守待援。北伐军本想迅速攻克怀庆，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不久，江宁将军托明阿部4000人，总兵董占元、双禄部2300人，理藩院尚书恩华部1000余人，山东巡抚李德部2000余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部1600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太平军为了阻击清军援兵，于怀庆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攻城，一面阻援。
太平军北渡黄河，引起了清廷的极度震惊，立即任命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恩华、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讷尔经额由河南彰德（今安阳）移营怀庆外围的清化镇指挥。
由于怀庆城被围日久，城内粮食将尽，守军屡次派人潜出求救。于是，清援军加紧进攻，但战斗力极为有限，每每在200步外以枪炮轰击，等到太平军发炮和出木城反击时，即慌忙败退。在7月中旬到8月底的一个半月期间，太平军先后打退了清军10次较大的进攻，并给敌以一定杀伤。
北伐军进围怀庆，久攻不下，非但未能补充到粮食、弹药，反而消耗了不少，加上增援的清军越聚越多，形成了对北伐军的反包围。为了摆脱被动，北伐军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
北伐军的战略目标是挺进京津地区，结果在怀庆徒然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给北伐军尔后进军京津地区带来了很大困难。
北伐军自怀庆撤围后，便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进至洪洞以北地区。因胜保率部赶到太原以南的霍县一带堵截，太平军乃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境，克潞城、黎城，复入河南，占涉县、武安，于9月29日进入直隶境，败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军于临沼关（今永年），继而连下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栾城、蒿城、晋州，于10月9日占领深州。
北伐军绕道山西直插直隶的行动，使清廷举朝震动，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僧格林沁带领京营禁兵、察哈尔及东蒙马步军4500名屯驻涿州，护卫京师，并策应胜保军。
林风祥、李开芳等在深州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弃城东走，占献县、交河，下沧州，经青县，于29日占领天津以南的静海县、独流镇，前锋直抵天津城西10里的稍直口村。由于受到知县谢子澄所率雁户的袭击，遂退据静海、独流镇。
时天津驻军不多，总兵特克慎与知县谢子澄办团练，招募壮勇，以固防守。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4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则移营天津西北之杨村，防御北伐军进逼京师。
二、静海、独流防卫战
静海、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18里，附近多沼泽港汊，夏秋季节，周围一片汪洋。太平军到达这里以后，遂驻扎下来，同时报告天京①，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他们在这里构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树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13日从浦口出发，到10月29日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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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曾有“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的交代。李开芳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我总未接得洪秀全来信，后我给南京贼营中寄信三次，亦未见回信。”这三次信中，当有到达静海后寄的。
静海、独流，为时不到6个月，途经5个省，行程四五千里，一直打到清王朝的心腹地区——京津一带，队伍也由2万余人扩充到四五万人。自浦口到静海，北伐军一直对敌军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吓得清廷惊慌不安，北京城内的官僚富户纷纷逃散。但这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沿途却未能消灭任何围追的清军，到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从而陷入越来越多的清军的包围之中，战场的主动权也就随之丧失。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转折。
太平军抵达静海、独流之后，胜保率领的两万多清军先后赶到，设大营于梁（良）王庄，以主要兵力围困独流镇；另由都统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则于11月6日白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30余里的千庆坨，以为声援，同时堵塞太平军进袭北京之路。此外，在天津及附近各县还组织了2.7万余名地主团练武装，参加围攻。
太平军面对清军的重兵围攻，并不气馁，于12月23日实施反击，击毙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夺获神威炮4尊，胜保由此受到降四级的处分。清廷鉴于静海、独流久攻不下，于1854年1月27日命僧格林沁自王庆坨统兵前进，与胜保会合，并力进攻。
北伐军由于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太平军在静海、独流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兵勇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100天，充分地表现出这支革命军队的顽强战斗精神。
三、南撤束城、阜城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沿子牙河西岸南走，于2月7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辛庄、陈官庄等5个村庄。这
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建造土垒木城，抗击清军。
自太平军撤离静海、独流后，僧格林沁、胜保带领马队，紧迫不舍，于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纷纷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围挖掘深壕，设置鹿角、木栅，并不时发起攻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攻近墙外，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杀伤清军。
束城是个小镇，粮草有限，太平军在这里驻留一个月后，便于3月7日乘大雾再次突围，经献县，于9日抵达阜城。
阜城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外的一些村落，并在村外密布鹿角、树栅，准备坚守。
太平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清军包围。13日，城北的连村、对村和杜家场均落入敌手。23日，太平军夜袭杜九村，击毙清军参领慕纳春。北伐军统帅之一平胡侯吉文元也在战斗中受伤牺牲。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部队万余人（内马队2000人）进入山东，阻击北伐援军。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月。
5月2日，北伐军主动出击，焚毁东南方向的清军营盘。5日夜，林凤祥、李开芳等突围东走。太平军以一部分阻击尾追的清军，另一部分迅速占据东光县之连镇。及至清军赶到，运河上的桥梁、船只均已被太平军破坏，僧格林沁只得从连镇以北20里之东光县渡过运河，包围太平军。
四、援军的北上及其覆灭
1853年11月，天京当局得悉北伐军于10月底到达天津以南的静海县和独流镇后，由于天京及西征战场战事紧张，未能立即抽调兵力北上增援。
1853年底至1854年初，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是：西征军占领安庆、九江后，正北攻庐州；江北大营清军正围攻扬州；江南大营的清军也不断向大京城进攻。上述情况表明，要从灭京和西征战场抽调兵力组织北伐援军是很困难的。因此；天京当局于万不得已之中，决定弃守扬州，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这时扬州正被江北大营所困，守军难以撤出。于是决定由天京派出夏官副承相赖汉英，带兵前往扬州外围接应扬州守将曾立昌部。12月26日，曾立昌部放弃扬州，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则前往安庆，会合其他部队共15个军约7500人，准备北援。
北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领，于1854年2月4日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蒙城，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义民入伍。3月上旬，入河南境占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砀山（今属安徽）以东的丰工河坝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经永城，入安徽，归入庐州。此时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南地区兵力空虚，故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1日直通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距阜城200余里。
奉命阻击太平军北伐援军的胜保自阜城率部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于是，北伐援军一面阻击胜保军，一面猛烈攻城，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占领了临清。但城内粮秣、弹药已被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马队四千多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对临清又形成合围，并不断用数千斤的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小利，曾立昌等于18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集一带。
此时，关于援军的行动问题，在领导层中展开激烈的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迁就部队中新成员留恋乡土、不愿北上的情绪，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①结果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 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胜保部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全军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陈仕保在安徽境内战死，许宗扬逃回天京，被治罪投入东牢。这支援军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
援军的任务是接应北伐军，在进军途中理应尽量避开重要城镇和清军主力，乘虚夺路北上，尽快与北伐军会合。但是当其进至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吸引更多清军的集结，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仍有二三万人（内骑兵千人），但为清军三千多骑兵的追击所震慑，产生逃跑情绪，特别是许宗扬等置“搭救旧兄弟”的重大使命于不顾，迁就新成员中的乡土观念，怕死逃命，终于招致全军败亡，使北伐军失去支援，难以摆脱清军的围困。北伐援军的覆灭，助长了清军以长围久困的手段消灭北伐军的信心和反动气焰。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封燕王秦日昌（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②。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
五、坚守连镇
北伐军于5月5日突围至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部，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据守。太平军在河上架设浮桥两座，将两岸连为一体。北伐军抵达连镇的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赶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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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军兴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上海人民出版杜1961年版（下同），（四），第17页。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3页。关于秦日纲未能北援事，《贼情汇纂》则记为：“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风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
久步队也赶到，又将连镇紧紧包围。
北伐军抵达连镇后，“始知南京续派卜三军，已到山东临清州”①，但还不知援军已在一个月之前覆灭，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600余骑健卒突围南下，迎接援军。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经陵县、恩县，袭占了高唐。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的胜保，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留守连镇的太平军，这时尚有六七千人。僧格林沁拥有二三万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壕沟，构筑土城，壕沟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厚八九尺，上安抬枪、大小炮位，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了10个月，清军屡受挫败，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的申斥。林凤祥部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各军先杀骡马、次煮皮箱刀鞘充饥；或掘沙土中马齿苋、当归、一切野菜者；亦有剥榆树，取皮研末，造作面食者；甚至捉获官兵逃贼，无不割肉分食”②。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太平军在饥困交迫和僧格林沁的引诱下，前后出降者达3000余人。1855年2月17日，林凤祥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并针对僧格林沁的诱降政策，于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钟有年（原系清朝文生）等90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90多人全部被杀。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2000多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随着木城的被攻破，清军纷纷扑入，双方展开白刃战，清军死伤不少，北伐军将士也大多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一个很深的地道内，最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3月15日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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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43页。
②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46页。
六、坚守高唐、冯官屯
1854年5月28日，李开芳率领600多人及沿途扩充的近千人占据高唐。当天，胜保先率马队300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兵集结于高唐城外。李开芳鉴于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棚筑垒，开掘壕沟，城内挖掘地道多处，通至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用云梯，后制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乃雇匠人铸造1.5万斤的大炮，轰塌城墙，又被太平军击退。10月16日改取挖地道、埋地雷轰城，也未能将城攻破。太平军则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于夜间出击，前后凡30余次，杀死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受到咸丰帝的严词申斥和拔去花翎、革职留任的处分。1855年3月7日，连镇失陷，清廷乃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8000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清军增至2万余。他改变胜保围城强攻的做法，采取“纵而舍之”的诡计，于17日夜密令城南官兵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突围。当日午夜，李开芳果然率兵突围，向南急走。僧格林沁马队500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距高唐50余里的茌平县属之冯官屯。
冯官屯由三村相连，外有高墙。李开芳部进据之后，又掘壕树栅，布置防守。3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夺占了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火炮，向村内轰击，房屋均被轰塌。太平军遂在村内掘挖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以避炮火；同时在壕沟上以木板木材被覆，开挖射孔，伏于壕内，待清军近至鸟枪射程内时，开枪射击。清军非但不能攻入屯内，反而遭到不少伤亡。
僧格林沁虽拥有万余军队，但对仅有几百名太平军据守的冯官屯却久攻不下，最后采用恶毒的水灌计，从东昌三孔桥引运河水至冯官屯石桥，然后灌入冯官屯。河道全长120余里，征集当地大批民夫，旌工一个多月方竣工。4月20日，开始引水浸灌，致使全村平地水深达数尺，壕沟地洞不能藏身，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向村内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先后又有200多人出降。5月3 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弹尽粮绝，陷于绝境，李开芳乃率80余人出村，被清军俘获。李开芳等9人被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七、北伐军失败的教训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至深至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已定鼎金陵，又决定同时派兵北伐、西征，致使兵力屡分而单。而北伐军仅以2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心腹地区，冀图待后续部队到达后，一举攻下北京。当时，清王朝尚控制着全国政权，京师驻兵达10万以上，并拥有数十万马步军可资调遣。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北京，必然会遭到清军重兵的围攻与夹击。因此，对于北伐军来说，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对于太平天国领导者来说，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行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于占领金陵后，没有认识到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尚未改变，而主观地认为清王朝已经到了行将覆灭之时，从而作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战略决策一旦失算，纵使前方将士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北伐军的覆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后续梯队（即援军）派出过迟。本来，先遣部队出发之后，就应尽快组织和派出后续部队，以便及时策应，对付不测情况，完成进攻任务。洪秀伞等在北伐前夕对林凤祥、李开芳说：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这样安排后续部队的出发时间，显然过于迟缓。如果后续部队迅速北上，合六七万之众，就能互相声援配合，同清军周旋，即使攻不下京师，仍有可能转战各地，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反清武装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清军作长期斗争，决不至于被清军各个歼灭，可惜，由于援军派出过于迟缓，加之援军的领导不力，认识不统一，部队又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结果先于北伐军而失败。这就使陷于重围、孤军奋战的北伐军，最终丧失了摆脱困境的希望。
第三，林凤祥、李开芳等过于机械地执行洪秀全的指令，于抵达天津外围之后，即在静海、独流驻止下来，坐待援兵，从而使这支以流动作战见长的起义军，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断行事的主动性，结果在静海、独流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和北方严寒的侵袭，逐渐陷入困境。另外，从静海到冯官屯的15个月的节节南撤过程中，犹时时企望天京派来援军，以致在思想上丧失了独立自主地对敌作战的能动性，进而陷入了消极被动的困境。如果北伐军领导者能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充分发挥自身流动作战的特长，纵横驰骋于华北平原，一面等待援军，一面寻机歼敌，就不至于一再陷入被围攻的不利处境，有可能长期坚持斗争。
第四，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北伐军渡过黄河后，在怀庆停留过久，结果既未能攻克城池求得补给，又延误了时日，使清军得以从容集结，给尔后的进军带来了很多困难。北伐援军也在中途贪攻临清，结果延误了北上的进程。此外，北伐军无论在北上或是南撤过程中，均未着眼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虽然行军数千里，作战数百次，但消灭敌军十分有限。特别在南撤过程中，只顾突围逃跑，未能发扬早期行之有效的伏击战法，有计划地选择有利地形，对尾追之敌组织若干次伏击战，以挫伤敌军的气焰，打破敌军穷追不舍和一围再围的伎俩。若能这样，全部或部分南撤，仍然是可能的。
北伐军在内乏军火粮草，外无救兵，地形、气候、民情不熟的情况下，与优势的清军特别是优势的骑兵进行了两年余艰苦卓绝的奋战，绝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战死、慷慨就义，发扬了农民起义军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也没有完全白流，北伐军的长驱北上，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推动了捻军、幅军等起义武装的兴起，牵制了数万清军南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但这支精锐部队的丧失，实在是太平天国不可弥补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