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酷的西线军事形势
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重大胜利后，来自天京东面的威胁基本解除，军事上出现了自内讧以来的最好形势，但是，来自天京西面的威胁却越来越严重。
江南大营的崩溃，迫使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1860年夏，清廷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并命曾国藩“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①。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制上游，因此对咸丰帝一再催促其进援江南的谕旨，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实际上仍贯彻其围攻安庆、节节东犯的既定计划。到9月底，湘军五路东犯，其前锋分别抵达下列各地：在长江以北，道员曾国荃率湘军万余人进入集贤关，围困安庆；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担任打援任务；在长江沿岸，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阳、攻池州，控制安庆一带长江水道；在长江以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3000人攻旌德，总兵鲍超部湘军6000人攻泾县。湘军五路东犯，构成了对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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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38，第6页。
曾国藩进攻安庆蓄谋已久，他总结历年来清军镇压太平军的经验教训，统筹全局，认定安庆是个要害。他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①186。年夏，由于苏、常危急，咸丰帝曾屡次谕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但曾国藩分析利弊，反复申述理由，坚持不撤安庆之围。为了应付咸丰帝，他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予其弟曾国荃，自率万人赴长江南岸，立大营于皖南祁门，并分兵三路东进，摆出一副东援苏、常的架势。其实，曾国藩身在江南，心在江北，他把湘军的主力和战将都留在安庆周围，并由胡林翼驻扎太湖，就近指挥。
二、太平军决定二次西征
早在1860年5月，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天京会议上就对西征作过初步讨论。会上，陈玉成积极主张及早进攻安庆外围之敌，洪仁玕、李秀成主张东征苏、常后回师西征，结果洪、李的主张得到了天王的“旨准”。洪仁玕关于西征的总体设想是：“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②
4个月之后，湘军已完成了以围困安庆为重心的战略部署。这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才决定调动东战场上的各路人马至西战场，以对付湘军的威胁。但对西征的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未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做进一步的研究和修订。作为西征的两员主将陈玉成和李秀成，曾于9月下旬在苏州会商过，但内容如何，没有留下史料。
关于西征的进军路线，据曾国藩缴获的太平军文件透露：陈玉成、李秀成由北岸庐州、六安一带西进，杨辅清、李世贤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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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146页。
②《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4页。
岸徽州、池州一带西进，急救安庆。①另据英国参赞巴夏礼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报告中记载：“英王由江北前进，他们的目的是在三月（西历4月）会师武昌。忠王由南昌以下横过江西，经瑞州至洞庭湖上的岳州，进攻武昌南面。辅王取道湖口、九江；如可能，用船运军队溯长江而上，攻打武昌东面。英王的军队攻北面。”②以上两则记载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李秀成的进军路线。按照洪秀全的计划，是要李秀成走江北的。《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天王原要他领军去扫北，后来为了招集江西、湖北的义民，他不得不“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③。而陈玉成对巴夏礼所说，当是根据李秀成已走南路的既成事实而言的。由南路进军，显然没有体现洪秀全的意图。
太平军此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解安庆之围，所取方略，仍如二破江南大营那样，采取“围魏救赵”之策，攻湘军后路之要害武昌，迫使其分军回救，然后进击安庆围敌，以解安庆之围。史学界对太平军此次军事行动，称之为第二次西征。
三、陈玉成部太平军的进军
英王陈玉成是二次西征的积极倡议者和执行者。他于1860年9月下旬到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商之后，即回天京，并于30日率部渡江北进，经定远炉桥，围寿州，攻六安，逼舒城，后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部，于11月中旬进至桐城。
桐城是安庆的北面屏障，当曾国荃部于7月初进围安庆时，副都统多隆阿也率军围攻桐城。因此，陈玉成欲救安庆，必先扫除桐城外围之敌。陈玉成抵达桐城后，即在桐城西南之挂车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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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54，第7页。
②王崇武译：《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第34页。
③《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3页。
鹤墩一带筑垒40余座，准备进击多隆阿部。12月5日，双方交战，不分胜负。10日，多隆阿、李续宜分别自挂车河、新安渡上下夹攻，并由都司雷正绾率步队、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马队抄袭陈部后路。陈部遭敌围裹，40余营垒皆陷，死伤甚众，陈玉成率部北走庐江。次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万余人自庐江南下攻枞阳，复被湘军水陆师击退。
1861年3月上旬，陈玉成率兵数万，自桐城绕道霍山、英山，于17日占湖北蕲水（今浠水），18日袭占黄州府。新授安徽巡抚李续宜自桐城外围青草塥率万余人上救，彭玉麟也率湘军水师上援。22日，陈玉成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①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③
陈玉成因受巴夏礼的威吓，停止向武昌进军，除留赖文光驻守黄州外，主力北出，连占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德安、随州。4月下旬，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的计划，经湖北广济、黄梅入安徽境，驰援安庆。
四、江南三支太平军的进军
太平军的主力部队于攻克苏、常之后，逐渐转移至西战场。杨辅清部于6月23日占领广德州，李世贤部于9月中旬入皖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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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夏礼于2月间随英国海军司令贺布乘战船西上汉口，调查开埠事宜（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汉口是通商口岸之一），事毕后东返，过黄州时上岸见英王陈玉成。
②巴夏礼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我“劝告他（指陈玉成）不要计划攻汉口，因为无论叛军占据哪个我们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地损坏我们的商业的，因此他们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我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汉阳是彼此相关的武汉三镇之一，三镇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奉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全文见《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
同杨辅清部于26日攻占宁国府城。接着，李世贤部于10月初自宁国南下，连占绩溪、徽州和休宁。
1860年10月初，李秀成因天王严诏屡颁，将苏福省的军民事务交与求天义陈坤书接任，亲自率队回天京受命。10月底，李秀成违抗洪秀全的命令，不走北岸，自天京出发后，经太平府、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于12月初越羊栈岭入黟县，遭湘军鲍超、张运兰部的阻截。双方于黟县北之芦村、柏庄岭一带展开激战，太平军受挫，阵亡数百人。李秀成既受阻于黟县，乃改道徽州，过屯溪、婺源，折入浙江境，在常山过年。
1861年2月12日，李秀成率部入江西玉山，连攻广丰、广信府（今上饶市）不下，乃西南趋金溪，攻建昌、抚州又不下，旋向崇仁、宜黄、乐安，占新淦、樟树镇。19日，自吉水渡过赣江，占吉安府。复挥师北上，占奉新、瑞州（今高安）、武宁、义宁。6月上旬，分兵三路进入湖北境。以上各地的义民纷纷投效太平军（约30万），李秀成部兵力大增，号称50万。
当时，武昌城内旗、绿兵勇不满3000，即使其他各路太平军不会攻武昌，仅李秀成部也可能将其攻克。无奈，李秀成对“合取湖北”的西征计划本来就不积极，故当6月15日接到杰天义赖文光自黄州来信，得悉陈玉成早在两个月前已回师东救安庆，再加上他将自皖北增援武昌的鄂军成大吉部误为湘军精锐鲍超部，便决定撤出武昌外围，取道江西，东返浙江、江苏。
由于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部队先后放弃进攻武昌，而转战于皖南的李世贤、杨辅清两支部队，虽曾先后多次进逼曾国藩祁门大营，但没有统一的进攻计划，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结果既未能攻破祁门大营，又未能西上湖北，遂使江南江北合取武昌的西征计划全部落空，给正与围城湘军紧张对峙的安庆太平军增加了更为沉重的压力。
五、安庆会战
1861年4月，当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李秀成合取湖北误期，太平军二次西征计划行将落空时，天京当局即决意采取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的办法，以解安庆之围。4月下旬，陈玉成自湖北返回安徽，扎营集贤关内外；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也率兵自天京来援，扎营于桐城新安渡、横山铺至练潭一带。各路太平军集结安庆外围，准备向围城之湘军发动总攻。
面对太平军西援，曾国藩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进行决战。他说：太平军“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①。于是一场与太平天国命运攸关的安庆会战开始了（参见附图12）。
由于安庆形势紧张，曾国藩确定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自景德镇调鲍超部6000人赴江北。坐镇太湖的胡林翼也从湖北调成大吉部5000人速赴安庆。
对于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圩（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②
4月29日，陈玉成率军到安庆城外东北郊之菱湖北岸，构筑营垒13座；安庆守将叶运来也于菱湖南岸筑垒5座，并用小船以通往来。曾国荃为了截断城内外太平军的联系，咨请水师提督杨载福将炮船开入菱湖。太平军的划船被截，城内外联系又告中断。为了对付湘军水师，陈玉成又在湖东筑垒，抵近湘军水师营盘，威胁出入菱湖的湘军水师船只。湘军水师一面抵御太平军的逼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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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救援安庆及江皖军事布置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461页。
②胡林翼：《致沅圃曾观察》，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41，第192页。
面抢筑营垒，与太平军相对峙。
5月3日，定南主将黄文金自芜湖率7000人来援，扎营于桐城东南之天林庄。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及捻军一部，分兵两路，一路南趋，一路进攻挂车河清营。副都统多隆阿派游击蓝斯明率5营由高河铺出新安渡，派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出香铺街，阻扼太平军南进。双方发生激战，清军“马步并击，枪箭齐施”，太平军不得进，只得退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之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副将石吉清截回。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所阻，无法与集贤关内陈玉成部相会合，决定撤出天林庄，退至孔城镇。
陈玉成部在菱湖一带与安庆城内之太平军夹攻曾国荃围师。曾国荃部在安庆城外掘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并会同水师拼死抵抗。5月13日，陈玉成得知桐城太平军进援受挫，又闻湘军援军将至，乃于19日留菱湖13垒和集贤关外4垒与湘军相持，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由冷水铺（今凉亭）取道马踏石（今马石咀）赴桐城。多隆阿闻讯，即派温德勒克西等统带13营清兵，自磨山出发追击。太平军前临大敌，后隔溪河，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一面对敌进行反击，一面越水而走。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被多隆阿军伏兵拦杀，损失千余人。
陈玉成于5月20日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共商对策。23日，陈玉成会同洪仁矸、林绍璋、黄文金以及捻军孙葵心部二三万人，拟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5000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7 000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心等率万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根据俘供，得知了上述情报，便决定“乘其布置未定，先发制人”①，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迎击。正酣战间，清军埋伏之马队从太平军后方冲出，焚烧营垒。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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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奏陈楚军剿退安庆援贼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46，第98页。
平军见后营被袭，阵脚遂乱，纷纷后退。清军乘势进击，太平军新筑营垒尽失，部队亦遭损失，陈玉成等即率队退回桐城。
陈玉成撤离集贤关后，湘军对太平军菱湖13垒，由曾国荃负责筑长壕围之；对关外4垒，则由鲍超部担任主攻，分兵四路，每路各攻一垒，并由成大吉部负责掩护，力求速决。
5月20日黎明，鲍超督饬所部，向赤冈岭发起进攻，遭到守垒的太平军顽强抗击。湘军速胜不能，只得改变战法，在赤冈岭四周修筑炮台，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太平军各垒实施轰击。6月8日，太平军第二、三、四垒被攻破，守将李仕福、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靖东主将刘玲琳所在的第一垒犹顽强抵抗。9日午夜，刘跄琳等冒死向北突围，因受阻于泛涨的溪水，大多被追兵擒杀，刘跄琳则被湘军俘获，“肢解”处死。
时太平军在菱湖北岸的13垒，与安庆城北门外的5垒，仍互为犄角，声气贯通。关外四垒被鲍超、成大吉部攻毁后，曾国荃派兵6营直逼安庆北门外，切断城内外太平军的联络和接济。7月7日，安庆城内外的太平军，出动数千人，进攻北门外新立之湘军营垒，结果被击败。当晚，菱湖北岸13垒之太平军纷纷从菱湖泅水入城。湘军陆师乘势发起进攻，北岸13垒大乱，太平军四五千人缴械投降，后全部被杀。不久，南5垒也被湘军攻破，又有千余太平军将士被杀，平西主将吴定彩率余部退入安庆城内。太平军菱湖南北之18垒瓦解后，安庆便成了一座孤城，解围的希望更加渺茫。
当鲍超、成大吉部攻陷集贤关外太平军赤冈岭四垒时，忠王李秀成部正自江西三路攻入湖北，威胁武昌。曾国藩、胡林翼急忙从安庆外围调军回救。6月9日，成大吉部回援湖北，22日，鲍超部往援江西，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于19日离太湖回武昌。这样一来，安庆周围的压力相对减轻。
陈玉成等援救安庆，连遭挫败，特别是赤冈岭刘硷琳等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援救安庆更感困难。在此情况下，天京又调辅王杨辅清自皖南宁国来援。8月初，杨辅清率部自皖南渡江，经无为州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道舒城、霍山、英山、宿松，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清河、三桥头、高楼岭，8月7日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营垒。与此同时，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进攻多隆阿部；定南主将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绕至桐城以东之姬公庙、麻子岭一带，以为策应。对于林、吴军的进攻，多隆阿自率马队各营迎击，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赴东路，迎击黄文金部。双方鏖战多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城内。
太平军进攻挂车河之敌失败后，转而直接进攻安庆围敌，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部，以大部趋安庆攻湘军围师之背。
8月24日，陈玉成、杨辅清部四五万人，陆续进入集贤关，在关口、茅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队于西门一带遥遥相应。25、26日，陈玉成、杨辅清督率太平军分十余路向曾国荃部之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即以枪炮轰击，致使太平军将士死伤不少。8月27日至9月2日间，太平军犹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建起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动猛烈的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全被湘军水师抢夺。安庆城中米粮枯竭，守军饥饿难忍，军心涣散，逃亡日增。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多路攻入城内，会合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坐舟逃生”，不知所终。至此，太平军解救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六、二次西征失败和安庆失陷的教训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终失败。太平军在与清军长达一年的较量中最后招致失败，其主要教训有以下几点。
其一，1860年夏，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由于歼敌不多，进而组织东征苏、常的战役是必要的。但在敌军主帅先后毙命，江南大营清军大多投降、溃散的情况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及时调集各路主力对付西线节节东侵的湘军，而由洪仁玕、李秀成率部继续东进，进军上海、杭州，从而贻误了发动二次西征的时间，使湘军得以从容准备，扩充兵力，完成了围困安庆的部署，从而给尔后二次西征增加了严重困难。
其二，太平军二次西征所采取的方针，与二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之策相似。但此时清方对江南大营之败记忆犹新，特别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一眼就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他说：“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对陈玉成的诬称）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①二次西征的方针，确如曾国藩所说，是“抄写前文”，简单重复二破江南大营的一套战法，未能根据新的情况，制订出新的行动方针，因此在作战指挥上不是胜敌一筹，而是逊敌一筹。这就注定不可能取得像二破江南大营那样的胜利成果。还应指出，虽然曾国藩不管武昌能守与否，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南北两路太平军均按计划攻克武昌，肯定可以调动安庆外围部分敌军回救，从而有利于解救安庆之困。无奈陈、李两支主力又未能坚决执行既定方针，先后撤离武昌外围，致使调动安庆围敌的计划全部落空，剩下的只有强攻安庆围敌一途了。
其三，二次西征之所以失败，还在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这时，清廷将大江南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实行统一指挥。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之间，经常交换情报，协同作战，江南与江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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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致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51页。
北与安徽，清军配合得较为密切。而太平军内部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却在迅速发展。一方面，天京当局对各路将领未能实施及时的指导，南北战场不能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各路将领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即使在江南战场，对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各支太平军，也没有指定前敌统帅，各部队自由行动，互不协同，以致丧失了攻取曾国藩祁门大营的良机。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也都各自为战，如林绍璋部与陈玉成部不能协调行动，“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一战未开，且9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①这样一支既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又缺乏整体观念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实施统一指挥的敌军的。
其四，太平军于1861年5月和8月间，对阻援和围城的敌军进行过两次大的进攻，结果都未能得手。究其原因，就湘军方面而言，它早已深沟高垒，并规定了一套稳扎稳打的战法，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太平军方面，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救援心切，采取了不适当的速战之法。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结果徒耗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另外，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粮源没有保障，因而不能持久作战。而湘军正看准了这一点，“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②，即通过严密围困、持久坚守、伺机反击，挫败急于解围的太平军。即使如此，太平军的领导者如能凭借优势兵力，逐次围歼安庆外围之敌，先下潜山、太湖，再歼挂车河阻援之敌，或可打乱敌军的围攻部署。但是陈玉成等迫不及待，多次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由于不能得手，只好转入筑垒自守，结果援军屡屡被歼，安庆守军也终因弹尽粮绝而城陷军亡。以解救安庆为目标的二次西征，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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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王陈玉成望章王林绍璋仍照前议万勿移营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49～250页。
②胡林翼：《复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41，第193页。
之宣告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