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16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作战水平最高的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组织了强大的革命武装，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实行了各种革命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并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革命的前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8世纪中叶进行了产业革命。可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仍是一个闭关自守、腐朽没落的封建帝国。资本主义的因素虽早已萌芽，但发展异常缓慢。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不可能提出科学彻底的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范畴内的任务，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共同归宿。
但是，这次较之历史上任何一次规模更大、纲领更完备的农民革命，竞连改朝换代的目标都未能达到，最终被清军镇压，这是为什么呢？它失败的基本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从客观原因说，当时清王朝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它控制着全国政权，有几十万军队，不仅拥有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也有较大的优势；尤其到了后期，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从外国取得先进的武器装备，直至“借师助剿”，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面临着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未曾遇到过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其革命的任务变得更艰巨、更复杂。对此，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一直缺乏认识，视外国侵略者为“洋兄弟”，或为其“中立”幌子所迷惑。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
当然，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它所面对的反动势力总是强大的。但是，强和弱是相对的，而且是可以转化的，如果起义的客观条件成熟，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又正确，就能逐渐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并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敌人的强大并不足惧，关键在于革命力量是否能做到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下面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基本原因。
一 早期所形成的坚强领导核心未能保持始终
起义之初，太平天国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由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所组成的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但为时不久，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后来杨秀清、韦昌辉在内讧中丧命，石达开又分裂出走，严重削弱了原有领导核心。加之洪秀全进入金陵之后，享乐日甚，他既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雄才大略，又不能团结和重用贤能，尤其在内讧之后，他宠信本族，不信外姓，对石达开不予信任，在一段时间内，天京军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洪仁发、洪仁达等无能之辈的手里；后期即使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洪仁玕也从香港到天京，参与中枢政事，但由于多种原因，再也未能形成一个像早期和前期那样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到了晚期，洪秀全又滥封诸王，‘使各王之间彼此牵制，朝中既无人运筹军政大计，各地将领的分散主义也随之抬头，致使上下离心，各行其是。这种状况，是难以战胜逐渐加强集中统一指挥的清军，引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还由于宗教迷信而变得更加无能和腐败。早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拜上帝会”来号召和组织群众，对准备和发动金田起义，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客观世界进行虚幻、歪曲反映的宗教迷信，它根本不可能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提供正确分析形势、制订政策策略和总结经验教训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它甚至也不能战胜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抵抗。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腐化享乐思想，以及农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就是经受不住封建思想侵蚀的具体表现。
二、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
19世纪50年代，中国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地主阶级，与以满汉地主阶级上层为主体的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全国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因此，当金田起义的义旗一举，就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但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只提出了“正”与“邪”、“人”与“妖”之类抽象笼统的概念，没有把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满汉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身上，而是对满族实行无区别的杀戮政策，对中小官僚以及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弁和士兵，也没有区别对待，争取他们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是一概地把他们列为“妖”类。因此，整个革命斗争过程中，清朝中下级官吏、将弁投向太平军的为数极少。真正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真心实意地为太平天国服务的，尤为少见。
为广大农村制订的体现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城镇实行的实际上取消商品交换的商业政策，过激的宗教、文化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隔离的社会政策，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广大群众，吓跑了中下层人士，从而给清方，尤其是像曾国藩、胡林翼等这些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供了可乘之隙。
三、不重视军队的巩固与提高
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杨秀清等十分重视军事问题，在组建军队和筹备武器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因而在金田起义前后，就能接连打破清军的围攻，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起义后，按照《周礼·夏官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原则，编组太平军，并规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而且执行得极严，偶有违犯，即严厉制裁，虽“老兄弟”也不例外。太平军还创设了圣库制度，规定一切缴获归公库，不得据为私有，这既保证了太平军的后勤供给，也保证了太平军将士的清廉。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制度，经常结合政治军事形势给部队“讲道理”。早期在永安和道州居留期间，都及时对部队进行整训，从而保证部队素质的不断提高。
早期的太平军，还不断注意组建新的军兵种，如在道州一带吸收了一大批挖煤工人参军后，适时地将他们组建为“土营”，在尔后的攻城、守城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到了两湖之后，由于缴获了大量船只，并有不少船民参军，便及时地组建“水营”，在进军金陵的作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足的是，当水师遭受重大损失后，未能及时吸取教训，加以重建，给后期的战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天京内讧后，一些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有的死于自己兄弟的刀下，有的随石达开远走他乡，太平军受到极大的削弱，后来虽有陈玉成、李秀成等著名将领支撑局面，但军队的士气和声威远远没有恢复到前期的程度。由于天京当局的政治日趋腐败，再加洪秀全滥封诸王，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日益抬头，因而对各地将帅的指挥调度越来越不灵。太平军的数量虽继续有所扩大，但缺乏严格的训练，纪律松弛，圣库制度形同虚设，军队素质逐渐下降。
由于太平军的素质下降，战斗力也随之下降。如在安庆会战中，太平军的兵力占压倒优势，但屡战不能取胜；在十三王回救天京的作战中，太平军以20余万的压倒优势，仍攻不破曾国荃的2万湘军的营垒。这除了作战指导方面存在的问题外，也与太平军战斗力下降直接有关。
随着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太平军内部不断发生成建制的大部队哗变。自1859年韦志俊在池州投降清军开始，到天京陷落之前，叛降事件层出不穷，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削弱和冲击。在上百万的太平军中，英勇抗击清军、战死疆场的固属不少，但确有相当一部分向湘、淮军投降，其中有的甚至为虎作伥，卖力地进攻太平军。这与太平天国后期放松对军队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有直接关系，也是太平天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战略决策一再失误
通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决策上曾一再出现失误，其中主要有两次大的失误，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一是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并定为都城后，对分别在天京和扬州外围建立起来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未能乘其扎营未稳之际迅速予以摧毁，而采取了置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京津和西征两湖的错误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违背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军事原则。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真正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这十余万人用之于歼灭江北、江南大营（两个大营各有一万七八千人），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但在建都天京的情况下，又分兵北伐、西征，这支队伍就不得不一分为三。这样，以之对付当地的敌军，就都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处于劣势了。特别是北伐、西征，都是孤军远征，作战地域遍及9省，与天京相距千里之外，既难实施统一指挥，更谈不上实行战略协同，这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给了尚处于优势的清军对太平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经过3年的战争实践，由太平军的精锐所组成的北伐军，遭到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西征军在经过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此期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不断对天京及周围据点发动进攻。扬州、芜湖先后弃守，镇江日益危急，长江粮道受阻，天京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到了1856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不得不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回攻江北、江南大营，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这样，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当初就决定首先歼灭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尔后再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稳步向外扩展，那末，整个战争形势定将完全不同，其结局要好得多。
另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是第二次西征。1860年夏，太平军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又胜利地进行东征苏常战役，重新出现了内讧后的大好形势。然而，正在这时，曾国藩、胡林翼率湘军五路东犯，构成了对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毅然决定从东战场调集人马，实行二次西征，
以对付湘军的威胁，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正确的决心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首先，由于李秀成等于东攻苏、常后又贪攻上海，延误了二次西征发起的时间，从而使湘军得以从容进行围困安庆的战略部署，使太平军从一开始在战略上就陷于被动。其次，在兵力部署上由于李秀成的固执己见，使洪秀全集中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于北岸的意图未能得到贯彻，其结果是陈、李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趋，从而分散了兵力。再次，陈、李两支主力部队抵达武昌外围后，又都先后放弃合攻武昌的既定计划，致使“攻敌所必救”，以求从安庆外围调动敌军回救的企图又告落空。又次，李秀成部以及活动于皖南的杨辅清、李世贤部，未能进行有计划的协同作战，从而放过了围歼曾国藩祁门大营的良机。最后，陈玉成等急于救援安庆，又未能对敌取大包围之势，而是采取直接进攻安庆、桐城地区之敌，从而陷入了湘军预设的“围城打援”的陷阱，一次又一次地为湘军所重创，精锐损折大半；而李秀成部却置安庆于不顾，扬长东走，终于导致了安庆的陷落和太平天国西战场防线的瓦解。特别是李秀成部撤离西战场、回军江浙后，又决定再次进攻上海，开辟另一战场，这就使本已被动的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更加被动的地位。
1862年春，湘军多路分兵，彼此协同，从西、南、东三个方面，向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此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天京当局，又束手无策，未能提出任何积极的战略指导，致使各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太平天国前期战略上的失误，使太平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和夺取更大胜利的机会，那末，后期战略上的接连失误，则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五、作战指导简单呆板
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鉴于敌强己弱（不仅总的力量对比，而且在具体战场上也是如此）的基本态势，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免遭敌围困，或与敌进行正面的、拼消耗的作战，只是在有利时机，伏击敌人，或攻取敌军防守薄弱的城镇据点。这种作战指导，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太平军力量的壮大，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权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建都金陵，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未能完全适应改变了的客观形势，仍然采用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动作战的方式。在前期，太平军几乎打遍了半个中国，但除了天京、安庆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没有建立起几处巩固的根据地和稳定的革命政权。在后期，这种状况略有改变，如李秀成在苏南、李世贤在浙江，都比较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但在战场上未能大量地歼灭敌人，因而根据地也就无法巩固。另外，边打边丢的流寇主义的影响，在远离天京的石达开部和远征西北的陈得才部中始终表现得非常明显，结果这两支数量可观、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最后都被敌人消灭了。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战役的指导，要比战略指导稍为成熟一些。他们运用历史上的“围魏救赵”战法取得了一些战役，特别是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胜利。但是，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战役指导过于单一，缺乏创新精神，多次重复使用“围魏救赵”战法，因而被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一眼识破，从而成为二次西征等重大战役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领袖们作战指导思想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注重攻取和守护大城市，较少进行野战，不注重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尤其到了中后期，长期围绕着几个主要城市与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大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常常不适当地从各地调兵遣将，终于造成战略上越来越陷于被动的局面。
总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不够成熟，在一些决定革命命运的关键问题上失措，诸如政治上过早地封建化，组织上不能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队建设上缺乏巩固提高的有力措施，军事战略上的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的天真幼稚等，终于未能将这场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引导到达胜利、成功的彼岸，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