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队的编成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初十是洪秀全生日），两万多名参加“团营”（集中结营）的拜上帝会会员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时，按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编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编制单位。其具体编制为：5人为伍，设伍长1人，辖伍卒4人；5伍为两，设两司马1人，辖伍长5人，伍卒20人，共26人；4两为卒，设卒长（又名管长、营长、百长）1人，辖两司马4人，伍长20人，伍卒80人，共105人；5卒为旅，设旅帅1人，辖卒长5人，两司马20人，伍长100人，伍卒400人，共526人；5旅为师，设师帅1人，辖旅帅5人，卒长25人，两司马100人，伍长500人，伍卒2000人，共2631人；5师为军，设军帅1人，辖师帅5人，旅帅25人，卒长125人，两司马500人，伍长2500人，伍卒1万人，共1.3156万人。军中卒长、两司马皆设副职，加上副卒长125人、副两司马500人，合计1军有军官1281人，伍长、伍卒1.25万人，共1.3781万人。军中军帅以上另设有监军、总制。
太平军除正职官员外，每军尚有办理军需、军械、医务、刑律、文书等事务的不同级别典官。计有宣诏书2人（主管全军册籍）、典圣库2人、典买办2人、典圣粮2人、典油盐2人、典旗帜2人、典炮2人、典铅码2人、典红粉2人、典硝2人、典铁匠1人、典竹匠1人、典木匠1人、典绳索1人、巡查1人、典刑罚2人、典罪囚2人、疏附（司递文书）1人、掌医（主治外科）1人、内医（主治内科）1人、拯危急（负责战场伤员急救）1人、理能人（负责管理伤病员的茶饭汤药及能人馆，能人系指伤病残人员）1人、功臣（司药料）1人，共计23种35人。正职官和典官均按不同级别配有属官。
为了加强对官兵的管理和考查，以及便于领发钱物，每军编有“军册”（亦称“兵册”）、“家册”。由两司马至师帅，将所属官兵的职务、姓名、年龄、籍贯、入伍时间（家册尚有家庭成员姓名、职务等），分别编造成册，逐级上报，由军帅合5师帅军册，汇造一式4本，分送本管监军、总制及天京诏书衙，如人员有增减，随时改正呈报。另外，还给在外统军的重要将领颁发“将凭”，授予先斩后奏之权。伍卒及典官属下人员均发给“腰牌”，随身携带，以验证其身份。
太平军陆营各军的番号按“前、后、左、右、中”、“一 二 三 四 五……”编排，军帅称为前一军军帅或后五军军帅之类。 1853年建都天京后，从前一军至中十九军共有陆营95军。每军辖5师，每师辖5旅，均按“前、后、左、右、中”编号。师帅称为后五军前营师帅、左八军右营师帅之类。旅帅称为左八军右营师帅中营旅帅、中十军左营师帅后营旅帅之类。每旅辖5卒，卒用“前、后、左、右、中”和“一 三 四 五……”编号，卒长称前一军后营左营左一卒长、后二军前营中五中营中五卒长之类，其中的后营、前营乃是师的番号，左营、中营乃是旅的番号，也可简称为前一军后营左左一卒长、后二军前营中中五卒长。每卒辖4两司马，两司马用“东、西、南、北”编号，东两司马即某卒所辖的第一两司马，余类推。每两司马辖5伍长，伍长用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词编号，刚强伍长即某两司马所辖的第一伍长，余类推。每伍辖4伍卒，伍卒用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词编号，其全称如前一军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东两司马威武伍长冲锋伍卒王某，也可简称为前一军前营前一东威武冲锋伍卒王某。
前期太平军编制表
前一军军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 后营旅帅 后 后营旅帅 左 后营旅帅 右 后营旅帅 中 后营旅帅
营 左营旅帅 营 左营旅帅 营 左营旅帅 营 左营旅帅 营 左营旅帅
师 右营旅帅 师 右营旅帅 师 右营旅帅 师 右营旅帅 师 右营旅帅
帅 中营旅帅 帅 中营旅帅 帅 中营旅帅 帅 中营旅帅 帅 中营旅帅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
前 前一卒长 后 后一卒长 左 左一卒长 右 右一卒长 中 中一卒长
营 前二卒长 营 后二卒长 营 左二卒长 营 右二卒长 营 中二卒长
旅 前三卒长 旅 后三卒长 旅 左三卒长 旅 右三卒长 旅 中三卒长
帅前四卒长帅后四卒长帅左四卒长帅右四卒长帅中四卒长
前五卒长 后五卒长 左五卒长 右五卒长 中五卒长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一 前两司马 二 西两司马 三 西两司马 四 西两司马 五 西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卒长
东 刚强伍长 西 刚强伍长 南 刚强伍长 北 刚强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马 果毅伍长 马 果毅伍长 司 果毅伍长 马 果毅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卒长东两司马
刚 冲锋伍卒 勇 冲锋伍卒 雄 冲锋伍卒 果 冲锋伍卒 威 冲锋伍卒
强 破敌伍卒 敢 破敌伍卒 猛 破敌伍卒 毅 破敌伍卒 武 破敌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太平军起义时，各地会众是由一村一乡一县的大小头目带领来到金田村“团营”的，因此编组军队时，为了适当照顾农民的家乡地域观念和原有的各村各乡的统率关系，在中下级单位可能由同一县、乡、村的人所组成，所以在反映太平军编制序列的《太平军目》中，有标有县名的旗帜，并有“旗分五色，各有地名”的说法。但就一个军或一个师来说，则是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即使师下的旅或旅下的卒，也不全由同县的人编成。从1851年7月19日洪秀全在茶地所下的突围诏令中看，已用前后左右中及数字编军，而当时起义的地区不广，人数不多。1852年6月，太平军出广西，占湖南道州（今道县），此后攻长沙，克武汉，占金陵，太平军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军队编组上保留地域的区别已无必要。太平军按地域编组痕迹的消失，更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
二、军兵种建设
太平军的正规部队，除上述陆营外，尚有水营、土营和部分骑兵。此外，还有辅助作战的女营和童子兵。
水营 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主要活动于丛山僻野，原在水面活动的罗大纲及其部属，也都舍水就陆。至湖南后，经“道州决策”，确定了“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①，水战和水营的建设才开始提上日程。1852年11月底，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北上，于12月3日攻占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13日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又有5000余船户带着船只参军。东王杨秀清遂将船户进行编组，任命唐正财②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统辖船队。这是太平军建立水营的准备阶段。12月，太平军自岳州分水陆两路东下，攻克汉阳、汉口。这时，杨秀清决定将已编组的船队升格为水营，并升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户。此后，太平军在沿长江东下，攻占金陵的过程中，水营担负运输和作战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定都天京后，水营船只多达万艘，“乃升唐正财为殿前丞相，即以被掳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其下所属师帅至两司马，亦如旱营之制。惟师帅多至六百人”③。由此可知，水营与陆营的编制基本相同，以军为最高单位，下设师、旅、卒、两、伍，分别以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统之。军以上有监军、总制统帅。所不同者，水营师帅多于陆营。按编制，自军帅以下各级军官、典官、属官，每军有1715人，9军共有1.5435万人。伍卒每军1.25万人，9军共有
————————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91页。
②唐正财，湖南祁阳人（一称广西人），素以水运木材为业，兼贩米粮，在岳州为杨秀清收用。唐擅长维修船只、搭造浮桥等事，但不谙军事。
③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41页。
11. 25力．人。9军合计共有官兵12. 7935万人。太平军水营大多集中于天京，遇有情况，由杨秀清直接下令调派各地。地方统帅除得到中央加强的水营战船外，尚可征用地方民船，故客观上仍有天京水营与地方水营的区别。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后，太平军的水营除了配合陆营作战外，主要担负运输任务，经常动用数百艘、千余艘船只，将安徽、江西等地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运至天京，以保障天京的军需民食。正因为运输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未能及时将运输船队和作战船队分别编组，有效改善作战船队的武器装备，提高水营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因而战斗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加强。太平军的水营虽于1854年4月在湖南靖港、1855年1月在江西湖口取得了击败湘军水师的胜利，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着长江中下游航线，但毕竟不是编制合理、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的湘军水师的对手。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太平军水营屡遭败绩，战船损失惨重。仅在1854年10月的田家镇战役中，就有9000多船只被湘军水师焚毁、击沉，从此元气大伤，并最终丧失了长江水域的控制权，给天京的军需民食带来了极大困难。
土营 1852年8月，太平军途经湖南道州、桂阳、郴州时，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共两个军。其编制与陆营基本相同，但于总制之上设有将军、指挥。“初仅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后又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将军六百余人。其总制、监军、军帅至两司马俱备。至江宁封土营师帅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实所辖并无一万三千一百之数。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师帅之职，非皆统五百人也（系2500人之误）”①。土营“总制则分土、炎、金”②，与陆营略有不同。
土营是太平军的正规部队，类似现在的工兵，在“穴地攻城”方面屡建奇功。如在进攻武昌、金陵、杭州等城的战斗中，土
————————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38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07页。
营都立了大功。在太平军内部，尊称土营的战士为“开垅口兄弟”。土营的“穴地攻城法”，主要是在距城墙一定距离的隐蔽处开一洞口，挖地道至城墙之下，而后放置火药，用竹管引出导火线，点燃轰塌城墙，为陆营攻城创造条件。用此方法，使敌难以判断太平军的进攻方向，且可大大减少进攻部队的伤亡，所以敌人怕得要命，惊呼其法“掀翻巨城，如揭片纸”，咒骂“地道之计殊恶”，“此事为至可恨”。①太平军将挖煤工人的挖坑道和爆破技术用于攻城作战，可谓一大创举。但“穴地攻城”受土质影响很大，技术要求也相当高，地道要挖得恰到好处，方能奏效。为此，在太平军土营中专设土司一职，负责测量方位及土壤分析等。
骑兵 骑兵在太平军中数量不多，但在一些重要战役战斗中，多用骑兵冲锋陷阵，少者数十骑，多者数百骑。1855年的江西湖口之战中，数百名太平军骑兵向清军搦战，使曾国藩颇感惊恐。1858年的三河之战中，太平军、捻军有大量骑兵配合步兵一举歼灭湘军6000余人。太平军的骑兵从战场使用情况来看，似是单独编队，但史料中没有“马营”、“马队”之类记载。
太平军前期共有陆营、水营和土营106军，按编制计有正职军官13.5998万人，伍长、伍卒132.5万人，合计共有官兵146. 0998万人，超过当时清方全国八九十万人的总兵额。根据太平天国当时所占的地区以及拥有的财力物力判断，绝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的兵力。太平军每军的实际人数，史料记载不一。据《贼情汇纂》记载：“大抵自江宁配调出扰各处，每一军诚确有一军之数，其余盘踞各处之贼，歼逃无定，一军数千人、数百人皆有之，损多益寡，每一军以四千人……为断”②。如果按一个军4000人估算，则106个军共有42万余人。既有这么多的军队，为什么派往北伐、西征战场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而且对仅有1.7万余人的威胁天京安全的清军江南大营不能及时予以摧毁，甚至连战略要地
——————————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38～139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87页。
扬州都不能守住呢？由是观之，一军有4000人之说不足为凭。据罗尔纲考证，太平军一个军的实有人数约为2500人①。其实，有些军的实际人数还不足2500人。《张继庚遗稿》称：防守天京朝阳门的陈桂堂一军仅有900余人。②《金陵杂记》则说：每军帅名下仅数十人，亦有百余人者。③在太平天国文书中也有记载太平军人数的，如《后二军军帅刘玲得请领大钱上总制敬禀》中说：“计统下兄弟一百七十余人”④。《中五军前营旅帅刘亚二求发封船条上中五军军帅覃敬禀》中说：“今奉天命出师，统下兄弟四十余人”⑤。以上情况表明，太平天国前期各军的缺额相当严重，徒有军、师、旅的架子，而实际兵员少得可怜，因而总兵力也就十分有限，能战之兵约有10余万人⑥，不足编制数的1/10。正因为兵力有限，所以当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贸然决定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时，在战场上自然就显得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了。另外，根据罗尔纲的估算，当时用于西征和保卫天京的太平军总兵力约7.1万人，却有71个军的编制单位。这种建制多、兵力少的情况，对于作战和指挥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女营 金田起义时，拜上帝会会员大多变卖家产，举家相从；加上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支持妇女投身革命，因而在太平军中出现了将妇女单独编成女营的特殊组织。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即规定：“别男行女行。”⑦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天情道理书》中讲得非常明白：“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早日投营扶主，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固宜侍奉父母，携带妻子。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
——————————
①罗尔纲：《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文物》1984年总第21期，第155～163页。
②③参见《太平天国》（四），第772、613页。
④⑤《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30页。
⑥太平天国底定天京时，太平军的实际人数，史料说法不一，有说“不下十万众”，有说“近十五万人”，有说11万至14万人。
⑦《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3页。
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分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①。
起义初期，在太平军处于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将家属分别男女，单独编组，随军行动，应当说对于安定军心，解除战士后顾之忧，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攻占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自己可以夫妻同居，并可纳妾，而对于全军官兵仍实行男女隔绝制度，虽夫妻也不能同居，就不合时宜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还把这种制度推广于城市居民之中，将所有妇女集中编入女馆，其中善女红的编入绣锦营，其余编入女营，设女官管理。女官的最高职务为军师，有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各1人。女军师之下，漫天地春夏秋冬六女丞相，各相正副各1人，共12人。设女检点36人，女指挥72人，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各40人。军帅以下不设师帅、旅帅，直辖卒长25人、两司马100人、女兵2500人。女营自前一军至中八军，共40军，据称有女兵10万人。女营、女馆基本按太平军正规军的编制编组，不同之处在于一军的人数仅及正规军一师的人数，其基层组织的人数也多寡不一，有以25人为一馆的，也有五六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馆设两司马管理（亦称馆长），4馆设一卒长（亦称百长），但一个卒长也有管理十余馆的。1855年春初，太平天国领导者允许全军和天京人民恢复家庭制度，女兵的人数也就大为减少。
女兵的年龄参差不齐，故女营并非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但有时亦参加战斗。1852年2月，洪秀全在永安时曾诏令“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②。后来攻桂林攻武昌，皆有女子参战。据《贼情汇纂》记载：“贼素有女军，皆伪王亲属……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③建都
——————————
①《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第384页。
②《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8页。
③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11页。
天京后，女兵还参加过守城、挖壕、筑垒、送竹签、打更守夜等战勤工作，在紧急情况下亦曾出城拒敌。夏官丞相赖汉英救援扬州时，也曾调女兵参加。太平军主力调至北伐、西征战场以后，镇江的守卫任务也多由女营担任，并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女兵除担任作战任务外，还是一支劳动大军，担负挑砖、挑水、割稻、砻稻、背米、运盐等各项工作，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童子兵 太平天国起义时，许多儿童随父母叔伯、兄长从军，在进军途中又有大量儿童自动加入革命队伍。有的史料记载，“初陷武昌掳幼童以数千计”①，从水路至金陵“幼童约一万”②。这些儿童，根据性别和年龄大小，分别被编入男营、女营。按太平军军制规定：壮丁为牌面，老少为牌尾。一般16～50岁为牌面，余为牌尾。童子兵大多杂于军中，编入牌尾，并未独立成伍。但也有单独组织童子兵的记载，如1862年底，江苏太仓守将陈玉文麾下成立了一支叫“破敌军”的童子兵，共500人，分前、后、左、右、中5队。每人皆裹红巾，身穿绿衣。③这种单独组织的童子兵只存在于个别单位，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太平军中各级将领及老战士对童子兵极为爱护，有的将他们收为义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勤杂工作。为了培养后代，太平天国还专门编写了“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对他们进行教育。
童子兵在军事上主要是辅助太平军作战。如《武昌纪事》中说：“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尾老幼辈助声呐喊，方战，大呼杀者三，势殊凶猛”④。有时童子兵也直接参加战斗，据《金陵杂记》载：在战斗紧急打四通鼓时，“各馆牌尾（老年逾六
————————
①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
②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四），第650页。
③《上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转引自郭存孝：《太平军编制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④陈徽言：《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四），第600页。
十者并孩童十六岁以内者）并备馆书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①。《贼情汇纂》称：“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这是因为童子皆不畏死，且手足灵便，登高涉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童子兵参战还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贼每用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竞童子不若矣”。在追击战斗中，童子兵“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日弃刀跪降绝不杀若，及掷刀长跪，举手决之，毫不费力，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②事实证明，太平军的童子兵不仅直接参加过战斗，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机智。经过战斗的洗礼，不少童子兵成长为太平军的骨干，有的还成了著名的年轻将领，如英王陈玉成、慕王谭绍光等。
此外，童子兵在文书及情报的传递、帮助维持革命秩序、查禁洋烟、搜查窖金藏粮等工作中，也都作出了贡献。
三、领导核心与指挥体系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组成领导核心，并设各级属官。他们既管政务又管军务，因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又以处理军务为主。所以，这个领导核心实际上也是军事统帅集团，或称指挥中枢。
1851年3月，洪秀全自封“天王”，并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分统所编各军。同年12月17日，又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
——————————
①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第632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307～308页。
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并实行军师负责制，被称为天国“朝纲之首领”。带兵将领每有奏议，先禀请军师，军师裁定后，直启天王决断，由天王旨准颁行。这种制度表明，军政大权虽渐由杨秀清所掌握，但洪秀全仍握有最后决断之权，同时尚能体现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的原则。1852年6月和9月，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牺牲于湖南战场，指挥中枢受到严重削弱，而杨秀清的权力也就日益增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4年4月至5月，先后加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由东王总理军政事务，而辅以北、翼、燕、豫诸王。实际上，已由东王杨秀清独揽大权。因为，其一，为时不久，秦日纲降为顶天燕，胡以晃降为护天豫，已无参与中枢决策的资格。其二，凡军政事务奏章，即使呈给北王和翼王的，亦必须转呈东王核定，然后由三人会衔具呈天王，而天王无不核准。其三，定都天京初期，杨秀清还每日或隔数日朝见天王议事，后来朝见的次数日渐减少，军政事务往往直接由他发布诰谕分令遵办，最后竞发展到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杨秀清有出众的军事、政治才能，办事雷厉风行，众将领也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整个军事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此后权力欲望不断膨胀，“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从而成了统帅集团内部矛盾的焦点，终在185 6年爆发了韦昌辉袭杀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进而企图杀害石达开，洪秀全又下诏处死韦昌辉等人的天京内讧事件。杨秀清的被杀和统帅集团的瓦解，给以后的起义战争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太平军的指挥系统比较繁琐，也不尽合理。首先，作为一军之长的军帅，只有操练士卒、条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之权，而作战指挥则另派监军负责，即“平时辖军，军帅独任，至
——————————
①据郦纯考证，杨、萧、冯、韦封军师的时间早于封王，但究竟封于何时，尚难断定。参见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上），第二次修定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第132页。
出师，乃以监军统之”。监军之上又设总制，“自监军以下，悉受节制”①。当时各军均处于战斗环境，所以军中往往设有总制，每军的最高长官实际是总制。另外，监军以上尚有检点、将军、指挥、丞相、国宗和侯，其巾的侯虽系爵号，但当时职爵不分，这些人都可以奉命指挥一个军或几个军。有时则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亲自出任统帅，指挥一个方面的作战。以上指挥体系，不但使军一级的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分离，而且军以上的指挥层次叠床架屋，临时派员去指挥自己不熟悉的部队，不利于争取战役战斗的胜利，甚至会贻误战机，因此可以说弊多利少。
四、武器配备
太平军的武器配备状况，史籍缺乏完整的记载。大体上起义初期以刀、矛、叉、斧、钯镗等冷兵器为主，也有少量土枪、土炮等热兵器。后来，热兵器的比例日益增大，新式枪炮的数量也逐渐增多，部队的装备状况不断有所改善。至于冷热兵器的具体比例以及在部队中如何编配，史籍中鲜有反映，甚至连太平天国
初期编印的专门记载太平军编制的《太平军目》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仅在《行军总要》中有这样的记载：所用大小炮必须预先派定，即于名牌上注明某人用某炮，譬如两司马，该管下兵有25人，则规定使长龙（抬枪）两条，管枪（鸟枪）五条。至于各典官衙亦须计其统下人数多寡，变通铺派，人多则炮宜多，人寡则用炮宜寡。从中大致可知冷热兵器的比例。太平军前期武器的来源，主要靠自制和战场缴获。金田村起义前夕，桂平、平南、陆川等地的拜上帝会会众即秘密打造刀矛，铸造土枪土炮，但生产数量很少，只有金田村生产规模较大。据说在韦昌辉家曾开炉12座，日夜赶制刀、矛等兵器。又称石达开率众自贵县龙山赴金
————————————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06页。
出团营时，途经“桂、贵交界之白沙墟，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月余乃去”①。据称，太平军在起义初期，便已拥有500斤铁炮、60。斤铜炮和800斤炮，炮身上还铸有“太平左右军”、“前军先锋大炮”铭文。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广西转战期间，又缴获了清军的一些枪炮，并继续自制火炮，还从民间搜集了一些鸟枪、抬枪。185 2年6月至185 3年3月，太平军出广西、战两湖、克金陵，在此期间又缴获和自制了不少枪炮。如1852年7月，在湖南江华、永明就制炮300余门装备部队。同年，12月13日占领岳州时，又缴获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进一步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定都天京以后，有了自己制造武器的优越条件，便专门配备了主管武器生产的官吏，设置了制造枪炮的“典炮衙”，制造铜炮的“铜炮衙”、制造铅弹的“铅码衙”、煎熬硝磺的“典硝衙”、制造刀矛等铁兵器和铁器的“典铁衙”、制造战船的“战船衙”和制造弓箭的“弓箭衙”等机构。刀矛、枪炮、火药、战船等的制造，对于改善部队的装备起了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火炮的制造和使用。从对全国有关单位收藏的66尊太平天国的火炮情况来看，有如下特点：1、制造的时间从1855年至1863年，几乎年年都在制炮。2、制炮的地区不限天京一地，遍及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监督铸炮的官员上自王爵，下至检点、将军，说明各地区、各级将领都重视制炮。3、火炮的结构，沿袭明清旧制，前弁后丰，左右有耳轴，均为用火绳点火发射铅丸和铁弹的前装炮。其重量最重者为1000斤，撮轻者为30斤，其中以便于携行的重300～50。斤者为最多。4、上述66尊火炮中，1855年至1856年制造的就有18尊③。由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前期所制和给军队配备的火炮当不在少数。另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在天京还生产过一种“九龙索子炮”（亦称九子炮），“其法连环叠放，无片刻歇。每管炮子约下百余粒，如龙眼
——————————
①光绪二十年《贵县县志》卷6，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33。
②参见郭存孝《太平天国火炮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核大，每开放时，则四面横飞，亦利器也”①。
太平军前期，一个军究竟装备多少火炮，无法统计。但从作战中丢失的火炮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已具有相当的数量。如1854年，太平军在岳州受挫，一次丢失火炮50余尊；1855年在武昌沌口被夺火炮60尊；1856年在武昌又被湘军水师夺去大炮100余尊。
太平军不仅将火炮用于野战，而且守城池要地，以火炮为中心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四周高处筑大炮台，复密设众多的小炮台；环筑土墙、土壕，密安枪眼炮孔；还“穴墙安炮，排列数层”。清军之所以经常用长围久困之法对付由太平军据守的城镇，与太平军拥有较多的火炮，重视发挥火炮的威力有一定的关系。
太平军水营装备的船只多系征用的民船，故大小不一，无统一的制式。如太平军在岳州所获之民船，“半多湖南炭船，名曰小拨，其舟身长而窄，棚矮而坚，首尾木板斜耸，高与棚齐，冲风破浪，驶迅如矢”②。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在水西门外及下关大王庙前设立船厂，“打造八桨快船，约二三丈长，上有布篷，船旁画龙，每船能容二三十人，船系敞口，上无顶席，大约乘以巡江者，未能远行”③，但极轻便灵活。各地太平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亦曾设厂制造快船，由于船身小，一般每船只能装载轻型火炮1～2尊。因其火力不及湘军水师战船，故力求以数量众多、轻捷灵便取胜。在1855年初的湖口之战中，太平军水营就是用这种小船击败湘军水师大船的。
此外，太平天国还制作了一种攻防两用的“木排水城”。其构筑方法，系“以大木簿数架，外树木城，中搭板屋，起嘹楼为营垒。木城上开炮眼，密架枪炮，以向外击”④。也有的“上堆泥垛，
————————
①《张继庚遗稿》，《太平天国》（四），第763页。
②《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第35页。
③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第635页。
④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37页。
枪炮遮列四面，战船不能及前，火攻不能透内；又有连环小篇，遇敌军可以围裹；又用木篇铺板，上覆厚土，接连两岸，可以遏遮上游之师，若坦途然”①。清方史料中也有称其为龟船的。周长森的《六合纪事》中称：1854年太平军援镇江时，“联巨筏为四牌，上施楼橹，建陈台，中载粮糗，四围障以牛皮，巨桨数十，名曰龟船”②。这种“木排水城”，实际上是一座浮动堡垒，在湖口之战中，太平军曾用它封锁鄱阳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
诚然，太平军水营船只的数量多于湘军水师，但其技术性能逊于湘军水师，这是太平军在江湖作战中胜少败多、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军事纪律
太平军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而且．有严格的纪律，执法森严，赏罚分明。太平军兴起之初，洪秀全即颁布了五条简明军纪：“一遵条命③；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④
1852年，太平天国刊刻了《太平条规》，作为正式的军纪文件颁发全军。其内容如下：
定营规条“十要”
一要恪遵天令。
二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
三要练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傩。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
——————————
①转引自：《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第53页。
②《太平天国》（五），第155页。
③条，指《十款天条书》，命，指上级命令。
④《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3页。
五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
六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
七要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
八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
九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
十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行营规矩“十令”
一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
二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潜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①。
三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
四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掠）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
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煷②困睡，耽阻行程，务要前后联络，不得脱徒。
八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太平条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太平军的内部纪律和群众纪律，体现了革命军队的本质。在其它太平天国文书中，亦随时申明军纪，用以教育官兵。如《原道救世歌》、《千字诏》、《醒世文》、《天情道理书》、《天条书》及天王诏旨等，均反复强调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欺压百姓，不准抢掠，不准滥杀无辜，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另外，
————————
①外小，指民众。
②堆煷，指点灯，此处也可理解为烧火取暖。
还有爱护士兵的规定：“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牵与能人（伤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对巡更把卡士兵，“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给）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着”①。
太平军执法极为严格，不徇私情，且功罪分明，赏罚公正，从而使官兵心悦诚服，不敢以身试法。在团营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博白来的人多了，妇女洗身时都是黄昏时到竹蔸根去洗，金田的韦十去偷看妇女洗身，被妇女发觉，跑去报告首领，立刻集队认人。最后查出是韦十，立即拉去砍头示众”②。“又有一次在桥头村扎营，一个士兵拿了老百姓一条绳子去绑马，被当众打了50杖屁股，并向群众认了错”③。由于太平军纪律森严，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备受百姓爱戴和拥护，百姓主动供给军需，纷纷要求参军，使太平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太平军铁的纪律与清军的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连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写道：“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④曾国藩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亦哀叹说：“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⑤从这些反面言论中亦可看出，太
——————————
①《行军总要》，《太平天国》（二），第428～429页。
②③《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206、211页。
④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71--272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牍》，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三册，第13页。
平军纪律严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另外，当时亲自到过太平天国境内的一些外国人，尽管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但是对太平军的纪律一般均能给予公允的评价。如1853年曾到过天京访问的英国上海领事馆翻译麦迪乐在他所著《中国革命》一书中就说：“另有显著事实，现确已证明为真者，即是：在所占的城市中，凡强奸与和奸者皆处死刑无赦。由各难民之谈话（他们本最恨太平军），当问及此一点时，均异口同声嘲笑凡有指责太平军容许强奸之观念。反之，人人均同声赞美他们之克己节欲，如不表示敬佩，则啧啧称奇。”①香港维多利亚主教则说：“太平军在1500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更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鸦片烟，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②此外，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华北先驱》周刊亦曾多次发表通讯和社论，反映了太平军执行纪律之严格。这些，都有力地批驳了内外敌人对太平军的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