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后期，在军制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乃是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迅速封建化，和受封建主义思想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总的趋势，不是向有利于军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发展，而是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后期军制的变化，成为导致反封建反侵略战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领导核心与指挥体系的变化
天京内讧前，由丁总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有魄力、有威望，因而太平军将士服从命令听指挥，协力同心，奋勇作战，进退有序。天京内讧后，前期所封诸王仅剩翼王石达开一人，“合朝同举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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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太平天国》（三），第109、223页。
提理政务，众人欢悦”①。但是，洪秀全错误地汲取了天京内讧的教训，认为异姓王均不可靠，想把权力集中于洪氏家族手中，故在石达开辅政后，又加封他的长兄和次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对石达开进行挟制。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而安、福二王又不能服众，洪秀全不得不将他俩改封为天安、天福，增设正、副掌率以理政务。此时，实际上已无军事方面的统率权威可言。迨至1858年夏，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以正掌率蒙得恩兼中军主将，总统全军；以在外统兵的大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亦称韦之俊、韦志俊，于1859年10月降清）分任前、后、左、右各军主将，初步恢复了军事统帅权威。185 9年4月，天王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不到一个月，洪秀全就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委以总理朝政重任。因功臣不服，洪秀全乃于同年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参与军事决策，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统率集团。1860年至1861年间，陈玉成、李秀成为实际上的军事主帅，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为最高统帅。但是，洪秀全对握有重兵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仍心存疑忌，于是采取滥封诸王的措施，以分散他们的兵权，防止尾大不掉之势。
1860年，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前，封李世贤为侍王；击溃江南大营后，又封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至186 1年，已封了16个王（一说11个王）。1862年（同治元年）开始，封王益滥，漫无标准。如1862年初春，李秀成部下苏州守将陈坤书违法犯纪，恐忠王治罪，竞“使钱买作护王”②。据昭王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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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92页。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21页。
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①又据《李秀成自述》称，列王之外，还有“王加头上三点以为X字之封”的。由此可见封王之滥。
滥封诸王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其一，诸王建王府增部属，造成经济上大量浪费，政治上日益腐化。其二，如李秀成所说，“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③。破坏了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造成上下离心，战斗力下降。其三，严重削弱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由于各王职爵相等，拥兵自重，因而往往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这种现象在1860年～1861年的安庆保卫战中已有明显的暴露。此后，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日益抬头，不顾大局，不听指挥，各自为战，互不支援，“散慢不可制”的状况更趋严重，以致后期的太平军虽多达百余万，却被指挥统一、兵力集中的近20万湘、淮军各个击破，直至全军覆没。
由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的生活奢侈腐化，等级制度异常森严，影响所及，使文臣武将的名位观念日益滋长，一直发展到“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③的地步。深居幽宫、锦衣玉食的洪秀全为了笼络部属，稳定军心，维系向封建化下滑的农民政权，除滥封诸王外，还乱添官爵，致使官吏多如牛毛，军队指挥体系混乱不堪。
太平天国前期，军队的指挥体系已经出现重叠现象，到了后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约于1857年，在前期所设燕、豫、侯三爵的基础上，增设了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位居主将之次。因如前所说，太平天国的官职与爵阶不分，故即使仅有爵号者，同样可以指挥军队。至1860年，在五军主将之外又增设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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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一)，第857页。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30页。
③洪仁玕：《立法制喧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4页。
方主将和佐将，其地位仅次于主将和后来的王。是年冬，复于主将之上、王之下增设天将、朝将。天将又分有特号者、无特号有数字者、无特号无数字者，共有几百人。朝将只分有特号与无特号两种。
1862年以后，军中高中级带兵官大体上由王（军师）、天将、朝将、主将以次相承，另加六爵，杂以神将、神使、大佐将、正副总提等组成。此外，在太平天国的“名册”、“清册”中尚列有文武军政司、参军、参政、护军、经历、通传、宣传、奉宣、议政司、总尹、副军、校阅、按柬、提牌、参尉、监尉、武尉、骁勇校尉、威武车骑将军，等等。其层次之多，名目之繁，令人咋舌。前期所设的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这时已降为低级带兵官，军队基层指挥官的官价大幅度上升，燕、豫、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已取代了前期军帅至两司马的位置，成为新的基层指挥官。军队基层军官的名称也五花八门，极不统一。
乱添官爵的结果，不但助长了官兵追名逐利的私欲，削弱了斗志，涣散了军心，而且使官高位低、官爵与职务不符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层层叠叠的官阶，必然造成各自为政，互相掣肘，指挥体系混乱不灵的局面。
二、军队编制的变化
太平天国后期，不仅军队的番号名目繁多，而且军队的编制也由单一变成了多种类型。
后期军队的番号主要有：李秀成的忠义宿卫军、陈玉成的忠勇御林军、李世贤的忠正京卫军、林绍璋的忠敬陛卫军、蒙得恩的忠贞朝卫军、杨辅清的忠悫都卫军。此外，还有前期已经设置的殿前军、殿后军、殿左军、殿右军、殿中军。1861年，天王下诏改国号为“上帝天国”，称军为天军，称兵为御林兵，又有襄天天军、受天天军、对天天军、见天天军、扶朝天军番号出现。后来又有按京内京外、春夏秋冬雷电、东西南北而定的番号，如殿前京内统率天军、殿前京外统率天军、殿前东方统率天军至殿前北方统率天军、殿前春季统率天军至殿前冬季统率天军、殿前京内电察天军、殿前东方电察天军至殿前北方电察天军、殿前京内雷震天军、殿前东方雷震天军至殿前北方雷震天军、靖东军、定南军、平西军、征北军。另外，还有堂卫军、征讨军、讨逆军、招讨军，以及从宿卫军分出的殿左东破忾军、殿前南破忾军、殿后北破忾军等，番号之繁，不可胜数。
后期军队编制的变化，因文献不足，尚难了解全貌。但从现存的太平天国“兵册”、“名册”及清方所辑的《伪官执照清册》、《伪印清册》等资料中，亦可窥其大略。太平天国后期因事权不一，制度纷更，各王所统部队的编制多有变化，但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前期军制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大致可分三种类型：队营之制、旗队之制和五行数字之制。
队营之制。比较典型的是英王陈玉成的部队。1861年4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伪英王统下，有五大队，五小队。五大队：前大队，则天义梁成富；左大队，吁天安卜占魁；右大队，量天安唐正才；中大队，格天义陈时永；后大队已散。五小队：前队，裁天福黄；左队，监天安马；右队，浩天安刘跄林（即精忠主将）；中队，涵天安罗正举；后小队已散。”①又据曾参加过英王部队的赵雨村说：“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队五万，皆系上将管带。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②上述两个材料及其它材料的记载，说明英王所统部队实行的是队营编制。队分前、后、左、右、中，有大队小队之别，互不统属。随着队伍的扩大，又以方位、数字排列。队之下分前、后、左、右、中5营。中队5营称：中队前、中队后、中队左、中队右、中队中。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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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99页。
②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见《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207页。
冠以“英府”、“英殿”二字。至于营以下又如何编组，尚无文献可查。
又据护王陈坤书部下兵册记有《护殿前一队理天义右营嶂天安泮天安属下年名菁（清）册》，说明陈坤书的部队也是实行队营编制。1859年11月的《忠王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书》中说：“所虑五河张家沟之事，内中军机，纸上不便谈兵，业已排齐兄之次子并朗天福，仍命巍天豫带同三大队官兵前来明光、池河等候。”①1862年3月的《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中说：“已饬六王宗与忠佑朝将黄弟一面扎队兵进泗泾，一面会带各队合兵力攻七宝。……忠孝朝将之队饬赴吴淞口相地安营……然弟队兵士虽多，颇形散漫，须要留心整饬，以肃戎行”②。说明忠王李秀成的部队亦早有队的编制。又如先随石达开出走的童容海，后脱离石达开“万里回朝”时，仍然使用军营编制。该部于1861年在江西归隶李秀成，童后封保王，其《清册》中记有“保府后大队哨务”，“保殿大前队巡查”等官照，说明该部后来也改作队营制了。
另外，从《鉴天豫涂命殿前右六十二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中可以看出，早在1857年，有的部队即已按队进行编组。该照会说：“兄愚思军规不整，队伍紊乱，是以兄派分队伍：吁天侯卜弟分为前队，羡天侯倪弟分为后队，但弟统带之官兵，分为右队，如兄与丞相蒙弟共为中队。凡行军之节，各归各队行走，各归各队驻扎。凡遇诛妖之时，务要各归各队迎剿……以免紊乱。”③不难看出，队营制是后期太平军最早也是比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编制。
旗队之制。旗队编制实际上是队营编制的变种。1862年以前辅王杨辅清的部队多采用这种编制。据《清册》记载：有杨辅清以东殿主将衔签发的“左旗参卫将军”的官照，以辅王衔签发的“辅殿中旗左队队旗丞相”、“辅殿前旗后队持旗检点”、“辅殿后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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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45、202、181页。
后队前营监尉”、“辅殿左旗后队右营后武尉”等官照。杨辅清部将杨雄清曾以晤天义衔签发了“本阁后旗中队右骁勇校尉”的官照，以卫王衔签发了“卫殿左旗中队右骁勇校尉”等官照。从这些官照所列的番号，可知辅王杨辅清的部队有前、后、左、右、中5旗，每旗辖前、后、左、右、中5队，每队辖前、后、左、右、中5营监尉，每营辖前、后、左、右、中5个武尉。这样，辅殿共有5旗，25队，125营，625武尉。各级主管官：旗为参卫将军，队为骁勇校尉，营为监尉，其下为武尉。其中队旗丞相、持旗检点并非主官。这些官衔都是杨辅清部所特有的。根据官印的大小比照，监尉与侯爵相当，武尉与丞相一样，均属基层军官。
另外，翼王石达开出走后，亦曾用旗队之制，其主管官有“后旗宰辅”、“右一旗大军略”和“中旗中制军”等称号，均冠“翼殿”二字。
五行数字之制。实行这一编制的主要有侍王李世贤及其部将阀天义马桂功的部队，忠王李秀成、辅王杨辅清的部队也曾使用过。它曾是太平天国后期一度通行的军队编制。其番号以五行（金、木、水、火、土）、数字、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副、前后、左右编排。见于《清册》的官照有“土一百二十三己官培天豫”、“土二十一戊官副恒天侯”、“木三十五甲官副前旗丞相”、“土二十一戊官正后旗右检点”、“金四十一辛官正前旗左猛勇指挥”、“木三十五甲官正前旗左威武车骑将军”等。其中的土二十一、木三十五、金四十一等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编制单位，相当于前期的军，多以燕爵以上官员统之，豫、侯、丞相、检点等官仅相当于前期的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的职位。据此，以土二十一为例，可推出下列编制系列简表：
土二十一（燕） 戊官（豫） 正（侯） 前旗（相） 左（检点、指挥、将军）
己官（豫）副（侯）后旗（相）右（检点、指挥、将军）
由上可知，太平军后期的编制已很不统一，队营、旗队、五行数字之制既相互交叉，又同时并存。那末，太平军的编制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对此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从某些史实中可以大致了解其变化的原因。罗尔纲在《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一文中所作的分析是较有说服力的，在此再作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有下述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前期太平军按编制长期不满员，而且缺额十分严重。这种架子甚大而兵员甚少的情况，于作战、指挥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改变编制的实际需要。二是《行军总要》明确规定，行军时部队应按前、中、后三队编组，在驻扎、迎敌时，亦应按队分派任务。每军的兵员缺额如此严重，又要求按队行动，这就进一步提出了改变编制的必要性，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临时编组的队逐渐变成了固定的编制。因为作这样的变动，既利于平时集中管理，又利于战时进行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只要分析一下向横方向扩展的队营制的编制，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优点。因此，也可以说这种变化是战争实践的结果。不过，当时的组织纪律已相当松弛，因而编制的改变，并不一定就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是这种变化是在中枢领导不断削弱，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抬头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军队的编制很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变化，也不会出现多种形式的编制。正因为编制不统一，在同一战场出现几种不同编制和互不统属的部队，以致同样十分不利于集中统一指挥。不仅如此，编制的多样化，还与军队私属性的倾向日趋严重密切相关。为此，洪秀全曾下令严禁统兵将领把部队“称为我队之兵”，而一律改称“天军”，反映了在军权问题上的尖锐斗争。
三、圣库制与军纪的变化
太平军实行圣库制度，如前所述，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即使在前期，从天王屡次下达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禁令来看，这一制度也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迨至奠都天京以后，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生活奢糜，器用豪华，予取予求，毫无约束，仅专门管理各王府生活起居的典官，都在1000人以上。其他将领上行下效，聚敛钱财，挥霍浪费，已无清廉自奉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人无私财和近乎平等供给基础之上的圣库制度，势必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原来规定的各种严格的军事纪律，有不少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遭到破坏的程度更加严重，主要是人无私财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事例。例如，一部分官员颇爱吸烟饮酒，而《太平条规》规定“不得吸烟饮酒”，圣库也不供应这些物品，试想如无私财，怎能经常买烟买酒？私财的来源有以下途径：一是破坏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原则，私吞财物，贪污受贿。有的史料记载：“凡搜括货财，第一次皆献其主，由贱奉贵，层叠以进于伪王；伪王又择其多且珍、嘉且旨者，以贡于伪天王，而辇运于所谓天京者。……第二次便准入己，或所统之主见而爱之，硬索无厌，故往往两三人为一路，各搜各物，乖巧刁恶者辄多所获”①。有的史料记载：“其所得之银，巨数悉归贼目，以次递上，归之贼首，总解金陵。……间或亦有私蓄者，寄藏奸民家”②。还有的史料称：太平军“打先锋”所得银钱衣服，均“各自收藏”③。这些史料难免有诬蔑不实之辞，但缴获归公制度已遭到破坏则是无疑的。二是通过经商和出售物资获取私财。后期太平军在各城镇所设店铺，既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其私营所得利润，自然装进了个人的腰包。关于出售物资的记载也很多，有的甚至“沿街货卖”。在缴获归公制度已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卖货所得钱款，自然不可能全部上交。三是利用权势，牟取暴利。据李秀成说，1860年他赴湖北接兵前，曾在天京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后因天王两兄仁发、仁达乘机作弊，强令买票缴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④从中可以看出，正是洪氏集团带头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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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见《太平天国》（五），第277页。
②柯超：《辛壬琐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190页。
③顾深：《虎穴生还记》，见《太平天国》（六），739页。
④《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13～814页。
其实，当时上自洪氏集团下至各王，都已拥有巨额私财。就连支撑天国大厦的忠王李秀成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①。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李秀成将现银150万元及无数宝物尽入私囊。②1863年，苏州、无锡军情紧急时，李秀成在天京要求回苏州坐镇指挥，天王和朝臣要他助饷银10万两，方准出城，李秀成“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③。天京陷落后，李秀成出逃时，尚将许多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又如，叛徒郜永宽刺杀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向“洋枪队”头子戈登及李鸿章乞降时，“只要求带着全部财产告退还乡”④。常熟守将叛徒钱桂仁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给李秀成，立即受到加官晋爵。⑤“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设……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⑥。
事实说明，后期圣库制度的破坏是与太平天国领导者政治上渐趋腐蟛直接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更合理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制度，相反，只能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圣库制度并未完全废弃。主要表现在太平军广大官兵的日常生活用品仍然采用供给制的方式，粮、油、盐和副食费的定量，有的与前期相同，有的略低于前期。服装也仍由公家供给。1863年以后，由于领土日蹙，物资日缺，有些部队的供应定量不得不有所降低。最后，困守天京的部队，枵腹与敌作战，这是战略决策失误所致，与供给制度本身无直接关系。
太平军后期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官兵成份相当复杂，加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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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58页。
②参见《华北先驱》周报，第564号。
③《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26页。
④《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下同），第88页。
⑤参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见《太平天国》（五），第373页。
⑥《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47页。
领的思想日趋腐化，放松了部队的管理教育，对于维护军纪起很大作用的圣库制度已日益遭到破坏，因而违法乱纪事件屡见不鲜。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将领重视整饬军纪，改善军民关系。1861年，襄天军主将黄等颁发布告宣布：“军令整肃森严，禁止奸烧等项。不论官兵人等，犯之立斩法场。”①1862年底，驻守浙江的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也公开宣布：“倘有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送卡员，按依天法，轻则枷号杖责，重则枭首游营。”②天京失陷后，太平军余部处境极为困难，但一些领袖仍强调维护军纪。1864年9月，李世贤在福建漳州“厘定规章，重修条律”，重申“不准一兵一卒下乡扰民”，严令士兵须“和善待民”。这些事例，反映了农民起义军对待人民群众的正确态度，也是能坚持战斗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乡兵制的变化
太平天国前期，在其所控制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比较健全，乡兵制度也比较普及，对于巩固根据地和支援太平军作战起了积极作用。到了后期，江西、安徽的根据地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全部丢失。虽于1860年新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乡官制度不如前期完善，少数地区未设低级乡官，有的乡官竟由豪绅地主的爪牙充当。至于乡兵，据郦纯先生考证：“后期是否普遍组织乡兵，更成问题。”“所见记载1860年以后江、浙太平军事迹诸书，没有关于组织乡兵的明确材料。”③有些地区即使有地方武装，也是地主武装转化而来和临时招募的。如《吴江庚辛纪事》说：“镇天侯费设保卫局，用枪船数十号。”“钟监军设局斗坛，招乡勇30名，昼夜巡防。”④《辛壬琐记》说：“尚有伪乡官亦招健儿于幕下，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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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42、159页。
③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第409页。
④《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46～48页。
卫计。”①显然，这些地方武装已不同于普遍设立的乡兵组织。
乡兵制度的废弃，十分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太平军的作战。以苏福省为例，当太平军守将熊万荃在苏州主持民务期间，苏州、无锡一带“各路乡镇白头团勇四起，其尤著者，永昌徐氏、周庄费氏，扼守最固。熊皆致书与之约，各不打仗，仍各自团练，并亲至面订要约，实欲预留地步”②。后来熊万荃等密谋降清，这个永昌徐氏就起了牵线搭桥作用。1863年，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叛降淮军首领李鸿章，慕王谭绍光等率队往攻时，永昌团练居然袭击太平军。后来淮军进攻苏南，“亦借民团未散之力”③。由此可见，不用乡兵取代地主团练武装，实属战略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