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湘军的起因和组建方针
1852年（咸丰二年）5月，太平军出广西向两湖进军。奉命追堵太平军的绿营兵，畏缩不前，纷纷溃败。清政府慌了手脚，一，面继续征调各省绿营堵截，一面袭用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的故伎，下谕“邻贼”各省兴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8日，清政府命在家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①办理湖南团练事宜。接着，在安徽、江苏、河南、直隶、山东等10省大举办团，先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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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1811～1872)，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礼、兵、刑、吏等部侍郎。1852年因丁母忧回籍。次年借办团练之机组建湘军，抵抗太平军。1860年授两江总督。1864年因指挥湘军攻占金陵有功，封一等侯爵。1865年，奉命“剿捻”，师久无功。1865年回两江总督任，旋授大学士。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再任两江总督。1872年病死。
命团练大臣45人。曾国藩深知绿营固然不可恃，但团练这种非正规武装也不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的对手，因此萌生了组建新的地主武装的思想。但咸丰帝只让他帮办湖南团练，没有赋予他编练军队的任务。为此，他于到达长沙任所的第二天（1月30日），向清廷上了一道奏疏，首先肯定办团练“诚为此时急务”，同时委婉地提出了难于向“小民”捐集经费等困难；接着说明因湖南标兵多半外调，长沙城内兵力单薄，因而已将招募的乡民“于省城成立一大团”；最后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①咸丰帝在这一名为办团练实欲重起炉灶办正规军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于是，曾国藩便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放手组建被称为湘军（又称湘勇）的正规武装。1853年初，曾国藩将1000余人的团练编成左、中、右3营，每营36 0人，是为组建湘军之始。至1854年初，已编成陆师10营、水师10营。同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两师及长夫等共1.7万人自衡州（今衡阳市）起程，开始与太平军西征军接仗。后又不断扩充，至1856年发展到6万余人，1864年进攻金陵时多达12万人。此后，曾国藩虽将由其直接统辖的湘军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了由左宗棠、鲍超等节制的湘军。他本人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成为“中兴名臣”，其他一些重要将领也陆续爬上了总督、巡抚等高位，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确定了以下基本方针：一是仿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成法”；二是以勤王忠君和维护封建礼教为根本宗旨；三是变革绿营的“调遣成法”和各种积弊，总的目的是使其成为一支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组织严密、能遂行机动作战任务的武装。上述原则，分别体现在湘军军制的各个不同侧面。湘军的另两个统帅胡林翼和左宗棠，对湘军建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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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1页。
二、选将、募兵的标准和办法
（一）将领的选择
曾国藩在奏折中所提出的“改弦更张”，主要指重新组建一支革除绿营各种积弊的军队。他非常痛恨绿营在作战时“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恶劣行为，进而提出应建立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①，“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②的军队。而组建这样的军队，必须先从选将募兵人手，尤其是把选将作为首要任务。正如曾国藩所说，没有优秀的统领、营官，即使有百练的精兵，也未必能克敌制胜。关于将领的标准，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③对于高级将领，曾国藩还强调要知人善任，善观敌情和善用谋略。由此可见，曾国藩心目中的将领必须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即所谓的“忠义血性”。
曾国藩所指的“忠义血性”之人，主要是既受封建礼教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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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与王璞山》，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东方书局1935年版（下同），卷2，第31页。
②曾国藩：《与文任吾》，《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3页。
③曾国藩：《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38页。
又少官场恶习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绿营中有“诚朴忠义之气”的“末弁”（下级军官）。曾国藩通过广求博访、优礼相待等办法，终于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绿营末弁，成为湘军的骨干。经过战争的实践，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将帅，后又擢升为督、抚重臣。据不完全统计，官至督抚者多达2 6人，官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者不下100余人。
湘军的将领中，不但知识分子占多数，而且大多为湖南籍人，不少人还有师生、亲戚关系。对封建礼教的虔诚和乡里、师生、亲戚的私谊这两根纽带把湘军将领拴束在一起，结成患难相扶、荣辱与共，坚决与起义农民为敌的“死党”，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绿营“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弊病。当然，这种“近亲繁殖”的将领结构，只能收功于一时，不能见效于久远。后来，湘军的派系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将领之间演出了不少互相争权夺利、彼此攻讦的闹剧，就是明证。
（二）士兵的招募
曾国藩鉴于实行世兵制的绿营，不但羸弱的士兵充斥营伍，而且在执行差役的过程中沾染了取巧、偷懒、钻营、逢迎、吸毒等不良习气，以致几无战斗力可言。丁是，决定改行募兵制，在兵员条件和募兵手续等方面，借鉴了戚继光编练抗倭军的一些规定和办法。
关于兵员的条件，曾国藩承袭了戚继光的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而用乡野老实之人的主张，提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另外，绿营士兵也不收录。他认为山乡农民犷悍壮健、朴拙少心窍，便于教育训练，因此湘军创建之初，主要招募湘乡、宝庆（今邵阳市）等山区的农民，尤以湘乡人为多。
关于募兵手续，曾国藩也承袭了戚继光的保甲之法，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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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营规》，见《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世界书局1936年版（下同），第51页。
“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以便清查”①。其目的是为了使士兵受到地方官吏和军营官弁的双重控制，为了家室的安全，不敢擅自离队；即使开了小差，也可按籍查找。
曾国藩还主张将士兵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编组，利用地域观念维系内部团结。他还认为湘籍士兵具有“可以理喻感情”，“不肯轻弃伴侣”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外省作战，仍由统兵将领回湘省募兵，成为名符其实的湘军。后来，因招募过多，出现了兵源匮乏的现象，才不得不在湖北、江西、安徽等作战省份就地招募少量士兵，补充缺额。
根据上述条件和手续招募的士兵，其素质无疑优于绿营士兵，因而也就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是，用乡土观念和保甲制度约束士兵的思想和行动，不可能真正达到巩固部队的目的。湘军后期，不但逃亡现象无法杜绝，而且士气日益涣散，最后只好大量裁撤，便是明证。
三、部队编组与武器配备原则
由于清廷对绿营实行“化整为散”的方针，将部队分散驻防于各汛地，用以“治民”，虽分标、协、营、汛，却无统一定额，战时则东调西抽，临时拼凑成军，统兵之将又由朝廷临时简任而非本营之官，以致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习。曾国藩认为，正是这种“调遣成法”，造成绿营在战时缺乏整体观念，难收统一指挥之效。有鉴于此，他决定承袭戚继光的“舍节制不能成军”和应由私人选拔将弁兵勇的主张，编组湘军，做到编制固定，员额固定，平时成建制训练，战时成建制调遣，并归固定的统领、营官指挥。其编组的基本原则是：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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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营规》，见《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51页。
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统领则由统帅委任。如果统领、营官易人，其所属营、哨同时解散，由新的统领、营官重新选募编组。这一编组原则，固然有利于加强内部节制，密切上下关系，从而顺畅地遂行作战指挥；但同时也使上级与下级、官长与士兵之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封建私属关系，军队不归兵部掌管，地方督、抚也无权过问，而只听曾国藩等人调度指挥，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私兵制先例，进而导致清朝的兵权开始下移，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归统领节制，统领则听命于统帅。初期，统领所辖的营数不多，尚便于管理和指挥。后因营数日增，乃由湘军另一统帅胡林翼率先于1860年在其所指挥的部队中设立了分统，统率3至5营。此后，湘军中便普遍设立了分统。这样，就形成了统帅、统领、分统、营官编制序列。营以下又设哨、队两级。营的编制和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一）陆师营制
湘军初建时，陆师每营定额为360人，约于1853年底1854年初改为505人。1860年11月1日，曾国藩在皖南祁门时，参照左宗棠、胡林翼、李续宾、王龛所定之制，对湘军营制又作了核定，以后再无变更。其具体编制如下：
一营下辖亲兵6队，前、后、左、右4哨。每哨下辖8队。全营有营官1人，哨官4人，哨长4人，什长38人，护勇和正勇4 16人，伙勇42人，共505人。①
亲兵6队中，一、三队配劈山炮，一、四、六队配刀矛，五队配小枪。每队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勇1名。6队共计72名。
一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一、五队配抬枪，二、四、六、八队配刀矛，三、七队配小枪。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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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定额为505人外，营官还聘有帮办、军装（管帐目）、医生、书记、工匠等，无定额。
队什长1名，伙勇1名，正勇10名（抬枪队正勇．12名）①。一哨合计108人。前、后、左、右4哨合计432人。
上述营制，体现了简化组织层次，便于指挥的原则。将冷热兵器间隔配置，利于相互支援、掩护。
为了既能保证后勤供应，又革除绿营强拉夫役的弊病，湘军专设“长夫之制”，规定各营配长夫180名。计营部78名，亲兵队14名（劈山炮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每哨22名（哨官4名，抬枪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4哨共88名。其主要任务为搬运子药、火绳和军需物资，构筑营垒。②长夫制的设立，还能减少士兵的杂役，使其得以专心练习战守，以便“募一兵得一兵之用”。因长夫不配武器，故行军时需战斗部队掩护。
湘军行军作战，驻扎各地，设“帐棚之制”。每营配有各式帐棚98架（夹帐棚18架，单帐棚80架）。计营部10架（夹帐棚8架，单帐棚2架），亲兵队共12架（夹、单帐棚各6．架）；每哨19架（夹帐棚1架，单帐棚18架），4哨共76架（夹帐棚4架，单帐棚72架）。曾国藩建立“帐棚制”的目的，一是便于对部队进行管理和训练，便于对付敌方的偷袭；二是不让部队像绿营那样挤占民房，骚扰百姓。从实际效果看，前者比较明显，后者只能相对减少扰民事件的发生。
湘军的武器配备，基本上是冷热兵器各半。以一营为例，全营共有38队，其中枪炮19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全营有枪、炮共127件，其中劈山炮4门，抬枪24杆，鸟枪99杆。劈山炮多为300斤以下的前装滑膛炮，以铜铁铸成，炮弹为群子，每放一炮可装100余粒或三四百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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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抬枪在道光时为2人一杆，后改为3人一杆，湘军成立时叉改为4人一杆。
②曾国藩在衡州组建湘军时，曾雇募挖煤工500人，以为开挖地道之用。1854年4月，湘军在岳州战败后，挖煤夫役散去。此后，长夫中再无此种专门组织。
湘军陆师一营编制表
装药多少可远可近，最大射程可达1000余米，数分钟始能施放一次。小枪队装备的鸟枪，重约8斤，前装药，火绳发火，有效射程在120～150米之间，射速每分钟约1～2发。抬枪实际是一种大型鸟枪，重20余斤，威力较鸟枪为大，有效射程约二三百米。火器队每个士兵还配有腰刀，以备短兵接仗之用。刀矛队主要使用长矛和长刀。此外，还配有火罐、火箭、喷筒等燃烧性火器。从总体上看，湘军陆师火器持有者的比例，略大于八旗、绿营，即由30～40％提高到50%，因而相应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后湘军陆续装备了部分洋枪洋炮，水师从一开始就配备了洋炮。但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并不优于太平军后期的某些部队，而且明显差于后起的淮军。
湘军军制，以陆师的营制影响最大，不仅水师、马队的营制脱胎于此，而且以后的淮军、练军、防军、巡防队的编制无不以此为蓝本。
顺便指出，胡林翼在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鄂军”时，与曾国藩所定的编制略有不同。他规定每营的员额少则500人，多则700人，统领还可另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1860年夏，左宗棠奉命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楚军”时，既参照了曾国藩所定的编制，又保留了由王釜统率的“老湘营”的编制，还有他自己的独创，因而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差异较大。详见下表。
上述编制的特点是，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一样，组织层次少，便于指挥调度和信息传递，但营以下既有总哨，又有旗、营，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兵员定额各异，因而在战斗部署时，不如曾国藩所定的营制简便。上述营制，为陕西、甘肃、新疆的军队所袭用，直到清末编练新军时才改变。
（二）水师营制
湘军水师的创建稍晚于陆师，大约在1853年9月曾国藩从长沙移驻衡州后始定营制。水师营制仿效陆师，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人数依各营编配的战船多少而定。快蟹船配45人，其中桨手28人，橹工8人，舱长1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6人；长龙船配24人，其中桨手16人，橹工4人，头工1小，舵工1人，炮手2人；舢板船配14人，其中桨手10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督阵舢板略为长大，配20人，增设桨手6人。最初一营水师有快蟹1艘，由营官领之，为指挥船，长龙10艘为正哨，舢板10艘为副哨，但各艘战船未设统一指挥的哨官。全营共计425人，营、哨官除外。1854年4月，曾国藩所率湘军水师在靖港战败，战船损失1/3。5月，在长沙整军时，每艘战船始添设管驾者1人，名曰哨官。次年1月，在湖口之战中，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水师分割为二，轻舟陷入鄱阳湖内，留在长江的大船运转不灵，被太平军水师焚毁数11艘，损失甚重。此后，遂将快蟹船裁撤，改水师营制为：长龙船8艘，舢板船22艘，全营有战船30艘，共500人（营、哨官不计在内）。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规定在各船桨手中指定数人为火弹手。至此，水师营制略备。
各式战船的形制及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长龙船底长4丈1尺，底中宽5尺4寸，中装窗桶。船头置炮2位，重800斤、1000斤不等，边炮4位，梢炮1位，各重700斤。桅杆和船梢各挂旗帜一面，以别营、哨。
舢板船底长2丈9尺，底中宽3尺2寸，船头置炮1位，重700斤、800斤不等，梢炮1位，重600斤、700斤不等，两边有转珠小炮2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旗帜同长龙船，略小。舢板船无篷板，配有夹帐棚一顶覆船。因弁兵长年住船上，不许登岸，遂另造长龙船载辎重，称为公船。
各船所配之火炮均系洋装①，为前装滑膛炮，有效射程在1000米左右，其质量略优于绿营内河水师所配的火炮。此外，每条战船尚配有鸟枪、刀、矛、火箭、喷筒等武器，必备近战之用。
湘军水师一营编制表
（三）马队营制
湘军建成之后，先在一些陆师中组建少量马队。1859年2月，曾国藩又奏请在陆师中添建马队（2000余骑）。其统一营制的制订，则在同年11月曾国藩令李鸿章派人在安徽颍、亳一带招募马勇之时。规定4名马兵为1棚，6棚为1哨，10哨为1营。全营有哨官10名，正勇240名，由营官率领。营官尚有帮办、字识②各1名，亲兵8名。另有先锋官5名，作为一棚；设步队亲兵1棚，由什长1人、亲兵10人组成，专负接受营官差遣以及看守营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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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洋装，系西方火炮的统称。其来源一是通过广东的外商购买，一是仿照洋式自己鸠工制造。其火药、铁子、铅弹，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接济。
②字识，为军中办理文书的人员。
任务。总计全营277人。另有公用长夫40名（负责搬运军械、草料），单夹棚帐69架，马圈棚72个。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率部“进剿”捻军时，又改定马队营制如下：
每营设营官1名，帮办、字识各1名，分前、后、左、中、右5哨。营官掌中哨，设副哨官2名，其它4哨设正、副哨官各1名。哨分5棚，每棚什长1名、马勇10名。营官及两副哨官、帮办、字识共用伙夫2名，4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4名，每棚各用伙夫1名。全营共计319人。另有兽医、铁匠若干名。营官配马4匹，帮办、字识各配1匹，正、副哨官各配2匹，什长、马勇各配1匹，全营共配马301匹。为解决马匹的更新补充，每年准报倒毙36%，如数进行换补。马队使用的武器有鸟枪、弓箭、马刀等，具体配备情况不详。为了保证物资搬运，每哨准雇（或购买）大车1辆。南方不便使用大车，全营准另雇长夫40名。
湘军马队编制表
（四）营务处与粮台
湘军的机关设置，有营务处与粮台。
营务处类似现在的司令部，分设于水师与陆师。其职能为：根据统帅的意图，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军队部署的调整、发布号令、书写作战文书和执行军法。湘军的营务处与其它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还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曾国藩把延揽来的或主动投靠他的一批儒生，作为幕僚，先安置在营务处，让他们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以后，根据需要和各人的才能，分别委以各种不同的职务。营务处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通常被称为主事的只有一至三人，另有若干办事人员。后来，随着湘军的不断发展和作战的需要，凡独当一面的统领，均辖有前敌营务处，由智勇兼备的亲信总理营务。
粮台，类似现在的后勤机关，主要担负粮饷、军械的收发任务。其机构较营务处复杂，共设8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1人，以总其成，每所设委员若千人，各司其职。粮台主管官员由主帅亲自委任，集兵权、财权于主帅一人手中，实现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的统一，改变了绿营将帅的作战指挥权与后勤管理权脱节，以致往往影响作战的状态。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粮饷军械以水运为主，粮台多设于水次。稍后，在长沙、岳州设后路粮台，又在汉口设转运局。1855年，又在江西南昌设后路粮台，1860年又设总粮台。1861年湘军攻占安庆后，又在安庆设立粮台。但前线部队所需的粮饷子药仍靠水师运输，陆师营盘一般都靠近水师。湘军的粮台实际是后勤补给站，其钱粮军械均来自有关省份的转运局、支应局和火药局、炮局，再由粮台分发各部。湘军的后勤供应，虽自成体系，但被兵省份的督抚也负有供应责任，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等，都曾是湘军后勤的主持者。特别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后，湘军的后勤供应系统便与有关省份的藩司、粮道、盐道直接结合起来。曾国藩利用总督之权，把地方财政之权揽在手中，以供应湘军。
左宗棠用兵西北期间，由于粮饷军火的筹运比在南方困难得多，因此更加重视粮台等机构的设置，注意选调廉洁能干的官员从事后勤工作，调集足够的部队保护粮道，使用车、驼等各种运输工具，实行节节转运，并号召部队“且耕且战”，终于克服了后勤供应的困难，保障了前线作战的需要。
四、薪饷章程及筹饷措施
湘军的饷章是针对绿营兵平时“坐粮”太薄，不能安心操防，战时“行粮”虽厚，却无益于提高战斗力的教训而制定的①。曾国藩初到长沙时，地方兵勇的饷银各不相同，如张国梁的勇营每兵月饷5两8钱，江忠源的勇营每兵月饷4两5钱。1853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奏请给予陆勇月饷4两5钱，得到户部议准。从此江南大营募勇即照章办理，定为奏销常例。曾国藩参照上述饷章，制定了不区分平时战时的湘军水师、陆师的粮饷章程。1859年添练马队时，复定马队饷章。
（一）陆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办公费150两，均不扣建②。凡帮办、军装（管帐目的）、书记、医生、工匠的薪粮，以及置办旗帜、号衣等费用均包括在内，由营官酌量开支。
哨官日给银3钱，大建月月薪9两。哨长日给银2钱，大建月月薪6两。什长日给银1钱6分，大建月月薪4两8钱。亲兵、护勇日给银1钱5分，大建月月薪4两5钱。正勇日给银1钱4分，大建月月薪4两2钱。伙勇日给银1钱1分，大建月月薪3两3钱。长夫日给银1钱，大建月月薪3两。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2890多两，小建月2800余两。在镇压捻军时，因部队流动性大，每营每月又增柴草银160两、油烛银3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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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绿营士兵的月饷，马兵2两，步兵1两5钱，守兵1两，另每月给米3斗。战时，加上盐折、夫价、余丁等款，每兵月支银则在5两上下。实践证明，由于平时饷薄，已严重影响部队的训练，战时临时加饷，也无补于战斗力的提高。
②夏历，月大称大建，月小称小建，不扣建即小建月不扣一天的薪水。
统领、分统的薪水及办公费，以营官的薪水及办公费为基准，依所统带的人数多少从优酌加。凡统3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银100两，加夫10名（夫价银30两）；统5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银200两，加夫20名（夫价银60两）；统万人以上者，每月加银300两，加夫30名（夫价银90两）。为了限制军中浪费和冒领军饷，又规定统带1009人者月支饷银不得超过彘00两，统带万人者不得超过5.8万两。总的看来，湘军的军费开支还少于绿营兵，绿营每用兵1000人，其“行粮”加“坐粮”每月约需银7000两，而湘军1000人，每月开支只有5 700余两。不过湘军的包干制度，正好为营官、统领压减各项必要开支，将公款纳入私人腰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贪污腐败之风日益发展。
饷章中还专门规定对战时阵亡、伤残者实行“恤赏之制”，凡阵亡者，每人恤银30两。受伤者的恤银分为三等，一等15两，二等10两，三等5两。因伤致残者，另加赏银。
（二）水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及办公费200两，不扣建。
哨官日给银4钱，大建月月薪12两。舵工日给银1钱5分，大建月月薪4两5钱。头工、炮手日给银1钱4分，大建月月薪4两2钱。桨手日给银1钱2分，大建月月薪3两6钱。①此外，还有其他人员的薪水。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2400多两，小建月2300多两。
统领的薪水和办公费同陆师。
（三）马队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马干银50两，办公费100两。帮办月给银16两。字识月给银9两。
正哨官月给银18两，副哨官15两，均不扣建。什长日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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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曾国藩在《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中称：厥后因银价日贱，米价日贵，桨手加为每月3两9钱。（见《长江水师全案》，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卷2，第9页。）
2钱6分，大建月月薪7两8钱。马勇日给银2钱4分，大建月月薪7两2钱。伙夫日给银1钱1分，大建月月薪3两3钱。
全营每月需银，大建月2400多两，小建月2300多两。在镇压捻军时，每营每月增发柴草银80两、油烛银20两、雇车银20两。
统领的薪水及办公费同陆师。
由于湘军不属国家经制兵，因而保举之官很少能得到实缺，有的虽衔列总兵、参将，而实际职务仍为哨官。为了控制军费开支膨胀，曾国藩规定：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干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即所谓“专论差使，不论官阶”。
上列三种饷章，在当时无论对士兵或将弁都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兵的饷银较绿营兵多1～3倍，与农民相比，一个湘军正勇的年收入不仅远高于一户佃农的收入，而且相当或优于一户自耕农的收入。①所以，不少青壮年乐于投军，安心服役。将领的收入更为丰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②与绿营将弁相比，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饷相当于绿营参将的月饷（平均61.9两）3倍多，相当于绿营守备的月饷（平均24.2两）约8倍。湘军实行厚饷制，固然调动了农民、儒生从军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部队和战斗力的提高，但也存在着困难和问题：一是给筹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多方张罗，也难满足需要，故有“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的说法，甚至因饷粮不支而影响一些作战计划的实施。为此，曾国藩等经常采取给部队发半饷以至故意欠饷（少者数月多者半年以上）的办法，前者为了缓解筹饷不及的矛盾，后者为了防止士兵拿到饷银后即离营而去。二是湘军官兵除了优厚的正常收入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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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名湘军正勇年收入白银45两以上，而当时一户佃农的年收入白银约在5～30两之间，自耕农的年收入白银约在33～50两之间。
②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3页。
通过攻占城市后进行抢掠等获取非法收入，从而日益滋长了贪利享乐的思想，成了战斗力的腐蚀剂。如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汉后，水陆弁勇抢获许多财物，便“颇有饱则思飚之意”。三是曾国藩原以为给予优厚的待遇，可以培养军官廉洁的风气，其实不然，他们照样克扣粮饷，滥行摊派，中饱私囊，影响士兵的实际收入，从而使官兵矛盾日趋尖锐。湘军后期多次发生的索饷哗变事件表明，优厚的薪饷，并不能解决封建军队中固有的矛盾和弊病。
由曾国藩直辖的湘军，从1853年招募到1864年大批遣散，历时12年，其军费开支约计银3000万两。①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1853年国库存银不足235万两），无款可拨，如此巨大的开支完全依靠“就地筹饷”解决。曾国藩等先后采取的筹饷办法大致有七种：一办捐输，二运饷盐，三兴厘金，四拨丁漕，五请协济，六提关税，七收杂捐。其中又以办厘金收入为大宗，大约占其军费的一半，故称之为“养命之源”；其次为饷盐、捐输、丁漕、关税、协济等。曾国藩对筹饷有功者大加褒奖，认为他们的功劳“不在前敌猛将之后”。“就地筹饷”固然解决了湘军的燃眉之急，但带来的恶果也是明显的。它破坏了清代各省岁入由户部掌握，军饷由户部调拨的定制，造成了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局面，致使国库更加空虚。同时，削弱了清政府通过掌握饷权以控制军权的能力，并进一步加重了这支军队的私属性，因为官兵所得的饷银完全决定于统帅之能否筹到款子，形同私惠。
五、军政训练制度
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改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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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包括刘长佑、田兴恕等军用款。胡林翼、左宗棠任巡抚以后所统部队的军饷亦不包括在内。
注意军政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曾国藩非常重视湘军的训练，建军之初，他常亲自给官兵训话，后又亲自制订了训练的方针和规章制度。
湘军的训练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训”，即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纪律和封建伦理道德等内容；二是“练”，即战术技术教育，主要有营规、技艺、阵法等内容。他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士兵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①“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湘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抓的是纪律教育。它不仅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也是争取民心的需要。当时，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称赞，而清军及新募潮勇肆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有鉴于此，曾国藩“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②。在编练湘军之初，即规定了严格的军律，如禁止吸洋烟、赌博、喧哗、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服等。违犯军律者，轻则训斥，重则革除、斩首。曾国藩还利用每逢三、八日操演的机会，招集诸勇进行说教，中心是不扰害百姓。他还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令士兵背诵执行，“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③。当然，作为笃信程朱理学和决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曾国藩，尤为注意以“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和“忠信”、“仁礼”等儒家思想教育官兵，借以树立与“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军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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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批韩参将进春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54页。
②③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6页。
到底的思想，维护军队中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从而有效地控制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他所统率的部队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虽屡败而不溃散，这与重视教育训练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官兵的养成教育，曾国藩强调一个“勤”字。他认为“军勤则胜，惰则败”①，如果平时不养成早起、习劳、忍饥和耐寒等习惯，战时就难以适应紧张艰苦的环境和有效地战胜敌人。为此，他对湘军的每日操课极为重视，并亲自制定了七条日夜常课之规：
1、五更②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③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2、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3、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4、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5、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6、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7、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上述规定，一能约束士兵的行动，养成紧张的习惯；二能勤于操练，精于技艺；三能做到常备不懈，临敌不乱。在操课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起表率作用，即使统帅也要亲自点名、看操。
湘军每日出操的内容，主要是练习技艺、阵法，每日都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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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致宋滋久》，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38页。
②旧时一夜分五更，每更约二小时。
③湘军扎营时所筑的营墙称墙子，站墙子即守卫营墙。
确的规定，共计五条：
1、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亲下教场，看练技艺、演阵法。
2、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看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3、每逢二、八日午前，看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4、每逢五、十日午前，在营中演连环枪法。①
5、每日午后，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天天坚持，不得间断。
对于各项技艺及阵法的演练亦有具体要求，如士兵要能翻越7尺高的墙子，跳过8尺宽的壕沟，抛掷火球、石子要能打中10丈远的靶子，枪能命中击远，拳棒刀矛要精熟。阵法，初练的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及《握奇经》中的八面相应阵，其后又练一字阵、二字阵及方城阵等②。就一营而言，应区分为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相互协同配合。
湘军除演习阵法以外，还特别注意扎营、拔营、看地势、明主客的训练。
扎营。扎营训练，乃是湘军因初期不诸扎营之法，屡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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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前装火器时代的一种射击方法。即六人分三对，重叠排列，第一对卧射，第二对跪射，第三对立射，六枪齐放后退至队尾，另六人前出如前法施放，轮番更替。
②一字阵、二字阵，为进攻战斗队形。各营按一列横队排阵为一字阵，按二列横队排阵为二字阵，各列均按长短兵器梯次配置。曾国藩认为：打仗用二字阵最好，前一层打冲锋，后一层排立不动，最易取胜。若被敌围，可将二字阵变成四方阵，前一层换成前左两方，后一层换成后右两方。
四方阵（四面相应阵），为防守或退却时的战斗队形。前者向敌，后者面向归路防敌抄尾，左者排列枪炮防敌包左，右者排列枪炮防敌包右。曾国藩认为此阵极为稳妥，足以自保。他还认为，除一字阵外，只要练好二字阵、四方阵就可以了。
军所破，遂汲取教训，向太平军学习的结果。曾国藩亲定扎营之规八条，提出了选择营地的条件（占山、旁险、近水源等）；规定每到一地，无论风雨寒暑，必先筑营墙，营墙没有筑成，部队不准休息，也不准搦战。要求墙子需高8尺、厚1丈，上筑枪炮眼，下筑子墙为站立之地；壕沟最好有2～3道，深1.5丈；花篱5～6层，三者缺一不可。全营开两门，前门要正大，后门要隐僻。亲兵居中，前、后、左、右4哨分扎四方。曾国藩还要求即使军队在某地只住一夜，也要深沟高垒，坚不可拔。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双方争夺营垒的阵地战多于野战，故先求自固，而后伺机出击。
拔营。拔营时，规定以七成队准备打仗，以三成队掩护辎重。其行进序列，依敌情而定。敌在前，则七成队在前，锅帐担子在中间，三成队殿后。敌在后，则反之。多营同时开拔，不准相互参杂。拔营前，应选派善看地形、善察敌情的将领带七八人在本队10～20里前探路，树木、村庄、叉路、桥梁均需一一探明，以防敌人伏击。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持临战队形，以便一旦与敌遭遇，不致造成被动。湘军的行军速度偏慢（多者日行40里，少者仅二三十里），虽然有利于蓄养精力，却不利于捕捉战机。
看地势。曾国藩特别重视勘察地形的训练。要求对战区的道路、地势，以至小径小溪、一丘一壑，都要细细察明，绘在图上，做到一目了然。他不仅以此作为考核将领才能的重要标准，而且要求士兵也能辨认。在战时，他特别强调将领要亲赴现地勘察，并不得多带队伍，以免被敌人发觉。
明主客。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善于辨明主客，提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认为如果敌来攻营，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待敌气衰力竭之时，然后出战，可一举胜之。如果我为客敌为主时，则应反客为主，即不可强攻坚城，必筑坚垒、长壕以困敌，使敌来求战。
对于水师的战术训练，分为结营、行军、接仗三种。结营，要求小舟依洲，大舟横流，相距要疏，以避风浪撞损。行军，则乘逆风逆流，其次顺风逆流，最忌顺风顺流，能进而不能退。接仗，以舢板当先，快蟹、长龙进行掩护。
为了增强军政训练的效果，曾国藩还把平时战时对将弁士兵的要求，编写成易读易记的歌诀，名为《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令将领讲解，士兵背诵。其内容有平时的着装、军纪，武器的保管、保养，训练的要求、方法，行军时的顺序、侦察，营地的选择方法和营墙的构筑规格，作战时的兵力部署、指挥要领和各种情况的处置，几乎包罗无遗，起到了相当于条令和条例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