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淮军的由来及其发展
（一）淮军的由来
1860年5月，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等部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拔掉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外围的清军据点，接着，李秀成率部东征，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太仓、嘉定、青浦等地，开辟了苏、常根据地。此后，又乘胜进攻上海。清廷因苏南失守，严重影响到财赋的收入，因此亟谋恢复。但江南大营的覆灭，表明再也不能指望绿营与太平军作战，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同年6月，清廷改变抑制湘军集团的政策，下谕由长期“客寄虚悬”的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实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此期间，清廷一再催促曾国藩派兵东进，规复苏、常。而已获军政大权的曾国藩为贯彻其先占安庆、再攻天京的既定方针，继续集中兵力进攻安庆。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积极进行进攻天京的部署，本着“先剪枝叶，后图根本”的作战方针，除直接进围天京外，还分兵进攻浙江、苏南，对天京的太平军取大包围态势。
1861年10月16日，上海官绅鉴于江苏巡抚薛焕治兵无状，上海岌岌难保，便派户部主事钱鼎铭至安庆见曾国藩，请他派兵援沪。这时，太平军已攻占浙江的绍兴、宁波、镇海，进围杭州，湖州、上海受到威胁。11月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迅速派兵收复苏、常。曾国藩原定由其弟曾国荃率部援沪，但曾国荃欲争立进占金陵的首功，拒不从命。曾国藩便决定由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勇，另立一军援沪，控制“筹饷要区”。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庐州（今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捻军。1855年，因从战有功，记名以道府用。185 6年，加按察使衔。后因所率之团练败溃，便于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军务，备受曾国藩赏识和器重，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李鸿章接受募兵任务后，即将与他素所熟识并已接受曾国藩领导的庐州、庐江的张树声、张树珊、吴长庆、潘鼎新、刘铭传所部团练，汰弱留强，补充新勇，按湘军营制分别改编成树字营、庆字营、鼎字营、铭字营，加上原有的春字营①，共2500余人。1862年（同治元年）2月，所募各营陆续抵安庆城外集中训练。曾国藩鉴于新募之军兵力不足，又拨一部分湘军作为骨干力量，计有韩正国统带的亲兵营两营，程学启统带的开字两营，陈飞熊统带的熊字一营，马先槐统带的恒字一营，滕嗣林、滕嗣武兄弟统带的林字两营，共8营4000余人。这样，初建的淮军共有13个营头，6500余人。3月4日，曾国藩、李鸿章检阅了这支部队，是为淮军成立之始。②由于无论是淮北的团练，还是拨归淮军的湘军各营，都长期与太平军、捻军交锋，因而淮军组建伊始，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经验。其中程学启部战斗力最强，被称为“淮军之冠”。
关于淮军的进军方式，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定，拟于3月初随曾国荃所部湘军攻取巢县、和州、含山，尔后“傍城冲过”，进驻镇江，再派兵数千去保卫上海。当时，正是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官绅希望淮军尽快抵沪对抗太平军，乃由苏松太道吴煦
————————
①春字营的统领为张遇春，原为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的部将，李鸿章离开后，张遇春所部改隶湘军，当时即称春字营，成立淮军时，又改隶李鸿章。
②因所募各营成员大多来自淮河流域，故称淮军，亦称淮勇。另据李鸿章奏称：咸丰十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命安徽桐城县儒生马复震带震字一营，名曰淮勇，是为淮军的发轫。（参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9，第23～25页。）
倡议，由绅商筹银18万两，雇英轮7艘，将淮军由水路分批直运上海。淮军的作战任务，也就变为先保上海，再攻苏南，逆取金陵。4月6日至5月3日，李鸿章及驻安庆的淮军全部抵达上海。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在皖省所募亲兵1000入和部分战马，以及周盛波、周盛传所率之盛字营、传字营，从陆路绕江北至沪，使淮军增至8000余人。4月25日，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密荐”，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12月实授）。成为集政、军、财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
（二）淮军的发展
当时，上海有四种武装力量：一是由原江苏巡抚薛焕所统率的绿营兵约4万余人，二是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的英法侵略军，三是受雇于上海地方官绅并受外国侵略势力操纵，由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后改称“常胜军”），四是团防局所属的团练。李鸿章抵沪后，鉴于淮军兵力尚单，便一方面抓紧淮军的训练，一方面筹措粮饷，裁汰旧营，组建新营，扩充实力。先收编了薛焕派人回两淮招募的首批到沪的700人，成立了奇字营（统带刘士奇），继将南汇城的太平军降众编为建字营（统带吴建瀛）、玉字营（统带刘玉林）、有字营（统带方有才），又将上海一部分绿营改编成升字营（统带覃联升）、松字营（统带郭松林）、云字营（统带周士濂）、勋字营（统带杨鼎勋）、常字营（统带况文榜）。从5月起，淮军联合英法军队和“洋枪队”与进攻上海的太平军作战。6月，曾国藩又派总兵黄翼升率淮扬水师战船200艘约4000人到达上海。9月，黄翼升任江南水师提督，节制松江、上海水师，协同陆师作战。10月，李鸿章又派魏承樾及鼎、铭、树、开各营官回皖募勇9营（时因金陵上游防务吃紧，被曾国藩抑留防守无为、庐江，于1863年春归建），后又从里下河招募5营，使淮军的实力渐增。
1862年秋，淮军在英法军、“洋枪队”配合下，向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发起进攻，至1864年5月，占领了整个苏、常地区。在此期间，淮军又先后成立了志字营（统带张志邦）、桂字营（统带张桂芳）、介字营（统带符信）、良字营．（统带周良才）、胜字营（统带李胜）、昌字营（统带周寿昌）、忠字营（统带骆国忠）、荣字营（统带骆金荣）、群字营（统带余拔群）、义字营（统带董大义）、芳字营（统带张士芳）、华字营（统带吴毓芬）、濂字营（统带杨宗濂）、得字营（统带徐得胜）、虎字营（统带梁安邦）、会字营（统带周志鸿）、护军营（统带郑海鳌）、护卫营（统带曹仁美）以及抚标亲兵营、恩字营、德字营、振字营、学字营、聘字营、鹏字营等。至1863年夏，人数达四五万人。1864年8月，淮军已发展到水陆140营，约7万人。稍后，李鸿章鉴于淮军过于庞杂，加之欠饷较多，便裁减了22营，保留118营，近6万人，每月仍需饷粮军火银50万两。①
1866年12月，李鸿章奉命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淮军的营头又略有增加，如成立了忠朴营（统带为李鸿章之弟李昭庆）、凤字营（统带董凤高）、仁字营（统带唐仁廉）等。以后，兵力虽续有增加，却很少设立新的营头。当时，增加最多的是马队，约30余营，马7000多匹。镇压捻军期间，淮军处于全盛时期，全军约10万人。西捻军被镇压后，淮军于1868年12月裁撤马步50营，3万余人。后裁撤至4万余人，驻防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各要地。淮军除马步队外，还有一支配有长龙船4只、舢板83只的小型水师，分驻直隶天津、山东济宁和江苏清江、瓜洲、扬州一带，用以梭巡护运。李鸿章凭借这支武装，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于1870年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高位，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人物。此后，淮军还参加了中法、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长达30年时间内，它始终自成一系，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
————————
①淮军攻占苏南各县后，李鸿章计划只保留淮军3万人。后接受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保留淮军的建议，仅裁撤了少量淮军。
二、装备编制的变化和军队的特征
淮军初建时，悉仿湘军军制，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粮饷待遇、军政训练，均以湘军的制度、规定为依据。何况，淮军初建时的13营中，有8营原来就属于湘军。所以，淮军脱胎于湘军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李鸿章也自称：“湘淮营制，同一家法。”①
但是，当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后，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接触以后，就萌生了改善淮军武器装备的思想，并随着武器装备的变化，淮军的编制、训练等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李鸿章急于扩充实力，因而在选将、募兵等方面，也有悖于曾国藩所确定的原则，并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一）改用新式枪炮，组建新的兵种
淮军初建时，其武器装备的配置悉如湘军，半为刀、矛等冷兵器，半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和劈山炮。但当李鸿章指挥淮军伙同“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时，即发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1862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报告中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②他在参观英、法两国的军舰后指出：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精，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振，实非中国所能及。为了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李鸿章决定用洋枪洋炮装备部队。同年7月，首先将韩正国所率的亲兵2营改为洋枪队，并于8月的七宝街、北新泾之战中获得大胜，从而增强了使用洋枪的信心和决心。9月，开始将各哨之刀矛、鸟枪队改为洋枪队，每哨编2个劈山炮队。最先改装的是程学启部。其编配情况见下表：
————————————
①李鸿章：《寄江督曾》，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杜1985年版（下同），第891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1905年金陵付梓（下同），卷1，第20页。
改装后的淮军，一营共有28个洋枪队，10个劈山炮队。每营洋枪多者400余枝，少者300余枝，为湘军陆营的2.2～3倍；劈山炮40门，为湘军陆营的10倍。就质量而言，当时的洋枪虽然还是前装枪，但已使用铜帽装火药，后嵌铜火引，扣动扳机击发，比用火绳点火的鸟枪、抬枪既简便而又不受风吹雨淋影响。另外，洋枪一般每分钟可发射子弹2～3发，远达二三百米，在射速、射程等方面均优于鸟枪。
淮军换装洋枪的进程是比较快的。据李鸿章于1863年9月给曾国荃的信中称，已拥有洋枪一万五六千枝。1864年7月，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所部7000人，有洋枪4000枝。镇压捻军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枝。至1868年8月“剿捻”结束时，淮军已全部更换洋枪，率先完成了由冷热兵器并用到全部使用热兵器的过渡。与此同时，洋枪的质量也不断提高。19世纪70年代，淮军逐渐淘汰前装枪，换上更为先进的后装针发枪，主要有美式林明敦枪、英式士乃得、马梯尼枪。这些枪每分钟可发射子弹6～7发，有效射程达300米。至80年代，又装备了部分连发枪，如哈乞开司、毛瑟枪等，每分钟可发射子弹10～12发。
淮军换装洋炮的时间晚于换装洋枪。1863年初，开始在张遇春的亲兵营中设立洋炮队，共200人，是为中国军队新式炮队的发轫。同年8月，淮军进攻苏州城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专门设立了炸炮队，对于摧毁苏州城外太平军的工事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又用炮队的火炮轰塌嘉兴和常州城墙，支援步队从缺口冲入城内。由于初建的炮队在作战中显示了威力，因此，1864年5月苏常战事结束后，清廷将“常胜军”裁撤时，李鸿章特留洋炮队600人交罗荣光管带。这时，淮军共建有4个开花炮营，各营的劈山炮已逐渐被淘汰，改用法国小铜炮，以利“山战陆守”。
淮军装备的洋炮，亦称炸炮、开花炮，又依其身管长短分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类似现在的榴弹炮、加农炮，其身管长度一般约为口径的16～25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12磅、24磅、32磅等多种。12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 500米。24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当时，淮军所用之炮，大多为12磅轻炮，只有刘铭传部配有32磅炸炮3门。短炸炮又名“田鸡炮”，炮口朝天，又称“天炮”，即现称的追击炮。这种炮身管短，口径大，当时尚无调整角度和方向的装置，发射时多固定于45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之远近。由于炮身短、重量轻，便于携带，故多用于野战。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的威胁，也可用于攻城，缺点是命中精度较差。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霰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在当时，由于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故淮军乐于使用。
迨至1871年以后，李鸿章在组建开花炮队的基础上，又添置了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后膛4磅钢炮114门，并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了新式炮队19小营。其具体营制为：每营配钢炮6门，每门炮编官兵24名；配正副车2辆、马13匹，另有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7辆，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等，全营共计170余人，车19辆，马130匹。①这时的淮军炮营已成为
————————
①为节省费用，平时每炮仅用马7匹，行李车、伙食车也暂不配备，并减少营官备换之马1匹。
可以独立受领作战任务的新的兵种。
在步队装备洋枪和成立炮营的同时，马队也装备了适于骑兵使用的双响短洋枪，后又改用十三响、六响快枪，使火力得到明显的加强。另外，还把长夫的职责扩大为参加修筑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已类似早期的工程兵。这些都表明，淮军的编制装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淮军所装备的洋枪洋炮，除直接从外国购买外，还自己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进行仿制和自制（参见第十二章）。
（二）用西法训练部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是与部队装备洋枪洋炮同步进行的。李鸿章到达上海后，在筹购洋枪的同时，便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1862年11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强调了采用与洋枪相适应的训练方法的必要性。信中说：“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国梁）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炮更远者。”①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除了李鸿章的主观认识外，还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李鸿章抵沪不久，英国海军提督贺布即向他提出调3000中国兵交英人代为训练。李鸿章初未允诺，后从薛焕旧部中拨1000人交给贺布，选派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进行训练。这部分人后来编成会字营。接着，法军也要求代训。李鸿章又拨当地练勇600人，交法国参将庞发在徐家汇（后移高昌庙）进行训练，后编成庞字营。但法国公使居心叵测，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国军官达尔第福和庞发分任江苏总兵和副将，总理衙门推给李鸿章处理。李鸿章因事关军权问题，予以拒绝。同时，他感到将中国士兵交给外国军官训练，时受外人掣肘，指挥不能如意，并非善策。但是，采用西法训练势在必行。于是，改取雇请洋将的办法。1862年12月，首由刘铭传部聘请法国军官毕乃尔，教练施放洋枪。1863
————————
①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6页。
年初，李鸿章便令各部雇觅洋人，讲授使用洋枪、炸炮方法和西式操法。这些洋人，多数来自“常胜军”，少数来自英、法军队，有据可查的约有二十四五人。
西法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体操、行军、测绘、战阵和枪炮施放之法，与曾国藩所定的“练”的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难度更大，所以训练的时间也较旧法操练要长，约需半年左右。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教官用外语发号施令，而部队没有配备翻译，致使士兵难于理解，甚至发生不堪忍受鞭挞而逃亡的事件。后来，将各种教令译成中文，印发部队使用，这一矛盾始得缓解。
随着部队装备和训练的重大变化，李鸿章深感培养掌握先进军事技术、战术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一方面派人出国学习，一方面开办军事学堂，培养人才（参见第二十五章）。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装备洋枪洋炮和采用西法练兵的情况下，李鸿章丝毫没有忽视对官兵（包括出国留学人员）进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教育，着力贯彻其“中体西用”的方针。
（三）官兵成份复杂，部队私属性浓厚
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官兵的组成方面，强调“以儒生领山农”，禁用绿营士兵；扩充部队必须回原籍招募，“兵必自招，将必亲选”。淮军初建时，从淮南所募的几营部队，均由团练改编而成，士兵并非全为朴实的农民，统领则只有潘鼎新、张树声为儒生。因此，严格地讲，已不尽符合曾国藩所定的原则。淮军进驻上海后，急需扩充部队，以与太平军抗衡。但当时的上海外围已被太平军占领，如返至两淮募勇，确有不少困难。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诉苦说：“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④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就地募勇的变通办法。综览李鸿章到沪以后扩编部队的办法，确如某些论者所说，实为“广收杂揽”，“兼容并蓄”，其成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一是驻守上海的部分绿营和团练，一
————————
①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9页。
是太平军投降的官兵，一是派人回皖招募的团练（其中杂有化名应募的绿营士兵）和从徐州招募的马队，一是交给英法军队代训的部队。最后，还收容了“常胜军”遣散后的部分洋枪、洋炮队。当淮军奉命镇压捻军时，又采取“随地募补”的方式，士兵的成份也比较复杂。
在将领的选择方面，李鸿章也没有恪守“忠义血性”的原则，而是不拘一格，只要有指挥才能或有一技之长，肯为他卖命的，就大胆使用拔擢。如原曾国荃部属郭松林，贪财好色，“性情暴戾”，但奋勇能战，1862年投靠李鸿章，就令其精选绿营兵成立松字营，予以重用。
淮军的成份复杂所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乃是军纪败坏，扰民害民之事层出不穷，不仅为人民所痛恨，甚至遭到某些官绅的斥责。
应当指出，尽管淮军的成份较复杂，但其封建私属性却与湘军一样浓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湘军。首先，淮军的主要将领中安徽籍的占多数，其次是湖南籍。据《淮军志》的作者王尔敏统计，有据可查的淮军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432人中，安徽籍的279人，约占64%;湖南籍的41人，约占10%。另外，李鸿章于1878年在《考察堪胜专阃各员折》中所列的记名提督、总兵20人，其中安徽籍的14人，湖南籍的3人，江苏、四川、湖北籍的各1人。在安徽籍的14人中，合肥县的占11人。淮军兵源虽然来自各个方面，但李鸿章尽量选留皖、湘籍士兵。如在绿营中首先吸收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在收编太平军降众时，也注意吸收两淮子弟。诚如李鸿章所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①其次，淮军将领之间存在着亲属、师友关系，而兄弟、子侄相依的情况尤为普遍。如李鸿章与弟李鹤章、李昭庆，张树声与弟张树珊、张树屏，周盛波与弟周盛传、周盛长、周盛朝、
——————————
①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42页。文中所说的“忠党”指忠王李秀成部。
周盛鼎，郭松林与弟郭芳珍、郭文武，刘铭传与侄刘盛藻、刘盛休、刘盛枫、刘盛瑞，潘鼎新与弟潘鼎立及侄潘永常、潘永胜，骆国忠与子骆金荣，等等。除了兄弟子侄关系外，有的还有姻亲关系。再次，淮军将领大多是行伍出身，儒生出身的远少于湘军将领。这些人离开军队便难以发迹，因此，他们视军队为进身的阶梯，不愿轻易离开，并尽量维护这支军队的特殊利益和李鸿章的统帅地位。正是这种乡土观念、亲属关系和个人私利，使他们盘根错节地纠合成一个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患难相顾、荣辱与共的死党，形成了一个与湘系集团双峰并峙的淮系集团。军队浓厚的私属性，必然产生强烈的排他性。例如，1870年，刘铭传部调往陕西镇压回民军，其武毅马步20营，交给原多隆阿部将曹克忠统带，由于上下之间“恩信未孚”，便发生哗变事件，不得不改派“为铭军将士所悦服”的刘铭传之侄刘盛藻前往统带。
综上所述，如果认为湘军的建立是对清朝军事制度的某种变革，那末，淮军的建立及其军制的发展变化，无疑是一种更具重要意义的变革。因为，它是晚清诸军向西方学习的先导，是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变的中间环节，为尔后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封建私属性对尔后的军制变革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淮军之率先向西方学习，是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自1860年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开始实行“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61年1月，奕?等就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①1862年，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曾两次函令李鸿章用外国之法练中国之兵。这是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颇为有利的政治条件。其次，李
——————————
①《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441页。
鸿章在上海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洋兵“队伍之严整”有亲身的体会，而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的首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帮助他购买洋枪洋炮和训练部队。再次，李鸿章可以利用他江苏巡抚的职权，接管厘捐总局，搜括钱财，用于武器装备的更新。这就给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最后，淮军的近代化，与李鸿章的思想比较开放、决心比较果断密切关联，当他与“洋枪队”和英法军队接触后，便产生了“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的思想，并“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①两相比较，湘军的近代化之所以晚于淮军，一方面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淮军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与曾国藩的“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的指导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附：“常胜军”的沿革及其军制
淮军在苏南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得到雇佣军“常胜军”的卖力支持；同时，淮军之迈向近代化，也受“常胜军”的影响甚大。为此，下面附带将“常胜军”的沿革和它的编制作一简要介绍。
1、“常胜军”的组建与遣散
1860年5月，太平军攻克苏、常地区，兵锋直指上海，使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惊恐不安。当时，有个叫华尔的美国流氓，通过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前苏松粮道杨坊的介绍，向署江苏布政使兼上海道吴煦表示，由他充当领队，另两个美国人白齐文、法尔思德充当副领队，雇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协助清军作战。吴煦和上海官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意建立一支雇佣军，军费由上海官商供给。开始只募吕宋人（马尼拉人）100人③，在
——————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46页。
②另据李鸿章称：华尔“经吴煦雇令管带印度兵随攻嘉定、太仓”。（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第15页。）
广富林（上海城西40里）进行训练。7月初，华尔率“洋枪队”进攻松江，大败而回。旋即重新募兵，增至200人。7月16日，“洋枪队”在清军配合下，攻陷松江。8月，进犯嘉定、青浦、太仓，均遭惨败，在太平军反攻下，松江也得而复失。
此后，“洋枪队”改为由外国人充当军官，募华人充当士兵，至1862年初，部队发展至1200人。华尔率队在松江、天马山接连获胜，清政府接受华尔人中国籍的要求，并赏给四品翎顶。2月14日，江苏巡抚薛焕将“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并派杨坊会同管带，“以潜消其尾大不掉之患”。这时，英国海军提督贺布给“常胜军”提供大批军火，以便进行控制。1862年2月至4月，“常胜军”接受英法军队指挥，向上海郊区的太平军发起反击，先后占领了高桥、七宝、王家寺、泗泾等据点。5月，又配合淮军攻占嘉定、青浦等地。这时，“常胜军”已有4500人。数月后，又扩大到6500人，已远远超过薛焕所奏募足3000人之数。
1862年9月，华尔奉江苏巡抚李鸿章之命赴援宁波，在进攻慈溪的战斗中丧命。华尔死后，英美双方经过激烈争夺，最终确定由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管带。同年10月，太平军十三王与进围天京的湘军曾国荃部发生激战，李鸿章命吴煦、杨坊及白齐文率“常胜军”4000人前往支援曾国荃部，1600余人留守松江。白齐文不听调遣，迁延不去。复于1863年1月3日在松江率众关闭城门抢劫，次日又带数十人到上海索饷，殴打会同管带官杨坊，抢走饷银4万多元。当时，白齐文已入中国籍，授三品顶戴。李鸿章认为白齐文的行动已构成叛逆罪，下令拘拿严办。但英国海军及美国领事馆以白齐文先后经办的军火帐目尚未算清为借口，将他留在兵船上，拒绝交出。李鸿章鉴于“常胜军”日益骄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且每月耗银多达七八万两，遂乘机提出整顿“常胜军”的计划，与英国领事麦华佗、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反复谈判，达成统带“常胜军”16条协议。其中有如下内容：将部队裁减为3000人，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外国管带归巡抚节制调遣；规定长夫定额，每月每名给银3两，删除各种浮滥之款；由中国官员经管口粮，发放军装火器；松江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如有开路及筑炮台等事，须先与地方官商定；购买军火须经巡抚批准，管带官不得私购，惩办勇丁，须听取会同管带官意见。①这些条款，使李鸿章对这支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仍然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操纵，如规定该军“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外国军官的任用、解职，亦须由双方共同审理。②
白齐文解职后，“常胜军”一度由英国派遣的现役连级军官奥伦（亦称哈伦）代管，李鸿章则派他的亲信、抚标中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1863年3月，士迪佛立派他的亲戚、英军工兵指挥官戈登接统“常胜军”。此后，戈登率该军配合淮军进攻苏、常地区的太平军。1864年5月，淮军攻占常州以后，李鸿章因“常胜军”不仅开支巨大，月需10万元，而且戈登气焰嚣张，飞扬跋扈，常常使他难堪，遂奏请清廷同意后，共花银10万两，于5月30日将其遣散，留炮队600人、洋枪队300人编入淮军序列，后归潘鼎新统带。
2、“常胜军”的军制
“常胜军”的军制完全仿效西方军队，但在不同的时期，其编制等情况亦有差异。
编制装备。1862年夏，华尔将“常胜军”编成5个步兵团，1个狙击手团。每团有军官16名。团下辖数目不等的排③，多者10余排，少者六七排，每排80人。步兵团主要配备滑膛毛瑟枪，狙击团配备恩菲尔德来复枪。另有攻城重炮4个中队（相当于连），野战炮2个中队，配有24磅榴弹炮3门、12磅过山炮18门、32磅榴弹炮4门、8英寸口径大炮2门、臼炮12门，火箭筒若干具。
——————————
①参见《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一辑，第97页。
②《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第17页。
③团下是否设连一级组织，尚待考证。
此外，还有工兵队和内河舰队。内河舰队有轻便战船300余艘，船首配6磅或9磅炮1门，船员包括军官2人、士兵10人；铁甲汽轮32艘，船首配32磅炮1门，船尾配12磅炮1门。船长、大副、机师和炮手长为外国人，水手、炮手、伙夫为中国人。
1863年，戈登接统“常胜军”期间，其编制与前略有变化，装备则大同小异。步兵团改为下辖6个连，炮兵连无变化，轻便战船减至50艘左右，铁甲汽轮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此外，增设攻城炮船2艘，大型弹药船4艘，大型帆布篷顶船8艘。
一个步兵团共有537人，计有上校或中校1名，少校1名，上尉兼副官1名，上尉、中尉各6名（以上均为外国人），旗手军曹6名，军曹12名，伍长24名，士兵480名。使用的枪械主要是英制滑膛枪。
炮兵连的人员编配，依装备火炮的种类而定，一般在144～174人之间，通常包括正副连长各1名、上尉2名、军曹1名（以上为外国人）、旗手军曹1名、军曹6名、伍长12名、炮手120～150名（以上为中国人）。所配火炮的形制与前无大变化，数量略有增加。因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故火炮的运输一般使用船舶，有16艘专门载运火炮和弹药的船只，并载有浮桥器材。
“常胜军”的大本营，除领队、副领队外，尚有副官长、军需长、首席医官、主计官各1人，副官2人，宪兵司令官1人，随从参谋1人，医官及助理若千人，军用仓库管理员及助理若干人。
此外，还有一个工兵队，两个兵工厂，一个医院及军需仓库。
薪饷制度。“常胜军”实行薪金制，按月发饷。华尔初建洋枪队时，因招募外籍人员困难，便实行高薪制，士兵月饷达100美元，军官月饷达600美元。攻城时，按城镇大小另发“奖金”，如攻下一座较小的城镇，可得四五万美元，大的城镇可得10余万美元①。1862年夏，重定薪饷制度，规定上校月支薪饷400美元，中
——————————
①当时比价，一美元约等于中国一块银元；纹银一两约等于一美元六美分。
校350美元，少校300美元，大尉220美元，中尉150美元，副官2 50美元，曹长20美元，军曹15美元，伍长12美元，士兵8美元。平时的伙食费全部由个人自理；战时则由公家负担，每人每天供应2磅大米、1磅猪肉或2磅咸鱼和蔬菜、食油等。
戈登接统“常胜军”后，取消了攻占城镇的定额奖金，改为由巡抚酌情奖赏。同时，调整了官兵的薪饷待遇，略低于华尔所定的标准。如步兵团上校或中校，月支饷75至85英镑①，少校60～70英镑，上尉兼副官50英镑，上尉42英镑，中尉30英镑，旗手军曹4英镑，军曹3英镑，伍长2英镑10先令，士兵1英镑17先令6便士。炮兵连连长50英镑，副连长45英镑，伍长3英镑，炮手2英镑。大本营领队160英镑，副领队80英镑，副官长、军需长、宪兵司令官各70英镑，首席医官80英镑，医官60英镑，军需官及助理、军需仓库管理员及助理各60英镑，副官60英镑，随从参谋40英镑。
训练制度。“常胜军”比较重视训练，新募兵勇一般要求经过半年的训练才参加战斗。训练内容依据外国（主要是英国）操典，同时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强调行动的速度而不苛求队形的整齐划一。步兵的训练，注重洋枪的使用、实弹射击以及攻防战术。炮兵主要演练轰击坚固的城堡和掩护步兵冲击。
除上海的“常胜军”外，在浙江还有“常捷军”和“常安军”，配合左宗棠所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该两军的军制与“常胜军”相似，故不赘述。
“常胜军”和“常捷军”、“常安军”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产物，是清政府奉行“借师助剿”政策所孕育的一个怪胎。由于其主要成员嗜杀抢掠成性，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因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它对淮军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绝不能因此而掩盖它的罪恶史实。
————————
①当时比价，一英镑约等于银元四块半，纹银二两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