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秀全早期著作中，就有关于战争问题的一些言论。如1837年（道光十七年）的一首诗中说：“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①，反映出他主张运用暴力手段来解救广大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群众的志向。在1845年的《百正歌》中又提出：“汤武天应人顺，乃以正伐不正；楚汉项灭刘兴，乃以正胜不正。”③初步树立了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念。但这时洪秀全的战争观尚处于矛盾中，如在同一年著的《原道救世歌》中说：“第三不正行杀害，自戕同类罪之魁。……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自古杀人杀自己，谁云天眼不恢恢？”③在这里，似乎又有反对一切杀戮、一切战争之意。这种模糊观点，迨至1859年（咸丰九年），洪秀全在批阅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中才作了明确的澄清。他说：“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④经这样说
————————
①②③《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 7～8页。
④洪仁玕：《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91页。
明，洪秀全的战争观就比较清晰了。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之所以在金田起义之前就确定了走武装反清的道路，在思想上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野蛮，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从一开始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拿起武器，向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自然也继承了我国农民起义这一优良传统。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全国各地武装反清斗争出现高潮。在1845～1850年（道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期间，仅广西一省就发生天地会起义77起。这些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能不给太平天国领袖们以积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摒除一切幻想，把武装斗争作为反抗清朝压迫、推翻清朝统治的主要手段。
太平天国领袖们起义前的武装斗争思想，始终是在宗教的掩盖下阐发的。早年，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出于隐蔽斗争和启蒙群众的需要，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幻化为宗教上神和妖的对立，把统治者比之为“阎罗妖”，提出对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①。到了广西以后，洪秀全则把统治者比之为妖魔，他借天父之口声言：“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②。金田起义之后，在永安时则宣传“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号召“通军男将女将，干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③直到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湘南，杨秀清、萧朝贵联名发布的三篇檄文中，才公开打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的旗号，宣称：“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④第一次把武装斗争的矛头，直
——————————
①洪秀全：《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7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1页。
③《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22～123页。
④《颁行诏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07、110页。
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关于太平天国武装斗争的宗旨，檄文中正式宣告：“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①太平天国领袖们的以上言论以及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革命战争论者，武装反清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这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武装斗争思想，在金田起义前后，虽曾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英勇杀敌等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然而，定都天京之后，尤其到了后期，洪秀全没有能够随着斗争的深化而提高认识水平，仍抱着宗教迷信不放，这非但不能再很好地起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反而贻误大局。如当天京行将被湘军合围，李秀成向洪秀全建议“让城别走”时，洪秀全仍一味信天，执迷不悟，声言“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终于导致了城破国亡。这是洪秀全军事思想的最大局限。
1860年后，英法列强公开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太平军对于侵略者的武装进攻，虽也曾进行过不少英勇的抗击，但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长期认为与西方列强同信上帝，“始终坚决不信并无兄弟之谊的所谓‘外国兄弟’会怀有这种毫无理由的残暴的意图。他们醒悟得太晚”②。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才得出“要防鬼反为先”③的结论。可见太平天国对反侵略战争是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