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大小战役战斗，难以数计。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来看，显得机械呆板，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敌我双方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一般地说，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胜者必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导的失误。本着上述精神，分别对太平军的战术、战役和战略问题进行扼要叙述，并进而探讨其指导思想的得失。
一、灵活多变的战术及阵法
基本战斗队形和基本战术 太平军的基本战斗队形分为前、中、后或左、中、右三队，一处遇敌，遂变换队形，由其余两处护卫和支援，以保证战斗的胜利。《行军总要·陆路号令》中说：“行军须分为前、中、后三队。……如沿途前队遇有妖来，胜角喧传，前队大旗麾动，中队后队兵士听得胜角由前队传来，大旗麾动在前，中队后队兵士速即装身，赶赴前队护阵。如后队有妖跟来，胜角喧传，后队大旗麾动，中队前队兵士听得胜角由后队传来，大旗麾动在后，前队中队官兵知是后队有妖，各各速即扎定，各执军装，一旗还一旗，听后队诛妖如何情景。如后队妖魔十分作怪，要点兵前去护阵，总听佐将号令，必俟杀灭后方准起行。”①“水路号令”中关于水路行船队形和遇敌处置之法，与陆路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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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军总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55页。
同。以上这种战斗队形和战术，《贼情汇纂》中名之为“牵线阵”。太平军“凡由此城乡窜彼城乡，必下令作牵线阵行走”……一军尽一军即续，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肩相挨，足相蹑，鱼贯以进，斩然不紊……但有官兵迎剿追击，首尾蹯曲钩连，顷刻坌集，可以相救”①。太平军所采用的牵线阵，体现了《孙子兵法·九地》中所说的“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战法。
若与敌军对峙，太平军则以“螃蟹阵”应之，其基本战斗队形是左、中、右三队。螃蟹阵者，“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②。太平军以此三队平列阵，因敌而变，应付各种情况，确是一种有效的战斗队形和战法。
伏击进攻战术 这也是太平军常用的战术，通常有两种形式，即待伏与诱伏。所谓待伏，即事先察明敌人行踪，在敌必经之路，设下伏兵，待其进入伏击地域，即向敌人出击。《贼情汇纂》中说：“贼中一味讲求埋伏，有剪尾、冲腰诸法，贼每出队，或预伏一军于我兵之后，我兵之左右，当酣斗时，非潜出剪我之尾，即突出冲我之腰，我兵惊顾，亦每致挫。”③1852年4月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突围后，于三冲地方痛歼尾追之清军，毙敌总兵以下数千人，用的就是待伏战法。
所谓诱伏，就是想方设法引诱敌人进入预设的伏击地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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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28页。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总第12869页。
③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55页。
后对其进行攻击。太平军中有所谓伏地阵，又名卧虎阵，其打法是：“敌兵追北至水穷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①。以上所说的伏地阵，与事先埋下伏兵，诱敌入伏，然后群起攻之的战法，基本上属于同一战术思想。另外，太平军还常用“回马枪”战术。其打法是：与敌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视敌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后军随后一围，用长矛与敌混战。②这种战术，陈玉成在湖北运用得最为娴熟，故当地有“三十检点（陈玉成当时官衔）回马枪”之谚。
穴地攻城战术 所谓“穴地攻城”，就是在攻城时开掘地道至城墙下，埋装炸药，引信引爆，轰塌城墙，士兵乘势破城。穴地攻城法古已有之，太平军继承了这种方法，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太平军在广西时，就首次运用此法攻占了全州城。出广西入湖南道州，成立“土营”以后，穴地攻城成为土营首要任务，曾运用此法攻占了武昌、南京、庐州等大城市。最初攻城，只需要在近城以房屋作掩护，开挖地道，工程量较小。后来，清军为防御太平军攻城，尽烧城外民房，太平军不得不于一里甚至数里外开掘地道，埋设引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防止守军防堵，太平军不断研究改进穴地攻城之法。在进攻安徽庐州时，太平军的地道遭守军破坏，乃“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③。1854年1月14日夜，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军连忙抢堵，正在这时，下层地雷又发，轰开缺口，太平军乘势攻入城内，占领了庐州。随着战局的变化，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穴地战术在破坏敌军的攻城战中继续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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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总第12869页。
②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24页。
③夏燮：《粤氛纪事》，同治八年刊本，卷8，第6页。
用。在艰苦卓绝的天京保卫战中，守城太平军用迎挖地道的办法破坏湘军的地道，使湘军在城外所掘的地道，大多半途而废。
误敌、疲敌战术 太平军为了争取主动和打击敌人，常常采用一些伪装和欺骗举动，借以迷惑敌人。如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中，李秀成奔袭杭州时，就曾打着清军的旗帜，穿着清军的号衣，欺骗敌人，达成了袭击的突然性。撤出杭州时，李秀成又率太平军将士在杭州城上遍插旗帜以作疑兵。清总兵张玉良果然中计，太平军退出一日一夜，清军未敢人城。另外，太平军撤出某些城镇时，往往于城寨内留盲人、残废人击鼓吹角，在城墙土墙上树立木桩、草人，上顶草笠，昼则遍插旗帜，夜则虚张灯火，欺骗敌人，以致有太平军撤出数日而清军尚不知觉的事例。此种迷惑敌人的做法，北伐的太平军在河南怀庆（今沁阳）运用得最为神奇。据《复生录》载：太平军撤出怀庆时，“因城外扎有多兵，恐被追袭，密令各营县（悬）挂羊犬，使脚击鼓，并焚草入灶，俾官兵远望有烟，然后拔队北窜。贼去数日，官军始探知，已偷越八百里太行山矣”①。
太平军还常采用“惊营”战术疲惫敌人，打击敌人。《贼情汇纂》对此作了具体叙述：“如惊旱营，必遣数骁贼乘马，各怀火球数枚，密藏火种，更以剽贼百人随之，携带鼓角旗械，衔枚急走，约距我营数里，则伏于暗陬，俟三更后，数骑贼直驰，抵我土墙，踩鞍攀登，各撒火球，烧我帐房，必有四五处燃着。当閤营惊扰之时，数里外百贼遥见火起，则鼓角齐鸣，飞奔我营，昏夜不知贼之多少，往往致溃。”②1853年，西征的太平军夜袭湖北黄州堵城清军大营，阵毙湖广总督吴文镕，采用的大致就是这种战术。另《贼情汇纂》中所提到的“百鸟阵”，亦具有惊营战术性质，不过用于平原旷野而已。惊营战术若用之于水师，则用大船数只，点燃苇柴，渐渐向敌船逼近，诱其炮船抵击，另用无灯黑划多只，绕
①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39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至敌炮船及辎重各船之后，抛火球，放喷筒，焚烧敌船，敌船于黑夜之中受此惊扰，不得不退。或于岸上每40步置一二兵，专放喷筒，相间排列至十余里，敌舟师翘望江岸，见火筒如流星相继不绝，众心疑惧，纷纷退驶。①西征的太平军在九江湖口之战中，就采用这种惊营疲敌战术，每夜出动陆师千余，手持火箭火球，大呼惊营，使得湘军彻夜戒严，不敢安枕，这对尔后连败湘军水师，取得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所采用的各种战术，既继承了我国古代丰富多采的阵法、战法，也在战争实践中有新的创造，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战术的灵活运用，充分显示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智慧和才能，也是我国古代著名兵家所倡导的“审势度力”、“避长击短”、“奇正相生”、“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思想在战斗中的生动体现。诚然，太平军也进行过不少失利的战斗，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者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或者由于士气低落（这在后期较为明显），或者由于部署失当，等等。即使如此，还是应当从总体上肯定其相当高明的战斗艺术和战术思想。
二、过于单一的战役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战役指挥上，经常使用历史上的“围魏救赵”战法，它体现了兵法中所强调的“声东击西”、“攻其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如1856年上半年，清方集中湖北、江西两省湘军的兵力，猛攻武昌。翼王石达开奉命率部赴援，难以解围，遂率部由鄂南挺进江西腹地，迫使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弃围九江，并从武昌外围抽兵回救，使武昌之围得以缓解。1857年底，清军秦定三部万余人围困安徽桐城，李秀成约陈玉成自皖南来援，陈玉成率部东攻巢县、无为，然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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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师取庐江，绕桐城之北，与李秀成内外合击，桐城之围遂解。当然，运用得最为成功的，当推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之役（详见第五章第六节）。
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观察，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战役指导思想过于单一和呆板，除了“围魏救赵”之法外，似乎不知道还有其它有效的战法。因此，1860年冬，当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时，又袭用“围魏救赵”战法，千里行军，南北“合取湖北”，被曾国藩一眼识破，讥之为“重抄前文”。曾国藩、胡林翼部署重兵围困安庆，即使南北两路太平军进入湖北，也拒不自安徽撤兵回救，迫使太平军改变计划，直接救援安庆，终于坠入其“围城打援”的圈套，屡屡为湘军所败，安庆最终为湘军攻陷。特别是1862年（同治元年）冬，太平军从各地调动十三王数十万部队开抵天京外围，企图将2万余名湘军逐走。当时，从各方面讲，优势都在太平天国方面，太平军完全可以对陆上湘军进行反包围，隔断其与湘军水师的联系，然后部署重兵，准备打援，而无需对其展开强攻。若能这样，无论是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或将其围死（曾国荃湘军备粮无多，全靠水师接济），其结果都能将湘军打败。然而，太平军急于求成，一到天京周围，就对敌展开强攻，使湘军“反客为主”，从容抵抗，加之又未隔断其与水师的联系，湘军能不断得到粮械补给，而数十万太平军屯聚一地，又无长期作战的准备，粮饷不继，不得不于猛攻不下之后被迫撤出战斗。当十三王回救天京失利之后，洪秀全又命李秀成率部“进北攻南”，取道江北，进袭湖北后方，企图诱使湘军回救，用的仍是早为湘军所熟悉的“围魏救赵”战法，自然难于奏效。太平天国领袖们战役指导思想的贫乏单调，确实是一些重要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
三、尚欠成熟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战略方针及其演变
太平军在广西奋战年余之后，为摆脱清军的重兵“围剿”，决定打出广西。1852年夏，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湖南道州作出了“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①的战略进攻方针。不久，太平军进军长江流域，连占武昌、南京。事实表明，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定为都城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而清军在太平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几无招架之力。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②。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之后的战略决策，就是在这种过高估计军事胜利成果和过高估计自身力量的过分乐观的情绪中作出的。关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如何作出全面的战略决策，目前尚缺乏准确的史料记载。《清史稿·洪秀全传》中说：“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③从其中的内容存有若干矛盾来看，太平天国领袖们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置天京周围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派出两支部队，北捣京师，西征两湖，实行了一条战略上的冒险主义和战役战斗上的保守主义方针。其结果：由于以2万余人北伐京、津，又未及时组织后续部队增援，致使北伐军在优势清军的“围剿”下全军覆没。西征军在经过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水营基本丧失的沉重代价，给尔后的战局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没有对江南、江北大营实施进攻，不仅错过了支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有利时机，而且使天京日益陷于困境，最终不得不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进攻江南、江北大营，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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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见《太平天国》（三），第290～291页。
②《贬妖穴为罪隶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42页。
③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总第12872页。
太平天国在取得一破江北、江南大营的有利形势下，天京却爆发了一场内讧，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军事形势也随之严重恶化，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但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军事形势的变化认识得并不自觉和明确，虽然果断地放弃了湖北和镇江，以缩短战线，但仍然死守着江西（也许与石达开有关），最后被湘军逐个攻破。正在这时，洪秀全及时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并与捻军实行联合，从而稳住了安徽战场，并以此为契机，进行战役战斗上的局部进攻，夺回了庐州，攻破了江北大营，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接着又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
这时，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又是如何分析形势的呢？洪仁玕回忆说：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大家登朝庆贺，并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忠王与他主张先取苏、杭、上海，俟下游既得，再水陆并进，沿江上取（参见第五章第六节）。从这次全面分析战略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的会议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将帅存在着重下游、轻上游的思想，对来自鄂、赣西线的湘军威胁的严重性，除陈玉成外，普遍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洪秀全则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同意东征苏、常，但限李秀成“一月肃清回奏”。这样，就没有及时将作战的重点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听任湘军节节东侵，在安庆周围从容部署兵力。直到1860年秋后，才由洪秀全下令陆续从东线转移兵力，开始第二次西征，整整丧失了半年时间。
第二次西征，在战略上是必要的、正确的。然而，由于参战各路将领在认识上不统一，天京当局在战略指挥上又不及时果断，致使合取武汉的计划半途而废，随后转取直接解救安庆之围的方针，从而陷入湘军“围城打援”的圈套，一次次的救援行动均告失败，安庆落入湘军之手。
安庆陷落后，天京当局仍然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对策。特别是李秀成、李世贤两支太平军撤离西线，东下浙、苏，再攻上海，在本来无事的东线开辟第二战场，促使英、法列强立即撕去“中立”的幌子，协助清军对太平军作战，使天京陷入了受东西夹击的困难境地。而太平军另一支主力陈玉成部，于安庆会
战中元气大伤之后，又遭敌暗算而陷于瓦解，使得战局更为严峻。不过，当时太平军还有几十万部队，在数量上对湘军尚具有优势，如果天京当局指挥得当，调集兵力挫败其一路或几路，逐步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局势仍有转机。然而1862年冬，“十三王”几十万部队云集天京南郊，进攻二万余湘军，苦战四十余日而竟以失败告终，遂使太平军丧失了扭转被动困境的机会。随后所进行的“进北攻南”行动，就更无取胜的希望了。随着江、浙根据地和天京周围据点逐渐丧失，天京行将被合围。这时，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实行战略转移的积极建议，却遭到洪秀全的严词拒绝。于是，太平军丧失了绝处逢生的最后机会，天京孤城于1864年7月19日被湘军攻破，标志着太平军战略防御方针的彻底失败。
（二）战略指导思想的主要失误
太平天国领袖们战略指导思想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注重攻取和守护城市，不注重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还以冷兵器为主，城堡在一定意义上仍是一时难以攻破的堡垒。城市又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攻下城市，既可扩大政治影响，又能获得粮饷军械的补给。但也不能不指出，过于重视攻城与守城，正是他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一个明显局限。在广西期间，相对弱小的太平军曾打过官村夜袭战、三冲伏击战等胜仗，但从撤出永安之后，即以全力进攻桂林、长沙、武汉、南京；北伐军也强攻怀庆，并准备攻取北京；西征军则强攻南昌、庐州、武昌。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中，像堵城之战和九江、湖口之战那样机动灵活作战的战例为数甚少，因而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也十分有限。
到了后期，太平军在全国战场上已处于防御态势，其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天京、九江、安庆等大城市，绝少打像三河之战那样的歼灭战。尤其是保卫天京，成了后期太平军的中心任务，二破江南、江北大营，甚至安庆保卫战，也都是围绕着保卫天京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因此，虽然也取得了二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尤其是二次西征失败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迅速陷入湘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如果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具有明确的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思想，大可不必死守一些城市；二次西征过程中也不必合取武昌，可以在皖南与敌周旋，围住祁门大营，对敌进行“围点打援”，不断消耗湘军有生力量；在江北，也不必急于进援安庆，而对桐城或太湖外围之敌实行反包围，同样采取“围点打援”的方针，不断歼灭前来救援的敌军。果能如此，则不仅安庆可保，而且战局将会有大的改观。可惜，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始终以夺取、守卫大城市为主要目的，没有着眼于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甚至到了最后时刻，洪秀全仍不舍得离开天京，宁可与孤城共存亡。由此可见，洪秀全等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保守性与片面性。太平天国的将帅们似乎不甚懂得，攻取或保卫某个城市，不应该成为主要目标，只有不断地歼灭、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己的根本转变，方能有效地夺取、保卫城市，否则只会使自己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境地，最终一个城市也保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