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始见于1851年（咸丰元年）向清廷上《议汰兵疏》之时，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则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期间。由于他笃信程朱理学，其军事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印记。
一、建军指导思想
关于曾国藩的建军指导思想，在本书第七章第一节中已多有涉及，为避免重复，下面仅就几个问题进行扼要的论述。
（一）改弦更张，另建军队，革除积弊
曾国藩在1851年4月10日的《议汰兵疏》中，就陈述了绿营兵积弊深重、不堪任战的情况，提出了裁减员额，加强训练，实行精兵的建议。迨至1853年初奉命办理湖南团练时，面对绿营兵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溃逃的情景，他对绿营的腐败无能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认为这样的部队，即使孔子复生、岳飞再世，也难改变其营伍恶习，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而非正规武装的团练，更不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的对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改弦更张，另建一支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军队——湘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曾国藩另建军队的主张，虽在给清廷的奏折中闪烁其词，但在私人通信中却直言不讳。例如，在给湖南县丞王妻的信中就说：“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务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剧，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①又如，他给当时在安徽办团练的李鸿章的信中表示，另建的湘军，“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②。类似内容的书信还有多封，其要点是：揭露绿营兵的各种
————————————
①②《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下同），第186、364页。
弊病；表明改弦更张另建军队的决心；阐述建军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曾国藩改弦更张、另建军队的首要措施，是在选将募兵方面独辟蹊径，“特开生面”。他选用有“忠义血性”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军队的骨干，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乡农民作为军队的基础，通过改变官兵的成份和素质，使军队能做到“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赴火同行，蹈汤同往”，革除绿营“败不相救”、“胜则相忌”等恶习。
曾国藩深知选将的重要性，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①。他选将的标准很高，除第七章第一节中提到的以“忠义血性”为根本，必须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外，还要求“廉明为用”、“知人善任”、“兼娴韬钤之秘”，等等。具备这样条件的将领在当时百难挑一，何况主要的选择对象又是未经战阵的知识分子。他也深感选
将的困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添营甚易，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②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选择和培育将领，具体办法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延揽；把营务处作为“陶熔”人才的场所；对部属进行谆谆教诲；注意在实践中择优选拔。通过这些办法，终于在湘军中涌现出一批主要由儒生出身和少数由行伍出身的武有韬略、文能治政的将领。从而使“书生从戎”成为一时风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曾国藩鉴于绿营兵丁在作小贸营生和执行差役的过程中，比较普遍地沾染了投机取巧、懒散油滑等不良习气，市井之民同样浮滑不实，不耐劳苦，因而在组建湘军时，确定绿营的散兵和城市居民一概不收。他认为山区农民“犷悍壮健”、“朴拙少心窍”。其用意十分清楚，“犷悍壮健”，能够适应繁重的操练和残酷的战
————————
①曾国藩：《叠奉谕旨缕陈各路军情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②曾国藩：《与胡宫保》，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122页。
争环境；“朴拙少心窍”，便于灌输封建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将士兵塑造成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的驯服工具。至于募兵实行保甲连坐之法，在于通过组织手段对士兵进行严格控制；招来的士兵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编组，意在利用乡土观念维系内部的团结。诚然，上述措施确实起到了巩固内部、增强战斗力的作用。但是，因为带有强制性和落后性，所以只能收功于暂时而不能见效于久远。例如，士兵的逃亡现象不但未能杜绝，而且日趋严重。曾国藩于1863年（同治二年）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就说：上年三次派人回湘募勇万人，结果旋募旋逃，且病且死，今已不满七成。
曾国藩改弦更张的另一重要措施，在于继承戚继光的“舍节制不能成军”和“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的思想，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编组湘军。他把自统领至勇丁逐级自选的优点概括为：“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①他的亲信幕僚王定安也认为，这样做能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②。由此可见，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固然改变了绿营平时分散驻防，战时零星抽凑，以致“卒与卒不相知，将与将不相习”等弊端，能够密切上下关系，齐心合力地进行作战，但实行上述选募编组原则，却使这支军队形成了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私家军的组织保证。
曾国藩改弦更张的又一个重要措旋，就是厚给薪饷和广施保举。他针对绿营平时实行薪饷低微的“坐粮”制、战时实行耗资甚多的“行粮”制的弊病，制定了不分平时战时，实行固定的比较优厚的薪饷制度（详见第七章）；与此同时，每战必保举一大批
——————————
①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5页。
②王定安：《湘军记》第338页。
“有功之人”，予以升官晋爵，以名利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无可否认，在“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的封建乱世，采取上述措旋，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作用，湘军之战斗力强于绿营，与上述措施不无关系。但是，其在湘军中产生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一，实行厚饷制，不但没有实现曾困藩所期望的“以养将士之廉，而作军士之气”的目的，反而助长官兵贪恋财富的私欲，以致官长克扣兵饷的事件禁而不止，士兵则通过抢劫手段积聚钱财，一旦私囊充盈，便“饱则思逸”，不愿再过艰危的军营生活，有的部队甚至发生索饷哗溃事件。其二，经过连年征战，勇丁被保举为高、中、初级职官的不计其数。然而，僧多粥少，能实补遗缺的机会甚少，因而绝大多数徒有保举之名，却永无履任之实，从而出现了名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实际上俸银丝毫未增，且仍受营、哨官节制的不正常现象。这就便不少人产生了埋怨厌战情绪，成为难以解决的矛盾。
（二）适时组建水师、马队，适应作战需要
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统帅，很重视因敌因地制宜地组建不同的兵种，用以克敌制胜。湘军统帅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曾国藩于1853年初在长沙组建湘军时，主要是建设陆师。稍后，他接获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从南昌寄来的信，告诉他太平军在长江中船只甚多，绿营水师根本不敢与其作战；并要他注意“筹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不久，他侦知太平军西征军“以舟楫为巢穴，干舸百艘，游弋往来，支湖小汊，横行无忌”，认识到“办船一节，万不可以刻缓”①。于是，在续建陆师的同时，把重点移至组建水师方面。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终于建成一支拥有战船200余艘、洋炮570多门、官兵5000人的水师，于1854年2月与陆师一起从衡州（今衡阳市）起程，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西征军。经过与太平军几次交锋，使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是荡平
——————————
①曾国藩：《与陈源兖》，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69页。
克服，固重在陆军，而断其勾结，制其死命，终非水军莫济。”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加强水师建设，尽管湘军水师在靖港、湖口之役中先后遭到重大损失，但都能及时进行整顿扩建，恢复和提高其作战能力，并终于变劣势为优势，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长江水域的控制权。1860年7月，曾国藩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又奏请清廷组建淮扬水师，以保里下河的米、盐和“协剿”江淮的太平军、捻军；组建宁国水师，以便与长江水师夹攻金陵；组建太湖水师，以便收复四面皆水的苏州等城。于此可见，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此后，在遏阻捻军抢渡襄河、运河、黄河等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相比，太平军的作战失利，与忽视水营的合理编组和船、炮建设以及军事训练，也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一段时间内，对于组建马队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后来随着对敌方情况的了解不断深入，开始把组建马队提上议事日程。1859年2月，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出；“近闻粤匪常以马队冲锋，捻匪则马匹尤多，李续宾三河之败，即系马贼数千，为湘军向来所未见。昨吴国佐景（德）镇之挫，亦为贼马所眩。今欲整顿陆军，不得不添设马队。”②他建议从安徽颍、毫地区招募马队2500骑，由他亲自负责训练。此后，湘军中的马队逐渐增多。例如，鲍超和曾国荃于1863年（同治二年）专门派人去张家口、古北口分别购买战马1800匹和600匹，扩充马队。曾国藩还多次致函胡林翼、李鸿章等，建议他们尽快组建马队，以便将来与拥有众多骑兵的捻军作战。1865年，曾国藩奉命率部镇压捻军时，又指定专人筹组马队2000人，并从僧格林沁所部八旗兵中挑选骑兵1888人，作为“游击之师”。诚然，湘、淮军的马队数量有限，战斗力也弱于步队，未能完全起到如曾国藩所期望的“以壮步军之
——————————
①曾国藩：《常德府城失守正筹水陆进剿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150页。
②《通筹全局仍请添练马队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930页。
气，而寒贼党之胆”①的作用，但同样反映了他善于因敌、因地、因时制宜地组建各兵种的思想。当然，更反映出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良苦用心”。
与组建各兵种密切关连的问题之一，是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曾国藩对此是相当重视的。在初建湘军时，就把“精器械”作为建军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也予以肯定，认为水师在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洋枪的铜帽自来火，费钱有限而妙用无穷，尤远胜于中国鸟枪的引药。在围攻金陵时，他将购买的洋枪、洋炮、洋药、铜帽源源运往曾国荃军营，并曾设想由淮军派开花炮队配合攻城。在人与武器的关系方面，他明确指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②他告诫曾国荃不要专在增添洋枪洋炮方面下功夫。他对使用新式武器确实存有保留的思想。例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③他还把劈山炮、抬枪、鸟枪比作书生必读的经书八股，而把开花炮、洋枪比作书生兼工的诗赋杂艺，并称“我军仍当以抬（枪）、鸟（枪）、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这种既承认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却又不愿放手使用的状况，乃是曾国藩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方面处于矛盾心态的一种反映。
顺便指出，左宗棠、李鸿章在因敌因地制宜组建兵种方面，与曾国藩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在实践中则各有所长。左宗棠早在湖南幕府时，就主张大办水师，控制长江。1862年，奉命率部向地多水泽的浙江进军时，单独组建了一支内河水师，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配合陆师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在陕甘镇压捻
————————
①《通筹全局仍清添练马队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930页。
②③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68、869、876
军、回军时，又添建马营，用火力较强的马营对付捻军、回军的骑兵。李鸿章不仅参与了淮扬水师的组建，而且在淮军中率先组建了洋枪队和炮营，在攻取苏州、常州等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奉命接替曾国藩“剿捻”以后，又及时扩建马队。至于引进和使用洋枪洋炮，他们的思想比曾国藩更开放，态度更积极。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就购买了德国造后装线膛炮和七响步枪；在围攻回军堡寨时，强调应多用火炮攻城，以减少人员伤亡。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很快用洋枪洋炮替换旧式的刀矛和鸟枪、抬枪，使淮军最早实现了装备近代化。不过，后来由于过分迷信新式武器的作用，忽视其它的制胜因素，因而面对武器装备优于自己的外国侵略军时，便产生了艮惧心理，丧失了战而胜之的决心和信心。就思想方法而言，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三）灌输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名教思想，强化军队的阶级属性
曾国藩不但重视从组织上而且重视从政治上加强湘军的建设。其根本措施，就是向官兵灌输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名教的思想，借以强化军队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
曾国藩的上述政治建军思想，最早体现在1854年2月奉命从衡州出师时所颁布的《讨粤匪檄》中。他针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独尊上帝，政治上主张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思想和行动上反对孔孟儒学和鬼神迷信，大做文章。说什么“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然而，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进而卢称这次出师与太平军作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①
——————————
①《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232～233页。
诚然，这篇反动檄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动员地主阶级参加反革命战争，争取深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的群众，特别是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阐明了他的政治建军的宗旨。闲为，不仅战争的目的和建军的宗旨通常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而且他对将领的选择、士兵的招募、部队的管理教育，以至协调军队内外的关系，几乎都渗透着上述思想。其中有些内容已在前述的选将、募兵问题中有所涉及，更多的内容将在治军部分展开论述。
由上可知，曾国藩建军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祖宗成法”，重新组建一支能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的军队，从而为尔后清军的不断革新提供了先例，开辟了道路。
二、治军指导思想
治军与建军密切关联，不可能严格区分。这里所说的曾国藩的治军指导思想，主要是探析他用什么思想教育官兵，对军队实行政治控制，采取什么方针、原则训练军队，提高其军政素质，制定哪些规章制度管理部队，求得令行禁止，从而实现其“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①的最终目的。
（一）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的基本思想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以儒家思想建军，那么，他在治军方面显得更为突出。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日‘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②他倡“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目的，系要求湘军将士恪守“君仁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秩序，绝不犯上作乱。同时，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被称为“辨等明威”的“军
————————
①曾国藩：《与罗萱》，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51页。
②《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91页。
礼”，以便与组织上的“节节相制”相适应，从思想上维系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曾国藩鼓吹“仁礼”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发挥孔子“仁者必有勇”的思想，煽动湘军将士抱着“杀身成仁”的志向，顽固地抗击把封建礼教打得落花流水的太平军。他在谈论带勇方法时指出：“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①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强调“用仁”、“用礼”的目的，在于使将士“知恩”、“知威”，以便从政治思想上有效地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曾国藩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②，并把“忠”字作为处理军队内部上下关系的主要准则，强调指出：要使军队成为国家的干城，“第一教之忠君”，而“忠君必先敬畏官长”③，士兵对长官，下级对上级，不能有任何抗旨违令的思想和行为。至于“信”，主要作为处理同级关系的准则，即“信以施于同列”④，希望同级将领之间互相信赖，协同作战。
曾国藩还把“忠信”归结为一个“诚”字，申言“诚便是忠信”⑤。强调：“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⑥他要求书生出身的将领与行伍出身的将领相处时，必须“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改变水火不能相容的状况。他对绿营中的巧饰、浮滑之风十分反感，希望湘军“以诚字为本”，养成一种诚朴求实的风气。他认为争取民心，镇压农民起义，应
——————————
①《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91页。
②⑤《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3、362页。
③曾国藩：《批潘鼎新、刘铭传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50页。
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11页。
⑥《曾文正公全集·治兵语录》，世界书局1936年版（下同），第4页。
具备“精诚所至，金石亦开”的精神。他在给安徽蒙城县吏的一件批文中指出：“蒙城习于从捻，溺已深有，非法令所能止。全赖该员等不惮烦劳，苦心访察，苦口开导。明之极而才略生焉！诚之极而感化见焉！即多杀匪党，亦须自明字诚字中做去”①。
曾国藩大讲“仁礼”、“忠信”，大讲其“诚”，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在于陶冶湘军将士具备忠于封建秩序的政治素养，使他们忠诚不贰、同心协力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
（二）以“勤恕廉明”、“谦慎”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
曾国藩认为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并把上述四字概括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②。进而又对如何遵行四字中的每一字，作了具体阐释。
他非常强调“勤”字，指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③。他要求统领、营官首先以勤劳自励，每天亲自点名、看操、查墙子（即查哨），养成早起和忍饥耐劳的习惯，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同时，强调管理弁兵也应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处处查察，事事体恤，做到口勤、脚勤、心勤。
他认为“仁即恕也”，并说懂得了“恕”道，就能“识大量大”，反之，就“识小量小”。④还说凡事留有余地，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这是待人处事的“恕”道。他强调两军相处时，统领应“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⑤这样，统领与统领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就能融洽相处。
他告诫统领、营官要严格守一个“廉”字，不要克扣、剥削士兵的银钱。因为只有廉洁自奉，才能在士兵中树立威信。不仅
————————
①曾国藩：《批委办蒙城圩务桂令中行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92页。
②曾国藩：《批管带护军喻参将吉三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9页。
③曾国藩：《致宋滋久》，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38页。
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84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治兵语录》第11页。
如此，还应常使部下多得些“小款小赏”，弁勇多占些“实惠”，从而使部属人人心悦诚服。
他说：“明”就是“智”，“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我见其细，曰精明。”①对于将领来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省明，而又证之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②。由此可见，“明”字的核心，在于要求统领、营官对部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正确地使用人才，指挥作战。
曾国藩鉴于湘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骄矜之气，并由此而影响到部队的管理日趋懈怠，所以他还特别重视用“谦慎”二字教育部属，严肃地指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③而医治骄、惰的有效药方，就是树市“谦慎”的风气。他对湘军悍将鲍超说：“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④他还谆谆教诲其他将领务必守个“谦”字“慎”字，用以医骄医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用心，在于通过“勤”，达到严格训练和管理部队的目的，通过“恕”和“廉”，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协调军队内部关系，增强聚合力，通过“明”，正确地选拔使用部属，处理内部事务，通过“谦慎”，使部队保持“临事而惧”的风气，不致因骄惰而打败仗。用以上几个字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可谓颇具匠心，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湘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远胜于绿营，就是明证。当然，作为封建军队的将领，
——————————
①《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4页。
②曾国藩：《批吴廷华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6页。
③曾国藩：《致李申大》，见《曾义正公全集·书札》卷9，第165页。
④曾国藩：《批统领霆字营鲍提督超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47页。
以个人利害为取舍，能全面达到上述要求者极为罕见。因此，曾国藩虽然用以上几个字谆谆告诫部属，但将领中贪婪、骄惰等不良风气仍然日渐滋蔓而无法禁绝。对此，曾国藩只好用下面两段话自我解嘲。他说：“军中乃争权絮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①又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②从中可以看出，他既欲力挽军队颓靡之风但又无能为力的矛盾心理。
（三）以“勤训精练”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湘军初建时，曾国藩抽调未经认真训练的湘勇1000人，仓促赶赴江西参战，结果损兵折将，溃败而回。从此，他接受教训，反复强调军队必须经过“勤训精练”，方能参战；如果不加训练，即使“勇士云集，饷项应手，军器皆备”，仍然是“驱市人而御虎狼，至则溃耳”。③1862年4月，当淮军抵上海后，他告诫李鸿章应先抓部队训练，不要轻易出战。他在日记中写道：“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④这些言论，反映了他把训练作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的思想。
曾国藩除了承袭我国传统的练兵思想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概括地说就是：“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所谓“大处着眼”，就是把封建纲常名教作为训练的前提；所谓“小处下手”，就是训练内容力求简明扼要，具体实用，不讲高深的理论，不搞花架子，但要求十分严格。
他首先把“训”和“练”区分开。在“训”的方面，又分为“训营规”和“训家规”两部分。把“训营规”的内容归纳为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四项，日夜常课七条，和营官定期点名、看操。
——————————
①《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44页。
②曾国藩：《致澄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6页。
③曾国藩：《与骆秉章》，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18页。
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80页。
勤而不怠，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二是借以监视弁勇的行动，并树立营、哨官的威信，以便临阵之际兵勇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把“训家规”概括为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二敬尊长四句话。同时强调：“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①这些要求看似简单，却含义较深。禁嫖赌、戒游惰，可以达到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的目的；慎语言、敬尊长，使营、哨官与弁勇的关系成为父兄子弟的关系，以保证组织上的层层节制和对士兵的控制；“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的宣传，虽然带有虚伪性，但可以使部分士兵以至他们的家属产生感恩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官兵之间的矛盾。总之，用这些办法控制部队，比单纯用棍棒、皮鞭更为巧妙，也更为有效。蔡锷在他摘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就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②于此可见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在“练”的方面，分为“练技艺”和“练阵法”两种。对于“练技艺”，要求达到刀矛能保身，枪炮能命中、击远。这些要求，符合当时湘军冷热兵器并用的特点，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他重视练阵法，指出：“将多人以御剧寇，断不可无阵法也。”③但又主张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并要求部队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及时变换阵法。他还推广满族骁将多隆阿“专择翻山越岭、过沟跳涧之处”训练部队的方法，认为在这种地形上进行训练，如果队伍不发生紊乱，那末接战时也就不会乱了。这体现了他的练兵应接近实战的思想。
此外，他还强调练兵要练到“极熟”的程度。指出：“技艺极
————————
①曾国藩：《劝诫营官四条》，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8页。
②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③曾国藩：《与王龛》，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41页。
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①为此，他把他所推崇的凡事须从“铢积寸累”下功夫的理学思想运用到练兵之中，要求营官从早到晚以训练为事，“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并认为只有这样，“乃可渐几于熟”。②
由上可见，曾国藩把自己说成是“训练之才”，不完全是自我吹嘘。湘军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与贯彻执行他所制定的训练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不注意通过战争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训练方法，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是对于打了败仗的部队，往往简单地采取先解散再组建，也就是所谓“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办法，这是不足取法的。
（四）以“立法行令”、“宽严相济”作为管理部队的主要方针
曾国藩认为：“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③他告诫部属，部队必须“立法行令”、“规矩森严”、“进止画一”。反复强调：“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矩宜更整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④他不仅制定了湘军营制，还制定了营规，希望通过严格的管理，使其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应当指出，曾国藩虽然强调治军要严，但不是一味从严，而是继承了我国古代统帅“宽严相济”的方针，并且涂上一层中庸之道的色彩。他把“宽严相济”的内涵解释为“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⑤。并说只要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亦能有效地统驭。他还对“礼”和“义”赋予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要求。
这里的“礼”，主要是指军队内部“辨等明威”的等级规范。他主张统领、营官对待弁勇既要关心体贴，视之如子弟，使他们
——————————
①曾国藩：《劝诫营官四条》，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8页。
②曾国藩：《复刘蓉》，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26～327页。
③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59页。
④曾国藩：《与唐桂生》，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7，第58页。
⑤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24页。
知恩，又要庄重自持，有“凛然难犯之象”，使他们知畏。他编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对官弁兵勇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自觉遵守营规、营法，达到知“礼”知“义”的目的。同时通过赏律和戒律，一方面使兵勇为得重赏而不惜卖命作战，另一方面使兵勇因害怕惩处而不得不循规蹈矩。实行这些办法，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被称为直笔叙述湘军史实的王阎运在《湘军志》中指出：“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①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但是，曾国藩在处理严与宽这对矛盾时，未能做到恰如其分，对于违犯营规、营法的将弁，往往劝多于惩处，失之过宽，结果造成营伍日趋废弛。对此，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敝处近年驭将失之宽厚”，以致“危险之际，弊端百出”。②
这里的“义”，主要是指处理军民关系所应遵守的规范。在筹建湘军时，他对由于清军和潮勇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以致民间流传“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的说法十分反感，发誓要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他反复用“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爱民则造福，扰民则造孽”等道理教育部属，还专门编写了《爱民歌》，要官兵熟唱。同时，确定了“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③的原则，要各级将领遵行。正因如此，湘军早期的群众纪律确实比较好。曾国藩自我吹嘘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④
曾国藩强调“爱民”，主要是为了与农民起义军争夺群众，减少敌对力量，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事实上，他所爱的“民”是
——————————
①王闿运：《湘军志》第159页。
②曾国藩：《复左制军》，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1，第139页。
③曾国藩：《与吴竹庄》，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第162页。
④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81页。
有严格政治标准的。他在家书中说：“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①凡是积极参加和支持镇压农民起义的豪强地主和不敢犯上作乱的“良民”，那是要爱护的；至于参加和同情农民起义军的“刁民”和“劣绅”，不但不爱，还要大加杀戮，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②。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暴虐、嗜杀的狰狞面目。
此外，正因为曾国藩主张“应宽者，名也，利也”，因而他对湘军的抢掠行为，虽然常用“总以禁止掳掠为第一义”等冠冕堂皇的话加以训诫，实际上却是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竟采取容忍放纵的态度，以致湘军“扰民被控之案层见叠出”。迨至湘军攻占金陵时，竞大肆烧杀淫掠，使金陵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事实表明，任何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是不可能成为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的。
综览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于有效地统驭湘军和提高其战斗力，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治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封建伦理纲常作为“软”管理，把规章制度作为“硬”管理，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软”管理达到“硬”管理的目的。但是，他的主观愿望仍然与客观效果发生明显的矛盾。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封建剥削阶级军队所存在的那些痼疾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任凭主观上如何努力，也是无法根除的。还由于他的治军思想，有些内容如“应宽者，名也，利也”等，属于传统军事文化中的消极层面，对于湘军来说，只能起兴奋剂或麻醉剂的作用，而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不遗余力地对部队灌输“忠君”思想，也不可能因此而缓和固有的阶级矛盾，在后期的湘军中，就出现了秘密的反清会党组织，至于被遣散的官兵，参加会党者为数更多。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
①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69页。
②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5页。
三、作战指导思想
曾国藩的战争观，从总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他宣扬：“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①但是，他把“尽其在我，听其在天”②奉为圭臬，着重在“人谋”方面下功夫。他所强调的人谋，主要表现为注意把中国古代用兵方略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制定了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方针、原则，成为晚清统治阶级中善于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他在作战指导方面有以下特点。
（一）以“稳慎徐图”、“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曾国藩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而慎战则是其突出的具体表现。他在1856年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③表明他意识到指导战争的复杂性。因此，他反复强调与太平军作战，“宁失之慎，毋失之疏”，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步步谨慎，只有“稳慎徐图”，不敢稍涉大意，方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曾国藩的慎战思想，首先体现在战略方面，并突出地表现为尽管军情紧急，但如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绝不贸然出战。他曾多次抗拒清帝令其迅速出师的命令，为朝野所瞩目。
先是1853年11月至1854年1月，他先后三次以船炮尚未备齐和必先扫清湖北江面为理由，拒绝出师湖北“会剿”和救援安徽庐州。咸丰帝为此大为恼怒，斥责他“偏执己见”，“漫自矜翊，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他上疏坚持必须等到船炮备齐后方能出师，
——————————
①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57页。
②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92页。
③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9页。
并申辩说：“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①直至太平军攻占岳州、湘阴、靖港，湖南形势已“急如星火”，他才于1854年2月25日率水陆所部于衡州“起程东征”。其次，1859年6月，清廷为防止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湘入川，命令曾国藩率部由长江乘船赶赴四川夔州扼守防堵。曾国藩则以需待调回援湘部队，添调水陆各营，凑足3万人方能成行为理由，迟不应命。最后是1865年5月23日，清廷下谕曾国藩前往山东一带督兵“剿捻”。曾则以湘军已大部裁撤，需另招新勇，与捻军作战，必须添练马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需编练黄河水师，用以阻遏捻军北渡等理由，说明虽然“朝廷责臣讨贼至切且速”，“山东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但因准备需要时间，所以实难迅速出师。以上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慎战思想，体现了他所说的“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②的主张。
曾国藩的慎战思想，还表现在战役、战斗方面。1857年，他写信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曾国藩运用战争双方强弱、胜负、攻守、主客等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观点，在作战形式方面，早期主张“深沟高垒”、“以主待客”，通过坚守防御达到挫败敌人进攻的目的。后发展为：“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贼之锐气不得遽逞，待其饥疲惰归，而后击之。”④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先防守后进攻。稍后又提出：“嗣后每立一军，则修碉二十座，以
————————
①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86～89页。
②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33页。
③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8～349页。
④曾国藩：《批余参将际昌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8页。
为老营，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来梭剿，庶几可战可守、可奇可正。”①也就是攻防结合，以攻为主。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以主待客”思想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并不是一贯强调“结硬寨、打呆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