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指出，左宗棠与李鸿章也都主张慎战。左宗棠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②李鸿章声称：“敝军家法，以稳慎为主。”@他们在确定战略方针和指挥战役、战斗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稳慎”的思想。如左宗棠强调用兵作战，要像古代兵家所说的“每发一兵，须发皆白”那样谨慎。李鸿章则说：军事须细针密缕，不可慌张操切。但比较起来，左、李在作战指导上，要比曾国藩大胆果断。
（二）以着眼全局、“审机度势”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
战争实践证明，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较之太平军、捻军的某些统帅确实要高出一筹。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确定了制定战略方针的一些正确原则：1、注意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即：“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茫”④。2、强调“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⑤。“审势”，主要指地势和敌势。地势方面，要求把城市要隘、平原旷野、深山穷谷、河湖小溪、大道小径，都认真调查清楚。敌势方面，应做到：“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伪主不协”⑥。3、重视“审力”。声称：“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所谓“审力”，就是要做“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⑦，弄清敌我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4、与人共谋。他欣赏和推广老湘军统领王龛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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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复左季高》，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42页。
②左宗棠：《李道辉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见《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168页。
③李鸿章：《复郭筠仙》，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1页。
④⑥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23、35 2页。
⑤⑦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17、878页。
前召集营官开会，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的办法。他的结论是：“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法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①重视运用这些原则，是他制定战略方针比较切合实际的根本原因。
这里，对曾国藩所拟定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略方针的依据、内容和特点作些剖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他的作战指导思想。
关于镇压太平军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争上游、争要地，“节节攻剿”，“先剪枝叶，后图根本”，最后夺取金陵。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大致可分两个时期：从衡州出师到安庆会战为第一个时期，重点在于先争武昌，进而争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为夺取金陵创造条件。进军苏、浙，威逼金陵，为第二个时期，重点在于规复苏、浙，包围金陵，最后夺取金陵。
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进入湖北，威胁武汉。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开疆拓土和攻取沿江重要城镇的战略企图，就向清廷提出了与太平军争上游、争要地，由上而下节节进攻的方针。他在1854年1月19日的奏折中，针对咸丰帝要他率部直接救援安徽的谕旨，明确指出：“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并说：“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②这些意见，清楚地表述了他集中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争夺沿江各重要城镇的思想。这种根据地理形势，以上制下、逐步推进的思想，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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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81页。
②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88页。
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也是比较稳妥的。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汉以后，接着进攻九江、湖口，就是上述战略思想的初步实践。
由三路图皖到争夺安庆，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发展。
1859年春，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陈玉成部在捻军配合下活跃于皖北战场，而清政府的作战方针举棋不定，没有重点。曾国藩与胡林翼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以湖北为根本，进窥安徽的战略方针。先是于1859年2月12日提出：“惟安徽贼党，其氛甚恶，其患方长”。“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①同年10月，又提出四路进军之策：“南则顺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②他把作战重点放在皖北，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取得皖北，可以确保湖北。其缺点是兵力分散，缺乏战役主攻方向。时隔一月，他把坐镇金陵的洪秀全和据有安庆等地的陈玉成诬为“窃号之贼”。并指出：“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③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以进攻安庆为中心的作战方针，避免了分兵作战的缺点。实践表明，安庆战役的胜利，使湘军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进攻金陵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安庆战役中，曾国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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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通筹全局请添练马队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928页。
②曾国藩：《遵旨会商大略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023页。
③曾国藩：《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025页。
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对此究应如何评价？全力争安庆，是曾国藩始终坚持的主张。但是，当1860年6月17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奉命督办江南军务后，清廷便急如星火地命令他率部援苏、援浙。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从安庆撤围，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悬军深入，进行无后方的作战，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是既坚持围攻安庆，又不完全抗拒清廷的命令。曾国藩正是选择了后者。他一方面向清廷陈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①强调绝不能撤安庆之围。一方面亲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并向清廷表示，等到厚集兵力之后，即分兵三路，二由池州进规芜湖，一由祁门至旌、太进图溧阳，一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作出向下游进攻的许诺。分兵皖南，实非曾国藩本意，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只有如此部署，方能保证围攻安庆的既定方针不致夭折。因此，不能视为失策之举。
如果说攻占安庆是曾国藩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那末，攻占金陵，则是其战略方针的最终实现。
金陵战役与安庆战役的相同之处，在于集中兵力攻占由太平军所据的要地。不同之处，在于“先取远势”，即先对金陵实行大包围态势，节节夺取金陵外围的战略要地，逐步收缩包围圈，最后夺取金陵。也就是“欲拔本根，先剪枝叶”②。在作战部署上，实行三攻、一保、一阻。三攻就是：一由曾国荃所部湘军沿长江两岸进击，于1862年5月底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同时调多隆阿部由庐州取浦口、九洑洲，以便南北对进，对金陵城形成合围之势；水师则配合陆师作战，并负责粮运。二由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后又增加蒋益澧部）于3月由江西入浙，与太平军李世贤等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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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145～1146页。
②曾国藩：《遵旨统筹全局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072页。
夺浙江。三由李鸿章率新组建的淮军雇外轮于5月初由安庆运抵上海，在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的配合下，与太平军李秀成部争夺苏南。一保，就是由曾国藩亲自指挥鲍超、张运兰等部湘军，与太平军争夺宁国（今安徽宣城）、广德、芜湖、巢县、含山、和州、运漕、东坝等要地，确保曾国荃部后路安全和粮运畅通，并策应进攻浙江的湘军。一阻，就是由李续宜所部湘军和其它清军扼守皖北，阻击陈玉成余部和捻军，保障侧后的安全，并兼顾战略后方湖北。曾国藩认为实行这样的作战部署，就能使金陵、苏、杭的太平军同时告急，备多力分，顾此失彼，便于将其各个击破，最后达到攻占金陵的目的。这种远势包围、彼此协同、向心合击的作战部署，给太平军的作战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随着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在苏、浙战场节节获胜，曾国荃所部的兵力日益增厚和九袱洲的攻占，于1864年3月实现了对金陵城的合围，并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在7月19日攻占金陵，使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战略方针，尽管在具体作战部署方面前后有所变化，但都是以捻军骑兵多，惯于流动作战，湘军骑兵少，行动缓慢等情况以及地形等条件作为依据的。其主导思想就是“以静制动”。他接受了僧格林沁由于“与贼俱流”致遭惨败的教训，企图以湘军的“静”来制捻军的“动”，从而摆脱被动，争取主动。他诬称善于流动作战但又依恋家乡的捻军为“流贼”，认为对付这种军队，应采取“豫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①，“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姒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②的战略方针，在捻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实行重点“防剿”，以防为主，攻防结合。从作战的角度探讨，这一方针虽然不属于消极保守、被动应付，但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因为既然实行重点“防剿”，就只能集中兵力于有限的地区和有限的要点，以致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隙，捻军则可在湘、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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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闿运：《湘军志》第55页。
②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945页。
军的设防区内往返穿插；如果捻军避开这些地区，则湘、淮军不得不把“迎头拦击”改成“跟踪追击”，既疲于奔命，又收效甚微。
随后，曾国藩改行“聚兵防河”的方针，企图把捻军遏制在黄河、运河以及沙河、贾鲁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域，不致“此剿彼窜”。不难看出，“聚兵防河”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静制动”。实行这一方针，虽有河流天险可作屏障，但毕竟防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易被捻军突破。尽管如此，曾国藩“剿捻”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仍然被接替他的李鸿章所因袭，并进而实行“扼地兜剿”，终于将捻军置于死地。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血腥镇压捻军起义中以争取战场主动权为目的的“以静制动”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切合实际。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捻军不犯分为东捻、西捻的错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敌的方针，那么“扼地兜剿”就将难于奏效。
以上事实说明，湘、淮军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军和捻军，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曾国藩等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比较切合实际，部分地体现了在战争指导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绝不是说曾国藩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战争指导上还是时有表现的。例如，湘军水师在湖口战败之后，曾国藩不顾湖北形势危急，仍然率少数部队驻守南昌等地。他主观地认为太平军进攻湖北，乃攻湘军之所必救；湘军坚持进攻九江、湖口，也是攻太平军之所必救。结果使自己处于“梦魂屡惊”的危险境地。如果是石达开部过早地撤离江西，他所率的近万人湘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三）将巩固后方、保障粮运视为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曾国藩总结历史的经验，懂得进行战争必须有巩固的后方。他说：“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粮必有责成之人。”①稳定的战略后方，可靠的粮饷保障，是曾国藩慎战思想的又一具体体现，也是他制定战略方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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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通筹滇黔大局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752页。
在镇压太平军时，为了实现建瓴而下，节节进击，攻取金陵的战略方针，曾国藩明确提出：“力固两湖江西三省，以为恢复下游之根本。”①为此，他在作战部署方面，对于如何保障两湖、江西的安全费尽了心机。
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它的安危直接影响湘军的士气，所以必须全力保护。1859年5月，石达开部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湖南，围攻宝庆。当时，曾国藩所部湘军兵微将寡，并且正在景德镇等地与太平军激战。但他还是毅然抽调主力张运兰部驰赴宝庆“会剿”。而湖南这一战略后方对湘军的支援，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但兵源绝大部分出自湖南，而且武器、军饷等也依赖湖南甚多。为了供应湘军饷银，除按常规抽收厘金外，还在长沙另设“东征局”，“重抽半厘”。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到：“咸丰十一年，安庆垂克之际，粮饷罄尽，赖东征局解银七万，立慰军心。厥后进兵雨花台，孤军深入，时虞饥溃。……每当万分危迫之际，臣弟曾国荃飞书乞饷于东征局，无不立时应付。”②
曾国藩指出：“鄂省为各路用兵之枢纽，自古有事于大江南北者，必争此上游形胜。湖北但有重兵，即足以制贼死命。”③又说：“欲保湖广，必先保江西”④。曾国藩在保护湖北、江西这两大战略基地方面，虽有失败的教训，更多的是成功的经验。
1854年，当湘军攻占武汉以后，便循江而下，进攻九江、湖口，因后方兵力空虚，以致湖北大片土地及武汉重镇再次被太平军占领。值此危险之际，曾国藩虽在开始时不愿从九江撤围，回救湖北，企图坚守江西一隅，牵制太平军兵力，以扭转湖北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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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复官中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191页。
②曾国藩：《陈明清停湖南东征局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764页。
③曾国藩：《请毋再抽调鄂省兵勇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166页。
④曾国藩：《复胡官保》，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第190页。
动态势，后因湖北形势日趋严峻，胡林翼、罗泽南又竭力主张湘军回援武昌，他才勉强同意由罗泽南率5000人主力回援，而他自己率少数部队仍然屯驻九江外围和南康等处。诚然，曾国藩在当时确有左右为难的苦衷，因为如果湘军陆师全部撤走，则被闭锁于鄱阳湖内的水师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有被歼灭的危险。是，他企图用劣势兵力围攻九江，吸引太平军主力回救，以解湖北之危，则是不现实的，后曾国藩从中汲取了教训，更加重视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
曾国藩把争夺安庆既看成是攻取金陵的关键，也看成是保障湖北、江西安全的重要措施。他认为安庆如能迅速克复，便可次第进攻被太平军所占的湖北之黄州、德安，江西之瑞州三府暨各县城，使后方更趋稳固，而金陵亦可徐图。他对太平军会攻武汉的企图洞若观火，明确指出：“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①为此，他一方面奏请清廷，以后如他省吃紧，不要再抽调鄂省兵勇，以使官文、胡林翼得以勉力支持，不致重蹈金陵大营的覆辙。当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又让成大吉、李续宜部和部分水师及时回救湖北。另一方面，始终把作战重心放在围攻安庆方面。他写信鼓励其弟曾国荃、曾国葆要坚定围城的决心。指出：“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注：对陈玉成的诬称）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②他在致友人书中也明确表示：“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③他把攻占安庆作为转变战略形势的枢纽。事实证明，湘军夺占安庆之后，对于改善湖北的局势，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曾国藩认为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孤军无助，粮饷不继，乃必败之道。因此，在重视战略后方的同时，还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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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曾国藩：《致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1页。
③曾国藩：《复万麓轩》，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6，第44页。
1854年春，湘军在向湖北进军途中，他首先派陆师“进剿”崇阳，水师遍搜湖河港汊，在后路无牵制之患，饷道无中梗之虞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进攻武汉。1855年冬，湘军困处南昌等处时，他接受了进攻九江时没有在武昌留驻重兵、保护后方的教训，便想方设法防守东北部，“力保饶（州）、广（信）、抚（州）、建（昌）四府，庶钱粮有可征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①。1856年4月，石达开部撤离江西战场，形势向着有利于湘军方面转化。但曾国藩仍然谨慎地提出：“目前剿办之法，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②这些事例表明，曾国藩从与太平军为敌之日起，就比较注意战役后方的安全。他的这种思想，在安庆战役和金陵战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安庆战役中，不仅湘军粮饷的相当部分仰赖于江西，而且赣东北又是驻守皖南湘军的直接后方。所以他提出：“保江西即所以为图皖南之本也。”③为使赣东北成为“完善之区”，他命令左宗棠部和鲍超部，与太平军反复争夺咽喉要地景德镇。后又命左宗棠在该镇周围筑垒自固，同时四出“雕剿”，确保皖南湘军的后方安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终于使祁门大营与皖南的湘军，得以在数量占优势的太平军的进攻中，渡过了危机，立稳了脚跟。
在金陵战役中，赣东北和皖南不仅是进围金陵的湘军的后方，而且也是进军浙江的湘军的后方。所以，当湘军向浙江发起进攻前夕，曾国藩便致函左宗棠，要他拨出部分兵力驻守江西饶州、广信、徽州三处，确保粮路畅通。同时上奏清廷，建议湘军进入浙江后，将驻扎在广信、饶州的部队仍归左宗棠节制，以便“步步顾定江西门户”，使左军无后顾之忧。当然，曾国藩更加重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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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新昌万载逆匪攻陷瑞州临江并条陈处置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554页。
②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686页。
③曾国藩：《与饶枚臣》，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0，第182页。
皖南。他指出：“欲办苏、浙之贼，必自力图皖南始。”①为此，先后集中了四五万兵力与太平军反复鏖战，力求控制宁国（今宣城）、湾址（今芜湖县）、广德、徽州（今歙县）等要地，以保障进围金陵湘军的后路安全，粮运不致中断，同时吸引浙江的太平军，借以对左宗棠部湘军起有力的策应作用。
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和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把湘军区分为围城、守点和游击三部分，并把“为贼所惮”的鲍超部作为游击师，随时派往最紧急的地方。例如，在安庆战役中，鲍超部时而奉命进攻宁国，时而配合左宗棠部围攻景德镇，时而又被调赴安庆外围与成大吉部强攻赤冈岭太平军营垒。在金陵战役中，该部一度进驻秣陵关，后又与太平军激战于宁国府，接着又令其攻取句容、溧阳，保障曾国荃部侧翼安全。当李鸿章部淮军攻占常州后，又令李部接防东坝、句容，抽出鲍超部援江西。曾国藩把这支凶悍的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机动作战，对于稳定战局，保障后方安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更加重视巩固后方，保障粮运。他在镇压陕甘捻军和回军时，把后路布防与前敌作战视为同等重要，指出：“至战阵之事，非前敌摧锋陷阵不能成功，非后路防守护运严密稳固，前敌亦不能放心猛打，两者相需，劳绩相等。”②据此，他在作战部署方面，一般都将部队分为主战之军、且剿且防之军和防军三种，使前线和后方首尾相应，有效地保障后方的安全和粮运畅通。
综观曾国藩的作战指导思想，似可用稳慎、求实、善谋、坚忍八个字加以概括。这与他的为官之道与处世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曾对其部属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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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遵议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095页。
②左宗棠：《梅提督开泰禀会合番兵进扎三关相机进取由》，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2页。
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①他始终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以“心力劳苦”自励，重“力行”，勤思考。他还躬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认为办任何事情总会有波折，只要坚忍不懈，自会有志竟成。他对封建官场中的相互猜忌、尔虞我诈有切身之感，因而总的来说比较小心谨慎。早在京宦时期，他在家书中就说：“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②当他成为封疆大吏以后，又对其弟曾国荃说：“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③这些言论，反映了他一生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对于他的作战指导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直接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