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是在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至1853年（咸丰三年）参与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1854年至1861年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的军事思想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相比，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一、 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时期，就发现绿营兵的积弊已深，即使加以整顿，也未必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主张仿效戚继光的“束伍成法”，重新募勇练兵，并亲自编练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1855年，胡林翼由道员擢升湖北布政使，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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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15页。
②曾国藩：《禀祖父母》，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页。
③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21页。
署湖北巡抚。此后，便组建和统率部分湘军（又称鄂军、楚军）转战于鄂皖地区。他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对于提高湘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
（一）先选官后募兵，贵精不贵多
胡林翼继承戚继光的建军思想，强调“凡勇须自招募者，乃可战，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统带者也”①。提出建军应在“提纲挈领”方面下功夫，即首先选择营官、哨官、什长，然后由他们分头募勇，编组成军。他要求挑选“至勇至廉”的营、哨官，因为“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②士兵则不用市民而用乡农，认为市民油滑、恶劳、怯弱，乡农则朴实、耐苦、有胆量。他反复强调，无论官长还是士兵，都必须慎重挑选，贵精不贵多。同时，实行厚饷制，使官兵乐于从军，安心服役。饷章与曾国藩所拟定的大致相同。
在营制方面，他主张实行营、哨、队二级制。每营的员额，最少500人，最多700人，统领还可自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与曾国藩所定每营500人的营制略有不同。他也主张将一县一乡之人编在同一营内，以便性情相孚，言语相通，心力易齐。他还率先在统领之下增设分统，以利管理教育和作战指挥。兵器方面，他也主张冷热兵器相间配置，以便互相依护，但比较重视火器的作用，他认为抬枪系军中利器，劈山炮可以仰攻对方营垒。他曾设想将火炮装在车上，每营20门，以便“行则摧坚及远，居则设卫自藩”。
胡林翼重视实行“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方针，即对于作战不力的部队，必先行解散，再由营官、统领从中挑选健壮善战的官兵，重新组建。他说：凡勇营只有撤后另挑，弁勇才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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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4，第152页。
②胡林翼：《管带智营禀陈严防贼探批》，见《胡林翼全集·批札》卷3，第36页。
管束。他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既着眼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着眼于强化“兵为将有”的私兵制，因而受到曾国藩的赞赏。
（二）从儒生中选择统兵将领
胡林翼特别重视选择能独当一面的统兵将领。认为将得其人，弱者可强，将不得人，虽强易弱。没有得力的统领，即使有数量众多的队伍，还是要打败仗。那末，得力的统领从何而来？其标准又是什么？他和曾国藩一样，认为首先应从优秀的儒生中选择，因为“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①。他说：“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②又说：“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其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足恃。”③这里所说的“良心”、“血性”、“大义”、“勇气”，概而言之，就是要有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拼命精神，与曾国藩所说的“忠义血性”同一含义。他反复强调统兵将领必须“智勇相兼”，有智无勇，有勇无智，都算不上称职的将领。他尤其反对怯弱的将领，认为骄将尚能驾驭，怯将则毫无作为。由此可见，胡林翼的选将标准是“德”、“智”、“勇”兼备，与曾国藩的以“德”为主略有不同。
（三）因地制宜组建部队
胡林翼说：“天下兵事，南以舟师为要，北以骑兵为要。”④对于湖北来说，要保卫北部边境，进而出兵河南“剿捻”，就应组建马队。虽然马队的饷银倍于步队，但1000人马队可抵三四千人步队之用，因为马队既可驰后抄袭，又可乘胜追击，进退迅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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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复李少荃观察鸿章》，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3，第92页。
②胡林翼：《与余会亭》，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5，第35页。
③胡林翼：《复皖抚翁祖庚同书》，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4，第144页。
④胡林翼：《复卫静澜侍讲》，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1，第73页。
有效地配合步队作战。他发现步队在追击作战时，走不多远便力竭气衰，因此曾设想实行马步合编，战时由步队在正面抵拒，待对方退却时，即以马队乘势掩杀，扩大战果。他虽然未能组建起强大的马队，但反映了善于从战争实践中改善军队建设的思想。
胡林翼在加强湘军水师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855年2月，由曾国藩统率和指挥的湘军水师在江西湖口大败，部分战船上驶沌口。胡林翼一方面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添造大小战船300余艘补充水师，另一方面本着“水师器用，利在炮位”的指导思想，咨请广东巡抚叶名琛先后购买洋炮1600门，装备各式战船，使水师的规模日益扩大，火力明显加强，从而在以后进行的湖口、九江和安庆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认为长江下游为水网地区，只有加强水师建设，才能击败太平军。于是上疏清廷，建议由曾国藩分别在江苏淮安、安徽宁国和太平、浙江衢州组建三支水师，以便配合陆师“进剿”o这一建议被清廷采纳，并在尔后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他还别具匠心地提议组建一支“水陆相兼”的部队，即在水师官兵中，以一半兼习陆战之法，以便水师能够独立作战，机动灵活地袭击太平军，使其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这一设想虽因遭到曾国藩和杨载福、彭玉麟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但联系上述步马兵合编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在因地制宜地组建军兵种方面的大胆探索精神和组建合成军队的思想萌芽。
（四）立法宜严，用法宜宽，贵在得人心
胡林翼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指出：“不教之兵，将有不戢自焚之势，遑问杀敌致果耶？”①他治军的指导思想是：“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②简言之，就是继承传统的“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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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魏将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第12页。
②胡林翼：《复曾事恒贞干茂才》，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7，第53页。
他的所谓“显以示之纪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求营官服从统领的调度，不得违令。其二，不准虚报冒领，克扣兵饷；不准讳败为胜，虚报战功。其三，严禁声色烟赌，不准夜不归营，其四，坚持每天点名、操练。在操练方面，要求火枪手和刀矛手刻苦精练，以便战时互相护卫、互相壮胆。其五，要求官兵体恤民艰，不扰害百姓。强调指出：“养兵所以为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①当然，他要求湘军所爱所卫的，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至于敢于犯上的“乱民”，则“乱者必斩，不可姑息”。他的所谓“隐以激其忠良”，一是用“忠义”、“仁爱”等封建礼教教育官兵忠于封建君王，官兵之间应互敬互爱，亲如家人，二是在奖励、升擢、抚恤等方面从宽从优。通过以上办法，激发官兵的“志气”，防止“暮气”和“怨气”。由于他对宽与严的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度，因而在巩固部队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五）爱人以德，待人以诚，协调将帅之间的关系
胡林翼在致友人书中说：“事之成败，不争贼之强弱多寡，而在我辈之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耳！”②在奏疏中又说：“盖必主将一心，则士卒乃能联为一体。”③把将帅之间的和衷共济视为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他认为要实现将帅之间和睦相处，关键要有“让美”之心，不争功诿过，要“爱人以德”、“待人以诚”，以“友谊”为重。本着这些原则，他在协调湘鄂军将帅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湖广总督官文庸碌无能，胡林翼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共同事业，对官文采取尊重、忍让的态度。官文对他也就深相倚重，无所疑忌。湖北的军政吏治，由巡抚主稿，总督画行，不仅在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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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鲍春霆并寄蒋之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9，第80页。
②《胡林翼全集·语录》第26页。
③胡林翼：《条陈楚军水陆东征筹度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0，第136页。
兵、筹饷、部署防务等方面很少遇到掣肘，相反还能通过官文这一清廷宠臣，在奏请起用将领、请求协饷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胡林翼认为曾国藩系“忠义冠时”的济世之才，加上他到湖北任职后受到曾的提携，所以对曾十分敬重，每当曾遇到困难时，总是鼎力相助。他俩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彼此之间始终互谅互敬，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胡林翼死后，曾国藩表示：“可痛之至！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①
胡林翼与部将的关系也很融洽。初期，他在湖北赖以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罗泽南统带的陆师和由杨载福统带的水师。他对罗、杨都十分尊重。18 55年冬，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回救武汉时，身为巡抚的胡林翼不顾别人劝阻，亲率三千多人前往蒲圻迎接，配合罗部作战。他说：我是主人，以难事诿诸客兵，廉耻安在？1856年4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毙命后，他对接统罗部的李续宾也十分敬重，“亲若同胞”。而罗、李、杨三人也尊重胡的调度指挥，为攻取武汉，恢复湖北失地，协力同心地作战。事后，他在给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信中不无自豪地说：“林翼自问，五六年间（注：指1855年～1856年）所处之境，为军兴以来所未有之奇，然自得迪庵（即李续宾）而兵乃强，得厚庵（即杨载福）而水道已通。”②
胡林翼在安徽先后指挥多隆阿、鲍超、李续宜、成大吉、唐训方、蒋凝学、彭玉麟、杨载福、曾国荃等部作战。他与这些统领相处得也比较融洽，并能注意协调各统领之间的关系。例如，多隆阿“有胆有识”，但“才高意忌”，为此，他多次规劝多隆阿不应炫耀自己的长处，指责别人的短处，注意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多隆阿听从他的劝告，在1859年冬进行的太湖战役中，各统领之间基本上做到了协同一致地对付太平军。此后，在安庆战役中，他鉴于多隆阿与李续宜关系融洽，而对鲍超怀有忌心，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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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72页。
②《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3，第15页。
国藩却十分赞赏鲍超的骁勇，于是将多、李留在皖北，由他直接指挥，将鲍超调往皖南，归曾国藩直接指挥。同时，他写信给鲍超，历述曾国藩对他的种种“恩情”，要他“一心敬事”曾国藩，并以“师克在和”的古训教育鲍超，要他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鲍超也就不仅尊重曾国藩的领导，而且能主动配合其他部队作战。
摘编《胡林翼语录》的崔龙说：“世称楚将协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欢”，这都是胡林翼“倾身结纳，苦心调护之功也”。①这些话虽有溢美的成分，但胡林翼在协调湘军将帅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曾国藩也自称他在这方面不如胡林翼。另外，左宗棠、李鸿章与胡林翼相比，在这方面也未免逊色。
（六）组织团练，配合主力作战
曾国藩认为办团练弊多利少，因而不予重视。胡林翼则不同，他承认团练确有许多弊病，但认为不能不办。因为湖北地域广阔，兵力不足，不可能处处设防，有了团练，既可配合军队作战，又可镇压“乱民”，收一举两得之效。他在湖北、安徽所兴办的团练，没有也不可能杜绝欺压勒索、劳民伤财等弊病，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他奏称，在攻取武汉之战中，江夏（今武昌）、汉阳二县的团练！配合湘军作战，杀死太平军二干多人。黄梅、广济、罗田、麻城等县的团练，在护送军粮、守卫关隘、阻击太平军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潜山知县叶兆兰于天堂组织的团练，在太湖战役中，先是扼守要隘，后又配合主力袭击太平军之侧背，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胡林翼在“专恃兵力，围剿必难得力”，“不如用士用民，可以安反侧、杜滋扰”②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地主豪绅的欺骗宣传，驱使部分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配合湘军镇压农民起义，这是颇为毒辣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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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全集·语录通论》第3页。
②胡林翼：《致湖广总督程晴峰》，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第25页。
诚然，胡林翼的建军治军思想，没有超出传统军事思想的范围。但是，他和曾国藩一样，毅然摒弃八旗、绿营的积弊，善于吸取和发展传统军事思想中有生命力的内容，重起炉灶，建设勇营，改善营制，强化管理教育，因地制宜地组建兵种，从而使湘军成为一支组织严密，内部关系比较融洽，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具有较高战斗力的部队。这种不泥于旧制，敢于革新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二、作战指导思想
胡林翼非常注意研究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同时，本着“以兵略为本”的原则，组织有关人员从《左传》和《资治通鉴》中摘录古代帝王、名将的用兵方略，编辑成《读史兵略》，潜心披阅，以史为鉴。他从战争实践和历史经验两方面吸取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面都有所创新，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方针、原则。
（一）战略指导原则
胡林翼在战略指导上，先后提出了以下主要原则。
1、军旅之事谨慎为先，但不宜过于谨慎
胡林翼承袭我国古代兵家的慎战思想，强调“军旅之事，谨慎为先”①。他的慎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军队必须蓄气养锐，保持高昂的士气。据此，防御时，先深沟高垒，敛兵据险，坚忍相持，待对方气将衰、志已懈、队将散时，再并力反攻。进攻时，步步为营，节节扫荡，通粮道，设后援；不强攻坚城，避免重大伤亡，挫伤士气。二是继承《孙子》的“知彼知己”思想，善于审机审势，不轻举妄动。他针对太平军人多势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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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札霆营鲍副将喻都司》，见《胡林翼全集·批札》卷1，第11页。
既能以优势兵力围城，又善于乘虚蹈隙，使数量居于劣势、运动又较迟缓的湘军往往顾此失彼的情况，及时提出“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①。主张集中兵力，机动作战，以争取主动。稍后，他总结了李续宾部于1858年9月连攻安徽太湖、潜山、舒城、桐城，每占一城都有不少伤亡，最后于11月在三河镇全军被歼的教训，和1859年冬湘军在太湖战役中先在外围大量杀伤太平军，进而攻取太湖、潜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③的著名作战原则。
由此可见，胡林翼慎战思想的核心，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固然，这种指导思想反映了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凶残性，但却为传统的慎战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因而被蔡锷誉为“所见尤为精到卓越”。
战争情况复杂多变，不可能完全预测，即使谨慎从事，也难免会有失误。据此，胡林翼提出：“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③又说：兵事怕不得许多，只要有五六分把握，便应放胆放手去干。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一味求稳，很可能丧失战机，甚至造成被动。但是，他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曾提出过不切实际的意见。那就是1860年6月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于7月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以后，胡林翼认为曾国藩提出的一由池州进规芜湖，一由祁门进至旌德、太平，进图溧阳，一分防广信（今上饶市）、玉山的三路进兵之策，不过是“内三路，小三支”，还应另筹二大支，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取大包围态势，方能对大局有济。根据当时情况，这样的部署，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湘军兵力有限，且安庆又是两军必争之地，只有集中兵力先占安庆，才能顺江而下，对金陵采取包围作战。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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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复李香雪太守》，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4，第19页。
②胡林翼：《复多都统》，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0，第58页。
③胡林翼：《复蒋文若》，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5，第121页。
一步说，即使如他所说的“再添兵四万人”，在数量上仍然居于劣势，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太平军腹心之地，进行无后方作战，用三个拳头打人，不仅失去争夺安庆这一战局重心，而且极易被太平军各个歼灭。如果说曾国藩分兵皖南已带有冒险的成分，那末胡林翼的上述主张就更加冒险了，所以未被曾国藩采纳。
2、审察机势，次第进军
胡林翼强调指导战争的关键在善于审察“情理”与“机势”，认真研究作战双方的各种情况。他继承孙武“地形者，兵之助也”的思想，把研究地理形势作为“决胜运筹”的“第一要义”。当然，作为战略指挥员，首先要研究带全局性的形势，正如他颇为形象地指出的：“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①在审察全局形势方面，他与曾国藩堪称伯仲，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也大同小异。他对太平军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先取湖北作为后方基地，尔后循江而下，逐一攻取沿江重镇，最后夺取金陵。
胡林翼指出，湖北“居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太平军作战，必须先夺取湖北，据为根本。而争夺湖北，必先争夺武汉。只要将武汉重镇控制在手，成为牢固的后方基地，则东征将士便无后顾之忧，军火粮饷可以源源前运，伤病人员可以后送治疗，作战部队可以轮番休整，水师船只可以进坞修理。基于以上认识，加上他身为湖北巡抚，本有守土之责，因而虽然兵力不多，仍一次再次地进攻武汉。最后，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率部东返的情况下，于1856年12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基本上控制了湖北全境，实现了战略计划的第一步，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步。
胡林翼明确指出，九江“西挹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实吴楚之腰膂”，只有攻取九江，才能保障武汉的安全，控制江西的门户，打通长江的水道，为东下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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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复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6，第139页。
军攻占武汉以后，即于1857年初兵锋直指九江，用长濠围困达16个月之久，终于在1858年5月19日攻占九江城，取得了东征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胡林翼鉴于“皖省地居水陆要冲”，“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不进图安徽，不仅湖北不能安枕，而且金陵永无克服之日，便与官文商定图皖之策，并于1858年8月分兵两路，一由都兴阿率领进攻安庆，一由李续宾率领救援庐州。不料，李续宾部五千余人在三河镇全军覆灭，都兴阿部也被迫退守宿松。三河大败之后，胡林翼意识到只有厚集兵力，多路“进剿”，方能奏效。他与曾国藩等于1859年10月拟定了“四路图皖”之策，并发起太湖战役，于1860年2月18日至20日相继攻占太湖、潜山。接着胡林翼根据“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得”①的指导思想，又与曾国藩等确定了围攻安庆的决策，经过精心筹划，艰苦鏖战，终于在1861年9月5日攻占安庆，取得了东征作战第二次重大胜利，并为攻取金陵奠定了基础。
3、“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
胡林翼对湖北与邻省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湖北系“四战之地”，防不胜防，不能“闭房闼以拒盗”，必须主动支援邻省“剿灭逆贼”，方能使湖北“免于忧患”。于是他从“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思想中演化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②，“以剿为守”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武汉未占之际，即抽兵前往江西，救援困守南昌的曾国藩部。武汉既占，便集中兵力攻取湖口、九江，分兵救援瑞州，改变江西湘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九江甫下，又提出“图皖以保楚”，挥兵进攻皖西。虽然初战失利，湘军损失惨重，仍“不惮征缮，尽力谋饷”，再次增兵入皖作战，经过潜山、太湖、安庆等战役，终于使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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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与各帅论兵事》，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1，第126页。
②胡林翼：《致官揆帅》，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5，第33页。
皖南尽入湘军手中，并有效地保障了湖北的安全。
1859年3月，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入湖南，5月围攻宝庆，湖南当局大为震惊。胡林翼鉴于两湖唇齿相依，一旦湖南被太平军占领，则湖北便成“腹背交困之势”，而且会大大影响在湖北作战的湘军的士气。于是，分批抽调军队援湘，并派悍将李续宜亲往参与指挥，终于挫败了石达开部的进攻。时人和后人对胡林翼不分畛域，主动派兵、筹饷，支援邻省，深表赞誉。曾国藩说：督抚以全力援剿邻省，自湖北始也。从中既可看出胡林翼坚决镇压太平军的反革命决心，也可看出他确实是个胸有战略全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帅。
既然胡林翼主动支援邻省作战，特别是把进攻安徽作为重要的战略决策，那末是否重视湖北的防守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他对支援邻省和保卫湖北有比较辩证的认识，在提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的同时，强调“必保楚然后能谋皖”①。因而每次决定出省作战时，必同时筹划本省的防务，做到攻防兼顾。从进攻九江开始，他就发现“官军重于前”，太平军“必转袭其后”，于是在鄂省的设防方面确定了以下原则：
一足在重点地区部署兵力。例如，在九江战役后期，确定以能对鄂东“四路策应”的黄州（今黄冈）为设防重点，并亲率6000人驻守该地。此后，始终把黄州作为重点设防地区。
二是在与豫皖湘毗连的要隘设卡建碉，改善边境城市的防御，由正规军和团练分别固守，“静以待之，整以御之”。他预见到湘军进攻皖西，太平军和捻军将会从六安、商城、固始进袭罗田、麻城、黄安（今红安）、德安（今安陆）等地，以调动湘军回援，因而要求鄂东北各县，尤其是地当要冲的罗田、麻城两县，切实加强设防，依托城池、碉堡顽强固守。
三是掌握预备队，进行机动作战。1859年春，他在总结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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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遵旨复奏行军进止机宜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3，第165页。
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湘军人数不算太少，但因缺少一支“置于活着”的部队，所以“机局总滞”。此后，他就非常注意掌握机动部队，并把“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作为用兵的重要条件。例如，在部署安庆战役时，就让李续宜部万人驻于机动位置。1861年3月，当太平军陈玉成部为调动围攻安庆的湘军，西进入鄂并攻占鄂东不少州县时，胡林翼便派李部驰回，协同鄂省守军进行防堵。又如，当安庆外围吃紧时，便从湖北调成大吉部5000人往集贤关，配合鲍超部进攻太平军赤冈岭营垒。当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鄂南，威胁武昌时，又令成大吉率部驰回武昌。这些机动部队，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保障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
事实证明，胡林翼在前方与后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方面是处理得比较恰当的，尤其在后方防御方面，比曾国藩考虑得更为周密。因此，不能因为他主动支援邻省作战，“助剿于境外”，就片面地得出他只顾前不顾后的结论。
4、“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而败”
胡林翼十分重视作战的统一指挥。他说：“凡军事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亦强。”①又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②他为实现对各部湘军的统一指挥，做了不少努力。
185 8年7月，湘军攻占湖口、九江以后，胡林翼便奏请清廷重新起用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因为，当时湘军水陆统领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彼此之间“落落寡合”，只有湘军的创建者曾国藩才能统率他们。1859年冬，发起太湖战役时，他发现总兵鲍超与副都统多隆阿互有短长，究竟以谁为前敌指挥，颇伤脑筋，考虑再三，决定由多隆阿担任。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事权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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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余会亭》，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6，第128页。
②胡林翼：《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折》，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21，第50页。
兵家所忌”，多隆阿虽有妒嫉别人的缺点，但临阵机智过人，而鲍超虽勇少谋，还是以多隆阿为前敌指挥为宜。持不同意见的曾国藩也就改变主意，尊重他的决定。
事实上，无论是进攻武汉，还是进攻九江、太湖，总指挥都是胡林翼。因他善于“克己以待人”，谦虚谨慎，讲究领导艺术，在作战部署上，善于提出几种方案与统领们商议，最后择善而从，因而颇为将领所信服。至于安庆战役，他虽然直接指挥长江北岸部队作战，但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所以他甘当“第二提琴手”，尊重曾的意见，体谅曾的困难处境。为了不使驻于皖南祁门的曾国藩在指挥上顾此失彼，他不顾自己咯血不止，坚持在皖北指挥调度。后经曾国藩多次劝说，加上太平军李秀成部已进至武昌外围，才离开前线，不久死于武昌。他为实现湘军统一指挥进行了最大的努力。对此，曾国藩公正地指出：安庆之克，应推胡林翼为首功。
必须指出，胡林翼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湘军必须由曾国藩和他节制调度，不容他人染指。当湘军开始征皖时，他便与官文联衔上奏清廷，提出：“嗣后楚军无论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经理，实因相处日久，深悉将士之心，较归各省大臣节制呼应得灵也。”①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因囿于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
5、吏治与兵事始终相因，二者必须兼顾
胡林翼认识到吏治腐败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从而得出了“吏治之与兵事固始终相因者也”②，“吏事尤为兵事之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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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遵旨复奏孤军未可深入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4，第3页。
②胡林翼：《恭谢天恩并附陈楚北吏治兵政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1，第1页。
③胡林翼：《复李希庵方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6，第134页。
的结论，进而主张统兵大员应兼任封疆大吏，以便兵事与吏事互相协调配合。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以后，始终一面带兵作战，一面整顿吏治。1856年湘军攻占武汉以后，就着手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地方治安，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同时，撤换腐败无能的道、府、州、县官数十人，强调要用霹雳手段严惩贪官污吏，以争取民心。1857年，他一面指挥进攻九江之战，一面整顿湖北漕政，革除浮收勒索等积弊，增加厘金税额，充实军储。实行这些措旋，使湖北成为湘军稳固的战略后方，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抓吏治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给军队筹措粮饷。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之强弱，视饷之丰歉为转移。”由于湖北留省和出征的部队相当多，筹饷任务也就特别重。1859年在九江、安徽作战的部队约5万人，月需饷银30多万两。1860年增至六七万人，月需饷银40多万两。如此巨大的款额，对于仅有九府一州的湖北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由于筹措不及，经常发生欠饷现象，仅1860年冬就积欠160余万两。胡林翼非常担心部队因此而哗变溃散，曾发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的哀叹。但他并不气馁，命令各司、道粮台精心筹划，把征收盐课、厘金作为“楚省之大政”，专济军饷，并采取缓缴漕粮和请求外省协济等办法，多方筹措，终于基本上解决了饷糈不足的困难。
必须指出，胡林翼的上述指导思想，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利的，但同时也是督抚专擅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削弱中央集权的滥觞。
（二）战役指导原则
胡林翼不但善于运筹帷幄，而且还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在战役指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指导原则，有些原则被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和袭用。他的战役指导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以静制动，先求稳固，然后进剿
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都主张以静制动，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他在1855年因急于图功，竟不顾武汉城坚垒固，督率部队一味强攻，结果3个月中死伤水陆弁勇3000多人。不久，便改用水陆长围久困之法，终于夺城告捷。在九江战役中，采取同样办法，陆路以长壕6道三面合围，水路以水师10余营封锁江面，终于再下坚城。此后，他便一再告诫部属不应强攻坚城，因为从城下仰攻，“我动彼静，我劳彼逸”，容易丧失主动；以血肉之躯与炮石相抗，更易损伤精锐，影响士气。只有敛兵自固，“先求稳固不败，然后相机防剿”①，才能减少伤亡，保持士气，争取主动。在防御时，胡林翼更加强调以静制动，以守为战。他指出，与兵力上占优势的太平军作战，只有“择险设防”，“深沟高垒，静以待之，整以御之”，才能有效地实施防御。当太平军石达开部围攻宝庆时，他写信给左宗棠，要湘军集中兵力，先“扼险自固，坚壁养锐”，待援兵到后再进行反击。湘军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防御作战。石达开因久攻宝庆未下，不得不撤兵他走。
上述指导原则，反映了胡林翼的慎战思想，是符合湘军兵力不足和火力不强这一客观情况的。至于长围久困战法，虽然欧洲于19世纪已基本摒弃不用，但对缺少攻坚火器的湘军来说，仍不失为一种有效战法。当然，这种战法容易出现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加以改进。而湘军在这方面的改进，首先归功于胡林翼。
2、围城打援，先打援敌，再打守敌
胡林翼在兵事以“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城斯下”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先后在太湖和安庆战役中，运用围城打援战法取得了成功，在战役指挥上写下了最得意的一笔。
当湘军围攻太湖，并获悉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前来救援时，胡林翼与曾国藩研究决定，以战斗力较强的多隆阿部和鲍超部担负打援任务，以蒋凝学、朱品隆、李榕部担负围城任务。在兵力部署上，他明确指出：“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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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训霆二营》，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1，第128页。
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①即以打援为重点，只要击败“援贼”，就不难攻破“城贼”。与此同时，他派金国琛、余际昌率9营驻扎于地通潜山、太湖、桐城、舒城的险峻要地天堂（属潜山县），以便对太平军形成拊背扼吭之势。此外，还在扼湖北罗田、蕲春、蕲水、黄冈门户的陈德园驻扎6营部队，以屏蔽湖北。由于部署周密，湘军协同苦战，在大量杀伤和击退太平军援军之后，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太湖、潜山两城。
安庆战役，虽然既要瞻前，又要顾后，战况复杂多变，但曾、胡始终坚持围城打援的战法：曾国荃部在水师配合下围攻安庆；多隆阿部在桐城外围挂车河一带打援；胡林翼则率部驻太湖，与安庆、桐城外围的部队声势联络，兼顾前线与后方的指挥；并于一开始就将李续宜部作为“活兵”，以便既能援应前线部队，又能在必要时回救湖北。胡林翼还明确指出，太平军意在速战，湘军应以缓战待之。他要求曾国荃部不断加固壕垒，作长期围城打算；多隆阿部预留马队于空旷之处，以便充分发挥马步协同作战的优势。在历时一年的战役过程中，虽然险象环生，但由于围城部队“坚不动摇”，打援部队顽强抗击，终于化险为夷，取得了安庆战役的胜利。
事实证明，围城打援，确实是相当高明的战法，它不仅发展了长围久困战法，而且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作战指导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提到了一崭新的高度。这种战法，使进攻与防御紧密结合，既可大量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又可趁势攻占城池，因而在攻城火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曾得到普遍的运用。
3、“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
正确地使用兵力是争取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指挥水平高的标志之一。对此，胡林翼有比较精当的见解。他说：“鄙人之意，向以并力为主，不愿零星分拨，致使一事无成。”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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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李方伯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8，第27页。
②胡林翼：《复李香雪》，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3，第6页。
论进攻还是防御，他都主张先集中兵力。185 9年2月，当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时，他立即写信提醒左宗棠，必须“专意集兵，慎勿分防”，如处处设防，即使拥有10万精兵，也难收尺寸之功。1860年，在第二次图皖时，他强调必须集中四五万精兵，三路同进，声势联络，方能奏功。此后，他对担任驰援湖北任务的李续宜说：太平军分六七路来攻，湘军最多只能分二路对付他，绝对不能分散自己的兵力，被动应付。他在主张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的同时，在具体部署上则主张各部队应有明确分工，一般应分围城之兵、打援之兵、雕剿之兵，力求部署周密。他非常注意保护后路，强调临阵之时，必须派部队分布侧后要隘，防敌抄袭。他把以上用兵原则概括为“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①这就正确地处理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因而被蔡锷评价为，“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其实，左宗棠在这方面与胡林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经常将部队分成三路，分进合击，并说这种部署“虽系暂分，终归于合”。
另外，胡林翼还重视奇正结合的用兵方法。例如，1855年夏秋，湘军在武汉外围屡为太平军所败，为了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他支持杨载福提出的用水师从汉水支流出其不意地绕击太平军的主张。经过10天战斗，共攻破太平军营垒10余座，夺获战船数十只、火炮30余门，焚毁粮船数百只，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又如，在1858年进攻湖口时，李续宾与杨载福事先密商，以陆师5000人由九江北渡，摆出进攻宿松、太湖的姿态，当夜又回驶至湖口以东，部队舍舟登岸，潜行至湖口后山。当水师从正面进攻时，陆师突然从山上呼啸而下，太平军猝不及防，被迫撤走。胡林翼赞扬此战深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用兵原则。他还指示部属，在据险防御，遭到敌人猛烈进攻，处境危急时，也可分兵“趋间道击之”，打乱进攻者的部署。这些，都反映了他灵活用兵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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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林翼：《致曾钦使》，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4，第108页。
胡林翼伙同曾国藩等组建、扩充湘军，用以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武装，使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一段时间内摆脱了岌岌可危的处境，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他们的军事思想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东西，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