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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尹耕云：《豫军纪略》，见《捻军》（二），第172页。
兵，减少步兵，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作战方式上，发展了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合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对于尔后的作战影响甚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①。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的派系矛盾日趋突出。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罩内，恐群盗轻朝廷”②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下令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③，拒绝接受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捻军正是利用这种有利条件，采取“打圈”战术，连败穷追不舍的僧军（参见附图13）。
邓州、鲁山两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待机击敌。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其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仅率数十骑退入邓州城。1865年1月28日，捻军又在鲁山布阵待敌。当僧格林沁挥军向捻军阵地冲锋时，捻军佯败，将僧军诱过洼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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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23，第32～33页。
②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第7页。
③《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24，第18页。
并以马队从后抄袭，阵斩翼长恒龄、副都统舒伦保等多人，又一次大败僧军。
高楼寨全歼僧军 僧格林沁两吃败仗，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捻军则采取盘旋打圈，先疲惫敌人，然后伺机歼敌的方针。两个月中，僧军尾随捻军之后，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部队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寝食俱
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①。清廷曾告戚僧格林沁“未可一意跟追”②，但他刚愎自用，不听朝廷告诫，不顾士卒疲劳，继续尾追捻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先活动于曹县、定陶、成武、嘉祥、汶上、宁阳、曲阜、东平等地，复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阴、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布政使丁宝桢部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今枣庄市南），旋经兰LL、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5月10口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在范县、郓城汇集了当地起义武装，驰抵菏泽西北的高楼寨地区。这一带地处黄河南岸，附近河堰纵横，柳林密布，捻军决定在此设伏，与敌决战（参见附图14）。
5月17日，僧军追至菏泽以西、高楼寨以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先以小队前出迎敌，且战且走，引诱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僧格林沁不知是计，分兵三路进击：以翼长诺林丕勒等马队、总兵陈国瑞等步队居左；翼长常星阿等马队居中；翼长成保等马队、总兵郭宝昌步队居右；僧格林沁在后督战。中午，僧军进入捻军设伏地域，捻军号角齐鸣，伏兵四起，亦分左、中、右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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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佚名：《山东军兴纪略》，见《捻军旁（四），第85页。
②《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26，第27页。
向敌突击，鏖战2时许，先击退左路敌军，继击败中路马队，随即转兵西向，配合左路捻军夹击右路敌军。僧军不支，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收集马步残兵逃往高楼寨南的郝胡同，企图负隅顽抗。不久，捻军大队赶到，将僧军包围，一面在圩外掘长壕防堵，一面向寨内施放枪炮。入夜，僧军从东北方向冲出长壕，向一片柳林中逃窜。捻军早已在此设下伏兵，将敌层层围裹。僧格林沁在枪声不绝、号角频吹声中，不辨东西，盲目乱窜，逃到菏泽西北十余里的吴店（今吴庄）时，被捻军战士张凌云用大刀砍死。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等。
高楼寨之战，共歼灭僧格林沁以下官兵7000余人，是捻军在抗清战争中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机动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地区设伏，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其作战指挥是相当高明的。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遂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湘、淮军，前赴山东“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又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天津洋枪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譞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的攻捻方略 曾国藩接旨后，为避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向清廷申述了不能迅速北上的理由。同时，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确定了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而湘、淮各军主要是步队，以步追骑，实难制胜。因此，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①据此，他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4省13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4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他还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各军首尾相应，不致疲于奔命。②
曾国藩的攻捻方略，其用心虽然狠毒，但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因为清军重兵集结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13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重点设防区内，仍然可以在乡村穿梭往返，摧毁地方团练，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之清军。此外，奉调参战的湘军、淮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不能密切协同配合。因此清军之“静”实难遏制捻军之“动”。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在清廷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曾国藩攻捻方略的破产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桢所部3000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高昂，兵强马壮，“纵横自便”。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局面。但是，由于捻军首领们对进军方向意见不一，有近半个月时间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等地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机。此后，决定南下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殊不知自捻军退出雉河集后，清廷在蒙、毫等地强化了反动统治，驻扎了重兵。所以，尽管捻军于6月21日包围了雉河集，但围城月余未克。而抵达江苏清江浦的曾国藩即命湘、淮军及皖、豫、苏、鲁清军纷纷前来救援，对捻军形成反包围态势。捻军在各路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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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势第717页。
步步逼近的情况下，小得不于7月2 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撤离雉河集后，时分时合，先后转战于豫、鲁、皖、苏、鄂等省。曾国藩先是坚持其专办13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但因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各省清军兵饷两绌，根本不是捻军的对手，以致“剿捻”毫无成效。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①。于是，曾国藩一面仍于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命淮军李昭庆、刘铭传部作为游击之师，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②这种作战部署的改变，虽然使捻军的流动作战增加了困难，但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后，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节制的清军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作战。
1866年5月，捻军在山东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南下周家口渡过沙河，于6月进入豫西南地区。这时，曾国藩接受了刘铭传的建议（有说接受襄办军务刘秉璋的建议），向清廷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清军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防军分别为湘、淮军及有关各省的清军。为了防中有攻，将部分湘、淮军作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遏阻于豫西南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种设防的最大缺点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防线脆弱。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分散活动的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集中后，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埕，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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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46，第21页。
②曾国藩：《宁陵扶沟等处胜仗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731页。
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使曾国藩的“以静制动”攻捻方略彻底失败。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不得不承认“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①不管曾国藩如何巧言辩解，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近一年半时间，竞毫无成效。为此，清廷于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先后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军和挫败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重大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捻军、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成为一支领导统一、组织比较严密的军队，并发扬了“誓同生死，万苦不辞”②，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其二，坚持灵活机动的“打圈”战术，从运动中消灭敌人。曾国藩对此种战法颇感头痛。他说：“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兵与之相逐相迫，从不寻我开仗。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垓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时，而贼无吃亏之日，其难办有数倍于长毛者。”③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捻军打了不少胜仗，但因缺乏可靠的战略后方作依托，因而十分不利于坚持持久的战争。
四、东捻军转战湖北、山东及其最后失败
（参见附图15）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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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见《捻军》（一），第46～47页。
③翦伯赞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5年版，近代部分，上册，第249～250页。
③陈昌：《霆军纪略》，见《捻军》（一），第253页。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后，因抢渡运河未成，便于10月中旬进入豫东地区。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粮弹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友军的支援，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①。为改变这一不利态势，捻军领袖们决定将全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称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扼地兜剿”方略
东捻军入鄂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lo月2 1日，东捻军3万余人在赖文光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进入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几次抢渡运河均未成功，而清军的追兵又至，遂放弃上述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②，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1866年12月，东捻军由山东经河南进入湖北。清军方面，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的“聚兵防河”计划因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难成功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备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从内部瓦解捻军。③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10万清军，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分驻于鄂、豫、皖三省接壤处，妄图一举消灭东捻军于鄂东地区。
罗家集、杨家河、尹隆河之战 东捻军进入鄂东不久，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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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赖文光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0页。
②陈昌：《霆军纪略》，见《捻军》（一），第257页。
③李鸿章：《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0，第57页。
麻城南下至滠口，威胁武昌。复折而西向，围攻德安府（今安陆），又入京山，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9营湘军尾追，捻军用兜圈子战术疲惫敌军，并于钟祥以东的罗家集设伏以待。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分兵三路向罗家集进攻。东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郝击敌后路。激战半日，歼敌2000余人（有说4000人）。郭松林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始得免予死。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率所部6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盲目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
东捻军两败敌军后，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计划，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历时半月，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退驻旧口地区。此时，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阳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1.6万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隆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隆河捻军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2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18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马队1000余人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马队6营加强后路，自率12营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刘铭传见任化邦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急忙从中路抽3营往援。在捻军的猛攻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任化邦即挥军支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接着，捻军左、右两路协同赖文光等全力围攻刘铭传的中路军。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可是，由于捻军首领事先没有派出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以致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歼击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两向东侧击杨家洚捻军侧背。赖文光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尹隆河之战，捻军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自己也伤亡万余人，被俘8000多人，元气大伤。
（三）东捻军进入山东及其最后失败
放弃入川计划，进军山东半岛 东捻军在尹隆河战败后，便在鄂、豫两省流动作战。3月23日在鄂东六神港歼灭湘军彭毓橘部3000余人，击毙统领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30余名。5月14日，在黄安（今红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淮军杨鼎勋部。此外，还两次抢渡汉水，但均未成功，而湘、淮军始终紧追不舍，捻军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捻军首领们决定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但对于究竟向何处转移，却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来主张向西北转移，但从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匮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任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以翻越”①，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于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清军守备薄弱的戴家庙防线。次日黎明，捻军三四万人从戴家庙一带，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19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
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东捻军突入山东半岛后，李鸿章立即布置清军三路兜截：以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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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77，第14页。
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15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今莒县）为南路，将捻军“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①。他还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②。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为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在300里的地段上以一营守3里，共部署兵力近100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当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时，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捻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由淮军潘鼎新部驻防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2000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③，便于8月19日向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胸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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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第45页。
②李鸿章：《陈明办贼大致暂难亲赴前敌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第48～49页。
③周世澄：《淮军平捻记》，见《捻军》（一），第161页。
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移至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①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②清廷也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③他坚持加固河防，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匮乏。赖文光、任化邦等虽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阳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进军受挫，于10月初复入山东。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与刘铭传部仓促接战，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进行反击，遭淮军抄袭后路，再次大败。此战，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枪杀。任化邦是后期捻军重要首领之一，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为清军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因连遭失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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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82，第18页。
②曾国藩：《复李少荃宫保》，见《捻军》（五），第333页。
③李鸿章：《不罢运防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2，第9页。
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月，当捻军在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来。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伤亡近2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31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1868年1月1日夜由沭阳城南张家湾突破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余部千余人于1月5日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被俘后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直隶等地及其最后失败
(参见附图16)
（一）进军陕西，与回军联合作战
十里坡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3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绕过潼关，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西捻军入陕，陕甘回民起义军深受鼓舞，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地袭击清军，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原陕西巡抚、留陕督办军务的刘蓉正率1.4万余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军。当他得悉西捻军入陕后，即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①请求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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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61，第15页。
援军。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正在湖北调集部队，筹备粮饷，难于迅速入陕；抢掠成性的鲍超部因西北地瘠民贫，不愿前往，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老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蓉在援兵未到之前，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西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3000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成三路再次发动进攻，又被设伏于华州敷水以东的捻军击败。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待各路清军纷纷回顾省城时，捻军又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调动疲惫跟追的清军，复东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旋又北走渭南，迅速西进。1867年1月21日，前锋迫近西安的韩生冢，以主力二三万人埋伏于西安以东的十里坡附近村堡，并派部分兵力东出灞桥诱敌。刘蓉以捻军再次兵临西安，便驱军猛追，于23日抵灞桥。捻军与敌稍一接战，即向十里坡后撤。湘军紧迫不舍，提督杨得胜部首先抢占十里坡，总兵萧德扬等继至。当湘军进入捻军设伏地域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敌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难忍，无心作战，火药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和总兵萧德扬等湘军将领，歼敌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捻军与回军联合作战 十里坡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刘松山部湘军和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包围了西安城，甘肃东部的陕甘回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固守西安待援。西捻军围城月余未克，打援又失利，遂撤离西安，沿
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郡县（今眉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的益店，与由风翔东进的回军取得联系。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皖军郭宝昌部已从三原向咸阳西进，湘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5月初，捻、回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将前来进攻的刘松山部包围，毙伤湘军甚众。接着，捻、回两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5月2 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等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二）左宗棠镇压捻、回军的方略与西捻军的对策
左宗棠的进攻方略与作战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2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1.1万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3000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4000人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①。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2.1万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8000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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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答杨石泉》，见《捻军》（六），第108页。
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备军，为“兼讨回捻之师”。上述各部清军共约4万人，装备洋枪洋炮。当时，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仅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
西捻军转至陕北，东渡黄河 8月，西捻军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东有洛水、黄河，北面则是山区，不利于捻军骑兵纵横驰骋。当左宗棠正与其所部将领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时，西捻军为了摆脱清军的包围，决定向陕北转移。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
左宗棠估计进入陕北的西捻军可能由甘泉折向东南，然后“南趋韩城出山，否则俟冰桥结成，渡河犯晋”①。其侧重点仍是防止捻军“南趋韩城出山”。为此，他命令刘厚基率部结营于宜川甘草坪，堵扼西捻军南下韩城；命刘松山、郭宝昌各率所部由洛川北进，跟踪追击。当得悉西捻军进至宜川、延长一带时，左宗棠预感到捻军“北窜延长、延川一路，渡河犯晋，实为大局攸关”②。为此，立即作了如下部署：以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等部沿黄河西岸进行堵截；以刘典、黄鼎等部扼守同官（今铜川市北）、宜君、洛川等地，既防捻军由西南出山，又防回军东进联合捻军；以高连升等部在鄢州、甘泉、延安、绥德一线堵截捻军北进；黄河河防由山西按察使陈浞负责；企图将西捻军围歼于黄河西岸的狭长地带。
11月14日，刘松山、郭宝昌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刘部后队在中部大贤村突遭回军截击，迫使刘、郭率部回援。西捻军乘机北占延川，进向清涧，并于22日配合回军攻占绥德。各路清军遂纷纷北上绥德、榆林、神木和山西的保德、河曲等地，致使宜川一带黄河沿岸的设防空虚。这时，气候骤冷，黄河结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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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87，第22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咨札》，清光绪十六年刊本，卷9，第59页。
宗禹乘机率西捻军急速南下，于12月17日进至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由张禹爵率500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过黄河，顺利进入山西，打破了左宗棠围歼捻军于陕北的计划。
（三）挺进直隶，转战鲁、豫
由山西进入直隶 西捻军突破清军黄河防线后，乘胜占领I JJ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过河跟踪追击。西捻军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郭等部清军追来时，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然后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部抵磁州；左宗棠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被清廷任命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军行迟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今景县）、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10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清廷丁2月底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上述行动，虽然震惊了清廷，却使自己陷入了被清军重兵包围、孤军作战的困难境地。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阳。3月16日，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在饶阳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伤亡很大，淮王邱远才、幼沃王张禹爵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清军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 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补充了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及时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①，便很快撤离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直指天津。
西捻军逼近天津，恭亲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指使崇厚通知英、法等国炮艇协同防守天津。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四）在直隶最后覆没
西捻军领导麻痹轻敌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这一地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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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06，第29页。
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西捻军应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健”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悲惨的结局。
李鸿章实行“就地圈制”之策 这时，清军各部共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况，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又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再次南返山东。
陷入重围，惨遭覆没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运河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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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涡阳县志》，《捻军》（二），第107页。
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