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1000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西捻军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18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①。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坚持16年的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六、捻军的战略得失评析
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以及最终惨遭覆没，固然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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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涡阳县志》，《捻军》（二），第108页。
方面的原因，但都与捻军领导者的战略指导密切关联。这里，对捻军的战略得失作一简要的评析。
（一）关心群众疾苦，纪律严明，得到人民支援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不仅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而且非常关心民众的疾苦。捻军纪律严明，军行所至，不扰民害民，还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深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不但可以“因地为粮”，而且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如高楼寨、十里坡、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保甲制度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群众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二）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以至合编的正确方针
自1859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雉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继续坚持斗争。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使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的太平军余部实行合编，组成统一领导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仍然各自为战，将很难继续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
（三）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新捻军，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武器装备低劣，且又孤军作战。在这种不利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清军的枪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的主动权，打了不少漂亮的歼灭战，消耗了清军的有生力量，挫伤了清军的士气。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确实是谋高一筹。尽管后来东、西捻军先后被围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以上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捻军得以坚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条件。
（四）眼光短浅，组织松散，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领导者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没有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此外，捻军的成员既受小生产者的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又受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因而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各统其众，各居其巢”①，独立战守，互不统属。雉河集会盟，反映了部分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到了一定作用，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实属难能可贵。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雉河集的失守，以至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迨至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至于与陕甘的回军，则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更难实行亲密无间的联合行动。
（五）忽视战略基地的建设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皖、豫、苏、鲁边地区，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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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127，第17页。
捻军领导者受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反动团练武装的日益发展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仍然不断“装旗”出征，颐外而不顾内，结果在僧格林沁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流动作战，虽然歼灭了僧格林沁军，并屡败湘军、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使自己陷入日益被动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六）东、西捻军分兵作战，难以实行战略协同
赖文光、张宗禹等决定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是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实行协同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对付清军，最多只能实行近驱离的分兵，即以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歼灭尾追之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战略眼光短浅的表现。
上述战略失误，是导致战争失利和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
七、捻军的军制
萌发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转战于皖、豫、鲁、苏、鄂、陕等地的捻军，在军制方面虽有其自己的特点，并在战争实践中有所变化，但就正规、严密程度而言，则远逊于太平军。
（一）军队的编制体制
19世纪50年代初，在太平军北伐军的影响下，捻军发展迅速，活动频繁。但是，仍处于“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态，甚至连相对固定的编制都没有。捻军之真正具有军事组织形态，则是在雉河集会盟以后。当然，也还是相当松散的。
1855年（咸丰五年）秋，豫皖边的许多捻军首领齐集亳州（今亳州市）的雉河集（今涡阳县）山西会馆，举行了在捻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史称“雉河集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①，立国号为“大汉”，祭告天地，颁行布告，并确立了五旗军制：
盟主之下设立总旗，以黄、白、红、蓝、黑五色旗来区分队伍，其中以黄旗为最尊，依次为白旗、红旗、蓝旗、黑旗。每一色旗设一总旗头，称大趟主。黄旗由张乐行自兼，龚得树领白旗，侯士维领红旗，韩老万（又叫韩奇峰）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五色旗之外，尚有八卦旗（旗主为杨兴泰）、大花旗（旗主为雷雁）、小花旗（旗主为李延彦）、绿旗（旗主为尹如清）。这些杂旗由于人数有限，都称不上总旗。
总旗之下设有大旗，为捻军的独立单位，可单独进行活动，旗主称为趟主。大旗的数量及编制人数均不固定，有时人数特多的大旗旗主也有称大趟主的。为使各大旗便于识别，在每色旗外镶以五色旗边，或在旗中镶以五色圆心，旗形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等，此外还有不同颜色的飘带。有时，趟主可以自己改变旗形旗色，如涡阳北的程炳宏，原属白旗，因与旗主闹意见，即自行在白旗上加了一道红边。也还有在此地打黑旗，在彼地打花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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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乐行自述》称“大汉永王”，《豫军纪略》称他为“大汉明命王”，
据已发现的布告应是“大汉盟主”。
大旗之下为小旗，是捻军的基层单位。小旗的数量及人数也不固定，自十余人至数百人不等。小旗大多是步骑兵混编，步兵多，骑兵少。有时抽调各小旗的骑兵，集中编组，抄袭敌人。淮北捻军还有水营组织，但具体编制不详。
总之，捻军的编制无定额，人员不固定，组织十分松散，各大旗有很大的独立性，张乐行名为盟主，但无任命大趟主之权，亦很难行使统一指挥之权。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捻军各旗多以同族同姓人组成。如张乐行的黄旗官兵都是张姓同族，号称“九里十八张”。龚得树一族号称“九里十三龚”。侯士维一族号称“九里十三侯”。苏添福是河南永城人，同族人即有100多个村子。这种由同族同姓之人组成的部队，一方面以陈旧的宗族观念为纽带维系内部团结，实行族长、家长制统治；另一方面与异姓部队之间容易产生排外性，彼此互不合作，难于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一般都未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张乐行驻扎雉河集期间，他的周围有几十人，大多是他的同族、亲戚和故旧，统称为枪手或打手，负责警卫和传达命令等工作，个别办理文书的则称之为先生。另据《豫军纪略》说：捻军除分五色旗外，尚“僭称王号，伪刊玺文，设伪军师、司马、先锋名目”①。其附录名单中，还有“左营总目”、“前哨总目”等名称，“司马”又分左、右，“军师”实为谋士。如此说属实，则有些捻军的组织机构是比较健全的。
1856年冬，雉河集等地被清军攻占，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南下重占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旋于1857年3月初与太平军会师，并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如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龚得树被封为征北正总提，韩老万被封为扫北侯。捻军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制度，并未按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大部分捻军仍然打着五色旗号。
1863年春，清军僧格林沁部攻占淮北，捻军损失惨重，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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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豫军纪略》，《捻军》（二），第300～303页。
行等许多捻军首领牺牲，在张宗禹等领导下突围而出的部分捻军，于1864年11月与赖文光等率领的太平军余部合并改编，组成了一支新捻军。这时，捻军的组织有了一些变化。一是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二是在编制方面作了若干变更。有的史料记载：“同治六年（1867年），捻首任柱、赖文光等复率众20余万东窜。其部伍旗分五色，更互进退。共12大旗，每大旗辖50小旗，每小旗统众、500，分为10馆，每馆50人，而数不尽拘。”①还有的史料记载：清军在战斗中曾“擒管带外五营捻首王凤池……张九等”②，“生擒任逆（即任柱）外五营贼目潘债一名，并其党十余人”③，又有“伪内五营头目李宗诗率马贼五百余名降”④。诚然，这些史料未必完全真实可信，但仍然可以说明，捻军在1864年以后确实进行了整顿，实行了定编定额制，组织上较前正规和严密了。同时，也能说明合编后的新捻军，仍然没有改变五旗军制，史料中所称的内五营、外五营，可能是一部分小旗的别称，或是小旗内划分的组织形式，其带兵官有可能称为管带或带队。
捻军与太平军合编后，在兵种建设方面，主要是减少步兵，增加骑兵。与此相适应，在作战形式方面，进一步发挥了流动战的特长。时人曾记载说：“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不定，习于斗争，其难一。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火器，今日熟于骑战，且多洋枪，其难二。昔日之捻，尚恋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据巢穴，流窜靡已，其难三。”⑤由此可见，捻军加强骑兵建设，实行流动作战，其方向是正确的。
现将《捻军旗表》转载于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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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阳县志》，《捻军》（三），第479页。
②《豫军纪略》，《捻军》（二），第438页。
③《淮军平捻记》，《捻军》（一），第174页。
④《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66页。
⑤潘骏文：《平定捻匪策》，见《捻军》（一），第395页。
⑥参见《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载，池子华：《试论捻军旗制》。
捻军旗表（简）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黄 旗
张乐行
老 乐
张老家
捻军盟主，太平天国封沃王，
1863年被僧格林沁杀害。
同 上 张敏行 老 闯 同上 张乐行次兄
同 上 张宗禹 小阎王 张大庄 太平天国封梁王
黄旗白边 尹自兴 尹家沟
黄旗红边 杨玉山 石弓山 降清
黄旗蓝边 张慎德 头号雪 曹市集 降清
黄旗黑边 张胜选
白旗黄边
龚得树
瞎 子
公吉寺
太平天国封征北正总提，1861年
在松子关战斗中牺牲。
白 旗 江台陵 老 台 江集 降清
白旗白边 程大伟 大老砍 同上 1863年雉河集保卫战中战死
白旗红边 孙葵心 老 葵 孙老家 1860年在挂车河战斗中牺牲。
白旗蓝边 葛树宾 大 牛 西阳集
白旗黑边 王怀义 孙 集 捻军叛徒，为张宗禹处死。
红旗黄边 侯士伟 老 士 侯老营 为张敏行所杀
红 旗 张振江 正 江 张单楼
同 上 王万一 胡椒大王 王大庄 1856年被杀于龙山集
红旗白边 田 献 永 城
红旗红边 邹焕林 邹 万 邹志楼
红旗蓝边 王大位 同 上
红旗黑边 周名甲 同 上
蓝旗黄边 韩奇峰 老 万 大韩庄 据说到天京封为扫北侯
蓝 旗
任 柱
化 邦
檀城集
太平天国封鲁王，1867年被叛徒
杀害。
蓝 旗 赖文光 广 西 太平天国遵王，东捻领袖
蓝旗白边 杨瑞英 杨 二 高炉集 降清
蓝旗红边 葛春元 西阳集
蓝旗蓝边 张 龙 元 龙 龙亢集 太平天国封钟天福，降清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蓝旗黑边 刘天福 顺河集 降清
黑旗黄边 苏添福 老 天 苏平楼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 旗 赵浩然 永 城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旗白边 李如梅 西阳集
黑旗红边 邓作仁 老 作 赵屯集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旗蓝边 王贯三 王楼 1855年战死于三河尖
黑旗黑边
刘玉渊
二老渊
义门集
太平天国封殿前指挥，1863年在
张家堡战死。
绿 旗 尹如清 二大王 尹家沟 据称被张乐行封为扫北燕
八卦旗 杨兴泰 下张桥 1862年战死
大花旗 雷彦 雷寨
小花旗 李延彦 芦家庙
（二）军队的纪律
捻军的组成人员相当庞杂，除贫苦农民、矿工、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外，尚有白莲教徒、乡勇、变兵、衙役、捕役、盗贼。这些人大多被生活所迫参加捻军，但也使捻军沾染了不少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散漫习气。加之捻军组织比较松散，并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要求捻军制订处理对内和对外关系的严格的纪律，方能遂行战斗任务。在这方面，作为捻军主要首领的张乐行，应该说是注意到了的，并为此作了一定的努力。1855年，张乐行被推为盟主后不久，即发布告示宣称：“本盟主每次出兵，必传集各旗主，谆谆诰诫，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到处出示，有犯必诛。又虑防疏，致遭扰害，现派数百巡查，时刻严稽，凡我兄弟，已经各遵约束，料无违犯。”①与此同时，张乐行还发布了《捻军行军条例》②，具体内容如下：
1、兵到之处，污淫妇女立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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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2～245页。
2、强奸幼童立斩。
3、掳掠妇女幼童，隐藏不献者立斩。
4、不遵号令约束者斩。
5、小卒无理持械敢拒首领者斩。
6、临阵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找寻财物，淫人妇女者斩。
7、无号令私自打粮者斩。
8、对敌时私自逃走者斩。
9、起身听三声号炮齐集，未放炮而先行（者）斩，既放炮而后行者斩。
10、营中私自放火者斩。
11、行路时故意下路者斩。
12、行路各守分队炮车，先行后行者杖四十。
13、扎下营盘，外更、门更，排班轮流，有错更者杖四十。
14、营中无故伤人命者一人一抵。
15、借宿朋友家，本宅非吃食物件妄取一物，杖四十。
16、私造谣言者斩。
17、虚报军情，酌议定罪。
18、守营妄动者斩。
19、打胜仗得枪炮子药，分派公用；私为己有者，酌律定罪。
上列布告及行军条例说明，捻军的纪律是相当严格的。从实践中观察，捻军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是比较好的，所以能在残酷的反清战争中，在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打了不少胜仗。但在内部纪律方面，虽有“不遵号令约束者斩”等规定，实际上不服从指挥调动，各自为战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与太平军余部合编以后，各自为战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也没有完全解决。
（三）军队的武器装备
捻军使用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有少量鸟枪、抬枪。从行军条例中“行路各队分守炮车”的记载来看，已配备有土炮或旧式火炮。到了后期，捻军的火炮和洋枪逐渐增多，但少于后期的太平军。另外，从后期捻军重点发展骑兵，进行快速流动作战来看，其重武器的数量也不会太多。至于究竟占多大比例，如何编配，至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史料。
捻军的武器种类繁多，冷兵器有大刀、齐头镨、长矛、盾牌等，火器有鸟枪、抬枪、火箭、火枪、洋枪等，攻城器械有云梯、吕公车。此外，还有水战用的战船。
齐头鐥是淮北农民割麦用的一种农具，其刃较锋利，且备此农具者甚多，故起义时即将它当作武器。长矛，捻军叫竹杆标，也称苗杆。“所谓苗杆者，即一丈数尺之青竹，竹根极秒，粗细均匀，外绕夏布，加漆，杆端有极锐之利刃，俗称为苗子，盖即古之丈八蛇矛也。”①这种竹杆标在捻军中使用最为普遍，其特点是在矛头的后部有两个向后弯曲的倒钩，刺入敌人腹部后，再向后一拉，即可钩出肠子，致其死命。捻军在战场上发号司令的号角，用的是“海螺”，约一尺长，四寸粗。捻军使用的火器几乎全部是作战中缴获的，未见有自造的记载。水上作战用的炮船、炮划，也是从敌人处缴获的。据说炮划可容数十人，首尾8楫，上装火炮，进退便捷，是一种轻型的炮船口另外，还有一种名叫舴艋的战船，上装抬枪，行驶亦较便捷。但与装有洋炮的湘军战船比较，则相差甚远。捻军的武器装备与清军尤其是与淮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最后受制于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军队的物资供应
捻军所需的枪炮、粮秣、衣物、银两等，主要是从战场缴获和迫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不法巨贾缴纳。捻军行军条例规定：“打胜仗得枪炮子药，分派公用；私为已有者，酌律定罪”，“临阵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找寻财物，淫人妇女者斩”。从中可以看出，捻军在战斗中缴获的一切物资，都先交公然后统一分配。打粮亦必须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前期，捻军每次出征完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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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恩瀚：《竹素园丛谈》，见《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
粮任务后，即将所获物资运回家乡，再行分配，分配的原则是：骑兵二份，步兵一份。一般情况下集体不储备军粮。由于捻军各自为政的现象相当突出，军械和粮秣等物资的收缴和分配，是否切实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是值得怀疑的。后期的捻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且始终处于清军追围堵截的情况下，因而粮秣等物资的补给，发生了很大困难。东捻军甚至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竞误入淮军重兵设防又不利骑兵作战的胶东半岛，最后全军覆没。古人云：“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后期捻军未能着意解决军粮这一带战略性的问题，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