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国近代国防工业的兴办第一节 自强活动与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
一、自强活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风暴冲击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已无法按照老办法继续统治下去，急需调整步伐，总结经验，以重新巩固封建营垒。在此形势下，一些王公大臣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自强。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开始，“自强”一词在一些奏章、谕旨和士大夫的
文章中经常出现，不久，便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成为清后期历时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先导和主要组成部分。
自强活动首先是从军事改革和兴办军事工业开始的。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蒙受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朝野上下受到极大的震动。不少人认为中国屡吃败仗，主要是由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器械精良。因此，当时提出“自强”的内容，主要是引进西方技术，制造枪炮舰船，以求改善清军的装备，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然而，清统治者最初倡导自强，主要还是为了应付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其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动摇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于1861年1月奏称：“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奕?等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代表了清统治者的态度，即在外部民族矛盾和内部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把镇压农民起义放在首位。不过，在农民起义风暴业已平息，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民族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变法自强的目的也随之转移，抵御外侮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自强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谓“西学”，主要指西洋的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制造枪炮的技术。通过向西方学习，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倡导“自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前期在中央的有奕?和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后期代表人物则有张之洞等。恭亲王奕?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曾国藩是自强活动的首创者；李鸿章经历自强活动之始终，时间最长，作用最大，成为洋务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自强活动是先从购买洋枪洋炮，尔后设厂制造，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曾国藩即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购进洋炮千余门，用以装备湘军水师。他看到“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②，亲自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1860年12月（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明确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认为此举“可期永远之利”。③他在一篇日记中还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④。他认为“今日和议既成，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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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5页。
②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55页。
③《曾文正公全集》（二），第370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三），“日记”第37页。
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①。从单纯购买洋枪洋炮到大胆提出“师夷智”自造炮船，是曾国藩由旧式地主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重要标志，也是他对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学习“洋人长技”以为我用的问题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态度是相同的，而且更为积极。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去上海后，目睹西洋枪炮的威力，视之为“神技”。他致书曾国藩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他表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②李鸿章在上海大开眼界，看到了洋人的先进技术，痛感中国的落后，为其倡导洋务、坚持军事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清廷重臣奕?、文祥等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看到了中国与外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因而也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自强活动，希望在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一面向朝廷建议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面申述自强之法，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③1861年7月，奕?等人在请购外国军火折中说：“外忧内患，至今已极……是以上年曾奏请敕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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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4 17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46～47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700页。
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举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条件逐渐成熟。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奕?等人的赞同。奕?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③经过清廷批准，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先导的自强活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了热潮。
二、近代军事工业的萌芽
在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之前，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已有一些近代武器制造的尝试，首创者为曾国藩。
曾国藩不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也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实干家。早在1862年，曾国藩便在刚刚从太平军手里夺过去的战略要地安庆创办了著名的安庆内军械所，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制造枪炮弹药。不久，经李善兰等人推荐，曾国藩又招容闳入幕。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学识渊博，思想开化，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向曾国藩建议：“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④。曾国藩当即采纳了容闳的意见，同时委派他赴美国采购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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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91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四），第509页。
曾国藩急于要看到自造的轮船。他在派容闳出洋访求“制器之器”的同时，命徐寿等人加紧研制轮船。徐寿是江苏无锡人，系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和著名科学家。他曾经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仪器，但研制轮船还是第一次。徐寿凭借曾在一只小轮船上见过轮机运转的记忆，并参照《博物新编》一书的略图，经过3个月的琢磨，即制造出轮机的模型。不久，由我国科学家自行研制的第一部蒸汽轮机问世，曾国藩极为振奋。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①1865年，我国历史上第一艘自己设计和施工的轮船——“黄鹄”号终于研制成功。该船重25吨，航速逆行每小时8公里，顺行14公里。这艘中国蒸汽机轮船的诞生，虽然比英国生产第一艘轮船（1811年）晚50多年，而且还存在不少缺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它毕竟是中国自造轮船之始。
继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于1862年委派英人马格里设立了“上海洋炮局”。1863年，发展为分别由马格里、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三所洋炮局。同年底，淮军攻占苏州，不久，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由松江迁往该处，改称“苏州洋炮局”。
上述事实反映了洋务派急于建立本国军事工业的迫切心情。但是，当时正处在军需紧缺时期，洋务派在来不及买到“制器之器”的情况下仓促推动军火工业上马，因而设备比较简陋，生产方法仍以手工为主，产品粗糙，有些远未达到实用水平。因此，这一时期的军火生产只能视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雏形和前奏。
三、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
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肇始于19世纪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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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文正公全集》（三），“日记”第38页。
代中期。直至清王朝灭亡前，包括中央和省办的大大小小军火工厂多达30余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也称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
（一）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或沪局，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一手筹办的第一个近代化兵工厂。
李鸿章在1864年以前创设的三个炮局，虽然生产了一些短炮和炸弹，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简陋的炮局仅是应急之作。其后，在奕?为首的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李鸿章派丁日昌在上海大力访购“制器之器”，计划建设一个大型的兵工企业。
1865年6月，经丁日昌努力，用6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据丁日昌称，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①。李鸿章买下铁厂后，将原设在上海的分别由韩殿甲、丁日昌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该厂，改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于同年9月20日奏请成立，命丁日昌任总办，韩殿甲、冯焌光分别为会办和襄办。
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之初，仅有美国人科尔（原旗记铁厂经理）等8名外国技师和50余名中国工人，“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②。同年，容闳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曾国藩令归江南制造总局，大大提高了该局的生产能力。后因“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至1868年秋，“其已成者，曰汽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厂，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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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2页。
②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4页。
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另立学馆，以习翻译”。①以后规模日益扩大，到1875年，据李鸿章奏称：“综前后营造计之，局以内工艺正副各厂及库房、画图、方言馆、公务厅共十七座，局以外船、炮、弹药各厂及洋楼、舆图局共十五座，大船坞一区。”②1876年统计，共占地400余亩，有工匠2000余人。该局以后又陆续增建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到1891年，已发展成为拥有13个分厂和一个工程处、各种工作母机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大小汽炉31座（总马力6 136匹）、厂房2579间、员工总数达3592人的大型综合性军工企业。其附设的方言馆、工艺学堂、翻译馆、炮队营、巡警营等，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翻译出版了许多军事书籍，并不断为其它新建的军工企业输送技术和人才，成为当时中国军工生产的中心和洋务派用以推动近代工业发展的基地。
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主要项目有枪、炮、弹药、水雷、兵轮等。枪有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枪、毛瑟枪等。炮有大炮（口径15～30厘米）和快炮（口径4.7～15厘米）两种。最重的要塞炮达52吨，弹重800磅。可生产黑色药、栗色药、无烟药及各式枪弹、炮弹、水雷。还可生产炮舰和舢板等（187 6年以后，基本停止造船）。据该局总办刘麒祥1895年5月致张之洞的电报透露，当时的军火生产能力是：“小口快枪每年造成一千五百杆，计每日五杆，每月百十五杆。专造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造成十二尊，约每月一尊。专造百磅子快炮，每年可造六尊。若大小各种并造，则难计成数。快枪弹每日可造成五千颗，栗药每日出八百磅，无烟枪炮药每日共可出四百磅”③。该局从1867年至1904年生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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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新造轮船折>，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840～841页。
②李鸿章：《上海机器局报销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14～15页。
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第297页。
要军火数量为：各种枪6. 436万支，各种炮742门，火药667万磅，各种炮弹160万发，各种枪弹860万发，地雷水雷1500具。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自制各种工作母机249台，起重机84台，抽水机77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各种机器零件llo余万件。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它所生产的武器，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多达七八十个单位，包括南北洋系统的军队及军械所，各地炮台、军舰及各行省的军队，对加速清军武器装备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二）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是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创设的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其前身是苏州洋炮局。1864年，被遣散的“阿思本舰队”回航英国，马格里怂恿李鸿章买下一批该舰队用以修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苏州洋炮局这个小军械所扩充起来。1865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赴南京就任，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建厂，改称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的经费远逊于江南制造总局，因此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无法与之相比。最初，金陵制造局只能生产一些枪弹、炮弹、药引、自来火等，1869年才开始制造多种口径的火炮。后经逐年扩充，至1879年，该局已拥有3个机器厂，翻砂、熟铁、木作各两个厂，还有火箭局、水雷局、火药局等。另外，1874年创办的乌龙山机器局亦于是年归并金陵制造局。1881年11月，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在金陵制造局内添设一“洋火药局”，其理由是：“江防各炮台及留防各营每年需用洋火药为数甚多，上海制造局虽兼造洋火药，尚难接济，历系购之外洋，价值昂贵，运到仍难刻期。……必须自行仿造，就近兴办，则价值既廉，取用甚便，尤可就此研究，精益求精”。①该局经批准于翌年动工兴建，1884年夏竣工投产。全部设备购自英国，年产枪炮粗细各类洋火药2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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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35页。
万磅。
金陵制造局是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因此该局生产的军火最初只供应淮军。1867年，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该局军火不得不同时供应湘、淮两军，但湘军仅占一小部分，大部送往天津，装备大沽炮台和李鸿章的淮军0 1875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炸膛，使全部产品成为废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不得不将马格里撤职。1884年春，曾国荃调署两江总督，他趁中法战争急需大量武器之机，扩充金陵制造局，花银10万两添造厂房，并购置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50余台。经过扩建、改造，金陵制造局的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据刘坤一奏称：到1899年，金陵制造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180支，两磅后膛炮48门，1磅子快炮16门，各种炮弹6.58万发，抬枪自来火子弹5万发，毛瑟枪子弹8.15万发。①
金陵制造局是一座中型兵工厂，生产项目比较庞杂，所造枪炮制式比较落后，且质量不佳，但火药生产能力较强，1904年以后曾因生产过剩，被迫减产五六成。此外，该局也曾造过2艘小轮船，用于牵引江中运船。
（三）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创建于1867年（1895年改称“总理北洋机器局”），而试制军火早在1862年就开始了。
1862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雇请英人在天津训练洋枪队，同时“试铸英国得力炸炮，加工精造炸炮子，并鸟枪致远子，又仿造俄国群子炮群炮子”②，一个月内陆续制成10门炸炮，但未形成规模。
1865年5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围歼于山东曹州，清廷惊恐，迭谕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派军由海道赴津，援护京师；同时命其派丁日昌带领熟谙制造火器之役匠随军北上制造炮弹。李鸿章明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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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34页。
②《通商大臣崇厚等奏》，《洋务运动》（三），第449页。
廷此举之目的，一方面想动用淮军镇压捻军，一方面借机分割淮军的军火生产能力，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他为应付清廷，即回奏表示，除“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外，拟“饬商丁日昌酌派该局熟练之员，带领匠役器具，由轮船赴津，开局铸造炸弹，以资应用”①，但又一直拖着不办。此后，清廷连发谕旨催逼，直到同年9月，李鸿章仍奏称：“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滓，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②。显然，李鸿章是以此搪塞清廷，借以保存江南制造总局的役匠和机器。由于李鸿章左右推诿，天津设局一事不得不搁置起来。
1866年秋，洋务派掀起了聘请洋人训练军队的热潮，于是在天津设立军火制造局的问题，再次由恭亲王奕?提了出来。10月6日，奕?等专折具奏，建议在天津设局，由崇厚筹划办理，妥立章程，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该奏称：“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随时随处选匠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要需，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中国此时虽在苏省开设炸弹三局，渐次著有成效，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在天津设立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③。清廷批准奕?建议，派崇厚主持筹建，并同意提取津海、东海两关四成关税作为常年经费。
崇厚筹建津局主要依靠英国商人兼充丹麦领事密妥士，所用机器也主要由密妥士向国外购买，另由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一部分。1867年，先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建成一枪炮厂，称为“西局”，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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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筹调洋枪炮队赴津兼筹制造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54页。
②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3页。
③《奕?等折》，《洋务运动》（四），第231页。
年又在城东贾家沽设立火药局，称为“东局”。清政府设想津局开始以制造火药为主，以供给全国军队的需要，待整个制造局设备齐全，走上正轨后，再转入制造枪炮。但是，由于“该局规模粗就，机器向少”，加上“局内所购机器料物，来自西洋，名目互异，笔难尽译，其制造诸法，随时与洋匠讲求改变，费工费料较多”①，故生产能力极其有限，只能试制铜炸炮、炮车和炮架，日产洋火药仅三四百磅，不及江南制造总局的1/3，根本达不到清政府所设想的生产规模。
1870年秋，清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机器局从此打开局面。李鸿章决定整顿该局，一面加修厂房，添置机器，一面派人加强督导。他调沈保靖（原任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解除了洋总管密妥士的职务，并选调大批南方工匠到津局工作。
经李鸿章大力经营，天津机器局迅速扩充，1872年建成了铸铁、熟铁、锯木等厂，1873年添置机器十余部，续建了机器房和第二碾药厂，1874年又建成第三、第四碾药厂，购买了制造林明敦枪和制中针枪子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到1876年，津局的军火生产能力已较前增加了三四倍。此外，还可承修军舰、轮船和小型机器船，1877年又试制出了电气水雷。以后，津局续购机器，扩建厂房。1887年新建的栗色火药厂，时人认为是“世界最大火药厂之一”②。1893年，又从英国买进全套设备，建成一座炼钢厂。这样，天津机器局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它不仅以火药、铜帽供应北方各省军队，而且还为海军制造了一些小轮船、布雷艇和各口炮台所需的各类弹药。李鸿章称津局为“洋军火之总汇”，并视之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③。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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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奏报机器局经费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13页。
②《天津之今昔》，《捷报》1888年11月23日。
③《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275页。
要产品年产量，以1881年为例，计制成各种洋火药103- 98万磅，铜帽3075万颗，各种后膛洋枪子393, 84万颗，大小炮弹2.75万发。①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天津机器局（时称“总理北洋机器局”）惨遭破坏，无法恢复。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决定重建津局，遂于山东德州外花园择定新址，于1903年开工建造，次年落成投产，厂名仍用“总理北洋机器局”，但企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已远不如前。
（四）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于1866年主持创办的以造船为主的军工企业。它不仅以规模大、设备全见称于全国，而且所聘外国技术人员之强，行政管理人员之多，企业工人实力之雄厚，都居全国军工企业之首。
1862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结识了法国洋枪队帮统日意格和德克碑。在他们的帮助下，左宗棠在杭州试制了一条小轮船。虽然行驶不速，未获成功，但通过这次实践，使他开阔了眼界，坚定了自造轮船的信心。
1866年6月，左宗棠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创办船政局的建议。他指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竞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②在同一奏折上，他还就选择厂址、购置机器、约请洋匠和筹集款项诸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7月14日，清廷就左宗棠奏折发布上谕，认为其主张“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陈各条，均著照议办理”。③于是，福州船政局开始正式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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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洋务运动》（四），第266页。
②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2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4页。
8月中旬，左宗棠经与日意格等商议，选定福州东南罗星塔地方为厂址，在马尾山下建立船槽、铁厂、船厂及办公室，一切均由日意格与上海中外商人定议包办，订立合同，并由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来尼签字担保。
同年秋，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认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遂向清廷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①旋又任命通晓汉字的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
根据最初规划，福州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学堂三部分组成。机器和原材料均由日意格等向国外购买。基建工程费用约需银24万两。左宗棠与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规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5年之内，外国技师和工匠应保证教会中国工匠能够按照图纸自造轮船，并能自行驾驶；5年内造出大小轮船16艘；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在5年内培养的学生亦应分别学会制造和驾驶。
1867年9月，马尾船坞工程基本竣工，10月开始兴建船台，为第一号轮船动工作准备。此后，日意格等从德国购买的各种轮机、工作母机及雇用的法国工匠相继到达，先后建成转锯厂、大机器厂、制缸厂、木模厂、铸铁厂、仪表厂、铜厂、储材厂等。
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竣工下水。该船为木体暗轮，580匹马力，载重1370吨，上装4门钢炮、2门铜炮，航速10节。据称，该舰“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从管驾官至舵工，“无一洋人在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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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27页。
②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③《三口大臣崇厚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下同），第199页。
这说明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贯彻了左宗棠“自造”、“自驾”的方针，在利用外国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和航海造船事业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从1869年至1874年，福州船政局在日意格监督期间，共造成大小轮船15艘，其中最大的是“扬武”号兵轮，有1130匹马力，载重1560吨。福州船政局成立后，发展速度不能说不快，但由于各种人物对中国自造轮船议论纷纭，褒贬不一，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初，围绕福州船政局的生存问题，清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重大争论。内阁学士宋晋建议清廷将包括江南制造总局在内的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户部，俾充目前紧急之用”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坚决予以反驳，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苟或停止，势必前功尽弃，后效难图。在洋务派的争辩下，清廷终于同意福州船政局继续兴办。
1874年，雇用日意格等的合同期满，船政局辞退了日意格及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匠，由船局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设计生产。截止1880年，又制成兵轮8艘，其中部分兵轮改为铁胁木壳，功率亦有所加大，但基本还是模仿日意格等所传授的方法和图式。所造船只成本高，不适用，“只可载运而不足备战阵，殊与设立船政之初意未符”③。于是，福州船政局又成为主张撤厂停办的某些保守大臣的攻击对象。
为了摆脱窘境，新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于1880年5月上疏清廷，请造巡海快船。他认为：“巡海快船制精而行速，利于冲击，与铁甲船相辅而其用过之，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海防必不可少之利器，非寻常轮舶可比”③。经批准制造的第一艘铁胁快船“开济”号于1883年1月正式下水，黎兆棠称，该船“机件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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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阁学士宋晋片》，《洋务运动》（五），第105～106页。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0页。
③《督办船政黎兆棠奏》，《洋务运动》（五），第266页。
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①。这是我国造船技术人员依照外国最新技术建造出来的大型兵轮。它的问世，称得上是我国造船史上的重大突破。
在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州船政局遭到严重破坏。经修复后，到1895年为止，又造出10艘兵轮。其中1885年和1886年相继下水的两艘巡洋舰“镜清”号和“寰泰”号（均为2200吨、2400匹马力），被编入南洋舰队。1891年刘坤一对南洋舰队的主力军舰评价说：“此次来江，则有新增之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瑞、南琛兵轮六号，内惟寰泰、镜清、开济三号工料坚致，驾驶甚灵，保民次之，南琛、南瑞又次之”②。“南琛”、“南瑞”都是1883年购自德国的巡洋舰，说明当时外国舰船并不都比国产的强。1889年制成的我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后改名“平远”号），归入北洋海军调遣，“甲午之役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③，仍能作战，经受了实战的考验。
福州船政局开办时，由闽海关结余拨解40万两银，以后由闽海关每月拨银5万两作为常年经费，1873年又由茶税项下每月增拨2万两，但实解数量远远不足，最少时每年尚不及30万两。甲午战后，船局经费更加困难，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1897年，复高薪聘请法人杜业尔为正监督，直至1902年，仅建成“建威”、“建安”两艘鱼雷快艇（均为850吨、6500匹马力、航速23节）和“建翼”号鱼雷艇。其后，船局财源枯竭，终于从1907年起停止制造船只。
（五）汉阳枪炮厂
前述几个大型军工企业，都集中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各省督抚以解决地方特殊需要为由，纷纷自筹资金，创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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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3页。
②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80页。
③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52页。
办军工企业。截止1895年，陕西、福建、甘肃、广东、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浙江、云南、台湾、湖北等省，相继兴办了机器局或枪炮厂。由于受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的限制，其规模和生产能力都不很大，有的只能生产少量的火药、枪弹或修理损坏的武器。唯一开办长久，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并对近代军事工业产生较大影响的省办军工企业，则是汉阳枪炮厂（后改名湖北兵工厂）。它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一手创办的。
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通过中法战争，亲身感受到购买外国武器存在种种弊端。战后，他即动员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踊跃捐款，以便购器建厂，仿造新式枪炮。1889年，他在筹建枪炮厂的专折中指出：“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路可运之虑。”为此，他坚决主张“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在此以前，张之洞已通过驻德公使洪钧向德国订购制造枪炮的机器，并得到海军衙门的核准。
正当枪炮厂加紧筹办之际，清廷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经张竭力争取，清廷准其将购买的各类机器运往湖北。1892年，汉阳枪炮厂建于汉阳大别山麓，占地237亩。按原与德国机器制造厂家商定，所购制枪炮机器每天可生产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50支，每年可生产75～120毫米的克虏伯过山炮50门。若达到此设计能力，则常年经费约需银75万两，如生产一半，亦需银40余万两。经张之洞在湖北范围内多方筹措，最多只能得银30万两，致使枪炮厂建设进展缓慢，迟迟不能投产。另外，当时汉阳铁厂和枪炮厂同时兴建，最初几年，常将“枪炮厂之款移缓就急，匀拨铁厂应用”②，这也严重影响了汉阳枪炮厂的建设。更不幸的是，1894年枪炮厂刚要开工生产时，因故失火，损失严重，不得不又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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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四），第383页。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5页。
年多的时间“改造铁料厂屋，修补伤损机器”①，耗费甚巨。直至1895年，枪炮厂才正式投产。
枪炮厂投产后，由于经费不足，每年仅能造枪3000～7000支（每枪配弹500发），造快炮60～100门（每炮配弹500发）。几年后，所产枪炮就已落后，张之洞不得不再次筹集款项，向国外订购新式机器，并扩建厂房，又在汉阳赫山麓兴建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1905年，汉阳枪炮厂已是拥有八九个分厂的联合企业，成为与江南制造总局并驾齐驱的大型军工企业之一。
汉阳枪炮厂生产的步枪，主要仿造德国7.9毫米口径的1888年式毛瑟枪，自1896年至1910年，共生产13.6万余杆。火炮生产以57毫米口径的陆路快炮为主，因受财力限制，平均每月只造8门。1906年，因统一全国枪炮口径问题争执不决，该厂火炮的生产曾一度停工，至1909年，共生产各类后膛钢炮988门。
汉阳枪炮厂是清末生产新式轻型武器的最大兵工厂，对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起了重要作用。其规模和影响不仅居于当时省办军工企业之首，而且就其产品的质和量而言，比起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也有后来居上之势。张之洞曾颇为自豪地说：“湖北制造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②，“皆系南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无者”③。
现将晚清兴办的军工厂局列表如下：
晚清兴办的军工厂局一览表
厂局名称 所在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王要产品
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 1862 曾国藩 子弹、火药、炸炮
上海洋炮局 上海 1862 李鸿章 子弹、火药
苏州洋炮局 苏州 1863 李鸿章 子弹、火药
江南制造总局
上海 1865 曾国藩
李鸿章 子弹、火药、枪炮、水
雷、钢材、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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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41页。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54页。
③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41页。
厂局名称 所在 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主要产品
金陵制造局 南 京 1865 李鸿章 子弹、火药、枪炮
福州船政局 惜 州 1866 左宗棠 舰船
天津机器局 天
津
1867
崇 厚
子弹、火药、枪炮、水
雷、钢材
西安机器局 西 安 1869 左宗棠 子弹、火药
福州机器局 福 州 1870 英 桂 子弹、火药、枪炮
兰州机器局 兰 州 1872 左宗棠 子弹、火药
广州机器局 广 州 1874 瑞麟 子弹、火药、小轮船
广州火药局 广 州 1875 刘坤一 火药
山东机器局 济 南 1875 丁宝桢 火药、子弹、枪炮
湖南机器局 长 沙 1875 王文韶 火药、枪、开花炮弹
四川机器局 成 部 1877 丁宝桢 子弹、火药、枪炮
吉林机器局
吉 林 1881 吴大澂 子弹、火药、枪
金陵火药局 南 累 1881 刘坤一 火药
浙江机器局 杭 州 1883 刘秉璋 子弹、火药、水雷
神机营机器局 北 京 1883 奕譞 枪炮
云南机器局 昆 明 1884 岑毓英 洋火药、子弹
杭州机器局 杭 州 1885 刘秉璋 火药、枪弹
广东枪弹厂 广 州 1885 张之洞 子弹、枪炮
台湾机器局
台 北 1885 刘铭传 子弹、火药
汉阳枪炮厂 汉 阳 1892 张之洞 子弹、火药、枪炮
陕西机器局 西 安 1894 鹿传霖 枪弹、机器修理
盛京机器局 沈 阳 1896 依克唐阿 子弹、火药
河南机器局 开 封
1897
刘树棠
子弹、火药、抬枪、小
铜炮
山西机器局 太 原 1898 胡聘之 子弹、火药、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