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国近代国防工业的兴办第一节 自强活动与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2
新疆机器局 乌鲁木 齐 1898 饶应祺 枪弹
黑龙江机器局 龙 江 1899 恩 泽 枪弹
贵州机器局 贵 阳 1899 陈明远 子弹、火药
北洋机器局 德 州 1903 袁世凯 子弹、火药
江西机器局 南 昌 1903 夏 时 子弹、枪
安徽机器局 安 庆 1907 冯 煦 子弹、火药
四、洋务派对军工企业的经营管理
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首先，它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某些条件。其次，通过大量生产近代武器，逐步改变了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一度缩短了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再次，近代军工企业的建立，不仅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还促进了旧式教育向新式学堂的演变，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翻译了大量西方军事科技著作，传播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过程中，不仅能大胆地冲破传统的封建观念，坚持革新立场，引进西方技术，而且在管理上也能正视现实，承认落后，敢于聘用洋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等大型军工企业，在初创时期几乎全都聘用洋人参加经营管理，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在聘用的外籍人员中，难免有一些平庸无能之辈，但就多数而言，都学有专长，并能尽职尽责，恪守合同，对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起了重要作用。在雇请外国人督办军工企业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不仅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而且始终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他认为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在船政局创立之初，左宗棠即与日意格等签订了“保约”和“合同”。“保约”规定，外国工匠要负责采购外国机器，保证在5年内教会中国工匠制造轮船，所设学堂要使每个学生达到能监造、驾驶的程度等等。“合同”条规多为对外国员匠提出具体要求，诸如外国员匠应安分守法，不得懒惰滋事，不准私自擅揽工作和越权干涉厂务，若有不受节制，不守规矩，办事不力，工作取巧草率，打骂中国官匠，滋事不法者，可随时令其回国，所立合同一概无效等等。①这就促使日意格等在任期内严于职守，认真执法。186 8年，船厂洋铁匠白尔思拔“骂詈匠头，不遵约束”，日意格便按合同办理，“撤令回国”。②其后，船局总监工德国人达士博骄横懒惰，拒绝上“万年清”号试航，并煽动外国工匠罢工，也被日意格禀请开除回国。福州船政局最初雇用外国科技和管理人员共52人，合同期满时，除留3名教师和1名工程师外，全部按约解聘回国。5年内如期造成轮船15艘，并帮助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技术人才和工匠。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工企业，虽然多少有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投资的官办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以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和困难。
一是资金短缺。几个大型军工企业，除汉阳枪炮厂主要靠湖北省自筹资金外，其它都是由清政府拨款兴办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空虚，各省饷源同一支绌，对兴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缺乏保证。江南制造总局开办较早，常年经费约需银40万两，最初几年尚能如数拨给，以后一年不如一年，稍一更新产品，或想扩大生产规模，则帑项支绌，无所筹措。福州船政局的经济状况更逊于江南制造总局，规定的常年经费为每月7万两银，实际解银尚不到半数。截止1879年，闽海关共欠福州船政局经费60万两，而且“旧欠者杳无可指，新欠者日且递增”③。汉阳枪炮厂则处境更加困难，按设计能力减半生产，每年仍需银40余万两，全靠“鄂省财用自行筹画腾挪”④。因此，该厂的产量只能达到生产能力的1/3左右。
二是经营不善。由于企业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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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洋务运动》（五），第44～46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181页。
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36页。
④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0页。
巨细，大至设厂定点、官员选派，小至工匠提升和奖罚等等，都要层层呈报。如此繁文缛节的公文传递，费时费力，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和经营管理。同时，洋务派大员们虽有改革的热情，却缺乏科学的头脑。他们在创办企业时，往往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常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听信洋员的一面之词，就主观决定问题。如李鸿章轻信马格里的计划，在金陵制造局生产国外早已过时的生铜炮，其中6门装备大沽炮台，试放时竟炸掉5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初，盲目引进，甚至连木料、煤炭也要从缅甸等国采买，而洋匠“择材务精，稍不中绳墨即弃而弗收”①，造成很大浪费。再如张之洞筹建汉阳铁厂，主要是为枪炮厂提供原材料，以改变钢铁依赖进口的状况，可是向英国订购机炉之前，根本没有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承办机炉的英国梯赛特机器厂曾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竞答复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②这充分反映洋务派官僚创办企业的盲目性、随意性，也注定了洋务企业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
三是机构臃肿。由于封建官僚掌握企业大权，徇私舞弊，培植亲信，排斥异己，贪污腐败等官场积弊自然会渗透到企业中来。如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即安插许多湘军部下，一些地方士绅也因裙带关系相继入局。沈葆桢受命为船政大臣之日，“荐书盈箧，户为之穿”。后任的几届船政大臣更是“各路荐书难于拒绝，厂员皆系本地绅衿，尤觉碍于情面”，遂“滥收滥委”，来者不拒。③又如天津机器局的员工，开始多为北方人，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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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理船政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五），第153页。
②《洋务运动》（八），第526页。
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0页。
后，安插了大批南方人，全局几乎为李鸿章的亲信所把持。由于不少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地方士绅混入军工企业，造成管理机构臃肿庞杂，人浮于事，企业不仅虚糜薪费，而且管理混乱，腐败丛生。
四是效益甚低。军工企业都属官办，生产过程中极少讲究经济效益，而只注重使用价值。各个企业的产品由朝廷无偿调拨，“并不索取原价分文”，完全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原则背道而驰。由于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企业无法进行资金积累，不能靠自身力量更新设备，更新产品，扩大再生产。以福州船政局为例，最初几年尚能按合同组织生产，其后由于不计成本，不顾客观需求，“明知外洋轮船日新月异，而我拘守故常，以致所造轮船，均不合用”①。因此，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闽局竞被起步较晚的日本造船业抛到了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