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68年首练步队500人，次年又设马队3营750人，1872年，设立文登水师练军2营80。人。1884年，巡抚陈士杰抽练马队1营400人。1891年后，福润再设步队2营800人。甲午战争时，山东练军共有3500余人，战后被李秉衡先后裁去1900余人。
江苏：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江总督马新贻先后奏设练军8营4000人，以后逐次扩练，至1885年底达6930人。1891年刘坤一再任两江总督后开始裁减，1897年后仅剩2960人。1900年一度恢复到4400人，翌年又被裁去1495人。
安徽：1870年，英翰任巡抚时开始设立练军，1885年达4320人，1887年裁剩为3042人。
广东：1870年，两广总督瑞麟奏设练军，至1875年时计有8营4000人，1879年编成步队10营5000人，另有水师练军数千人。甲午战争时期，广东水陆练军共达9850人。1898年被谭钟麟裁为1850人，义和团运动后全部被裁改。
江西：1870年，巡抚刘坤一奏设4营2000人（称为“选锋队”），1874年增至3400人。1883年被潘蔚裁为1200人。1895年一度增为2 100人，1897年再次被裁为1278人。
山西：1871年，山西巡抚鲍源深奏设马步3营1000人，1879年因山西旱灾，巡抚曾国荃奏准撤练。1885年复增至1400人，中日甲午战争时达4690人。1900年，当山西军务紧张时，新任巡抚锡良将太原镇标练军2营1000名改为防军。以后，其余各部被裁改为常备军和续备军。
湖南：1872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设练军2营1000人，其后基本保持此数。1903年以后，湖南练军逐年裁汰。
河南：1873年，河南巡抚钱鼎铭奏设练军步队4营、马队3营，合计2750人。此后，长期未再扩充。1902年，新任河南巡抚锡良裁去步队1营500人。1905年，巡抚陈夔龙又添练马队1营。翌年，全部练军改编为巡防队。
云南：1875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练7380人，次年被新任云贵总督刘长佑裁为12营4500人，1879年又添设2营750人。中法战争时，云南练军增至1万余人。战后，云贵总督岑毓英奏准易勇为兵，重新编组边关练军9600余人，至1888年更扩大到77营1.5万余人。1895年，新任云贵总督崧蕃奏裁一成，到1900年时仍存27营1.04万人。
黑龙江：1875年，黑龙江将军丰绅抽练在伍八旗兵和西丹兵丁共1万人，组成黑龙江练军。1880年，奉天、吉林边务初具规模，署理黑龙江将军定安仿行之，从各城额兵、西丹中选练马队1000名（编为2营）、步队9000名（编为18营），马队常年训练，步队分两班轮换调操。1882年，将军文绪奏准将步队进行裁并，增加呼兰马队、兴安步队，共练马队3营1300人、步队8营3950人。1886年，负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的穆图善在奉天、吉林编成练军后到达黑龙江，从西丹中选练4500人，立为“齐字营”练军。不久定安变通办法，东三省各省练军均减为3000人。后因边防吃紧，1890年黑龙江练有“镇边军”马步17营（约5 500人），甲午战争中顽强御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1899年又练有“镇边新军”15营，次年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
四川：187 6年，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奏设练军，至1885年有1O营5 000人。1903年川督锡良奏改为续备军。
陕西：1878年，陕西巡抚谭钟麟奏设马步14旗4 200人，此后长期维持未变。1902年，巡抚升允奏改为巡警军。
贵州：1879年，巡抚岑毓英改勇为兵，以兵为练，共约1.6万余人。1898年，巡抚王毓藻奏裁为3 6营9000人。1901年经巡抚邓华熙裁并为24营7200人。1902年改编为常备军5营、续备军16营、巡警军3营。
广西：1880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设广西练军6营3000人。中法战争时期，巡抚倪文蔚等以广西军饷吃紧，奏明一律裁撤，战后又恢复原额。至1901年，广西尚有练军1400人。
甘肃：1883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奏设练军马步26旗，次年成步队8旗2920人，至1885年马步共约3700人。
各省练军规模最大时的人数与绿营存营兵比较表
省名 年 代 练军最大数目 同期绿营存营数
奉 天
直隶
福 建 1886
1900
1866 6250
182r}0
4200
28500
31214
省 名 年 代 练军最大数目 同期绿营存营数
浙江
湖北
吉林
山东
江苏
安徽
广东
江西
山西
湖南
河南
云南
黑龙江
四川
陕西
贵州
广西
甘肃 1884
1895
1886
1895
1885
1885
1895
1874
1895
1872
1873
1888
1880
1885
1878
1879
1880
1885 5000
3800
8000余
3500
6930
4320
9850
3400
4690
1000
2750
15479
10000
5000
4200
16662
3000
3700 22576
15427
12256
25070
10242
47340
11984
21252
22823
13097
17532
29700
19662
16492
15723
26092
*东三省制兵仅有八旗而无绿营。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各省练军的发展规模是极不平衡的，直隶最多时达1.82万人，而湖南仅有1000人。（二）多数省的练军是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发展到最大规模的，此后便开始逐渐裁减。据此可将练军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治初年至光绪初年为创建时期；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为发展时期；甲午战争以后为衰落时期。（三）各省练军的最大人数与同期绿营存营人数相比，贵州约为1:1，比例最高，其次为云南约0.88：1，再次为直隶约0. 64：1。就全国各省的平均值而言，不到1:3，可见晚清练军数量与存营的绿营兵比较仍属少数。
四、练军的构成、装备与训练
练军士兵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从绿营中抽选精锐，这是大多数省份练军士兵的基本来源，如直隶练军就从督标中抽选了马步1950人，从古北口提标中抽选了2410人，从宣化镇标中抽选了1480人，从正定镇标中抽选了1754人。二是“易勇为兵”，将勇营改编或招纳为练军兵丁，如云南、贵州两省的练军士兵就主要来自勇营，江苏、广西、直隶等省练军也收纳了部分勇营士兵。三是来自八旗，如东北三省的练军都是从八旗额兵或西丹中抽练的。
练军的官员来源与士兵稍有不同，来自勇营者多于来自绿营者。一般都以副、参、游、都、守等为营官，以都、守、干、把等为哨官，不分实缺与候补，但须久历战阵，熟悉营规，实际多是勇营出身。练军统领须由各省在职提督、总兵兼任，而晚清提、镇等官多由战功升迁，因此实际上也大部分出身于勇营。据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练军统领、营官的调查统计，在有记载可查的39人中，大部分都出身于湘淮军。①
晚清练军装备的主要特点是新旧混杂。各省在创设练军初期，基本都是以旧式冷热兵器为主要装备。刘长佑初定直隶练军营制时，拟每营装备洋劈山炮16门、开花炮4门（前装散弹）、抬枪48杆、鸟枪112杆、马枪（前装铅丸）32杆、长矛80杆、弓32张、刀56口、藤牌16面，合计有300人使用火器，约占全营人数的60%。这比曾国藩在咸丰年间所定湘军火器装备比例有所提高，但这个变化仍属旧式装备系列内部的变化。曾国藩改订的直隶练军营制，规定半数使用刀矛弓箭，半数使用火器，其火器比重反比“刘章”有所削弱。其它各省练军多仿效直隶办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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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凤翰：《武卫军》第309～323页。
装备部分洋枪洋炮，但多数仍为旧式冷热兵器。
在各省练军中，建立初期即以近代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有：1868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登州所设的练军500人，一律装备洋枪，随同崇厚从天津派来的洋枪队训练。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设立的抚标练军2营1000人，主要使用洋枪和开花炮。直隶练军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后开始改装近代枪炮，由于李鸿章高度重视，更新速度非常快，不到两年时间，保定、正定、大名等镇练军基本上都装备了洋枪。紧接着，由洋枪队改编的天津镇练军成立，共计4营3哨，中营为炮队，配洋开花炮30门，其余各营哨一律装备洋枪。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直隶练军又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成为当时全国练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江西练军于1874年有6营3000人装备了洋枪。贵州练军于1879年成立时即全部装备近代枪炮。云南练军也于1885年全部装备洋枪炮（其中有克虏伯炮和哈齐开斯连发枪）。河南、山西、湖北、广东等省练军在80年代以后，枪炮比例也逐渐加大。但就全国练军总的情况而言，直到甲午战争以后，也并未全部改装近代枪炮，多数仍是新旧装备混用，有的甚至一直以旧式冷热兵器为主要装备。
与上述装备情况相适应，晚清练军的操练也有两种类型。以旧式兵器为主要装备的练军，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操练方法。旧式操练除了按部颁阵图演习大阵分合进退之法外，备省还多实行湘淮勇营的操法。刘长佑在直隶规定练军以营为单位，集中筑垒团扎，每日按时集操，或打靶习技，或列队操阵。其阵有一堵墙、两翼阵、三才阵、四方阵、五形阵等。阵成之后再鸣号应敌，先发大炮，次放抬枪、鸟枪，最后以刀矛接敌。曾国藩为了训练士兵的吃苦精神和达到坚壁自固的目的，规定练军士兵要学习湘军拔营之法，每月一次，行二三百里，抵达目的地后，安营支帐，埋锅造饭，修垒浚濠。曾国藩强调：“斯乃古来之常法，并非勇营之新章，终未可弃而不讲也”①。各省练军中或有仅仅装备少量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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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81页。
枪炮者，除了练习瞄准打靶外，还要参加旧式阵操。以近代枪炮为主要装备的练军，则采用洋法操练。练军的洋式操练主要来源于淮军。丁日昌于1869年设立江苏抚标练军时规定，每日操演洋枪两次，暇时加演开花炮、洋火箭。他将洋人教练淮军洋枪操阵的方法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据李鸿章奏称，上述备书的内容就是有关演练各种前装枪炮的口令、阵法，它同时为淮军所使用。①李鸿章在直隶操练洋枪也是借用淮军的办法。他在直隶练军各营设立正教习1名、帮教习4名，全都从淮军中调派。其它各省练军学习洋操又多是参用直隶、江苏的办法，如1871年刘坤一就从直隶、江苏咨取教演枪炮阵图口令章程，刊发江西练军各营，并从江苏雇募诸练弁勇5名充当教习。当然，各省的操章并不完全一致，就是同属一省，各营练军的装备操法也不尽相同。同时，各省督抚和统兵大员对练军操练的认真程度因人而异，所以备省练军的操练效果各不相同，如湖南、湖北两省练军的操练就很差，“不过沿袭故套”，“有名无实”。②
制度不尽相同，规模大小不等，官兵构成不一，装备和操练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晚清各省练军的作战能力必然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直隶练军战斗力最强，其次则为云南、贵州、浙江、江苏、河南等省练军。
练军与同期存营绿营兵相比，战斗力无疑要高一些。因为清政府注重建立练军，不少绿营精锐被抽调，留营者渐少，且粮饷不足，训练又差，战斗力越来越低，自难与练军竞比。而练军在进行缉捕和镇压中小规模农民起义时，一般都是比较得力的。练军与同期的湘淮防军比较，战斗力也不甚悬殊。李鸿章布置北洋防务时，平时以淮军守海口，练军守内地各重镇，一旦形势紧张，练军也被大量调往沿海各重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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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2，第9页。
②《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13页。
是如此。在对外作战中，练军颇有能冲锋陷阵、杀敌致果者。如中法战争时的浙江练军，在镇海保卫战中表现较好。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直隶练军大部参战，也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例如，在攻打天津租界以及保卫天津城的战斗中，总兵何永盛率所部练军5营2000人英勇作战，冲入日军炮兵阵地，俘日军11人，夺大炮3门。战事最激烈时，何部守天津西南城墙及城内各巷道，与联军巷战，营官余正清、宋春华皆以身殉国。但就全国练军进行考察，其对外作战能力还是不高的。除直隶练军外，其它各省练军都没有大规模地参加对外敌的作战。当前方战事紧张之时，清廷也曾下令从内地各省征调部队，而各省督抚往往以勇营防军相应，有时宁可临时招募勇营，也不调派练军，或者将练军改为勇营，然后再派其出征。①偶有小规模的练军出征，亦多败逃。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记名总兵江起龙率山西练军马队参加对通州的防守，“并未冲锋接仗，辄先逃回晋省”，所部弁兵“纷纷溃散，枪械子药大半无存”。②总的来说，晚清练军的战斗力并未达到防军的水平。
五、练军制度的衰落
练军兴起后，清政府对其比较重视，通常以其驻守京畿各口和边塞要地，防守战略性交通枢纽。但练军也和八旗、绿营一样，日久无事，渐至骄惰，成为裁汰的对象。
甲午战争以前，各省练军偶有被裁者，但大规模地裁减是在其后开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内外普遍感到练军、防军难当重任，纷纷要求裁减兵勇，更练新军。清廷也一再下谕要求各省裁减兵额，“汰除练兵冗数”。各省督抚更因财政紧张，兵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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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4，第9页。
②《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页。
无着，对裁减练军相当积极。从1895年至1899年，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云南、贵州、甘肃等省先后各裁2500人以上，占当时全部练军的1/4弱。
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廷进一步认为练军战斗力甚弱，除继续下令大加裁减外，又于1901年9月谕令各省将防军、练军和绿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①。于是各省练军继续被裁，或被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巡警军。至清王朝灭亡前夕，仅有直隶等少数几省尚有练军存在，而且数量都不大。
练军被裁改，标志着练军制度的失败。其所以未能获得预期的成功，大致有如下原因。
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受到财政困难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政府财政匮乏，兵饷多有积欠，各省在设立练军之初，无不为饷源无着而犯难。裁汰绿营与抽练练军并举，正是为了解决练饷问题。②可是绿营分汛设塘，有缉捕守护之责，未可多裁，腾出的粮饷有限。因此，各省只有另辟饷源，才能扩大其练兵的规模。直隶练军得天独厚，有部拨练饷60万两，所以它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其它各省往往因粮饷难筹，成营凑数，兵丁并未抽练；或因财政困难，中途撤练。有的督抚明知练军当用近代枪炮，由于经费困难，仍用刀矛、弓箭凑合。晚清全国练军达10余万人，每年约需粮饷近千万两，各省为之精疲力竭，可是以此数目而欲练成一支全国性的强大军队，是远远不够的。
从主观上讲，各省督抚敷衍塞责，提镇营官营私取利，也是晚清练军制度失败的重要原因。1870年两广总督瑞麟奏设广东练军，各营人数多少不等，畸零散漫，不能成军。后因各处缉捕巡防，纷纷调拨，以练丁为巡丁，以练饷为捕费，练军自然有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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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同），（四），总第4719页。
②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兵三”，第3～4页。
实。许多提镇营官统带练军，往往缺乏兵额，冒支粮饷，对练军的操练并不认真讲求，一营练军中有时竟有数十人被派往衙署当差。因此，有些练军在由勇营改编来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经过几年“优游坐食”，遂与绿营无别，战斗力反比初时减弱。
此外，晚清练军制度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制度本身并未得到彻底实施。练军制度的实质是绿营制度与勇营制度的结合。练军创始人“参制兵、营勇之制而用之”①，企图用湘淮勇营的某些办法来改造绿营，实际上是想“化兵为勇”。但各省练军借用勇营制度的程度大不相同，有的虽在形式上采用了勇营的规制，实际并未真正实行，或徒有形式而无精神。李鸿章等人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所以直隶练军对勇营规制的借用比较认真，从营制、饷章、装备、训练到治军精神，都能移植，因而效果较好，达到与同期湘淮军不相上下的战斗力。相反，那些成效很小的练军，大都与其很少真正采用勇营的制度与精神密切相关。当然，勇营制度的本身也有不少缺陷，它不可能适应中国军事制度近代化的要求，难以担当起近代国防的重任。因此，练军制度的失败是必然的，尤其在新军出现以后，练军退出历史舞台就很自然了。
尽管练军制度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具有40余年的历史，并对晚清军制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晚清军制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兵到勇，再由勇到兵。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撇开绿营兵而另设湘淮勇营，增强了地方武力。但清廷始终视勇营为“权宜之计”，可暂不可久。于是，从同治初年起，又开始由勇到兵的发展进程。到20世纪初，以新军建立为标志，才算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正如时人所言：“兵之穷变而为勇，勇之撤仍归于兵，此必然之势也”②。练军就是由勇到兵这后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中间形态和环节。由于练军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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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筹改营制折并单》，见《张文襄公全集》，民国戊辰仲春刊本，卷8，第18页。
②《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6页。
立，清朝的军制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大约40年间持续着兵勇并存的局面。练军对于勇营制度是一种抑制，起到了削弱勇营力量的作用。各省对勇营的大量裁汰以及“易勇为兵”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与练军的建立与发展有关。练军对于绿营制度是一种改造。一方面，它用湘淮勇营制度对腐朽的绿营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它又给绿营制度注入了一定活力，使咸丰年间就已无法维持的绿营兵制以一种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存在了4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