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营制、旗制之外，广东、湖北等省还有所谓“底营”之制。“凡所改之底营，系以二百五十人为一营，五十人为一哨，营哨各官照常留用，惟勇丁及伙勇、长夫概裁其半”②。
值得提出的是，防军营制中出现了近代兵种炮营的编制。淮军自1863年建立炮营以后，不断扩充，至1871年，淮军铭字、盛字及亲兵中已建立炮队19营。随后，左宗棠统率的楚军和驻防江南的淮军庆字营、湘军合字营、新湘军等也陆续建立了炮队营。北洋淮军炮队营的编制，李鸿章系“仿照德国营制，参酌淮军向章量加变通”③，每营炮六尊，平时每炮一车，六马拉之，另炮目坐马一匹（具体编制详见第七章第二节）。江南炮队营，据刘坤一奏报，系“仿照淮军改编，章程量为变通，凡统领五营以中营专操炮队者，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分练六尊，照章给炮二十四尊，教习辛工洋七十元。如统领五营分营操练者，每营四尊，给炮二十尊，教习辛工洋六十元。统领四营分营操练者，亦每营四尊，给炮十六尊，教习辛工洋五十元。均每尊照章月给炮费洋四元。……挑选炮队，只就原营训练，并不另募勇丁。”④防军建立炮队营，特别是江南炮队营的建立（中营专操炮队，其它营仍操枪队），具有重大意义，反映出步马炮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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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长佑：《酌裁兵勇折》，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7，第24页。
②张之洞：《调募各营次第裁竣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1，第24页。
③李鸿章：《创办克鹿卜炮车马干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9，第7页。
④刘长佑：《湘军新旧各营改编炮队片》，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0，第54页。
间的配合更趋紧密，已开始向合成军队过渡。
防军营制的另一变化，是个别地区出现了水陆兼习的编制。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实际情况出发，变通营制，建立水陆兼习的防军，实现了胡林翼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主张。他奏称：“查鄂省水陆交冲，均资控驭，陆勇需用固多，而荆州、宜昌地据上游，最为吃重，南则重湖浩渺，北则襄河绵长，伏莽均多。长江、襄河虽有水师，然系按汛分驻，地阔船稀，不能多有移调。……惟有变通营制，为水陆兼顾之举。现拟将新募勇丁，令其水陆兼习，编为三营。每营设长龙船一号，每号勇丁二十名；舢板二十号，每号勇丁十三名，以四号为一哨，分为五哨；每船设哨官一员；每营设领哨官五员、营官一员。三营设统领一员，因系水陆兼用，统领未便兼带中营，应另募亲兵四十名。……合计三营共勇丁八百四十名、亲兵四十名。”①
各省防军营制因地制宜，略有不同，但饷章变化不大，只是有的省份仿效绿营之制，在平时实行《坐粮章程》，如甘肃省在军务肃清以后即将一部分防勇改行坐粮。步队营官月支薪水银50两照旧，而公费银由月支150两改支40两，哨官由日支薪粮银3钱改支2钱4分，什长由日支口粮银1钱6分改支1钱3分，亲兵、护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5分改支1钱2分，正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4分改支1钱1分，伙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1分改支9分，长夫由日支口粮银1钱改支8分。马队营官月支薪水银50两，公费银80两照旧，哨官由日支薪粮银3钱2分改支2钱4分（原月支杂费银1两2钱停支），先锋由日支口粮银2钱改支1钱4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领旗由日支口粮银1钱6分改支1钱3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亲兵、护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5分改支1钱2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马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4分改支1钱1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伙夫由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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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添募勇营变通营制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1，第17～18页。
口粮银1钱1分改支9分，长夫由日支口粮银1钱改支8分，每匹马由日支草干银1钱改支8分。①而驻江南的湘、淮军和北洋的淮军则仍照原来的章程发饷，但欠饷情况比较严重。
防军存在的30多年间，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各省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新式武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各省军队的需要，仍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装备。由于各省自行与外商订购，以致规格式样参差不齐，给训练、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各省防军使用的武器仍非常庞杂，既有前膛枪，也有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林明敦、哈齐开斯、士乃得等。据当时外国人统计，“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②。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士兵使用鸟枪、抬枪和刀矛等旧式武器。大体上淮军及北洋防军装备近代化程度较高，楚军次之。淮军及北洋防军在中法战争前已完成了以后膛枪代替前膛枪的换装过程。1884年1月，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查西洋火器愈出愈精，同治初年敝军在苏沪与洋兵合力剿贼，其时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然淮军平粤捻率借此项前门枪炮之力，而各省兵勇仍持抬枪、线枪，自谓无敌也。中原肃清以后，兵事既少，讲求利器更甚少过问，是以二三宿将沿袭制梃挞兵之旧说，执而不化，疆吏阃帅相与惜费因循，未遑考究。而西洋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为愧叹。鸿章每与西将及出使诸君探访讨论，略知端倪，逐渐购置，近年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云者士得、哈乞开思（亦译哈齐开斯）、毛瑟等枪”③。其中驻天津小站的盛字营淮军，“利器足与西洋相埒，遂为各省防军之冠”④。“湘军营坚战勇，而于洋式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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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襄勤公奏稿》卷5，第44页。
②（美]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见《洋务运动》（八），第466页。
③《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23页。
④李鸿章：《查复盛庆两军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17页。
每多不屑深求”①，直至中法战争，有些部队仍沿用旧式枪炮和刀矛。②
防军的思想教育，30多年间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在军事技术的教练上却有了明显的改进。
防军思想教育的内容仍然沿袭湘、淮军思想教育的内容，以“忠义”为中心，即教育官兵为朝廷勇敢作战，做“忠臣义士”，将来可以“封妻荫子”。1871年周盛传编撰的《盛军训勇歌》，要求官兵做到：第一莫结哥老会，第二切莫闹粮饷，第三切莫出怨言，第四切莫混出营，第五切莫吸洋烟，第六切莫贪嫖赌，第七技艺要勤操，第八同伴要和好，第九买货要公平，第十你要学礼貌。最后说：“兵勇照我十条行，到处传出好声名，荫子封妻皆有分，只要大家肯归正”班师奏凯罢远征，同沐皇家雨露恩”③。1880年，鲍超招募新勇，对霆军官兵“亲加训练，教以忠义，以作其敢死之气”④。鲍超对勇“平日训以义命，谓既受国家豢养之恩，义当效死。命当生，虽亲冒矢石仍生，命当死，虽退缩不前仍死”。“凡训一人，教之临阵各自奋勇，毋计同队之若何。训一队，教之各自奋勇，毋计同哨之如何。以至为哨为营为军，皆自挟其可恃而毋恃人，则无所牵待而心一矣！”⑤直至1899年刘坤一在整顿江南防军时，仍坚持“忠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每接见各将领，必恭述诏旨严切，宵旰忧劳，勖之以忠义，晓之以利害，务须加紧训练，悉成劲旅”⑥。这类思想教育，无不反映了防军的封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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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25页。
②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巾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四），第221页。
③《周武壮公遗书》“外集”，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下同），（一），第52页。
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021页。
⑤《霆军纪略》卷14，第7页。
⑥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407页。
本质。
19世纪60年代，由于各省防军装备均以旧式刀矛、土枪、土炮和少量的洋枪相间搭配，所以军事技术的操练，仍沿袭湘、淮军成法，如扎营、行队、接战、练胆、练心、练耳等等。连近代化程度较高的盛字营淮军，当时也仍用旧法操练。《盛军训勇歌》中有：
“第七技艺要勤操，操了矛杆又操刀。
洋枪磨得明晃晃，耀眼金光如雪亮。
早晚两次不可少，进退连环打得巧。
平时操得好刀枪，免得临事上阵慌。
任他冲突我不怕，贼匪自然难招架。”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沿海沿江各省防军陆续采用洋枪洋炮，军事技术训练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李鸿章在淮军改装洋炮后即聘有洋教习，后来马步炮各营均改练德操。盛字营统领周盛传曾发布一系列条令，如《操枪程式》、《操枪章程》、《严定枪程谕》、《严操悬靶谕》等，对枪枝保管维修、枪药存储、操练手法及打靶要诀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操枪程式》十二条，经李鸿章批准在北洋各军中推行。李鸿章称：“盛军弁勇于西洋后膛枪炮，用法尤极娴熟，足为各省防军之冠”②。中法战争以后，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识到：“今日行军要务，如施放各种后膛枪炮、鱼雷、水雷，以及测绘地图、建造各种炮台、急就土垒、行军电线、安设地雷、修整军器诸事宜，将士皆当通晓。……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故军事需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当经电致出使大臣李凤苞与德国海部密商，选派艺优性稳之德弁四员（即雷芬、郎概、赖格、马驷）……分别派充各项教习”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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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武壮公遗书》“外集”（一），第5 1页。
②李鸿章：《周盛传丁忧开缺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8页。
③张之洞：《雇募德弁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26～27页。
练广胜军。这是广东防军聘请洋将教练洋操的开始。江南防军也纷纷改用洋枪，进行西式操练。内地各省防军装备陈旧，故军事技术训练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如四川总督奎俊于1899年奏称：“川省僻处偏隅，与沿江沿海省分情形迥别，防营勇丁向习中国阵法，从未讲练洋操”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江南自强军、北洋新建陆军练洋操颇有成效，清廷乃于1898年发布上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现在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系学习洋操，北省勇队，著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拨。营规口号，均须一律。各直省将军督抚，统限六个月内将并饷练队及分扎处所妥议复奏”②。此后，一些内地省份如陕西、湖北、四川等省防军亦普遍练习洋操。不过，诚如张之洞所言：“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椟而还珠也”③。
由上不难看出，防军咐军事技术训练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逐步由中国传统型向西法操练过渡。在学习西法过程中，一般多注重队列及施放枪炮技能的训练，对战术训练则注意不够，各省统兵大员多拘泥于湘、淮勇营旧法，按照阵图操演。淮军则比较地注意了散兵战术的运用，如周盛传称：“近日西洋军火猛利，若成紧队，则枪炮所及，伤损必多，故必须用散开行走法”④。防军战术训练另一不足之处是注重合练不够。因为防军仿效湘、淮军以营为建制单位，营以上无固定编制，以致战术训练局限于一营数百人之内，而无几个营相互协同的训练，这势必给作战带来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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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386页。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8页。
③张之洞：《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8，第2～3页。
④《洋务运动》（三），第628页。
的危害。之所以如此，缺乏这方面的军事人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早就认识到培养新式军事人材的必要性。左宗棠于1874年就指出：“泰西新式（武器）愈出愈奇，以此角胜取利。……战阵之士多系粗才，难望其细意研求，用其所习”①。1885年李鸿章说：“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②各省防军高级将领多系文员出身，中下级军官则多出自行伍，勇丁多系农民或无业游民，素质较差。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李鸿章从70年代开始便采取措施：一是派淮军将弁出国学习；一是在国内设立军事学堂，聘请外国教习，讲授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张之洞也在广东和江南陆续设立陆师学堂，培养军事干部，对防军军事素质的提高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四、防军的衰落
各省勇营留防要地之后，不久即有人反映防军日渐腐败。1875年，曾先后充当过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即指出：“今之勇营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气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复如绿营之不振”③。1880年，淮军将领、湖北提督郭松林奏称：“咸丰以来，军事迭兴，全资义勇平贼。厥后因制兵难期得力，不得不暂留防勇，以备征调之用。今内地安谧有年矣，无用之兵，帑藏既归虚掷，有用之勇，流弊又复渐生，一有事故，无以应敌，大局将虞决裂，诚不可不亟为筹画也。”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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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20页。
②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2
页。
③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4页。
④《湖北提督郭松林奏折》，《洋务运动》（三），第5 13页。
此，他建议清政府整顿防军。其后，又不断有人揭发防军弊政，诸如统领营官不理营务，克扣粮饷等。1881年有人揭发称：“周盛传、周盛波所带盛字营克扣干没米盐等物，悉由该统领转贩分派各营领受，勇丁含怒蓄怨，群思得而甘心。又吴长庆、唐定奎等军刻待勇丁，分驻江南一带，．鼓噪时闻”①。由于居功自傲，将骄勇惰，防军哗溃之事时有发生。以大支留防淮军为例：1869年，潘鼎新所部鼎字营索饷，鼓噪于东徐交界之韩庄；1872年，刘铭传所部武毅铭军戕害营官于陕西乾邻一带；1877年，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哗溃于天津小站；1880年，吴长庆所部庆字营调驻山东，行至清江，一哄而散。此外，防勇纪律不严，特别是淮军纪律之差，更是人所共知。如1882年吴长庆率部赴朝代平兵变，纪律松弛，“奸淫掳掠，时有所闻”③。
总的来看，各省防军在中法战争以前即已日趋衰落。1881年7月，清廷曾发出上谕称：“各省防军岁需饷项甚巨，著各督抚统兵大臣，将所部各营，严行稽核，选派得力将弁管带，随时申明纪律，汰弱留强，俾成劲旅。倘有不加训练，不讲营规，虚报空额吞蚀口粮诸弊，一经发觉，定即重惩。”③中法战争以后，防军情况更糟，因而清廷又多次发出上谕要求整顿防军。1889年11月，清廷谕称：“近闻营中恶习，往往虚冒额数，克扣饷项，统领营官养尊处优，并不时时操练，一切废弛情况，几与从前绿营积弊相等，殊堪痛恨。著各该将军督抚将该省现有各营随时验查，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参治罪”④。至中日甲午战争时，防军在前线大多数一触即溃。淮军“盛军则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责其统将亦徒涕泣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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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60页。
②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民国三年铅印本（下同），卷1，第5页。
③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118页。
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668～2669页。
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非重加整顿不可临敌。……总之，防营平时废弛大抵皆然，一经战队，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不独盛军然也。”①战后清政府虽饬令各省防军练习洋枪洋炮，但收效不大。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北洋防军一再败北，溃不成军。为此，浙江巡抚恽祖翼、江西巡抚李兴锐等人建议清廷改革军制。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甚为疲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汰，另练有用之兵。……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②。此后，各省防军和练军一样，或进行洋式操练，编练新军，或被改为常备军、续备军，不久又多被改为巡防营（队）。
五、防军的作用与历史地位
防军从产生到被改编为巡防营（队）为止，一直是清朝的临时武装。光绪年间修纂的《大清会典》“兵部”并未收录防军的情况，足以说明它一直处于制兵的辅助地位。事实上，防军虽非经制之兵，但其战斗力却远远超过了八旗、绿营，是晚清支撑国防的主要武装力量。如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中国宝岛台湾，李鸿章奉命派驻防江苏徐州的淮军武毅铭军13营前往台湾备战，扎于凤山一带。“凡台南防抚事宜，屹然倚以为重，于是南去凤山三十里进营东港，以援前驻枋寮台军，直刺桐脚矮营之冲”③。日本侵略者“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④。在中法战争中，广东、广西、湖南等省防军在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镇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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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三），第187页。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 718～4719页。
③《续修庐州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冬刊本，卷100，第6页。
④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0页。
大捷，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鉴于防勇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较好作用，战后清廷不再一意裁撤勇营，有人则提出应该裁减额兵。1885年10月5日，清廷发布上谕：“各省勇营糜费甚巨，已钦奉懿旨，令各将军督抚汰弱留强，核实办理。惟向来撤勇一事，流弊滋多，不可不谋之于豫。且此次撤勇，固贵节省饷项，移作要需，尤在整饬营规，练成劲旅。”④不难看出，镇南关大捷为防军的继续存在提供了转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聂士成等率领淮勇防军防守辽东摩天岭一带时，也创造了不朽战绩，粉碎了日军于奉天度岁的狂妄计划，其历史作用也是不容抹煞的。除了参加过反侵略战争外，防军还参加了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行动，起了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20年间，中国陆军主要是防军的时代，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从军制角度来看，防军的不少制度优于当时的制兵，清政府在改造制兵时吸收了防军特别是湘、淮军的制度，所以防军起到了推动制兵改造的作用。1873年，两江总督李宗羲曾从主客、聚散、勤惰等方面阐述了勇营与制兵的区别，指出“兵与勇判然两途”。1875年，薛福成上奏，在指出绿营的种种弊端之后称：“绿营之不可复恃者，时势然也。自楚军淮军相继并起，勇丁月饷，倍于绿营之战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简严，事权专一。自统领以至营官什长，莫不情意相洽，谊若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随募随练，用其方新之气，故能奋建殊勋。”②综合时人看法，防军制度具有如下优点：其一，防军集中驻防，集中训练，革除了绿营兵的分散性和散慢性；其二，防军以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提高了兵员质量；其三，防军饷章待遇较制兵优厚，利于士兵安心服役；其四，防军事权专一，法令简严，提高了指挥效能；其五，防军继承了勇营的层层挑选制度，官兵关系较为密切，避免了绿营兵将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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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007页。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4页。
相习的弊端。正因为如此，防军的战斗力较制兵有了较大提高。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督抚非但主张以勇代兵，而且建议参照防军之制。如收复新疆以后，谭钟麟函商刘锦棠称：“改勇为兵，仍当束以防营之制，令其团扎一处，以便训练征调。”①1886年刘锦棠奏称：“新疆自遭回乱，迄乎底定，十余年来，所恃以防卫地方者，皆为客勇。边疆瘠苦，勇丁远从征役，饷糈难以骤减，至今犹发行粮。揆以度支有常，勇非经制，原应改设制兵，以规久远。然他省之勇，势不能强使为本地之兵。再四思维，惟有因勇设标，以官带勇，先设定员缺，以期渐就规模。臣锦棠于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具奏遵旨统筹新疆全局折内，请将标营员弁参用勇营章程，如副将作营旗官，即以中军都司为总哨，千、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参将、游击作营旗官，即以中军守备为总哨，千、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都司、守备作营旗官，即以中军千总为总哨，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经部臣议奏，奉旨允准”②。可见防军之制对制兵的影响是不小的。此外，防军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练军所采用。如1869年曾国藩在整顿直隶练军时奏称：
“惟养勇虽非长策，而东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尽有良法美意，为此间练军所当参用者，臣请略言数端：一日文法宜简。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而前此所定练军规务，至一百五十余条之多，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繁，官气太重，此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日事权宜专。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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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刘襄勤公奏稿》卷4，第57页。
②刘锦棠：《新疆应设抚标及城守等营员缺拟办情形折》，见《刘襄勤公奏稿》卷11，第53页。
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近年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皆由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统领并无进退人材、综管饷项之权，一旦驱之赴敌，群下岂肯用命？加以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又焉能尽其所长？此亦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日情意宜洽。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今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权，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联，缓急岂可深恃？此虽欲参用勇营之意，而势有所不能者也。”①曾国藩坚持以防勇制度对直隶练军进行整顿，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
防军制度虽有一定优越性，但其缺点也是较为明显的。其一，防军源于勇营，系由地方督抚大员招募成军，兵随将转，私属性极强。尽管有事权专一之利，但就全局而言，并不利于集中指挥。皇帝虽有调拨指挥军队之权，但各省督抚出于自身的利害，往往各行其是，影响最高决策的贯彻执行。同时，相互之间互不统属，势必影响战场上的协同。其二，防军基本建制单位为营，上设统领，所统营数并无定额，少者仅数营，多者十数营数十营不等，既不利于平时训练，又不利于战时指挥，特别是需要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时，更难于做到相互配合。其三，防军实行募兵制，对保证兵员质量有利，但由于长期驻防要地，不募不撤，无法更新，承平日久，“方新之气”锐减，暮气渐增。加之士兵受雇而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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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4～875页。
命感不强，爱国心不切，打起仗来必然积极性不高。且平时未实行后备兵役制度，战时仓卒招募成伍的新兵，缺乏训练，临阵往往一触即溃，有类乌合。其四，防军设有营务处，类似今天的司令部，其规模依任务而异，并无定额，少时二三人，多时十余人。这种无固定编制和明确分工的参谋机构，对平时训练和作战指挥都是不利的。其五，防军后勤机构不健全。防军承湘、淮军制，设有粮台，在粮饷发放方面依靠统领、营官层层主持，往往层层克扣，勇丁怨声载道，自难期其继续效命疆场。在武器供应方面，更是上下全无章法，各自为政，新旧相杂，型号各异，给供应、作战带来极大困难，甚至造成坐失战机，导致战争失败。
上述种种弊端，正是防军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晚清同光之际实行军制初步改革未获成功的症结之一。当然．清廷自始至终把勇营之留防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从未真正从军制改革的高度去改善和发展防军制度，这更是防军之制最终失败的症结所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充分暴露练军、防军均不足恃，这才使清政府中某些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在军事制度上有一个根本的变革，于是，战后纷纷条陈时务，要求更练新军。此后，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防军之制也和练军之制一样，退出了军事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