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对外敌入侵，一贯采取坚决抵抗的鲜明态度。为了保卫领土完整，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挑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由于长期在甘肃工作，他对新疆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经过认真分析，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原妥明政权军事头目）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是当前的主要威胁。沙俄虽居心叵测，但在侵占伊犁不久，曾向清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声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估计不会大动。于是，左宗棠决定“先阿后俄”，即把逐灭阿古柏侵略势力作为第一期战略目标，把驱逐伊犁地区的俄国侵略军作为第二期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第一期战略目标，左宗棠根据敌我态势及新疆的地理特点，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一 “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战略方针的确定
关于“缓进急战”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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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志二》，宣统三年石印本（下同），第2页。
通运输异常困难。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陕甘地区粮食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粮食同样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又因新疆幅员辽阔，城与城之间的距离数百里以至上千里之遥，部队长途跋涉会遇到种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规复新疆不能急于求成，而要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置和补给，并使部队养精蓄锐。在战前准备充分的基础上，遇战又要力求速决，避免旷日持久，师老耗粮。
关于“先北后南” 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先南后北，还是南北并举，开始在清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景廉在1874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三路并进方案；1875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②的谕示。左宗棠受命后，认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③。这一决策，是他通过对敌情的判断得出的正确结论。“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南路是阿古柏的老巢和主力电驻之所，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经营。北路由白彦虎、马人得等踞守，其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人，且与阿古柏离心离德，不耐大战，仅长于绕袭、奔窜。因此，左宗棠主张先攻北路，对控制整个战局是十分有利的：一可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防线后，再行决战，易于夺取全胜；二可分散敌人的兵力，当北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师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就可重创离巢之敌，“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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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8页。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21页。
③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34页。
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①；三可创造有利的前进基地，解除后顾之忧，并可形成从东、北两面夹攻南疆之敌的有利态势。诚如左宗棠所言：从新疆地理条件看，“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②。当时，清军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相呼应，西可直趋吐鲁番、乌鲁木齐。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可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另外，左宗棠还考虑到，先攻北路，占领乌鲁木齐，对制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以筹集粮饷和整军为主的战前准备
左宗棠为了贯彻规复新疆的战略方针，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以筹集粮饷和整军为主，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一）军饷的筹集
进军新疆需要浩大的军费。经过整顿的西征军约有130余营，七八万人，年需饷银600余万两，外加出关粮运经费，总计一年军费约需实银800余万两。这个数字仅是正常的开支，其它如整编军队，汰弱留强，偿还被裁遣官兵的连年欠饷和给予回籍路费等等，都需要巨大的开支。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极为紊乱，库帑空虚。西征军如此庞大的军费，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关协饷，即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5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7省的厘金。上述各款总计约900余万两，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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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34页。
②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页。
宗棠实际只能收到500万两。截止1875年秋，各省拖欠西征饷银已达2600余万两之多。左宗棠派人到各省“婉恳谆催”，协饷“延缓如故”，不得不上奏清廷，请求允借洋款1000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发还……以便迅赴戎机”。①清廷只好命户部从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200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之数”②。至于外债借款，左宗棠亦费不少周折。据统计，自1875年4月至1881年5月，由他承借的“西征借款”即达1375万两之多。③尽管筹集军饷异常艰难，经过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仍然保障了规复新疆的需要。
（二）军粮的采运
进军新疆，粮食的采买和运输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左宗棠组织了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经过细心调查研究，最后确定分为南北二路分别进行采运。
南路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设立粮局，主要负责采购凉州、甘州、肃州一带的粮食。运粮路线自凉州始，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全长2400余里。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计程11站，途经戈壁，无水草，故用驼运。左宗棠还在肃州、安西和哈密各建能存粮2万石的仓库，采取短途节节转运的方式，以节畜力，且稽核迅速。
北路在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设立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设立分局，主要负责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附近进行采买，分途运往巴里坤和古城。北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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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49～53页。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一），总第8265页。
③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9)》，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第6页。
粮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条从乌里雅苏台经科布多至巴、古；一条由归化经包头、射台、大巴至巴里坤；一条自宁夏经定远营、察罕庙至外蒙边境的巴尚图素庙与归巴线会合至巴里坤。北路运粮各线主要使用驼运，采取直达方式运输。最短的归巴一路约30余日（驼行一日为一站，约七八十里）即可到达。
除了内地筹粮向前转运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就地筹办粮草。他深知塞外用兵全部靠内地筹粮是不行的，“非力行屯田不可”。仅驻哈密部队即屯垦2万余亩，年产粮八九十万斤，可供当地驻军食用两个月。此外，在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地亦可采粮四五百万斤。
通过俄商采粮，是左宗棠筹粮的另一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承办从临近新疆布伦托海的桑诺尔（斋桑湖）采粮5 00万斤，包运至古城；后来另一“俄商”又承包1000万斤粮食，由西湖（今乌苏县）送至昌吉。这批粮食实际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之所以准许出售粮食给清政府是有其阴险目的的。它企图利用军粮问题，坐观局势变化，寻找机会干预和梗阻清军的行动，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后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迅速瓦解，俄国的上述阴谋未能得逞。
左宗棠在采购粮食中还十分注意执行政策。他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因而尽量让人民留下口粮和种子，收购余粮“皆给价收买”，并严惩哄抬粮价、抗拒粜出余粮的绅富恶霸及贪官污吏。在办理运粮过程中，采取官办与民办结合的方针，并责令官兵保护商队，从而使军粮的采运工作得蹦顺利进行。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截止1876年夏，哈密已积储粮食2000余万斤，古城、巴里坤各积储粮食1000万斤。这些粮食保障了入疆部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
（三）军队的整顿
左宗棠认为，要使进疆部队成为劲旅，统兵大员必须同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克敌致胜。因此，他对进疆部队的整顿，从选拔将领人手。开始，在新疆的统兵将领大多是清政府倚为心腹而又并不认真负责的满族显贵。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左宗棠早在受命之前，就严劾了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清政府曾多次命令成禄赴援新疆，但他以种种借口滞留甘肃高台不进。左宗棠参奏其畏葸成性，视朝廷命令如敝屣，并截留景廉所部粮饷。结果，成禄被清廷革职拿问。又如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自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后，苟安目前，不求进取，且与左宗棠“同役而不同心”，遇事龃龌掣肘。1874年，当清廷向左宗棠征询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胜任时，左直言不讳地指出：景廉“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同时认为，金顺虽非佳选，但尚敢于搏击疆场。因此，建议景廉内调，由金顺暂管关外军务，后被清廷采纳。左宗棠对自己的部属，亦能知人善任，作了统一调整，配备了能征善战的将领。
左宗棠还认识到：“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①清军历来空额不少，加之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需整理……若于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左宗棠主张在进军新疆之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②截止1875年初，各路楚军及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40余营（2万余人），只存14 1营。仅此一项，即可节省常年饷银200余万两。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30营，成禄旧部号称17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20营，减少了27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称37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19营。左宗棠对部队的精简整编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自己的旧部，也决不宽容。所有淘汰勇丁，一律资遣回籍，不许逗留甘肃。其它在疆部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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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官军出关宜分起行走并筹粮运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4，第45页。
②左宗棠：《请敕张曜额尔庆额带所部出关并简重臣总司粮台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4，第25页。
强了战斗力。
在精简部队过程中，左宗棠还十分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他命令所部将领，凡官兵不愿出关者，一律不可勉强，并准资遣回籍，以保证西征军维持饱满的士气，为驱逐外国入侵者而一往无前。他严令所有将领一律不准克扣勇丁粮饷，并向官兵宣布，如发生此等事情，准许勇丁“呼诉”，上级定然代为作主。
西征军经过左宗棠一番整顿，进一步统一了事权，而且更加精悍，不但节约了粮饷，纪律也有了加强。
（四）装备的改善
鉴于阿古柏及沙俄军队武器比较精良，左宗棠十分注意改善进疆部队的武器装备。当时，清政府在自强活动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已陆续投入生产，虽然数量有限，但也为改善清军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可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军工厂主要为李鸿章所控制，产品大部供所部淮军和海防部队使用。为此，左宗棠在接任陕甘总督以后，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服务的，但在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至1874年，兰州机器局已能制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以及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并改装中国旧有劈山炮，使用开花子，由13人操作改为5人操作；改造后的抬枪由“一人擎放，心手相印，较洋枪有准而更可致远”①。此外，左宗棠还从德国购买了部分火器，从而使进疆清军的装备得到了较大改善，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筹措，左宗棠排除了各种干扰，战胜了重重困难，做好了较充分的战前准备，为西征军收复新疆铺平了道路。1876年夏，一场胜利进军新疆、反击外敌入侵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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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一辑，第445～4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