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74至1875年的“海防议”
清政府设厂造舰，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支新式水师，以加强海防。但刚开始起步，便遇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参见第十四章第一节）。
日本曾被人认为是个“蕞尔小国”，竟敢借端发兵侵台，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因而大受震动，认为加强海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与日签订《台事专条》之后不几天，便上奏清廷：“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为了统一认识，总理衙门就海防紧要应办事宜拟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建议清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③这时，在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亦拟有《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陈奏，清廷令总理衙门与其所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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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见《洋务运动》（一），第558页。
②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481页。
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运动》（一），第26～27页。
条一起筹议。于是，在清政府中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次十分热烈的海防大讨论，即“海防议”。
这次海防大讨论，围绕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和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首先由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以及诸如左宗棠等留心洋务、熟悉中外交涉事宜的地方大吏进行筹议。他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根据各自的认识水平和实践，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自己的主张。筹议中涉及范围较广，下面仅就海上、海口、陆地设防问题予以归纳叙述。
关于海上设防方面 督抚将军们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加强海防，必须建立近代化的海军，然而在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主要有如下三种主张：一是主张设防于外海。如章京周家楣认为：“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为此，他主张另立海军，“简派知兵大员帅之”，下分5军，每军2500人，配铁甲舰2艘、兵船若干，各以得力提镇大员分统之。①浙江巡抚杨昌浚、湖广总督李瀚章等也赞同设防于外海。杨昌浚认为：“海上宜专设重兵”，即南、北、中三洋宜设水军三大枝，“外洋有此三大枝水军，练习三数年后，海上屹然重镇，可分可合，可战可守，近则拱卫神京，远则扬威海面，不惟内地之奸匪敛迹，外夷之要挟，亦可渐少矣”。②二是主张设防于近海。丁日昌提出的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实际上就是主张近海防御。他在《海洋水师章程》中指出：“查直隶至粤东，洋面南北五千余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山东益直隶而建阃于天津，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苏而建阃于吴淞，为东洋提督；以广东益福建而建阃于南澳，为南洋提督。其提督文武兼资，单衔奏事。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③李鸿章基本同意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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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7页。
②《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洋务运动》（一），第61～62页。
③《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32～33页。
近海防御主张，但其总的对外防御思想是陆主海辅，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他重视海上设防，更重视海口防御。他认为防海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①。三是主张设防于海口。左宗棠、李宗羲等属于海口设防论者。左宗棠说：“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干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②他不赞成丁日昌关于设立三洋海军的意见，强调“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③。李宗羲也说：“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各驻铁甲一二只，蚊子船三四只，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炮，与炮台相辅，便可屹成重镇，以戢戎心。”④
关于海口设防方面 督抚将军们均主张沿海各口择要修筑炮台，重点设防，并认为旧式海岸炮台已不适应近代作战，必须仿照西法，重筑新式炮台，以资抵御。同时认为，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城镇防卫，而忽略以炮台捍蔽各城的防御思想。此外，不少人和李鸿章一样，强调海口设防必须水陆相依，除了炮台而外，应有水师舰船作为水上屏障，换言之，主张炮台要与海军“相为表里，奇正互用”⑤。这些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海防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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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3、47页。
②《陕甘总督左宗棠复函》，《洋务运动》（一），第109页。
③《陕甘总督左宗棠签注丁日昌条陈单》，《洋务运动》（一），第114页。
④李宗羲：《复奏总理衙门六条疏》，见《洋务运动》（一），第73页。
⑤《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32页。
关于沿海陆地设防方面 督抚们均感到营汛之制，分散而不集中，难于形成大枝劲旅。如左宗棠指出：“绿营积习最深，水师尤甚，一在饷粮太薄，一在书识、号令、看管军装、军火、分拨塘汛，不能入操之兵太多，一在千、把、外、额至参、游、都、守层层管束，十羊九牧，额数多归私役，气势不能整齐”①。督抚们大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丁日昌建议“减额优饷，严加选择”，于沿海水师中精练陆兵10万人。②李鸿章则主张对沿海各省陆军进行认真选汰，并一律改装洋枪炮队，分驻紧要口岸附近之处，“有事时专备游击，不准分调”。③
从督抚将军们对海防问题的筹议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少人认识到必须建立海军，加强海上设防，以增加防御层次，并注意到各层次的互相配合，奇正互用，从而增强了整体防御意识。但必须指出，这次海防筹议，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尽管有的督抚主张设防于外海，但并不等于他们具有近代海权思想。他们注意海上设防，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防御层次，以便更好地保卫海口或沿海重要陆地，而不是为了拥有制海权。其次，在筹议中，督抚们未能对周家楣所提关于另立海军，“简派知兵大员帅之”，下分5军，“各以得力提镇大员分统之”的意见予以重视。尽管这一提案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海军或海防领导机构，但已注意到要把海军独立出来，由知兵大员进行统一领导，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丁日昌所提“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也未得到多数督抚的赞同。正因为这样，中法战争中各洋海军出现了各分畛域、不能协同作战的严重后果。即使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总理衙门，也无济于事，因已积重难返了。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海军照样各守疆域，见危不救。再次，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有些督抚过分强调以买为主。如李鸿章就说：“中国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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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甘总督左宗棠复函》，《洋务运动》（一），第106～107页。
②《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32页。
③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3～44页。
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①总理衙门在其决议性奏折中也说：“所有新立外海水师，应用枪炮、水炮台、水雷等项，现当开办之始，亟于成军，应由督办海防大臣会商画一，随宜购办。以后由各该大臣饬令船厂、机器局精心制习，期裨实用”②。于是，李鸿章便不惜耗银上千万两购买外国兵舰，建立北洋海军，以致后来江南制造总局因经费问题而停止制造兵轮，福州船政局也因资金不足而未能拓展。
沿海督抚将军的筹议经历一个多月后，“海防议”转入由王公大臣等“会议”阶段。王公大臣们除了对“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问题与督抚将军们有些不同看法外，对建立海军、加紧沿海设防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醇亲王奕譞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海防为军旅非常创举，今日立办，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将何所恃？”③礼亲王世铎也说：“窃思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正宜卧薪尝胆，精求武备，为雪耻复仇之计。况上年倭人构衅，有事‘生番”虽暂就和局，难保必无后患。故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④然而，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等人却极力反对筹办海防。他们认为：防夷之事，“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⑤。铁甲船、大兵轮及水雷等“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⑥。他们还指责洋务派“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声称“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也”。⑦总理衙门认为于凌辰、王家璧等人的上述意见“与诸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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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7页。
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一），第147页。
③《醇亲王奕譞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6页。
④《礼亲王世铎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8页。
⑤《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22页。
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33～134页。
⑦《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34～135页。
相隔阂”，建议“无庸置议”。①
经王公大臣们“会议”之后，“海防议”进入最后决议阶段。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总理衙门奕?等根据王公大臣以及沿海督抚将军们筹议的情况，“折衷拟议”，报请清廷批准。于是，在海防方面作出了如下决定：1、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2、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3、陆军酌撤分汛，汰弱练强，逐渐改练洋枪洋炮，合营并操，划一训练；4、铁甲船需费极巨，只能先购一两只，以后再行陆续购办，并由各局悉心仿造备用；5、每年提取粤海等关四成洋税和酌提江苏等南方六省厘金共银400万两为南北洋海防经费。至此，历时9个月的“海防议”宣告结束。
“海防议”是清政府商讨国防方略和政策的重大事件。它是在中国受到西方侵略势力和东邻日本的严重威胁，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不论是地方封疆大吏，还是中央的王公大臣，都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加强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促进了自强活动的开展，加速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对建立海军、修筑沿海炮台和训练洋枪炮队等边海防建设，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二、沿海炮台的修筑
鸦片战争前，沿海各省主要口岸关隘就已修筑不少炮台，但都是比较简陋的砖石结构，式样陈旧，火炮不能旋转，难以抵御近代军舰炮火的攻击；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破坏，这些炮台大多已不能使用。所以，在海防大讨论中，许多督抚将军都要求仿照西法改筑新式炮台。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守之所恃者，重在炮台；战之所恃者，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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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52页。
轮船。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①基于这一认识，“海防议”后，沿海各省督抚在造船购舰建立海军的同时，纷纷择要修筑新式炮台，添置新式海岸炮，并在主要海口增设水雷营，以加强海防力量。
（一）北洋各口炮台的修筑
北洋包括直隶、奉天、山东三省。“海防议”后至中法战争，北洋沿海主要口岸的设防主要是津沽和烟台。旅顺口虽也开始了修筑炮台，但由于主要工程是在中法战争后完成的，故放在下节与威海等基地的建设一起叙述。
1、津沽海口。大沽系我国北方重要海口，向为海防重镇。它既是天津的海防前哨，又是北京东出海口的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鸦片战争以前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和与其相邻的北塘均筑有炮台，但由于结构陈旧，又是一线防御部署，未能起到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十分重视大沽、北塘等海口的设防，并赞同其部下周盛传的如下看法：“‘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人。若置重兵于海口荒滩咸水之区，后路声援不厚，稍有蹉跌，误事甚大。”②为此，他一方面令所部淮军重筑大沽、北塘两处炮台，另方面汲取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的教训，对后路进行重点设防。在大沽、北塘炮台修筑方面，采取西法三合土结构重新修筑和加固原有炮台，并增筑小炮台。建成之后，计有：大沽南北两岸大炮台6座，小炮台46座，大小火炮99门（其中添置外洋火炮4门、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火炮多门），驻兵6营；北塘南北两岸大炮台4座，小炮台14座，火炮数十门，驻兵1000人。在后路设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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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洋务运动》（一），第83页。
②转引自李鸿章：《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51页。
李鸿章原拟在天津郡城运河北岸建筑新城，后因南北运河之交市廛栉比，征地需费甚巨，又鉴于大沽海口后路30里之新城地方形势扼要，且系旧建城基，便决定改在该处圈筑土城，参用西法，以三合土加糯米夯筑新式炮台。1875年11月，新城炮台全部竣工，计有小炮台7 1座，大炮台3座，装备火炮百数十门。李鸿章奏称：“从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势，于防务大有裨益”①。据称：“城台竣后，各国洋人往来查探，争相传播新闻纸，于北洋海防声势增壮。”②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之后，在进一步加强津沽至山海关各海口布防的同时，又在津沽海口设水雷营，并购进“龙骧”等4艘英国炮舰，与炮台相依护，以加强防御能力。同时，在大沽、北塘后路之小站、马厂、兴济镇等处部署由周盛传、刘盛休两提督分统的淮军马步27营，“总视海口何处紧急，即调赴驰援，专为游击之师”③。
2、山东烟台海口。鸦片战争前，山东主要设防于登州（今蓬莱）、文登、宁海、荣成、黄县、海阳等地，共筑有旧式炮台13座，墩台56座，由于承平日久，长年失修，台墩均不能使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后，随即着手整顿海防。开始，他认为山东沿海设防，重点应放在登州和荣成二处。1875年“海防议”后，他派道员张荫桓赴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山东防务，并同意张荫桓等提出的山东海防应以烟台、威海、登州为重点的意见，决定采取先兴办烟台炮台，次及威海，再次登州的方针，“如此次第以图，庶北洋缓急可备，且不致绌于饷力”。④于是，在烟台通伸冈修筑炮台，安放走轮大炮。1876年竣工后，丁宝桢奏称：“臣详细察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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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津郡新城竣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41页。
②李鸿章：《新城工程请奖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42页。
③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28页。
④丁宝桢：《筹办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二），第342页。
东北一台可以顾海口，东南、西南两台可以顾后路，西北一台可以顾沙堤及芝罘陆路，四面辅以护台，核与臣原奏为陆师屯扎之区，诚为得地”①。此外，他还奏请于北面垛山山腰及八腊庙、芝罘东庄等处修筑炮台，以便与通仲冈炮台互相应援。
（二）南洋各海口炮台的修筑
南洋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四省海防名义上由南洋大臣统辖，实际上由各省督抚分别负责。南洋大臣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通常只管江苏一省海防而已。为什么北洋大臣能统辖北洋三省海防，而南洋大臣却徒拥虚名呢？主要由于北洋海防围绕津沽设防，互相关联，需要由北洋大臣统筹规划和部署；而南洋海防范围甚广，海口众多，难以统一规划和部署，因而四省海防各自独立，海口炮台的修筑也由各省督抚自行统筹安排。
1、长江下游各口。江苏海防与江防联系在一起，向来海江防一起部署。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期间，江苏沿江各口就修筑有炮台、土垒、堤塘等防御工程，可是非常简陋，难以御敌。1873～1874年李宗羲任两江总督期间，重新布置江苏江海防。他认为：“目前统观地势，论苏、松之门户，以吴淞为最要；论长江之关键，以江阴为最先。……镇江府屑之焦山、象山，对岸之都天庙，江宁府属之乌龙山，均为长江险要之区。又江宁省城外下关地方，为内河门户，亦宜略壮形势”②。遂于吴淞至南京之间沿江各主要口岸修筑炮台，派兵驻扎。计有：乌龙山炮台16座，安巨炮21门，驻兵3营；下关炮台4座，安巨炮11门，驻兵1营；都天庙炮台6座、象山11座、焦山8座，共安巨炮25门，驻兵1营；江阴炮台15座，安巨炮29门，驻兵3营。此外，江阴北岸的浏闻沙、乌龙山北岸的沙洲圩也添筑炮台，以成犄角之势。吴淞口则修筑了少北、南石塘、东岸等处炮台，由提督吴宏洛率部驻守。1875年，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又在江阴等处增筑炮台，加强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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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宝桢：《查阅海防炮台折》，见《洋务运动》（二），第344页。
②李宗羲：《遵旨筹办防务情形疏》，见《洋务运动》（二），第325页。
角之势。1887年，曾国荃又扩建吴淞、江阴两地炮台，各设新式后膛大炮，并分别增驻兵勇，以加强长江口的防卫。
2、浙江沿海要口。1729年（雍正七年），浙江沿海开始修筑炮台，由于迭经战火破坏，多已坍塌，不能使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历任巡抚多有修建。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计乍浦口有天后宫、西山嘴、观山麓、陈山嘴等处炮台。澉浦有头围口、小海塘炮台。镇海口北岸招宝山有威远、定远、安远炮台，南岸有笠山（宏远）、小浃江口（镇远）、沙湾（靖远）、大金鸡（平远）、小金鸡（绥远）和拦江炮台，另有天然、自然两台。舟山有竹山（定远）、獭山（振威、永靖）、青垒等炮台，此外东岳宫、土城各有旧炮台。温州口有东门外、状元桥、茅竹岭、龙湾、盘石卫、天妃汛等炮台。
3、福建沿海要口。福建与台澎要口众多，历来“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①。闽江口为省城海防要地，布防由外而内，主要有长门、闽安、马尾三处。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两山隔江相峙，水路较窄，两山均筑有炮台，附近还有电光山、七娘湾、射马、划鳅山、划鳅港、獭石等炮台。闽安南北岸对峙，为第二重门户，筑有北岸、南岸炮台，附近还有沪屿和田螺湾等炮台。马尾是船政局所在地，系闽江下流第三重门户，筑有上坡、中坡、下坡等炮台。厦门口与台澎相望，也是福建海防重地，筑有武口、盘石、鸟空园、胡里山、白石头及屿仔尾、龙角尾等炮台。台澎与内地相表里，“为中国海南右臂”②。18 74年日军侵台时，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便在澎湖、安平、旗后等处海口修筑炮台，布设水雷。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筑有基隆、沪尾、安平、打狗港、旗后等处炮台共12座，澎湖有西屿、大城头、金鱼头等炮台3座。南澳为闽粤两省共管之地，也是海防要冲，在福建辖区内筑有深澳、草寮尾、云澳、太子楼、青澳、长山尾、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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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11页。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14页。
屿、交窑头等炮台共12座。
4、广东沿海要口。广东海岸线最长，港口众多，历来将海防划分为中、东、西、南四路。中路之虎门海口最为重要，是广州的天然屏障，素称“金锁铜关”。早在康熙年间，横档、南山（即武山）就开始修筑炮台。直至鸦片战争前，虎门三道门户共筑有大角、沙角、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大虎山、蕉门、新涌等11座炮台，鸦片战争中全被英军摧毁。后虽有所修复，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破坏，加之年久失修，不少炮台已不堪使用。第一次“海防议”后，两广总督瑞麟“奉旨筹办海防，始议于省河及虎门，并潮州之汕头，参酌中西之制，另筑炮台”①。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虎门共有炮台50余座。从虎门至广州沿珠江两岸亦筑有炮台，其中黄埔为广州第二重门户，有长洲炮台共15座。广州及其近郊则有保厘、保极、拱极、耆定、永康、得胜等旧炮台10座。东路主要是汕头海口，其北岸有崎碌炮台，南岸有苏安山炮台，东北之韩江口有南、北港炮台，东面有放鸡山等处炮台。西路主要是北海口，筑有地角炮台3座，但均地低台小，不足以安大炮。南路主要指海南岛之海口、榆林两海防要口，两处均筑有海岸炮台多座。
三、四洋海军的初建
“海防议”后，清政府笼统地制定了“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并委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受命后不久，即奏请以10年时间建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沈葆桢竭力统筹包括“粤洋”（辖闽、粤两省海域）在内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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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坤一：《筹办海防事宜并请截留饷项折》，见《洋务运动》（二），第409页。
②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34页。
个南洋海防事宜，但由于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实际上形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至中法战争前夕，这四支海军初具规模，虽然即使按当时标准也不能称为正规化的海军，但都有一定的海上防御能力，并与海口陆地防御相结合，初步形成了适应近代战争的防御力量。
在这四支海军中，广东海军筹建较早。早在1867年，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即以“粤东洋面，近年盗案叠出，必须置买轮船，以资巡缉”①为由，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绥靖”、“澄靖”、“镇海”、“飞龙”、“澄波”、“镇涛”等兵轮。1874年，瑞麟在广州设机器局，又制造了内河小轮船16艘，分拨东、西、北三江巡缉之用。刘坤一督粤后，认为办理海防必须水陆相依，在机器局又续造了“海长清”、“执中”、“镇东”、“缉西”等4艘轮船。“惟虑有警之时，尚属不敷调遣，更须得三四大号兵轮船，庶可陷阵冲锋”②，他开始考虑外购或自制大号轮船，以加强广东海防。1877年，刘坤一购买了英国在黄埔设置的船澳，机器皆全，便又制造了“海东雄”兵舰。张树声继任两广总督后，更为重视海上设防。他认为：“粤东地极南海，为泰西各国东道首冲，居今日而驭外之略，固圉之谋，非有横海轮船，无以折冲四境”。广东虽有大小轮船20余艘，但只是为本省捕盗缉私而设，“船炮俱小，皆不能驶行重洋，捍御大敌”。可是要建立一支近代海军，“粤之财力，万不能及”，遂计划建立一支规模较小、“有铁甲快碰船二艘，大根拨二艘，护岸铁甲大蚊船四艘”的近代海军。“内以严卫粤中各口，北与南北洋三军相应，南以游徼交州，庶声势较壮，不致为敌所轻”。③于是，在他任期内，向英国购买了一艘炮舰“海镜清”号，在机器局制造了“肇安”、“南图”2艘轮船。他还准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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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05页。
②刘坤一：《筹办海防事宜并请截留饷项折》，见《洋务运动》（二），第410页。
③张树声：《筹办粤省边防折》，见《洋务运动》（二），第518页。
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船厂订购2艘穹面钢甲巡洋舰。他认为“粤洋有此两船，合之闽厂拨来两船，辅以本省缉捕轮船之较大者，由水师提督督饬合队操练，择要驻巡，可以为经营水军之权舆”①。但张树声不久被调任署直隶总督，在德国订购穹面钢甲船之事便未能实现。至中法战争前，广东共有中小兵轮25艘，虽没有铁甲舰和巡洋快舰，不能成军，但与炮台相结合，已具有一定的海口防御能力。
广东海军主要舰船表
舰 名 舰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澄靖 炮舰 1867
绥靖 炮舰 1867
镇涛 炮舰 450 265 7 7 1868
恬波 炮舰 150 100 6 2 1868
安澜 炮舰
海长清 炮舰 320 200 4 1872
执中 炮舰 500 300 6 1879
镇东 炮舰 170 170 3 1879
缉西 炮舰 320 200 8 6 1872
海东雄 炮舰 350 200 5 1882
海镜清 炮舰 450 310 6 1882
肇安 炮舰
南图 炮舰
靖安 炮舰
横海 炮舰
宣威 炮舰
扬武 炮舰
翔云 炮舰
福建海军因有船政局制造的舰只，发展较快，首先形成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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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树声：《遵议添练水师事宜折》，见《洋务运动》（二），第522页。
近代海军。在“海防议”前，福建船政局就已制造了15艘舰只。到中法战争前，又先后制造了9艘。由于福建船政局制造的舰只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加上又向外国购买了“长胜”、“海东云”、“福胜”、“建胜”4艘炮舰和一艘练习舰（“建威”），从而加快了新式海军筹建的步伐。早在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就以“轮船号数渐多”为由，奏请清廷“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员一人，以为统领”①，以便统一管辖，借资训练。清廷旋即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第一任轮船统领，是为福建海军建置之初始。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清政府为加强台湾、福建的海防，令曾一度调任长江水师提督的李成谋“即赴福建厦门、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军以备不虞”②。这是清廷正式命令福建建立海军。至中法战争前，船政局共造兵商轮船24艘，其中除2艘在台湾海面失事、10艘分拨沿海各省外，留在福建的仍有12艘，加上购买外国的4艘和拿获充军的一艘，共有舰只17艘（见下表），在沿海各省中首先初步建成海军。
福建海军舰船表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靖海 轮船 1865
万年清 运输船 1370 580 10 6 1869
长胜 轮船 1865
建威 练船 5 1870
福星 炮舰 550 320 9 4 1870
福胜 炮舰 250 400 8 1 1871
建胜 炮舰 250 400 8 1 1871
海东云 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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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葆桢：《请简派轮船统领折》，见《洋务运动》（二），第278页。
②转引自《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奏折》，《洋务运动》（二），第403页。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伏波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0
飞云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2
扬武 炮舰 1560 1130 12 11 1872
振威 炮舰 572 350 9 6 1873
永保 运输船 135 3 580 10 3 1873
海镜 运输船 1358 580 10 3 1873
琛航 运输船 1358 580 10 3 1874
济安 炮舰 1258 580 1O 7 1874
艺新 炮舰 245 200 9 5 1876
南洋海军是在自制和购买外国舰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年制成“恬吉”号轮船，至1876年又制造了6艘。由于经费支绌等原因，其后便暂停造船，而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海防议”后，沈葆桢开始筹办南洋海军，负责江苏、浙江两省沿海的防务。1876年时，驻扎于江浙各海口的兵轮有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恬吉”、“测海”等6舰和借调福建船政局的“元凯”、“登瀛洲”两舰。这是南洋海军最早的组成部分。1878年，沈葆桢以南洋厘金日减，税课日绌，海防无款可筹为由，要求改变原先为使北洋尽快成军而将海防经费400万两统解北洋的成议，仍照最初定议分解南北两洋，“拟各治一军以求速效”①。1879年，沈葆桢于1875年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抵华，被李鸿章留在北洋，次年才将已使用多年的同型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拨归南洋使用。1881年，福建船政局制造的“澄庆”舰调归南洋。同年秋，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又在闽局订造巡洋舰一艘（“开济”号），并从德国订购“南瑞”、“南琛”两艘巡洋快舰。这样，至中法战争时，南洋海军共有舰船17艘（见下表），规模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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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483页。
南洋海军舰船表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测海 炮舰 600 431 9 8 1869
威靖 炮舰 1000 605 10 14 1870
靖远 炮舰 572 350 9 6 1872
驭远 炮舰 2800 1800 12 18 1875
元凯 炮舰 1258 680 10 9 1875
金瓯 炮舰 195 200 5 1876
登瀛洲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6
龙骧 炮舰 319 310 9 5 1876
虎威 炮舰 319 310 9 5 1876
飞霆 炮舰 400 270 9 6 1877
策电 炮舰 400 270 9 6 1877
南瑞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8 1883
南琛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8 1883
开济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3 1883
超武 炮舰 1268 750 12 7 1878
澄庆 炮舰 1268 750 12 6 1880
福安 运输舰
北洋海军的筹建动手较晚，与李鸿章认为筹办海防必须先从陆防开始有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不久，就曾写信给同僚说：“早为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动辄弹压。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①1874年海防大讨论时，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陆为主的设防方针，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②。此外，北洋没有制造轮船的机器局，尽管李鸿章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闽厂分别调来了“操江”、“镇海”，并向英国船厂订购了“龙骧”等4艘炮舰，但是这些舰只只是为北洋巡哨之用，或结合陆路防守海口，还没有建立海军控制海权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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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3页。
想。李鸿章真正重视海军建设，实际上是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才开始的。当时，不少文武官员奏请清廷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也认为“现在日本恃有铁甲船，狡焉思启，则自强之策，自以练兵购器为先”①，遂令南北洋大臣购买铁甲舰，组建海军。另一方面，李鸿章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壮大，也感到不安，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②。因此，认为中国筹购铁甲舰，加强海上设防，已不可或缓。他强调指出：“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又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③李鸿章决心建立近代海军后，便积极展开筹款购舰活动。由于他认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便采取向外国购舰为主的创建海军方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即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巡洋舰，又代山东订购了“镇中”、“镇边”两炮舰。1880年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和“济远”3艘铁甲舰，并聘请英弁葛雷森为总教习，后又聘英人琅威理为总教习。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开始了北洋海军的组织建制工作。1879年，“镇东”、“镇西”等4艘炮舰抵华，加上“操江”、“镇海”和驻牛庄的“湄云”、驻烟台的“泰安”，北洋已有兵舰8艘，李鸿章便奏留记名提督丁汝昌统带操练。1880年，沈葆桢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④。1881年，“超勇”、“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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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实录》（五三），第413页。
②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6页。
③《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二），第421页。
④池仲祜：《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484页。
两舰抵华，李鸿章即奏请清廷令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为保养和维修舰只，李鸿章在大沽设立船坞，订购铁甲舰后，又选择旅顺为基地建设大型船坞。对海军人才的培养，李鸿章更为重视。早在筹建海军前，李鸿章等就曾派幼童和船政学生留学美、英、法等国，认为此乃“海防自强之基”。北洋筹建海军后，李鸿章即奏请创立天津水师学堂，强调“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应就天津机器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①此外，他还在大沽设立水雷学堂，并继续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国留学。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在德国船厂订购竣工的“定远”等3艘铁甲舰受德国当局阻挠未能抵华，但这时北洋海军已有14艘舰只（见下表），规模初具，并成为当时中国四支海军中从建制、装备、设施到训练均较完备的一支，大大增强了北洋海防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