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防军队的衰败
清朝没有专门的边防部队，各边省的驻防军队，一般同时担负设汛驻守和戍边卫境两项任务，故驻扎边疆各省的军队，同时也就是边防武装。各边省军队因历史条件、地域情况和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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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63页。
重视程度的不同，其官兵成分和编制体制也各不相同。
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一直被视为防卫重点。在东北地区驻守的只有八旗，而无绿营，这是东三省驻军与其它省不同的地方。三省均以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所辖军队，在鸦片战争前，奉天约2万人，吉林约1.1万余人，黑龙江省约6400余人。①主要兵种是骑兵。
蒙古军队亦均为旗兵。蒙古八旗仿满洲旗制，系军政合一组织。外蒙古分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和札萨克图汗4部。每部设若干旗，旗长称扎萨克。蒙古旗兵主要驻守沿边卡伦，巡查边界。此外，蒙古各部还要轮流派出“备操兵”，自备口粮、马匹、火药、铅丸，前往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一带常川操练，每期4年，受定边将军随时调遣。
新疆军队建置庞杂。自前清至同治初年，一直实行“驻防”与“换防”制。所谓“驻防”，即伊犁、乌鲁木齐等冲要地区，分调旗、绿各营携眷永驻；“换防”则指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南疆备城的防兵，更番轮戍，3年一换。新疆军队既有旗营又有绿营。旗营含旧满营、新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多是在乾隆年间陆续从东三省、张家口和热河、凉州（今武威）等地调驻新疆的。绿营一般调自陕甘。总兵额不固定，少时约1.9万余人，多时约2.3万人。②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设军府于伊犁，节制南北疆驻防官兵。
云南、广西方向军队，主要是绿营。由总督、巡抚总揽军政，下有提督、总兵，统率弁兵，设汛驻守。
由于各边省部队营制不一，饷章各异，部队的建设和训练受到严重影响。除东北八旗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他如蒙古、新疆等地部队，只能从事一般的戍守缉查活动，无力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较多地移向海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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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盛京通志》，清咸丰二年刊本，卷27，第23, 28, 38页。
②参见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1936年版，第266页。
此同时，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为维护其封建统治，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置西北、东北边防于不顾，不断抽调边省部队入内地镇压人民起义，蹦致边防军队数量大减，边境防御作战能力急剧下降。
据统计，仅1852～1857年间，清政府从吉林、黑龙江两省先后调往内地“助剿”的马队，就达1.3万余人。这些内调部队分布在江、浙、鄂、皖、豫等广大地区，他们“与南方水土本不相习，出征日久，小免疲劳患病”，“且南省又多水田港汊，马队难于施展”。①当时，清政府几乎抽空了东北边境的旗兵。在黑龙江的爱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②。就在清政府频繁地从吉、黑两省抽调兵力的时候，沙皇俄国的军队正在向黑龙江流域调动。仅在1857年（咸丰七年）一年中，沙俄穆拉维约夫将军就率领一个哥萨克步兵旅和一个骑兵联队（共约3000人），开到了黑龙江下游，并沿着江的左岸建立了许多栅卡。③俄国人急欲在黑龙江流域确立自己的统治④，以便进而要求中国割让东北三省。但是，“清政府显然把征剿汉人的内地看得比防卫满洲边境更重要”⑤。它明知沙俄军队已经屯集国门，却仍顽固地认为那不过是“肘腋之患”，而“发捻交乘”，才是“心腹之害”，继续将边省军队源源调向内地。“结果，在黑龙江下游和满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十分虚弱，已经无力阻止穆拉维约夫为所欲为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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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林通志》，1900年版（下同），卷51，第19页。
②科林斯：《西伯利亚之行》，转引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中译本（下同），上卷，第373页。
③[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5页。
④参见[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下同），“序言”第1页。
⑤[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71页。
⑥[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69页。
同治初年，清政府以“剿捻事务紧急”，继续将东北军队抽调到内地。1865年（同治四年），吉林将军景纶忍无可忍，专折泣请同治帝对吉林军队“勿再征调，勿轻换防”。他指出：“吉林通省额兵本止一万一百五名，自军兴以来，各省征调络绎不绝，计已数十次矣。出征者多，留营者少。现查所存兵数不过四千余名，而又散在各城，不能屯聚一处。珲春、三姓、宁古塔三处防兵二干余名，已去存营之半。各该处地临滨海，界近俄夷，必须重兵分防，势难一日遣撤。其余各属，或百余名，或数十名，为数本已寥寥，而况撤回残伤几居其半。……即以拔补阵亡兵额计之，十余年来，数已逾万。户口有定，生齿无多，尤况民生拮据，困苦万状。”①此后，清廷征调边兵的诏书才略有减少。
衰败得最严重、最迅速的要算外蒙古军队。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蒙古军队“患其强”，恐难驾驭，一直采取削弱政策。蒙古军队的军费、武器均由各盟旗自筹，中央不予支付。即使边塞有事，征调蒙兵，其薪饷粮秣等项也由各部旗分摊。各旗力薄难支，兵丁“穷苦异常”，“苦累难堪”。②蒙古地区盛行喇嘛教，各旗壮丁十有三四托迹教门，以致“游惰众而赋役微，箭丁少而军籍敝”③。1865年，清政府曾调喀尔喀蒙古兵镇压新疆回民起义，但这些蒙兵“纪律毫无，缓急难恃”，清政府只好将其悉数撤回，“责令防守各该游牧边界，不必再行征调，免致有名无实”。④
新疆军队也同样将弱兵疲，百弊丛生。驻疆军队不仅满、汉、蒙兵杂处，各分畛域，而且分别隶属于各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建制混乱。“所称马队、步队，既罕能战之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非尽知兵之选，徒糜饷粮，无济实用”⑤。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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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林通志》卷51，第23～24页。
②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571页。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573页。
⑤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8页。
兵皆是携眷移戍，远居边要，需饷浩繁。为解决官兵生计困难，不得不采取“且耕且战”政策。规定除定期操练外，主要以屯垦游牧为业。久而训练荒疏，战力下降，“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令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①。新疆兵多由内地征调而来，无论战否，按制皆发行饷。每年需拨饷银400余万两，俱由内地各省协解。这对于清政府和内地协省来说，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在兵力分布上，由于清政府重北轻南，驻防兵多配置在天山北麓哈密至伊犁沿线各城，约占新疆总兵力3/4以上，南路除驿站、卡伦驻兵外，各城防军极其单弱，一般只调派少量绿营轮番屯戍，无力应付较大的边境冲突。
道光、咸丰年间边省军队的衰落，是清政府国防政策混乱、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必然结果。由于这一严重战略错误，不仅被沙俄趁火打劫，于咸、同年间割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约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导致了普遍的边海防危机。1865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侵入新疆，建立起所谓“哲德莎尔汗国”。1871年，沙俄又趁机强占了伊犁地区。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重新紧张起来。
面对海防、塞防同时告急的严重局面，清政府饬令各督、抚赶紧就国防战略问题发表意见，于是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见，一方面作出收复新疆失地的决策，命左宗棠指挥所部进军新疆，另一方面，决定加强海防建设，命李鸿章、沈葆桢统筹南北洋海防事宜。
二、边省军队的编练
同治年间开展的海防塞防问题的争论，对于清政府认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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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8页。
形势，明确国防重点，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收复新疆广大地区作战的胜利使清政府认识到完善边防建设的必要性，增强了强化塞防、保卫边疆的信心，并采取措施加强边省武装力量建设。
整顿编练东三省军队，是清政府塞防建设的重点。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在总结国防战略问题大讨论的谕旨中指出：“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尤宜加意整顿。”①同时决定从翌年开始，每年由户部拨东三省练兵费70万两。③这一决策推动了东三省的军事发展。三省都设立了营务处，开始练军编练工作。
1875年，黑龙江将军丰绅抽调在伍的旗兵6000人，又从西丹兵丁中挑选4000人，组成黑龙江练军。③其训练内容主要是骑射枪箭，效果并不明显。吉林练军至1877年才“规制始备”，共计官弁兵夫3500余人。其中马队2004人，分为7起，每起分为4扎兰；步队700余人，分为4扎兰，另洋枪队和抬枪队各一。“吉林练军之兴，专为剿办马贼而设”④，故该军编成后，分驻于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等60多个城镇堡隘处，每地一二十人至数十百人不等，皆零星散布，备多力分，与内地绿营分汛毫无二致，显然不符清政府练兵防边的初旨。
清军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向沙俄索还伊犁。在谈判中，沙俄政府敲诈威胁，迫使崇厚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交收伊犁条约》。清政府予以拒绝，沙皇便恼羞成怒，在向伊犁增兵的同时，也向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军队，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一面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进行交涉，一面召集王大臣会议，紧急筹措边防问题，自此掀起了一股编练边防军队的热潮。
1880年2月，清廷发布巩固东北防务的上谕，内称：“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章程，多有要求，断难允准。已改派曾纪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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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实录·德宗实录》（一），第178页。
②参见《清实录·德宗实录》（一），第241页。
③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01页。
④《吉林通志》卷52，第1页。
往另议。惟该国未遂所欲，难保不伺隙启衅。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且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俄人近在海参崴地方，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其意存窥伺可知，尤应规画防守，备豫不虞。奉天一省，沿海口岸，最关紧要。”①为此，清政府把每年拨给东三省的练兵费由70万两增至2 00万两。②同年3月，派定安署理黑龙江将军，命其全权“筹备黑龙江边防事宜”。同时，饬令吉林将军铭安对吉林军队“实力操练，期有实济”，并命道员吴大潋前往吉林，协助铭安办理吉林边防事宜。定安赴任前，奏请将京畿神机营步队、马队各一部，直隶马队500名，以及宋庆所部毅军调往黑龙江省，并改调淮军，前往奉天。此议遭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他认为“征调客军，实不如就地练兵之得力”③。清政府也认为“黑龙江兵丁夙称精锐，自可因地取材”④，遂拨给定安抬枪、劈山炮、子母炮等一批火器，令其仿内地章程，筹办练军。定安从各城额兵、西丹中，选练马队1000名，步队9000名。马队编为2营，常年训练；步队编为18营，分两班轮换调操。⑤1882年，将军文绪以分班调操，步队难期精整，奏准裁并一班，合计练军马队1300名，分为3营，步队39 50名，分为8营，饷仍照旧。③
在练兵热潮推动下，蒙古军队也略有发展。187 5年2月，清政府为防阿古柏军流窜蒙古，抽调原驻乌里雅苏台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共600余人，移驻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南之沙孜盖布防。后因解饷困难，将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古北口练军全行遣散，宣化一军酌量改练马队。这样，库伦、乌里雅苏台防务顿显空虚，清政府遂决定从外蒙东三盟各挑蒙古兵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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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591页。
②参见《洋务运动》（三），第537页。
③④《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623页。
⑤参见《黑龙江志稿》，1932年版（下同），卷27，第2页。
⑥参见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75页。
装备火枪、火药，由京畿健锐营、火器营各派熟悉阵式的弁兵20名，分别前往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带领训练。练成后“在三盟界内往来梭巡”①。1880年，因中俄关系紧张，清政府命东三盟每盟再加练蒙古兵500名，以资调遣。这样，蒙古练军共达3000名，所需武器装备，均由神机营拨给。
这次边省练军，属于调兵集训性质，在编制、装备、饷章和训练等方面，与八旗、绿营相比，并无根本性的改变。时隔不久，练军腐败如初，以致边疆防卫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增强。
中法战争促使清廷进一步重视边疆建设。战后，再次催促各边省选将练兵，强化防务。其重点是东北和西南诸省。
1885年7月，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共商东三省边防事宜。11月，清廷命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穆图善与三省将军往返函商，仿照吉林“防军章程”，每省挑练马队2起，步队8营（其中洋枪队6营、炮队2营），“三省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之数”。②为区别于旧式练军，新练军队中奉天军名为“盛字营”，吉林军名为“吉字营”，黑龙江军名为“齐字营”。
新练军属于常备军，各类训练、作战事宜，均由军机王大臣、神机营王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议奏定，非有重大军务奉旨出征，平时不准擅调。以上表明，清政府期望这支军队成为防边卫国的骨干力量。
1889年，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鉴于1万新练军集驻齐齐哈尔，归中央直辖，边境防守仍属空虚，遂奏请编练“镇边军”，于次年编成。镇边军主要在归并旧练军（1880年定安所编）的基础上，增募部分汉民组成。全省总计马队6营，步队10营，又漠河金矿步队1营，共17营，总计约5 500人，分中、前、后、左、右5路，分驻于呼兰、绥化、巴彦、铁山包、漠河一带。这样，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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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602页。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228页。
龙江省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既有重兵屯扎于省城，又有防军分扎于各地，加上一线守卡官兵，形成了有一定纵深和防卫层次的兵力配系，增强了卫国守边的能力。
但是，东北新练军的新气象未能保持多久，又像八旗、绿营和旧练军那样，暮气深重了。加之东三省练军直辖于中央，主持其事的钦差大臣驻于奉天，有关练军的大小事情，均须由各省将军报与钦差大臣，再由钦差大臣报告朝廷，由军机王大臣们会议商定，台传驿递，往返周折，时日迁延。同时，新练军既然不归各省将军统辖，各省将军也就漠然置之，除每年换班之时陪同钦差选调兵丹，以合营则外，余事概不过问。至于练兵大臣，每年赴营巡视一次，不过是按例阅兵，虚应故事而已。①1889年，清政府在漠河开办金矿，总理衙门拟调齐字营练军二三千人，前往漠河开通山路，营兵闻知，竟“相聚议逃”②。新练军素质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清政府对增强西南边防力量也颇为重视。1885年8月，清廷令云南及两广督抚通盘筹划兵制，慎固边防，明确指出：“镇南、马白两关，为滇桂入越边要处所，现当和议甫成，越南游匪为患，关内亦多伏莽，此后分界通商，中外人民往来尤夥，必须大支重兵，添扎要隘，以戢奸宄而靖人心。著岑毓英、张之洞、张凯嵩、李秉衡悉心会商，将如何添设提镇专官，确核兵勇营数，或留现在得力胜兵以充新额，汰腹地无用常卒以省空粮，何处总扎，何处分防，一切通盘筹画，绘图贴说，缕晰复陈，候旨定夺。其新设备营，尤须选练精实，能战能守，一兵得一兵之用；勿以疲弱应汰之兵，滥竽充额，用副朝廷慎固边防、消弭隐患之至意。”③
遵照朝廷谕旨，两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李秉衡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经过半年多的往来函商，拟定了统筹广西边防的诸项措施。其中之一，是分路布防，即以镇南关为中心，分中东西三路。镇南关口及关内之关前隘、凭祥为中路，派兵12营防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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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参见《黑龙江志稿》卷27，第7页。
③《清实录·德宗实录》（三），第978页。
南关以东之油隘（亦作由隘）、罗隘、爱店隘、百仑隘、剥机隘为东路，派兵4营驻守；镇南关以西之平而关、水口关、希局隘、陇邦隘、平猛隘、百怀大隘等为西路，派兵6营防守。另一重要措施是筹集饷项。总计广西边防所需军费，每年至少72万两，而广西地瘠民贫，每年仅可筹集30万两，其余42万两拟请朝廷指派邻近各省分别协解。①上述筹边计划获准正式实行。此后直至20世纪初年，一直由苏元春任广西提督督办广西边防；边界无事，防军营制和设防布置均无大的变化。
云南编练练军早于陆疆各省。1875年，清政府采纳了内外大臣提出的裁汰绿营、选练陆军的主张，谕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旧汛，合营并操，画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奏请派员查阅”②。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岑毓英闻风而动，当年就分别从督标、抚标和各驻防绿营中抽调马步兵共7300余名，集中省城训练。以后略有增添，至1883年，已有选练战兵9000余人，守兵7000余人。鉴于塘汛堆卡，零星散布，而地方巡防缉捕，还要专靠练军，故所练战兵集训一年后，又分散屯驻于各提镇驻地，随时整饬训练。中法战争以后，岑毓英遵照清政府关于各直省必须训练五成战兵的规定，在本省边关勇营和内地练军中，择其年力强壮、久经战阵者9669名，严加训练，作为机动作战部队。训练期满后，分归各镇总兵统带，分驻总兵治所及边关重镇要隘地区。不久一岑毓英鉴于云南边境漫长，分防尚属不敷，又从原练军中选练战兵三成。至1888年，统共八成战兵1.5万余人，编为30营，“除分防腾越、开化、蒙自各边外，其余即屯扎于大理、永昌、顺宁、普洱、省城，并分防紧要营汛、通衢道路，以期内外周密，边腹一气”③。同时，岑毓英认为云南沿边口隘甚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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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之洞：《筹议广西边防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第2～5页。
②《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154页。
③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21～2422页。
练战兵不敷分布，而且诸如河口、三猛等隘卡，烟瘴弥漫，气候炎热，非粤勇不能胜任，故于1885年冬奏请暂留粤勇6000名驻防瘴地。1888年，从中挑选年力强壮者编为“官勇”13营，其他携有家室、能耐烟瘴者，编为“土勇”15营。官勇主守边卡，土勇就近屯垦。1890年时，云南总计有调防八成战兵77营、留防粤勇13营、“猓黑”防勇6营、西南防土勇25营，每营一般为22 0人左右，共计2万余人。①
新疆军队与东北、西南不同，编练重点不是抽练战兵，而是裁汰冗兵，改革军制。新疆改革军制是与建立行省同步进行的。早在1878年新疆失地（除伊犁地区外）收复后不久，左宗棠就指出：在新疆建立行省，不仅有利于朝廷对该地区的管辖治理，而且可以永停由内地拨兵换防之制，改行饷为坐饷，节约军费。②1882年，帮办新疆军务张曜呈递奏折，提出变通新疆营制的三条措施：其一，减步增骑，以适应新疆广川大原间以戈壁的地理环境；其二，减养兵之资为购器之费，增加新式火器，改善部队武器装备；其三，设立游击之师，居中驻扎，统以知兵大员，一旦某城有事，则快速支援，机动作战。张曜强调：“边域要地，治兵为先，兵强则边固，边固则民安”，而只有“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③鉴于收复新疆之战后驻疆部队总数达5万余人，需饷甚巨，清政府难以负担，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会同金顺、张曜等人于1884年春向朝廷提出一个裁减军队与改革军制同步进行的方案。主要内容有三：一为“留兵勇以定饷数”，拟定全疆旗绿兵额3.1万人，兵力配置南北并重；二为“改营制以归实用”，除对原有军队归并改编，重定归属外，再从各部营旗中抽选精壮士兵组成马步游击兵，择驻险要，分隶将军、参赞、巡抚，作为机动部队；三为“定官制以一事权”，按郡县制体制设置官员。④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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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715页。
②③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586页。
④参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军制二》第10～11页。
年11月，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会同布政使魏光焘正式拟定新疆军制，经兵部核准实行。新军制实行营、旗制。步队以498人为一营，367人为一旗，官弁火勇在内；马队以250人为一营，126人为一旗，官弁在内，火勇在外。总计全疆军队3.1万人，分抚标、喀什提标、阿克苏镇标、巴里坤镇标、伊犁镇标、塔城协标6大部，统由新疆巡抚节制。
综上所述，清政府汲取了绿营化整为散和旧练军选调训练失败的教训，自1884年以后，大胆改革兵制，采取了化散为整、精练战兵的军事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把战兵与守兵分开，使各边省都有一支装备较好、训练有素的常备部队，增强机动作战能力，对于提高边省自卫能力，加强边境军力有重大意义。
三、边防力量的再次衰弱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加速编练新军，改造旧军，但一直注重京畿地区，忽视边防建设，以致边防军事力量又进入急剧衰弱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苟延残喘，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
东北边防在1896年就已遭到破坏。是年6月，沙俄政府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不仅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经营等特权，并可随时利用这条铁路运输军队，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阻。由于清政府开门揖盗，使东北边防军队形同虚设，以致1900年俄军大举入侵时，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东三省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后，沙俄侵略者强迫三省将军解散军队，只允许组织维护地方秩序的“捕盗队”。1904年10月，黑龙江将军利用日俄在旅顺酣战之机，收罗1日有散溃制兵，改编为巡警军，共计马步10营(3300人)，散驻省内各城。盛京将军也改巡捕队马步数千名为游击队，派赴各路驻防。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陆续撤兵，东三省才着手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式陆军。三省新军编练情况参见第二十三章第三节。
新疆军事力量自1900年以后也有些衰落。由于各省协饷积欠甚多，新疆各营旗寅吃卯粮，饷项无着。1902年以后，新任巡抚潘效苏决定对新疆军队汰弱留强，以节饷需。基本措施是：原步队营400余人者裁减一半，挑留正勇200人；原300余人的步队旗，挑留正勇160人；原120余人的马队旗，挑留正勇50人。这样，全疆军队仅存1.3万余人。1906年，联魁任新疆巡抚后，立即着手编练新军，同时遵照陆军部颁布的《巡防队暂行章程》，将原有各军统改为巡防队。至1908年冬，完成新军一协（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和巡防队马步队共49营的编练；此外，伊犁将军长庚又从天津、湖北、甘肃和伊犁等地招募新兵2400余人，于1909年编成伊犁混成协。至此，总计新疆军队共2-1万余人。其中新军两协分驻乌鲁木齐和伊犁；巡防队分为5路，中路归巡抚直辖，前后左右路分隶于喀什提督、阿克苏总兵、伊犁总兵和巴里坤总兵，分扎于南北疆各丰要城镇。
相对而言，滇桂两省的军事力量在甲午战争以后变化不大，两省军队正常驻防训练，未出现大的波动。
1904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按部章将云南防军土勇一律改称巡防队，共编成40营（每营官兵360人），分南防、开广边防、普防、江防、西防、铁路等6个防区驻防。1909年初，云南编成新军一镇（暂编陆军第十九镇），驻省城。除上述武装力量外，云南各厅、州、县还分别编练了“团哨”和“团营”。分班调练、事竣归农者为团哨；编练成军、分扎各处者为团营。1906年，改团哨为巡警，次年又将团营改为保卫队（实际上与旧日团练相同）。
广西提督苏元春督办边防十余年，因“纵兵殃民，缺额扣饷”①，1903年被革职治罪。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认为广西边防部队纪律败坏，已无力承担防边任务，奏请朝廷另行简派督办广西边防大臣，并借调湖北武建军至广西换防。同年8月，清廷命江苏候补道郑孝胥办广西边防事务，令其统领湖北武建军24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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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实录·德宗实录》（七），第840页。
人，前赴广西筹办边防。郑孝胥鉴于所带兵力过于单薄，奏准将广西原防军中陆荣廷所统荣字军5营（旋扩编为6营）拨归边防，
自率武建军4营驻于龙州，以策应各路。郑孝胥在广西驻防两年，深感诸事掣肘，加上饷项困难，所部不服水土，病亡颇众，乃于1905年3月以病重为由，奏请卸任。清政府命梧州知府庄蕴宽暂行接办广西边防事务。同时，决定改照云南边防办法，将边防事务统辖于巡抚，以一事权。并且规定：广西巡抚自此次改章以后，每隔一年巡边一次，实地考察边界防务和民间疾苦，便于随时整顿，消除隐患。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岐遵照练兵处和兵部会奏，将全省防军改为巡防队，共编成中路、左路、右路和前路巡防队72队，其中前路巡防队8700余人主守边防。由于经费困难，广西编练新军进展很慢，到辛亥革命前，仅编成一混成协，其中陈炳煽之步兵第二标驻龙州，含有支援边防的意图。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防建设重心是编练新军，整编巡防队，而对于海防和边防军队建设，则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政策。在边境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实力，是守边卫圉的物质基础。在某些重要地区和战略方向，则应保持总体数量优于对方可能入侵的军力，才能应付边境突发事件，阻敌入侵。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无力顾及边防建设，以致边防军事实力趋于衰弱。以东北地区为例，1907年清军整编后的三省巡防队仅有步队60营、马队40营，总数不足5万人，即使3镇新军编练完成，亦不足8万人。与当面俄军相比，依然相去甚远。故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忧心忡忡地说：“三省幅员辽廓，两强交伺，胡匪蚁聚蜂屯，随时窃发，安内攘外，全资兵力。今八旗制兵久已有名无实……奉天八路马步四十营，新改步队一营，炮队一营，新安军四营，盛军二营，吉林新立常备军一协……总计三省兵额除八旗制兵不计外，奉天、吉林各不及二万名，黑龙江不足四千名。且其兵或收纳降队，或抽拨旗营，人类不齐，营制饷章不一，器械衣服淆杂，欲以绥边固圉，建威消萌，难矣！”他认为，东三省“非实有精兵十余万，不足以资防守”。他希望“奉吉黑三省每年逐渐增添兵数，期以五年后，务令奉天、吉林各有精兵三镇，黑龙江有精兵两镇，庶可稍纾东陲之患，不致为强敌所凌”。①徐世昌关于建设精兵10余万，编练新军8镇的设想，尽管与当面俄军相比，在兵力上仍居劣势，但较之陆军部的练兵计划，还算比较接近东北的军事实际，其见识要比其前任略高一筹。清政府忽视边防建设，还表现在削减边防经费方面。这固然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库空如洗”所致，但与其轻边防重京畿的国防政策也不无关系。1907年，清政府在颁布全国编练新军计划中强调：“畿辅拱卫京师，宜宿重兵，以操居中驭外之势”②。早在1904年，练兵处一成立，就向全国各省（包括新疆、广西、云南、吉林诸边省）摊派练兵费总计1653万两③，拟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1905年各省实解军费总计901万两，其中600余万两用于北洋各镇，而各省所练新军，“均责成该省将军、督抚就地筹款，悉心经画”④。内地和沿海各省物产富实，尚可罗掘款项，边疆各省则筹措无术，叫苦连天，因而到武昌起义前，各边省都未完成陆军部规定的编练新军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