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②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因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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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第80页。
②罗悖最:《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一),第26页。
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即《中法新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基本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军事史上所罕见的。
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3000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广东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下300人,90%被逐次解散了。
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了。但另一方面,中法战争的结局,促使中国的许多志士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