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历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均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作战中虽互有胜负，而军事上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非偶然，而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结果。其中，作战双方在战略战术运用方面的优劣得失，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一、战略方面
中法战争，法国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中国是被迫应战的被侵略者，因而从总体上讲，法军采取的是进攻战略，清军实行的是防御战略。然而，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战场情况不一和战况的演变，双方战略运用的具体内容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特色。
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最高统治当局意志不坚，决心不大，终于排斥主战派主动进击的种种建议，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一方面设法“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一方面寄希望于敌人“情见势绌，自愿转圜”。虽曾考虑到“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但唯恐“有碍和局”，因而只是密饬前敌将领激励刘永福整顿黑旗军，相机进取。对此，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之畏外洋久矣，苟可相安，断不先发。故法据西贡姑听之，法据河内亦姑听之。迨顺化已降，滇粤难固，不得已而兴戎，犹曰侵我山西、北宁则与开仗，至于进战，仍任刘团。”①此语道破了清廷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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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科给事中秦钟简奏中法兵端已启利在速战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42页。
略指导上“似战非战，实为无策”①的窘况。
法军针对清军实行消极被动的防御战略，以及当时的布防情况和地理特点，决定集中兵力，先发制人，次第夺取北圻战略要地山西、北宁，进而占据整个北圻。第一阶段的战争实践表明，法军采取上述方针比较地符合客观实际，不但实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而且震撼了全部驻越清军，很快占领了太原、兴化等重要城市，迫使渴望“保全和局”的清政府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基本上达成了驱逐清军、占领越南的战略目标。
本来，法军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它所发动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加之远隔重洋，补给困难，而且与英德等国矛盾重重，时有掣肘，因而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王朝不敢打、清军不能打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强盗政策。《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刺激了茹费理政府的侵华胃口。它见公开以武力占领越南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后，清政府非但不图恢复，反而屈辱求和，便肆意制造事端，扩大侵略，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明显的军事赌注是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福建海军舰只同泊一处。倘清政府稍有胆识，敢于关门打狗，选择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灭的很可能是孤拔舰队而不是福建海军。正因为马江偷袭得逞，因而当战争转入第二阶段以后，法军在战略上仍然采取进攻态势，并实行东攻台北，踞地为质，西取谅山，占领北圻的战略方针。法军由于在越北和中国沿海地区两个战场上同时发起进攻，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兵力不足与野心过大的矛盾，并在作战指导上出现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法军占领基隆后在台北与清军长期对峙，也反映出战略指导上的失策。由于力不从心，始终未能达成踞地为质、索取赔款之目的。至于第二阶段中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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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阁学士周德润奏越南边患愈滋请妥速密议以定大计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11页。
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敌指挥，法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致命弱点便无从克服，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
清政府在对法正式宣战后采取的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与第一阶段实行全面消极防守的单纯防御方针相比，在战略指导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总体上讲，这一方针是比较地符合当时主客观情况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防御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沿海防务尚虚，虽早在光绪初年即有加强海防之议，“然购船购炮所费不下数千万，而临事仍无甚把握”①。“沿海各口，绵亘万余里，在在有瑕隙可乘”②。特别是福建海军覆灭之后，闽台海防尤为吃紧。海军既居劣势，自难与法舰争夺制海权，只能加强沿海防御，力保海疆安全。陆路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时，北圻法军近2万人分驻于数十个据点，兵力相当分散。中国军队不但数量居于优势，而且比较适应越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时，背靠滇粤，人力物力易于补充，无后顾之忧。加之北圻系法国觊觎的主要目标和进攻中国本土的战略基地，反攻北圻，正是指向敌人的要害，亦即批亢捣虚，攻其所必救，不仅可以牵制进攻中国本土的法军兵力，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而且易于使战争全局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化，较快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实践表明，清军实行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方针的结果，虽然迭经挫折，但最终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东南沿海方面，尽管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得逞，但随即受挫于淡水。清军不仅粉碎了敌人以钳形攻势一举夺占台北的企图，而且击退了进犯镇海之敌，使孤拔舰队计穷力竭，无所作为。北圻战场方面，东线桂军反攻开始进展顺利，只因潘鼎新调度乖方，以致郎甲、船头等地得而复失，并于1885年2月丢失了战略要地谅山，法军一度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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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紧要宜毖近患而豫远谋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势卷8，第28页。
②《江西巡抚潘蔚奏海疆事亟宜设立屯堡团练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37页。
镇南关内。其后，在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镇南关一谅山大捷，不仅使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扭转了整个战局，大有指日可下北宁、河内之势。由此不难看出，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固然是胜败攸关的重大问题，而方针一经确定，前敌将领是否得力，能否正确贯彻既定方针，便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了。西线滇军反攻的情况也不例外。滇军再度入越后，由于岑毓英强调“图越牵敌，必须先取宣光，使粤滇各军联为一气，并力扫荡，方易得手”①，以致滇军、黑旗军及唐景崧所部粤军长期顿兵坚城，徒伤精锐。直到滇军和黑旗军于临洮等处大败法军，与东线镇南关大捷相辉映，西线局势才出现转机。当然，围攻宣光毕竟沉重打击了法军的嚣张气焰，“法人守城与援宣之兵受创过甚，力敝气沮，故仅解宣光之围，不能上犯馆司”②；同时，围宣之举还迫使北圻东线法军于攻占谅山之后，立即大队西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东线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一切均不足以补偿北圻东西两线清军未能及时联络一气，达成直捣北宁、河内的战略目的所造成的损失。如果西线滇军和黑旗军避坚攻瑕，避实击虚，不专注宣光，而以主力直趋太原，及时与东线桂军联络，则北圻陆路反攻很可能出现另一种更为有利的局面，即取得的战果更大，而付出的代价更小。
二、战术方面
中法战争时期，西方军队由于武器从前膛枪炮完全过渡到后装线膛枪炮，战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纵队战术已被屏弃，而广泛采用散兵战术。中国军队也由于经过了20余年的洋务运动而改善了军事技术，基本上不再使用弓箭、刀矛、鸟枪、抬炮之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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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中法战争》（六），第129页。
②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3页。
装备了相当数量购自外洋或自行仿制的洋枪洋炮，并学习德国的战斗经验，开始打破陈规陋矩，注意改进战术。因此，交战过程中，清军和法军在战术运用上各有短长，瑕瑜互见。
集中自己力量，利用和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是适应于一切战争的普通原则，战略上如此，战术上亦然。中法战争中，法军注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争初期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后期在北圻战场上东攻西守，集中力量夺取谅山后，再抽兵西解宣光之围，均系力避分散兵力。相形之下，清军对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则比较地注意不够。以北圻反攻为例，1884年9月中旬东线桂军进抵船头、郎甲一线后，仍然“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未能形成拳头，集中对敌，加之株守谅山的潘鼎新又未及时向前线增调兵力，以致旋即为敌所败，退入越北山区。之后，桂军实力有所加强，但没有改变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以致
当法军集中兵力指向谷松，专攻中路时，又节节败退。
除注意集中兵力外，法军还很重视战术机动。北宁之战，是法军避开坚固防御正面而从防守薄弱的翼侧发起进攻的典型战例。由于具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法军更重视海上机动作战。他们对基隆、马江、淡水、镇海等地的袭击和长期封锁台湾海峡，都体现了这种战术运用的优长。清军则多习惯于机械呆板的防堵战术，不善于通过战术机动来调整自己的战役战斗部署，以改变主要防御方向的兵力对比，使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潘鼎新指挥的北圻东线作战的失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然，不是所有的清军将领都不懂得战术机动。镇南关一谅山大捷过程中，清军截敌扣波，夜袭文渊，关前隘大战时除正面顽强抗击外，还成功地运用了侧击、夹击、打敌预备队、断敌供应等战术手段，就体现了冯子材等活用战术，机动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的卓越才能。
“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①19世纪中叶以后，线膛炮和爆破弹的大量使用，不仅促使炮台式要塞筑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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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筑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2页。
进一步演变，而且使由散兵壕发展起来的野战筑城工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法战争时，清军武器虽有较大发展，但仍远不如敌。如北宁之战中，法军“枪炮总远及数十步于我，两军相望既可见，我施枪炮犹未及彼，而彼之枪炮弹已先及我，军心遂惊”①。战争实践迫使清军将领进一步重视野战筑城的作用。镇南关大捷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冯子材能够正确选择关前隘有利地形，构筑较为完善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减煞法军赖以制胜的大炮的威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针对法军枪炮火力较强而构筑的地营，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滇军的地营战术较之东线桂军广筑垛墙的办法要好得多。正因为这样，唐景崧才敢于直率地向徐延旭指出：“粤军垛墙虽厚，巨炮一轰，实不足恃，亟应仿滇军地营。”②“地营一夕可成，胜于垛墙，军心较固。”③法军对修筑野战工事亦颇为重视，如困守宣光过程中，为防止清军冲入城内，“于缺口立木栅、土垒，排列开花炮，伏地窖以守”④。除野战筑城外，清军还加强了永备筑城。不少人认识到，法国“枪炮之精，迥非中国所能及，无论为战为守，总以开挖地沟先行避其枪炮为要”，并明确提出“万不可狃于从前击‘粤匪’、击捻、击回之成法”。⑤镇海修筑的包括暗炮台、长堤、战壕、隧道等在内的海岸防御永备工事，对于成功地粉碎孤拔舰队的连续进攻，起了不少作用。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沿海地区炮台式要塞筑城体系的落后状态，多数沿海炮台工事暴露，抗力不强，守军活动范围太小，易为敌军迂回包抄，特别是沿江炮台口门朝向单一，“敌由旁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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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见《中法战争》（三），第66页。
②《徐延旭来往函稿》，《中法战争》（二），第319页。
③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111页。
④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2页。
⑤《陈士杰复陈沿海要隘妥筹备御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5，第32页。
即不能旁攻”①，以致法舰于马江偷袭成功驶向下游时，得以从侧背逐个击毁闽江两岸清军炮台，扬长而去。
实行机动灵活的作战指挥，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是作战原则的核心。中法战争中，部分清军将领表现出较好的指挥才能，除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一谅山大捷外，台湾保卫战也是“在刘铭传能干的指挥下进行的”②。刘铭传抵达基隆后，“以台湾无兵舰，不可与海战，乃移军基隆山后以诱之”⑧，待敌登陆并脱离舰炮强大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从而首战告捷。法军第二次犯台时，刘铭传仍采取诱敌登陆的战法，并向淡水守军提出了“待敌薄我而后战”④的战术原则，结果又取得了淡水歼敌的巨大胜利。在北圻陆路反攻作战时，西线滇军还注意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手段。在围攻宣光的同时，以战斗力较强的黑旗军于左育一带专司阻援。清廷也注意到了围城打援的重要性，曾电令岑毓英“力扼援寇”，“使彼族不能联为一气，攻剿自易得手”。⑤然而，清廷和岑毓英等均未将通过打援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视为主要目的，没有处理好围城与打援的关系，始终把重点放在围攻宣光坚城，而不是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特别是当东线法军大队西援时，岑毓英不能作出灵活反应，及时增加打援兵力，而法军却非常重视先破阻援，后解宣围，致使左育黑旗军“弹尽援无”，“力竭败退”。左育既破，围宣清军“腹背受敌，不能当新寇”，“实有不得不退之势矣”。⑥
纵观中法战争全局，清军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战略指导还是战役战斗指挥方面，虽然有得有失，但和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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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44页。
②[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98页。
③《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51页。
④《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52页。
⑤《军机处寄云贵总督岑毓英电旨》，《中法战争》（三），第330页。
⑥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179页。
的中日甲午战争相比，却是得大于失。与法军相较，亦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对此，法国军方也时有流露。特别是对于清军围攻宣光之战，法国人在惊恐之余，于河内法文报纸上公开登载：“以今日之华军较二十五年前大相悬绝。……围宣光城之法，甚合欧洲军政书院所教习者。”“观华军围攻形势，布置极善，想华人必有曾往欧洲军政书院练习战法者。”①正是由于清军在主观指导上得分较多，加上由于20多年来的洋务运动使中国国防实力有所加强等等客观原因，保证了中国军民最终在中法战争中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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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