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25）
一、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大连、旅顺之后，适逢冬季，大本营对是否按照作战大方针进军山海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迟疑不决。12月4日，伊藤博文为反对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提出的进攻山海关的意见，向大本营递交了《应攻打威海卫、占领台湾的方针策略》的长篇意见书，指出冬季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从军事策略和政治策略上说，对日本都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即将天寒冰凉的渤海，运输来往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另方面，即使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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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4，第31页。
隶作战获得成功，“清国将是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不但会失去和谈的对手，而且会“自己招致各国的干涉”。①12月6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祜亨也联名向日本大本营提出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来年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②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上述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加上骑、炮、工兵等其它部队，共计2.5万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须岛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登陆时联合舰队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或逃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沈阳，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⑧，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10万人以上。由于专注京津方向，忽视了山东半岛的防务。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共扼渤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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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29页。
②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6卷，第2页。
③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见《中日战争》（一），第157页。
峡，系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要镇。威海卫的防御，海军由丁汝昌负责，英人马格禄为帮办（原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于黄海海战后辞职）。海岸炮台分别由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统绥军4营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4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2营驻守刘公岛。上述各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指挥。山东半岛沿海其它地段的防守，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负责。李秉衡对东起成山角西至登州（今蓬莱）500余里的漫长防线，不是集中兵力重点防御，而是把兵力分散在各个方向上，其中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1400余人。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防守兵力共约1.7万人。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挖地沟为要。”①丁汝昌坚决执行这一消极防御方针。他认为“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②。因此，北洋舰队自始至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提出“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建议。③李鸿章不予采纳，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为妥”④的错误指导。
二、作战经过
（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年1月1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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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1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38页。
③《戴道来电》，《中日战争》（四），第304～305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6页。
联合舰队25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隐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月18日和19日，日舰“吉野”等向登州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于19日奏称：“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①。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②，结果处处兵力薄弱。
1月20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③。日军在龙须岛登陆后，守军不支，向西败退。驻守荣成一带的副将阎得胜所率4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枪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旋即被日军占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于荣成湾登陆之后，李秉衡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④，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35营清军基本上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1000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由于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月25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孙万龄部于1月22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26日起，孙、刘两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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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山东巡抚来电》，《中日战争》（三），第326页。
③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70页。
④《山东巡抚来电》，《中日战争》（三），第341页。
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港内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东口南岸助战，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闩，以免日军利用，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舰队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其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台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敌之封锁，出港拼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①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②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③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④但是，丁汝昌仍迟不执行。
2月3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2月4日，日鱼雷艇队乘夜暗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日，日军又水陆一齐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2艘。当夜，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远”及“宝筏”号。7日，日舰分别于东、西两口向刘公岛、日岛发起总攻击。丁汝昌命王登瀛率鱼雷艇队袭击日舰，不料，王率队向烟台窜逃，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极少数的民族败类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军心涣散。9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10日，
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才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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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9，第36页。
②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43页。
③《丁提督来电》，《中日战争》（四），第316页。
④《复丁提督张镇》，《中日战争》（四），第320～321页。
炮师）、马格禄以及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宣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攻陷辽东半岛之后，实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进一步丧失积极抗击侵略的意志，着意求和，这是山东半岛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指挥上，由于李鸿章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因而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存在着一连串的失误。首先，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8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辽东半岛之战中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迅速陷落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再次，李鸿章强调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乘日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之丁汝昌认为海军如败，“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