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26)
台湾为中国第一大岛，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约占2/3。台湾岛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相望。它北临东海的舟山群岛，南临南海的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共同组成一条海上长城，捍卫着祖国的东南海疆，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清政府于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将台湾改为行省（原隶属福建省），以淮军名将刘铭传为巡抚，率所部淮军40营驻守。刘铭传一面进行开发性的建设，一面进一步加强台湾的军事设施，增筑了基隆、沪尾（今淡水）、安平、旗后（今高雄市）、澎湖等处炮台。1890年刘铭传称病去职后，继任巡抚邵友濂大量裁撤驻台淮军，仅存20余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以台湾孤悬于海，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兵2营、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率兵10营渡台，加强台湾防御。刘永福率部抵台北后，又增募6营，共8营，仍号“黑旗军”。1894年11月，清廷调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募散兵游勇，作为亲军，驻守台北；令道员林朝栋率部驻守台中；命刘永福率黑旗军驻守台南。当时，台湾驻军共有3.3万人左右，其中驻台湾北部者约1.3万人，中部约1.2万人，南部约8000人。唐景崧将刘永福、林朝栋等具有反侵略战争经验的部队调离台北，而由临时招募来的毫无纪律、难于统驭的广勇驻防，为后来日军顺利登陆和占领台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清廷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主张迁都继续抗战。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市，有的拥入巡抚衙署，有的呈递血书，抗议割让台湾。但清政府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台湾人民誓死抗战的要求，竟电告唐景崧：“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①。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在清廷决意弃台、日军即将入侵的危急时刻，台湾爱国绅士丘逢甲等集众商议，决心“死守不去”②。他们坚决表示：“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③清廷不敢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竞无耻地向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保证：“中国和议既定，断无嗾使台民自主之理”④。同时，令唐景崧等台湾大小文武官员内渡。5月下旬，清廷委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特派全权委员，赴台与日本委任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割台事宜。他们畏惧台湾人民的反对，到达基隆港后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匆匆办理交接手续。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场英勇悲壮的抗击日军侵台的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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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日战争》（六），第385页。
②《中日战争》（六），第393页。
③《中日战争》（一），第203页。
④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3，第9页。
一、台湾北部之战
日本政府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占台湾。早在3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即已派遣由大佐比志岛义辉率领的混成支队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侵占了澎湖列岛。《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其近卫师团和常备舰队便杀气腾腾地向台湾岛扑来。
台湾以台北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基隆、淡水又是台北的门户。日军经过侦察，发现基隆、淡水都不易攻取，最后确定以基隆东面的三貂湾为登陆地点。由于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已于5月26日撤兵内渡，基隆防兵甚单，其东路之三貂岭及澳底诸处，更是无兵防守，仅有少数新募成伍的“土勇”。5月29日，日舰佯攻基隆西面的金包里，近卫师团主力则于三貂湾澳底登陆，次日即占领三貂岭。6月2日，日军进占瑞芳，3日，海陆进攻基隆。守军顽强抗击，但因兵力薄弱而被迫退守狮球岭，基隆随即失陷。6月4日，台北要冲狮球岭也为日军所占。
其时，在台刑部主事、全台营务处俞明震力劝唐景崧退守新竹，联合林朝栋、刘永福等部，以图再举。但唐景崧已无心抗战，竟携带库银由台北逃往淡水，按清廷“着即开缺，来京陛见”的电谕精神，于6月6日乘德轮返回厦门。日军不知虚实，不敢轻进，后经外国商人报信，才于7日派出80人的先遣队，占领了台北，接着大举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林朝栋等得知台北吃紧，连忙发兵增援，行至新竹，闻台北已失，便步唐景崧后尘，逃回了大陆。6月14日，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所谓“台湾总督府”进驻台北。
工厂、矿山和武器库比较集中的台湾北部地区为日军所占，给日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抗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台湾中部之战
唐景崧等官绅内渡之后，台湾军民推举曾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勋的刘永福为统帅，指挥各路抗日义军。刘永福在爱国军民的拥戴下，决心誓死保卫台湾，表示“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①。他以黑旗军为骨干，团结各路义军，肩负起抗击日军的神圣使命。
鉴于台北陷落，台中空虚，台南孤立，刘永福作了如下部署：以知州刘成良（刘永福之养子）及提督陈罗、游击李英、都司柯壬贵等分别率部防守旗后、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是为台南海口之防；以副将袁锡中率部防后山埤南等处，参将吴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是为台南内地之防；各部勇营和各路义军则分别派员联络和统带，布防各地。
当时，台湾西北部的新竹、苗栗一带义军云集。生员吴汤兴在台北陷落前，就被唐景崧任命为义军统领，台北失守后，即在苗栗列营祭旗，号召“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②，随后率领义军奔赴新竹一带抗击日军南犯。此外，新竹生员徐骧、姜绍祖等也分别组织了民团和义军，在刘永福统一组织指挥下，开展抗击日军侵略的武装斗争。
6月中旬，日军分东西两路南侵：东路循山路经三角涌（今三峡西南）、大科嵌（今大溪）、龙潭坡，西路沿大道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大湖口（今湖口），合击新竹。东路敌军进入山海镇附近的竹林时，原淡水县吏胡嘉猷率义军死拒，由于众寡悬殊，被日军包围。当时，大科嵌人民正举义起兵，徐骧率领的民团也已赶到龙潭坡，军势甚锐，于是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响应，对敌军进行反包围。日军樱井大佐等60余人被歼。台北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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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4，第59页。
③《吴汤兴布告》，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后保卫台湾之战》，《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
为探听东路日军被围情况而派出的20名骑兵，也被歼灭，仅一人逃脱。最后，东路日军残部逃向大湖口，与西路日军会合。
西路日军于6月13日进犯大湖口，遭到吴汤兴、姜绍祖所部义军的阻击，退回中坜。19日，日军再次进犯，又遭吴汤兴部义军和徐骧民团的夹击。但义军饷械缺乏，不能久支，遂撤出大湖口。23日，日军自大湖口攻新竹，义军为避开敌人主力，事先已主动撤出新竹城。
6月25日，日舰两艘驶至台南安平海口，傍英、德两国军舰停泊。刘永福“亲登炮台，连放二炮，轰断倭船桅杆，倭兵落水者十余人”①，日舰随即狼狈逃离。此后，日舰又多次来袭，一方面侦探义军虚实，伺机发动进攻，另一方面牵制义军北上。但由于义军防守严密，日军均未能得逞。
7月9日晚，义军分三路反攻新竹，由于反攻计划被汉奸侦知，以致日军预先于新竹四郊设下伏兵。攻西门的陈澄波部遭敌伏击败退。吴汤兴部攻南门不利，会合攻东门的傅德星部，与据城东二三里之十八尖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义军既无大炮，又缺子弹，因而十八尖山得而复失，终未能攻克。姜绍祖率部支援十八尖山战斗时，遭敌截击，不幸被俘，后自杀。义军反攻新竹失败后，退往苗栗以北的尖笔山部署防御。
日本大本营对台湾的抗日事态甚为吃惊。于是，决定除业已派出增援的混成第四旅团外，再增派第二师团的余部和第四师团所属的后备步兵28个中队。同时，命令臼炮队、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宪兵队等也一齐出征台湾。“这些兵力超过了从平壤战役到海城进攻战时的第一军的兵力，用兵规模很大。”②
8月9日，日军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在基隆上陆完毕。8月12日，近卫师团能久亲王即率所部日军自新竹南犯，分路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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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质卿：《复日本国桦山氏书》注，《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第101页。
②[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77页。
尖笔山。义军不支，撤出了尖笔山一线。这时，刘永福已派营务处吴彭年率黑旗军700人北上助战，未等赶到，苗栗已失。吴彭年会合徐骧等部义军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8月22日，日军步、骑各一中队侵占大甲镇后，继续南犯。吴彭年率黑旗军埋伏于大甲溪南岸，乘敌刚过溪岸不备，发起猛攻，敌兵大败溃退。正当敌回逃半渡时，徐骧民军伏兵又大呼而出，堵截敌军。日军大乱，纷纷落水，死伤数十人。日军大败后，不久又增调兵力来攻。当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部与徐骧所率民团共同防守。由于日寇收买汉奸从后面偷袭，义军被敌包围。袁锦清力战阵亡，徐骧率民团冲出重围，退往彰化，大甲溪一线遂落入敌手，台中亦旋即陷落。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在彰化境内择要扼守，并派守备王德标带亲兵七星营300余人前往增援。彰化城东的八卦山，势险要，义军以重兵防守。8月27日，日军近卫师团主力自大肚分路进犯八卦山。28日，义军与敌人白刃相接，展开了日军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义军伤亡惨重，吴汤兴和吴彭年先后英勇牺牲，仅徐骧率20余人突围南走，日军遂占领八卦山和彰化县城，并抢占了鹿港。29日，日军继续南犯，云林（斗六）、斗南、大莆林（今大林）相继失守。
彰化失守后，日军逼近嘉义，台南为之震动，加之饷械不济，守军士气低落。刘永福一方面令王德标率七星营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兵5营赴前敌作战，另方面派人联络大莆林一带地方武装首领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及其儿子简精华等投奔义军，于是军威复振。
8月30日夜，杨泗洪乘日军散居民家，警戒疏忽，率所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也率义民数千人助战。日军突遭袭击，仓皇逃窜。杨泗洪乘胜追击，中炮身亡。管带朱乃昌率所部继进，激战良久，日军大溃，朱乃昌挥军急进，与抄敌后路的黄荣邦、林义成等部民军前后夹击，杀敌数百，一举收复大莆林，但朱乃昌也中炮身亡。之后，刘永福令都司萧三发统领前敌各营，令简成功总统民军。9月1日，义军收复云林县城，日军被迫退回彰化。黑旗军和民军反攻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杀敌决心。
9月4日，义军和民军乘胜包围彰化城。但由于彰化地势险要，日军兵力集中，炮火猛烈，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得手，只得就近择地屯驻。彰化日军也由于连遭打击，无力继续南侵，唯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台湾军民抗战局势虽有好转，但台湾孤悬于海，守军饷械得不到补充。刘永福曾派文案吴质卿回到内地向各省督抚请求接济，由于清政府严令禁阻，均遭拒绝，致使抗日义军在兵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武器弹药供应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由于饷械不继，彰化围城义军首领萧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认为“相持非久计，不如并力前进，夺回彰化，或可驻足”①。9月23日，义军发起总攻，敌军负隅顽抗。24日，黄荣邦率部进攻，中炮身亡。25日，林义成率部再次进攻也受重伤。其后，敌军大队反攻，萧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创甚重。徐骧、简精华率民军往援，敌军始退。此时，前敌诸军需饷更急，刘永福束手无策，万分忿懑地说：“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②
三、台湾南部之战
日本侵略军自南犯以来，受到抗日义军的节节阻击，付出了很大代价，进展迟缓，因而“求救甚急”③。9月中旬，日军向台湾大量增兵，使侵台总兵力累计达到八九万人。日军随即在台北组成“南进军司令部”，由率领增援部队来台的“台湾副总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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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06页。
③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六），第432页。
岛辆之助中将任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任参谋长，由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约4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台南：陆军中将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约1.5万人），自彰化经嘉义顺大路直指台南；陆军少将贞爱亲王率领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约1.2万余人），在嘉义西部布袋嘴登陆，向台南翼侧推进；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领第二师团之第三旅团（约1.2万余人），于台湾南部的枋寮港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北指台南。
台湾抗日义军忍饥受饿，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仍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抵抗。
10月初，自彰化出发的敌军大举南侵，各路抗日义军英勇阻击。战斗中，萧三发中弹阵亡，黄荣邦等受伤。敌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受了重伤，不久丧命。
10月7日，敌军开始进攻嘉义，被王德标部诱入城郊地雷区，半夜雷发，死伤数百人，能久亲王也受重伤，不久死去。次日，敌军集中巨炮猛攻嘉义城，协同王德标防守该城的民军领袖徐骧亲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大量杀伤敌军。但义军也伤亡甚众。午后，敌人冲进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嘉义县城失守，王德标、徐骧等率队退守曾文溪。不久，日军进逼曾文溪，炮火齐发，马步并进。义军既无炮队、马队，又乏粮饷，但士气激昂。徐骧奋勇当前，王德标等率队跟进，在炮火连天中驱杀敌人。徐骧、王德标等先后英勇牺牲，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0月8日，日侵台南进军司令官高岛辆之助乘“东京丸”到达澎湖，与已经抵达该地的第二师团会合。10日和11日，其混成第四旅团和第三旅团分别在布袋嘴和枋寮开始登陆。15日，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八重山”、“大和”等炮轰旗后炮台，守将刘成良亲自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径登岸，突入大营陷之，进围炮台”①。守台将士喋血奋战，死伤枕藉，不得已乘间突围，退守台南。16日，由枋寮登陆北进的日第三旅团占领凤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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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07页。
南处于日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
10月18日，南北敌军兵临台南城下。城中粮食断绝，守军开始溃散。早在8月23日，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曾托英国领事持书劝刘永福投降。刘永福严词拒绝和驳斥，表示“义当与台湾共存亡”。但时至10月中旬，刘永福面对嘉义等地相继失守，抗日义军领袖陆续牺牲，军粮弹药已告断绝，“台南已成孤注”①的困难局面，抗战决心开始动摇，于是，向日方提出了厚待百姓、准许官兵内渡的“建议”，遭到日方拒绝。10月19日晚，刘永福在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违背其“万死不辞”的誓言，离开正在与日军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与其僚属10人从安平乘英国商轮“爹利士”号返回厦门。
10月2 1日，敌军进入台南城。11月18日，日军在占领台湾重要城镇之后，宣告“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与侵台日军“不共戴天”的誓言下，坚持了长达7年之久的游击战。
台湾爱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继续，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抗战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篇章，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台湾抗战证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台湾人民参加之踊跃，动员之广泛，斗争之英勇，战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然武器简陋，缺乏训练，但有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日军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投入了五万兵力、两万六千名杂役人员以及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对居民进行了无区别的屠杀，结果反而加剧了居民的反抗”，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两万七千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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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六），第346页。
伤的巨大代价”。①台湾军民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悲壮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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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日文版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