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系晚清军政重臣，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本节主要叙述他从1862年（同治元年）指挥淮军镇压太平军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期间与“自强”、“御侮”活动有关的问题及其指导思想。
一、关于练兵制器、自强御侮的指导思想
（一）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力图自强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求“自强”，强调“百年之计在于自强，固未可忽而不讲”①。他主张自强的目的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862年4月，当新建的淮军由安庆搭轮驶往上海，尚未全部到达之际，驻上海租界的英国侵略军头目便迫不及待地要淮军“协剿”嘉定太平军。李鸿章以“新军路径生疏，须令探熟再进”为由，予以拒绝。他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藩说：“鸿章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②显然，他当时所说的“自强”，只是在执行清廷“借师助剿”方针过程中，不愿受洋人操纵而已。
李鸿章抵沪后，随着对西方列强侵略本质的了解不断加深，逐渐确立了抵御外侮的思想。1863年4月，他在《复罗椒生尚书》中指出：“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③。同年11月，在《复徐寿蘅侍郎》中明确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④。这表明他主张自强之目的，眼前为了镇压太平军，长远则是为了抵御外侮。
1864年7月，湘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国内矛盾暂趋缓和。李鸿章于同年10月在致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的御史陈廷经的信中指出；“粤逆流毒几遍天下，幸赖宗社之福，群帅之力，渐次芟除。兹余氛逸入楚粤边界，有健将数人，劲兵数万，当足了之。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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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6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15页。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2～13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第17页。
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①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李鸿章主张自强的目的，此时已转变为“御外侮”为主了。他所提出的“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方针及具体措施，除绿营军制由于清廷“狃于祖宗之成法”，未能彻底变革外，其它如“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和制造巨炮兵船等，均逐一得以实施，并循着上述方针，将中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推进到近代化阶段。
诚然，李鸿章“自强”、“御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强化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且认为只需在封建专制的躯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有此认识，并响亮地提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长，夺其所恃”②的主张，仍不失为具有开拓思想和爱国激情的表现。那些把学习西方“长技”视为“用夷变夏”，竭力鼓吹“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于橹”的顽固派，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在1870年指出：“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③此语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的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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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陈筱舫侍御》，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4页。
②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5页。
③李鸿章：《复杨礼南学士》，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5页。
之论。
（二）军实以简器为先，置利器应讲求操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沂等即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①次年，便在驻京八旗中抽选120人赴天津，聘请英国教习，专习洋枪洋炮与步法阵法。奕的建议及八旗兵的操练洋枪洋炮，对于改变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起了倡导和催化作用。而大张旗鼓地装备洋枪洋炮和改用西式训练，淮军实居其首。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遵循曾国藩“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决定“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建设淮军。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数万淮军基本上用洋枪洋炮代替了刀矛和鸟枪、抬枪，营下各哨设洋枪队和劈山炮队，并成立了新的兵种炮营，使部队的装备大为改观。正如王闽运所说：“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②李鸿章之所以决定淮军换用西式装备，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他亲眼见到了英法侵略军和雇佣军“洋枪队”的武器装备，确实比中国军队的土枪土炮精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二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太平军，因为在苏南的太平军中，已先于淮军装备了洋枪。同时，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他说：“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③
武器装备发生变化，训练方法亦应随之变化。李鸿章在淮军换装过程中，就对此有所认识。他说：“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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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奕：《奏请八旗劲旅训练枪炮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70页。
②王闿运：《湘军志》第159页。
③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6～17页。
中（注：即清军江南大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①他意识到淮军换装以后，必须雇请西人充当教习，改习洋操，但又担心洋人借此操纵兵权，所以迟至1863年3月，才下令由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同时规定所雇洋将只负责训练，“中国军令不容外人把持”。当时，除了在淮军中雇用洋人充当教习外，还应洋人的要求，从原江苏巡抚薛焕的旧部中拨出1000人，从当地练勇中拨出600人，分别交给英国和法国军官进行训练。同时，派记名总兵郑海鳌兼统以上各部。
李鸿章本着“军实以简器为先”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淮军在19世纪60年代初换装时，均为前装枪炮。迨至70年代，李鸿章发现“西洋火器愈出愈精”，许多西方国家的军队均已改用后装枪炮，便立即购买士乃得、林明敦、温切斯特、哈齐开斯、毛瑟等后装枪2万余枝装备淮军，并采用德国的编制、装备，组建克虏伯炮营19个，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完成了第二次换装。此后，仍不断从国外购买和由机器局仿制先进枪炮，并进行必要的储备。他认为：“与洋人争衡，尤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军无利器，实不足以御强敌。”②与此同时，他本着“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③的指导思想，在淮军中继续雇请少数洋人充当教习，进行技术战术训练。至于由绿营改编的直隶练军，则从淮军中挑选技艺娴熟的军官充当教习，以便既有裨于训练，又能节省经费。
李鸿章还主张“与其多增无益之军，不如多置有用之器”④。这可以说抓住了使落后的清军迈向近代化的主要环节。但是，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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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曾沅帅》，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6页。
②李鸿章：《拟请收捐购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1，第14页。
③④李鸿章：《论购新式火器》，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24页。
分夸大了武器装备的作用，如说西方制造的后膛枪炮，“其速率之猛，准头之远，几于无坚不摧”①，“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②等等。正因为如此，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武器装备居于优势的外国侵略军，便产生了畏敌怯战情绪。例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散布“倭兵全用西洋新式枪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③的悲观论调。
（三）觅制器之器，以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鸿章“觅制器之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思想，萌芽于淮军装备洋枪洋炮之后。他于1864年9月奏称：“臣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设制造局，分济应用。”④
李鸿章深知，引进西方机器，建立近代军工企业，必然会引起拘泥“祖宗成法”的顽固派的反对。于是，他于1864年5月致函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阐述了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制器之人”的必要性。他的主张得到了奕的支持。在获得清廷赞许之后，李鸿章便与曾国藩于1865年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70年又接管了天津机器局。以上三局，加上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干。在此期间，他继续阐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与自强的关系。江南制造总局建立之初，为了镇压太平军，他指令该局学制“最利陆军攻剿”的洋枪、炸炮，而在1865年9月的奏折中则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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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借款购备枪炮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9，第4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9页。
③李鸿章：《筹款购备新械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56页。
④李鸿章：《京营弁兵到苏学制外洋火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第17页。
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①由此可见，李鸿章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具有“靖内患”与“御外侮”双重目的，而御外侮的思想，早在1863年就已形成。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派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字醇甫）赴美购买“制器之器”，让李鸿章拨款万两，“交令速往”。李复信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②所谓“海疆自强”，无疑是为了抵御外侮。
李鸿章创办军工企业，虽未见到他明确表述关于生产武器的总体构想，但从其奏稿和函稿中，可以看出如下具体方针、原则。
“穷年积岁，取精用宏”，跟踪仿制外国先进的枪炮。江南制造总局初期仿制林明敦、马梯尼、士乃得步枪和前膛炸炮，当李鸿章发现步枪以奥国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为“最后出而最精”，火炮以英国40磅炮子的阿姆斯特朗快炮“为各国所推重”以后，便命该局悉心仿制。他发现水雷为“江河防险秘器”，便命天津机器局设法仿制，并于该局设水雷学堂，从事水雷的研制和敷设训练。在火药方面，他令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研制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追赶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诚然，由于自身缺乏独立设计能力和技术条件不足，新仿制的产品远逊西洋产品，但是，这种不甘落后、努力追赶先进的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
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和机器，力求改变依赖进口的状况。李鸿章鉴于制造枪炮的钢材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因而同意由江南制造总局“添购机器，增置厂屋，就中产之煤铁，炼西式之钢料”，并称此举“实为自强根本至计”。③另外，在天津机器局制成能够自造电线、电机、电引的机器。据称，自制的康邦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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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4～35页。
②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第29页。
③李鸿章：《上海机器局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第2页。
机，“所省煤斤甚巨”。尽管这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但毕竟体现了自力更生的思想。
不以仿制外国的枪炮战船为满足，还应掌握其制造的原理。为此，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开设翻译馆，用洋人与华人相结合的办法，翻译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开矿等西洋书籍。这一措施，不仅有利于“学其制造之本原”，而且在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所聘洋员只负责技术工作，不能让其把持局务。李鸿章在《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中说：“查有湖北补用道沈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①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尽快培养出自己的科技人才。他在同一奏片中说：“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窃谓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②他还希望内地员匠也能学其器而精其意，久而自能运用，转相传习，而不仰赖洋人。
枪炮继续向国外购买，弹药必须自己制造。李鸿章鉴于制造局仿制外国枪炮，不仅在技术性能方面难于在短期赶上外国，产品数量也远满足不了装备部队的需要，因而主张在仿制的同时，继续向西方国家购买。但是，他强调弹药为“军火大宗”，必须自己制造，“断无仰给外国人之理”。他在1878年7月的奏折中称：“惟子弹一项，实枪炮之命脉，无子弹则枪炮虚设。后门子弹工繁费巨，遇有战事，十年之蓄，尚恐不敷数月之需。现查津沪两机器局所制子弹，数非不多，而以之应操则有余，以之备战则尚少，亟应及时设法添制，以防未然。”③为此，决定扩大天津机器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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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17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页。
③李鸿章：《军火画一办法并报销口令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2，第7页。
产火药和枪弹炮弹的规模，以适应训练和战备的需要。李鸿章从国内生产力低的情况出发，实行上述方针，本无可厚非，但他对进口武器不但没有听取应注意统一规格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各省军械似乎难过求一律”，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规格不一”种类繁多，给弹药的生产和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四）先富而后能强，富强方能居中御外
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意识到，“中国之弱在于贫”。当他创办以“求强”为目标的军工企业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强与富相因”，“必先富而后能自强”。他在1876年给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①这表明他已确立了军事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倡办了一批民用工交企业，同时阐明了民用企业对于利国、利军、利民和与外人“争利权”方面所起的作用。
随着军工企业的建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原材料供应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②于是，他决定购买西洋机器，创办近代采炼企业。他认为开发矿藏，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直接为军事服务。他在《直境开办矿务折》中称：光绪三年招商购器，办开平矿局，用机器挖煤，“从此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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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丁稚璜官保》，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
③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9页。
为嚆矢。”①二是开发财源，富国强兵。他说：“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②三是可以兴利实边。他认为创办黑龙江边境的漠河金矿，能起“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的作用。③所有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他的“富与强相因”和“寓强于富”的思想。
李鸿章在购买“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时就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④1890年他创办机器织布局，就是上述思想的实践和发展。他在《试办织布局折》中指出：“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⑤他办织布局的目的，在于抵制洋布向中国倾销，减少银钱“耗入外洋”和“稍分洋商之利”。他提出“尤必富在民生”，是其“寓强于富”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李鸿章认为，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不仅于“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肖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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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42页。
②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50页。
③李鸿章：《漠河金厂章程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1，第47页。
④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4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4页。
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①基于以上认识，他积极创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铁路等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奏办的第一个交通运输企业。1872年，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非但反对停止制造兵轮船，而且倡议兼造商轮船，“以资华商领雇”。同年底，他主持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鉴于“商务兴废，关系国计强弱”，故对该局实行“官为维持”的方针，在财政、税收、漕运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在与外商竞争中，非但没有被挤垮，而且逐渐有所发展，基本上起到了“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②的作用。
电报局是李鸿章倡办并取得较大成绩的通信企业。他认为“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于1879年首先在大沽、北塘海口间架设电线，以通天津，结果“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年完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③此后，又设沿江沿海各省电报，从而使“筹商军国要事、调兵催饷，均得一气灵通”，既利于海防，又便商民贸易转运之用。他还指出，在沿海沿边和全国各省设置电报，不仅“于洋务海防实有裨助”，而且能“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④实践使他不断加深了对使用近代通信工具重要性的认识。
李鸿章在修筑铁路方面，遇到的阻力最大。唯其如此，他在奏陈建设铁路的必要性方面，也就显得议论周详，淋漓尽致。他认为铁路为中国富强之根基，御侮之要图。他指出：“中国土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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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第16页。
②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
③李鸿章：《创办电线报销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23页。
④李鸿章：《商局接办电线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5，第32～33页。
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①又说：倘中国海多铁舰，陆有铁路，这便是“真实声威”，外人也就不敢轻易称兵恫吓。他还详尽论述了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指出：“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②他对铁路为“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等方面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也作了具体阐述，并强调指出，无论是建设边防海防，还是开拓商务，都应以“兴修铁路为根基”。由于阻力重重，李鸿章只修筑了开平煤矿至天津、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难能可贵的是，他关于修筑铁路与富国强兵关系的论述，超出了当时所有士大夫的认识水平。
李鸿章创办的军用民用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对于刺激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他在倡办近代企业过程中，处处受到拘守“祖宗成法”的顽固派的掣肘，因而颇为感叹地指出：“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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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第2～3页。
②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1页。
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①这表明他已意识到要求强、求富，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来一个破旧立新的转变。但是，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由于李鸿章自己始终被中国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潮中，对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味“弥缝补苴”，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重视研究西方“政治之本原”，“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②所以自强的理想终难实现。
二、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加强海防建设，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是洋务派自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为此花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有明显的失误。
（一）建设方针由以陆为主发展为以海为主
李鸿章于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便着手筹建津沽海防。1875年又奉命督办北洋三省海防，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在此期间，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经历了以陆为主到以海为主的发展变化。
李鸿章筹办海防伊始，即确立了以陆为主的方针。1870年8月，他在给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信中指出：“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无逾尊议之善。……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③他正是本着上述方针，加强津沽海口的设防。其一，仿照洋式，改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添置西洋新式火炮，并于主炮台周围增筑小炮台，形成炮垒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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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
②梁启超：《李鸿章书后》，一新书局1902年版，第3页。
③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
二，在大沽之后30余里的新城修筑台垒，驻屯重兵，“扼由津赴京水路”，与大沽、北塘炮台相互援应。其三，于海口设水雷、蚊船，与岸上的炮台相依护。其四，前沿部队区分为固守炮台与支援掩护两部分，另于后路屯扎重兵，以为游击援应之师。上述设防部署，较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设防无疑有了明显的改善。
李鸿章积极宣传他的以陆为主的海防建设指导方针。在给两江总督李宗羲的信中说：“水路主守，陆路主战，两语实为中国御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日扼险炮台、守口炮划、拦路水雷而已。”①在给江苏巡抚张树声的信中说：“洋人最长水战，海上备预，除铁炮船、水雷可量力筹办外，仍以练陆军、筑炮台为根本。”②
1874年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更系统地阐发了以陆为主的设防方针。他进一步强调：“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③他除主张在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和江苏之吴淞至江阴一带进行重点设防外，还提出了两种防守方法：一是“守定不动之法”，要求口内炮台壁垒能抵御敌船之炮弹，炮台之大炮能击破敌之铁甲船，守口的巨炮铁船能阻遏水路。二是“挪移泛应之法”，要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从沿海登陆。他据此指出：“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④由此可见，尽管李鸿章当时基本同意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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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14页。
②李鸿章：《复张振轩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5页。
③《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3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7页。
昌提出的组建三洋海军的主张，但仅仅把它作为辅助陆上防御之用而已。这表明他对海军的特点和作用还缺乏认识，因而其海防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偏于保守。
另外，李鸿章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反对出兵收复新疆失地，主张“暂弃关外”，专顾海防，也是一种偏颇之见。然而，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却相当精辟。他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外国侵略者主要来自海上，而且往往是互相构煽，“协以谋我”。二是作战对象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弱相当，而是拥有先进武器、明显强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因此，国家的主要战略防御方向应从内陆边境转向万里海疆，且不能“以成法制之”，而必须讲求新法，力图自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变局”和对付“强敌”，否则，“战守皆不足恃”。这种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所进行的战略分析，实际上成了7嗣后加强海防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巨大动力，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后，军事上师承曾国藩务求“稳慎”的李鸿章，在海防建设方针方面经历了一个犹豫徘徊时期。他一方面认为如能添购铁甲船两艘，“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决胜海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海洋万里，仅有一两艘铁甲舰，难于往返扼剿，又不能进入海口之内，如“先为敌人所攫，转贻笑于天下”，故“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②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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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1页。
②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31页。
陆为主转变为以海为主，则是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以后。他在给驻英公使李凤苞的信中指出：日本既吞灭琉球，恐其坐恃强大，渐有窥伺台湾、朝鲜之意，“中国须亟购铁甲数船，伐谋制敌”。是年底，根据留学回国的刘步蟾、林泰曾的建议和他自己的认识，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明确指出：“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①这无疑是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转向以海为主的重要标志。
1880～1885年，李鸿章继续阐述他的以海为主的设防思想，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海军可以“制驭日本”，“建威销萌”。他认为日本依仗其铁甲战舰，侵台湾，占琉球，“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为了“制驭日本”，中国亦应购置铁舰，建立海军。同时，有了海军，还可“渐弭各国轻侮之心”，以为“建威销萌之策”。二是可以水陆相依，相机作战。他认为“北洋果有铁舰四只，辅以快船水雷艇十余只，以大连湾、旅顺口等要隘为驻扼之所，相机出入拦截，敌船必多狼顾，不敢径入辽海，此上策也”②。三是可以拓展防御纵深。他说：“此项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③四是实行以战为防。他认为，烟台与旅顺间相距240余里，其中岛屿星罗棋布，敌船处处皆可闯入，须有大支水师，方可阻遏敌船。具体办法是：“以战为防”，“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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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28页。
②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29页。
③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4页。
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①
综观李鸿章这一时期的海防建设思想，尽管只含糊地谈到有了铁甲舰，“庶不致弃洋面于域外”②，对于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而且不切实际地认为，有了大支水军便可“潜消”侵略者觊觎中国之心。但其以海为主的海防方针的确立和“以战为防”的战略防御思想的提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二）组建海军以购船为主
组建海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购船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李鸿章明显地倾向于以购船为主，但也不反对自造。1863年，用银子买回的“阿思本舰队”成为画饼，其后，曾国藩令江南制造总局试造轮船，左宗棠则创办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李鸿章认为轮船“体大物博”，中国的财力和技术力量不但远逊西洋，而且赶不上日本，所以对造船“未敢附和”。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他公开提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⑧所以，北洋海军的主要舰艇，绝大多数购自英、德两国。但是，李鸿章并不反对自造舰只。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认为“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停造船时，他曾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一起，反对宋晋的意见。他指出：“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④他在给闽浙总督何王景的信中称：“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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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陈海岸不能遏敌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30页。
②李鸿章：《议造铁舰并留戈登》，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1，第13页。
③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7页。
④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撒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5页。
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中国御侮必兼赖之。”①1890年，由闽厂制造的双机铁甲兵船“平远”号编入北洋海军序列时，李鸿章在《查验平远兵船折》中，一方面指出该舰吃水过深，行驶稍缓，比不上从外国购买之舰，另方面又肯定闽厂试造铁甲兵船，“有此规模，已属难得”，如果“遽绳以万全无弊”，则“人才何由振兴，制造何由精进”。由此可见，李鸿章从急于成军出发，主张购船，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则支持造船。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做似乎无可指责。
李鸿章在组建北洋海军过程中，除了受经费不足的困扰外，还明显地受到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的影响。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他除同意丁日昌三洋兵船共需48艘外，还建议三洋各购铁甲大船两艘，以便“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后因铁甲船耗费太巨，一些王公大臣反对购买，加上当时他的海防建设方针还停留在以陆为主的阶段，所以自1875年至1879年委托总税务司赫德从英国购买的主要是供守口之用的小型炮艇。1879年，他的海防建设方针转向以海为主后，便在是年冬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号巡洋舰。1880年在德国订购能“在大洋御敌交锋”的“定远”、“镇远”号铁甲舰和“济远”号巡洋舰。另外，他发现委托赫德所购之船质量低劣，便派遣专员和生徒到外国船厂边学习造船技艺，边检查督造，以收一举两得之效。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于1885年6月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并重申先就北洋尽快成军。李鸿章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又先后订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和6艘鱼雷艇。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同时颁布了系统反映西方组织编制的《北洋水师章程》。由于李鸿章在购舰过程中提出了“各国铁舰之式日新月异，与其价廉而得已旧之船，临事难操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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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5页。
不若价昂而求最新之式”①的购船方针，同时派专人督造，因而这些舰船的质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此后，于1890年、18 91年先后建成“出可截剿敌船，退可扼险自守”的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并构成了控扼渤海门户的“锁钥”。至此，就北洋而言，已形成部署较周密、配套较完善的近代设防体系，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应当指出，李鸿章虽于187 9年确立了以海为主的海防建设方针，提出了“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是机动性大、突击力强的一个军种，在实行战略防御即使是近海防御时，应以战役、战斗的进攻战为主，力争挫败敌方舰队，控制局部海区的制海权，才能充分发挥海军的作用，掌握战争主动权；加上他把海军视为个人的政治资本，害怕舰艇受到损失，因而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其“以战为守”的战略防御思想非但没有坚持和发展，反而倒退为“以守为防”的消极防御了。1891年他第一次检阅海军以后，便提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②。进而又提出：“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③。这既反映了他的近海防御的思想，更反映了他企图将北洋海军限制在渤海门户进行守势作战的思想。
李鸿章在保守、自满思想支配下，已不像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争取经费，购买战舰，相反，为了取悦于慈禧，竟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由于北洋海军建设处于停滞状态，以致原来先进的军舰逐渐变得落后了。直至1894年5月，李鸿章在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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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见《洋务运动》（二），第510页。
②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第4页。
③李鸿章：《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第37页。
《巡阅海防折中》才提出：日本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战船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接着奏请购买速射炮21门，改装“定远”、“镇远”等军舰，结果因经费支绌而未能实现。7月16日又致电驻英公使，议购新式大快船，而这时离丰岛海战只有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却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大大加快了发展海军的速度。从1889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共添置了配有100余门速射炮、速率较高的新式战舰12艘，不仅总吨位超过了北洋海军，而且舰炮火力也大大加强了。种种事例证明，战略防御思想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海军建设的发展还是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