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海防，首在育才
李鸿章把培育人才视为自强、御侮的一项根本措施，积极倡导，躬行实践。1863年，他仿奕沂办北京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充当沿海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的译员，并翻译西方的测算、格致、制器等书籍，以裨助“中国自强之道”。负责筹办北洋海防以后，他便响亮地提出：“海防根本，首在育才”①。他在培育海防人才方面，除继续“借材异域”，雇募洋员充当教习外，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建议变通科举制度。李鸿章认为靠八股取士，不可能造就能办实事的有用之才。所以，他于1864年致函总署，指出；中国欲学外国利器，奠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另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他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人才。同时建议凡海防省份均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如有成效，授以实缺，使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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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议复朱一新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29页。
正途出身无异”。①由于“学制”与“官制”关系密切，因此李鸿章的建议当即受到“习为章句帖括”的士大夫和极端守旧势力的斥责，朝廷也因害怕不利于大清“社稷”而未予采纳。
选送学生赴美欧学习。李鸿章等考虑到，欲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应该派人出国学习。因为，“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②。据此，他与曾国藩于1871年联衔上疏清廷，建议选派聪颖幼童120名，分4批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培人才而图自强”。尽管这批学生未经毕业即被清廷于1881年撤回，但仍然在制造局、船政局、电报局以及鱼雷、水雷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开了中国近代选派出国留学生的先河。此后，李鸿章发现，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国所能及，而“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近来水师铁甲兵船亦日新月异，与英相埒”③，乃于1876年派游击卞长胜等人赴德国军校学习水陆军营各种技艺。其后，为适应福州船政局造船和组建海军的需要，李鸿章等把选派留学生的重点逐渐转向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方面。1877年初，他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指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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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3～24页。
②李鸿章：《论幼童出洋肄业》，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19～20页。
③李鸿章：《议派弁赴德学习》，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9页。
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①是年，经清廷批准，由福州船政学堂派出学生26名、艺徒4名，分赴英、法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要求在3年之内，学制造者，对“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学驾驶者，“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此后，又于1881年和1886年续派两批学生赴英法学习，前后共79人。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战舰设计制造的骨干和舰艇的主要指挥员。除派遣留学生外，李鸿章还采取选派管驾、掌轮机、操舵等人员，随同丁汝昌、邓世昌等前往英、德等国接运所订购的舰船，在大洋巨浪中“随船历练”，熟悉风涛沙线，学习“驾驶要诀”，待船接回后，即可“驾轻就熟”，少雇洋员。
创办学堂。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初期，所有舰船上的管带、轮机长、炮长等人员，大部为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这使他认识到，海军人才的“作养造就之法，以练船为基址，尤必以学堂为根源”②。于是，除继续派遣留学生外，又于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作为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摇篮。他在1884年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③天津水师学堂的创建，确实开了风气之先。至甲午战争前，又先后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大沽水雷学堂、旅顺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威海枪炮学堂、山海关武备公所以及天津总医院附设西医院等，使海防人才必须出自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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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第20～21页。
②李鸿章：《吴仲翔办理学堂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47页。
③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8页。
的指导思想得以逐步实现。
无论是派遣留学生，还是自己培养学生，李鸿章都贯彻“中体西用”的方针。如规定留美学生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时，仍“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①。在自己办的学堂中，则“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所主张的“变法”，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落后的育才制度，至于封建伦理纲常，则是绝对不能越轨的。正因为如此，当请廷见驻美公使陈兰彬等关于留美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同化而渐改其故态”的奏辞，决定将留学生提前调回国内时，李鸿章虽作了某些抵制，但
也感到“无从捉摸”而予以同意。
（四）海防大权不容洋人染指
为弥补中国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人才贫乏，李鸿章重视“借材异域”，雇请具有不同技能的洋员，帮助筹建海防。同时，他又抵制了洋员的窃权企图，捍卫了海防的自主权。
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署呈递《试办海防章程》，提出由他总司南北洋海防，由南北洋各派监司大员，与他所选洋将会同督操。总署对这种明显的篡权行为竞认为“意在必行”，函商南北洋大臣沈葆桢和李鸿章。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表示反对。李鸿章开始倾向于同意总署的意见，认为“兹急求制胜，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所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同时又指出：“诚如尊谕，不免揽权。”③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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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9页。
②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7页。
③李鸿章：《议赫德海防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9，第38页。
章的表态遭到幕吏薛福成的反对。他上书李鸿章，陈述了“赫德不宜总司海防”的理由，并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若谓总理衙门已与定议，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亦罢矣。”①李鸿章踌躇旬日，终于摘举薛书中的要语函达总署。总署见两洋大臣均持反对态度，便“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司一缺之说告赫德”。结果，正如薛福成所料，赫德宁愿放弃总海防司的要职，而不愿丢掉总税务司的肥缺，中国的海防大权也就没有旁落。
赫德的篡权图谋被挫败后，1890年又发生英国军官、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的窃权事件。是年，北洋海军驶抵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总兵刘步蟾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琅威理提出：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提督旗？刘步蟾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不服，发电请示李鸿章。李回电称：“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②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出面要挟。驻英公使薛福成来电询问内情，李回电称：“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③就这样，李鸿章又一次挫败了英国的篡权图谋。
其实，李鸿章早在1862年率淮军抵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洋枪队共同镇压太平军时，就已注意到军队不能听从洋人指挥。当清廷用银两购买“李泰国一阿思本舰队”时，他在给总署薛焕的信中指出：“李泰国为人本不平正……此项兵船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④由上可见，李鸿章在反对洋人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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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薛福成：《上李相伯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②李鸿章：《香港交水师总兵林泰曾等》，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205页。
③李鸿章：《复伦敦薛使》，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72页。
④李鸿章：《致薛觐堂》，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8页。
斗争中虽有时态度暧昧，但总体上还是重视海防大权不容洋人染指的。这毕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
三、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一）明是和局，阴为战备，以保和局为关键
早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就主张以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提出“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他进一步提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①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他虽然认为“和局”离不开“战备”，但却主张力保“和局”。其理由是：一旦与外国侵略军开战，“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②。所以，当中国的武备未得到切实加强以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③。只有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④。1881年，他把上述指导思想概括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⑤
上述“外和”、“内变”的指导思想，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无可挑剔。但是，残酷的现实是：西方列强正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其侵吞殖民地和分割世界的野心与日俱增；“蕞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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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论台湾兵事》，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第33页。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3页。
③李鸿章：《议酌允威使各节》，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页。
④李鸿章：《复议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0页。
⑤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极具侵略性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处于强邻四迫、危机日深的险恶环境，已不可能有较长的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最紧迫和必须抉择的问题，乃是当帝国主义国家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时，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李鸿章选择的是后者。他认为宁可让国家丧失局部权益，也应忍辱求和，以便“稳慎徐图”。
正是依循这种逻辑，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求和。中法战争时，他声言“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1884年4月又提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①，主张早签和约。中法战争之所以出现“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奇异结局，主要由于慈禧推行妥协政策，而李鸿章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时，李鸿章开始把希望寄托于英俄等国调停，不积极筹备战守，尽失先机之利，继而在海上陆上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以致水陆均遭惨败。在准备赴日议和时，他还老调重弹，声称：“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②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他指责主战派“庸谬误国”，“造孽大矣”。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的境况下，李鸿章仍然认为只要“外修和好”，尚可“内图富强”。③这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李鸿章之所以坚持反战乞和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认识根源。其一，对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④由此认识出发，他在办理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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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述德璀琳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32页。
②李鸿章：《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9，第47页。
③：《和议会同画押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0，第69页。
④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页。
事件时，大多采取“委曲就全”政策，在“不大碍国体”的前提下，对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均“酌量允行”，避免矛盾激化，引发战争，影响中国的“自强”进程。殊不知侵略者欲壑难填，委曲求全，最多只能延缓战争，而绝不能制止侵略。其二，对敌情我情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李鸿章只看到侵略军武器精良、技艺高超，而看不到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所存在的困难和弱点，从而丧失了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决心。其三，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这样，他就把“羁縻”变成了实事，而把“御侮”变成了空话。更有甚者，他公然诋毁林则徐等抵抗派，胡说什么“此事一误于林文忠，再误于僧邸，今已不可收拾”②。他还颠倒是非，把法国增兵越南，说成是由于黑旗军反攻河内所致。似乎抗战有罪，屈辱求和反而有功。李鸿章的上述见解已与投降派的逻辑毫无二致，自然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强”的宗旨。
（二）陆军株守营垒，海军不在海上鏖战
当太平军、捻军等被镇压以后，清军面临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作战对象由农民起义武装转为外国侵略军；一是战略方针由进攻转为防御。实践表明，李鸿章对于前者，认识比较明确，也作了些物质准备；对于后者，虽有所认识，但处理失当，并突出地反映在由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固然，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的腐朽和经济落后，但就战略决策失误而言，李鸿章负有重大责任。
早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就表露出畏敌怯战、消极应敌的思想。1894年6月下旬，光绪帝鉴于外交谈判毫无进展，而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谕令李鸿章“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李在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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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
②李鸿章：《复金眉生都转》，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日的复奏中称：“北洋铁甲各船，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一经抽调，则到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①在7月4日的复奏中，则明确提出：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于战争爆发后顽固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突出地表现为：陆军株守营垒，不主动出击；海军不在海上鏖战，放弃制海权。结果，处处被动，终遭失败。
陆军株守待敌，始自平壤战役。1894年8月初，清政府派出的4支援军抵平壤后，李鸿章电告卫汝贵：“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②。拒不执行光绪帝要平壤清军星夜前进，与由成欢北撤的叶志超部夹击汉城日军的指示。8月15日，光绪帝指示李鸿章：一面布置后路，一面令平壤清军实行攻势作战。次日，李鸿章称：“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③这实际上是反对攻势作战的一种借口。9月，日军分4路进攻平壤，平壤守军如能集中兵力，先击其一路，予以重大杀伤，再转击他路，战事尚有可为。但李鸿章却指示：“如平壤被围，只有令中和各队乘夜拔回，以顾根本，勿致两失。”④于是，叶志超即撤外围之兵，龟缩于平壤城内，结果被日军击破，导致平壤失守。当清军从鸭绿江防线溃退后，于摩天岭阻遏日军的聂士成曾建议由他率800骑兵，潜至敌后，截其运道，使敌首尾难顾。李鸿章却复电说：日军防范严密，恐不易攻。由于李鸿章的反对，加上前敌总指挥宋庆亦不支持，抄袭敌后之举未能实施。在山东半岛防御作战中，守卫威海北帮炮台的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接受旅顺、大连守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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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李鸿章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李鸿章：《寄平壤交盛军卫统领》，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51页。
③《寄译署》，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90页。
④李鸿章：《寄叶总统》，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968页。
知株守营墙以致失守的教训，于11月30日致电李鸿章，主张抽调部队于远处迎击进攻之敌，并说：“倭避台炮并知威近处海岸防守严密，故注意在空远处上岸包抄。若纵令抄近台营，我所设之旱雷并山岭行炮，均无所用。台势依山，前高后低，专避击防之用，若自后来犯，药弹等库，皆孤露无藏，颇不易固。”①李鸿章当即回电称：“炮台依山，前高后低，诚虑自后来犯，然炮可回击。再于营内多掘地沟，藏人避枪炮，兵房任其攻毁，不必顾惜，亦能死守。”②次日又致电丁汝昌、戴宗骞：“戴前请抽行队赴远处迎剿，我极不谓然”，“若再师心自用，以浪战取巧侥幸，即令战殁，亦不请恤，为不遵军令者戒”。③戴不顾李以势压人，再次申辩说：“威城西地势散而分道多，纵寇入腹地，防不胜防，可为下策”，他要求李鸿章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④李固执己见，回电说：“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威海卫南、北帮炮台的失守，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与李鸿章的单纯防御思想关系极大。
日军侵华，其兵员和军械物资依靠海上运输，离不开舰队护航保驾，因此，清军能否击败日本的舰队，切断其供应线，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可是，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让北洋海军在海上寻机攻击敌舰，以致最终出现了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当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蓄意挑起战端之际，丁汝昌电告李鸿章，拟带“镇远”等8舰往汉江、大同江口一带游弋。李复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⑤这无疑给丁汝昌泼了一头冷水。丰岛海战以后，李鸿章公开提出“保船制敌”之策，强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主张北洋海军只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不“驰逐大洋”。上述方针的提出，不仅放弃了争夺黄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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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戴道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29、238页。
②李鸿章：《复戴道》'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29页。
③李鸿章：《寄丁提督戴道》，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33页。
⑤李鸿章：《复丁提督》，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48～749页。
海权，使援朝清军陷于孤立境地，而且把战火引至北洋沿岸，造成战略上的极大被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之所以被动应战，并遭受很大损失，与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消极方针是分不开的。此后，日军从辽东半岛的皮子窝登陆，历时半月之久，丁汝昌曾率舰船抵旅顺港，对于皮子窝的日舰竟视若无睹。当日军进追金州之际，光绪帝命李鸿章即饬丁汝昌率舰前往皮子窝游弋截击，阻敌后路。李鸿章以“力量夙单，未便轻进”为由，拒不应命。大连失陷后，丁汝昌慌忙率舰队逃回威海，于是，“在山猛虎”变成了“丧家之犬”。之后，北洋舰队根据李鸿章“不得出大洋浪战”的指示，龟缩港内，把“活”的军舰变成“死”的水上炮台，完全被动地与围攻威海的日本陆海军作战，最终落了个“船没人尽”的可悲下场。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这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在反侵略战争中，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力求在防御中伺机进攻，寻歼敌人，以求致人而不致于人。否则，不仅达不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且无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所得到的船毁人亡的结果，即是最好的证明。
（三）内外同心，与敌久持
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都提出过以持久战对付敌之速决战的方针。1883年12月清军弃守越南山西以后，李鸿章于《妥筹边计折》中提出：“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②1894年9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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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第48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8，第19页。
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于《据实陈奏军情折》中提出：“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①从李鸿章两次提出持久战方针的时机来看，前者有堵塞清流派指责其“一味议和”之口的意图，后者有推脱平壤败绩、海军受损之责，和不愿将被他视为私人政治资本的北洋陆海军全部拼掉等个人考虑。然而，如若综合考察，他提出这一方针，毕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李鸿章提出与敌久持的方针，基于以下认识：一是清军的武器落后于外国侵略者。中法战争时，李鸿章认为“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而清军“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而“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徒以肉薄梃击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若攻坚则徒损精锐”，只能“多方扰之，乘虚袭之”。②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认为战争初期清军从平壤败退，“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③。这种说法，虽然回避了清军素质低劣、指挥笨拙等因素，但武器装备差确是事实。二是中国有地大物博的优势。早在1874年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李鸿章就质问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说：“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④1882年清政府平息朝鲜“壬午政变”后，国内清流派主张远征日本，责其擅灭琉球之罪。李鸿章认为海军尚未练成，未便跨海出征。同时又说：“中国地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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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62页。
③李鸿章：《复陈法越兵事》，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26～27页。
③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62页。
④李鸿章：《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第38页。
博，但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①正是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对比，李鸿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持久战的思想。
总的说来，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导思想是避战求和。因此，他所说的“持久以困之”，并不意味着通过持久战彻底打败侵略者，不过是其“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思想的延伸而已。他的根本思想是，战争既已爆发，就应坚持一下，争取在战场上创造一些有利于己的条件，以便谈判时“和款可无大损”。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时，他致电辽东前线指挥官宋庆等人说：“德国武员论，日饷内绌，人不习寒冷，利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尤应多设马探，防日分兵包抄等语。颇合机宜。”②其目的就在于希望清军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以便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中法战争时，当清军取得镇南关一谅山大捷后，他马上提出这时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大损”，更是反映其上述指导思想的典型例证。
另外，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_真正的持久战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举其要者而言：第一，实行持久战，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意见一致，具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共同决心。而事实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了个人私利，专意主和，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主战，却手无实权，即使发布抗战旨令，也难贯彻实旋。依附后党的李鸿章，就带头抗旨违令。第二，实行持久战，必须对全国军队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协调一致地作战。而事实是，清军各分畛域，即使同一战区，也是隶属关系各异，彼此观望。新建的海军，正如李鸿章所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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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19页。
②李鸿章：《寄九连城宋宫保凤凰厅周臬司》，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49页。
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①海军衙门成立以后，也未改变上述状况。第三，实行持久战，必须动员全民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事实是，清朝统治集团“防民甚于防寇”，不愿也不敢发动和依靠民众。李鸿章就说：“道咸年间，粤民有自结队攻夷者，皆受害最深之处。……一非有重兵利器，仍不足固结人心。”②这表明他公开反对群众参战。由上可见，李鸿章所称“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实行持久战，符合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外国侵略者的客观规律，李鸿章能提出“与敌久持”的方针，确是难能可贵的。
李鸿章指挥反侵略战争之所以显得软弱无能，惨遭失败，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从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的战备角度观察，主要有两大问题处理不当。
一是重军事技术，轻军事学术。李鸿章在用先进武器装备陆军、组建近代海军、改善军事设施和后勤保障等方面费尽心机，成绩显著。但是，他忽视了对外国军事学术的研究。就他本人而言，对外国枪炮、战船的研制情况了解较多，而对欧美战争史和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知之甚少。以机构设置为例，北洋系统有海防支应局、军械局、船械局、储医施医局等保障机构，却没有研究作战的机构，致使战略问题长期处于无人研究的状态。他虽重视创办军校，培养人才，可是教学内容偏重于军事技术，虽有战术和战略的课程，但未摆到应有的位置，特别是没有组织中高级将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海军将领中，虽有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生，但也只能驾铁甲船于大洋接战，没有掌握指挥整个舰队作战的能力，何况还有不懂海战的丁汝昌充当他们的顶头上司。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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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18页。
②李鸿章：《复宋雪帆侍郎》，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7页。在上海设立了译书馆，但所译西书大多只与制器有关。李鸿章之所以忽视高层次的近代军事学术的研究，与他所说的“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①的盲目自满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在战争指导上抱残守缺，因袭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所用的“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之类的老套套，远远落后于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
二是重筹饷筹械，轻部队的组织建设和管理教育。例如，淮军早就组建了步营、骑营、炮营，并有类似工兵的长夫，但受“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②的狭隘认识所束缚，始终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先进编制，组建以步兵为主，骑、炮、工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又如，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以后，军中的腐败现象和厌战离队情绪与日俱增，李鸿章对此虽有所察觉（如1869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③），却未抓紧进行教育和整顿，而是一味姑息迁就。1889年，光绪帝命令对防营中存在的虚冒额数、克扣饷银，统领、营官养尊处优，并不时时操练等弊病严加整顿，李鸿章不但不认真执行，反而谎称北洋各军“讲求利器，勤加操练”，“均知廉洁自爱，习劳耐苦，尚无骄惰积习，虚冒情弊”。④由于他包庇纵容，讳疾忌医，加上任人唯亲，庸碌贪黩之辈充斥军中，因而军纪废弛，士气涣散。实践证明，单纯着眼于改善部队的给养和武器装备，而不注意对官兵进行严格的管教，是无法提高其战斗力，并在抗击强大的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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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武弁回华教练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3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③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9，第16页。
④李鸿章：《复奏各军营规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6，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