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指挥湘军血腥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用农民军的鲜血染红了顶戴。但是，当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时刻，他能够把对君主的忠诚扩展为对民族的忠诚，积极投身于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致力于加强国防近代化建设，并挺身而出，坚决抗击外国侵略军，救亡图存，从而成为洋务派的重要成员和著名的爱国将领。
一、关于自强活动的指导思想
左宗棠认为，中国只有自强，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他曾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①1866年春，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广东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回到福州，立即着手筹建福州船政局，作为其投身自强活动的肇始。此后，又在兰州创办制造枪炮的机器局。对于电报、铁路和其它民用企业的建设，也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的这些活动，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贯彻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他在《艺学说帖》中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达。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左宗棠从事自强活动的内容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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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64页。
②《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575页。
（一）制造海战利器，实中国自强要著
左宗棠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①。早在1864年1月，他就指出：“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当时，他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所以造船有“防洋”和“缉盗”双重目的。1866年6月，他上疏清廷阐述制造轮船的必要性时，则已表明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洋”。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他还指出，西方各国制造轮船“互相师法，制作日精”，连岛国日本也在学习仿制，“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不能安于现状，必须急起直追。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②此后，他又强调：“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③
另外，左宗棠还把建立造船厂作为发展近代工业的起跑点和利国利民的重要措施。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指出：“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④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则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⑤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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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页。
②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4页。
③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1页。
④《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2页。
⑤《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5页。
强活动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然而，最能体现其自强活动深邃思想的，莫过于他为筹建福州船政局所确定的方针了。
1、轮船立足于自造，庶为中国永远之利
1866年，正当左宗棠筹建福州船政局之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署建议，通过借、雇、购外轮的办法改善海防。总署要左宗棠等“公同酌议”。左宗棠在复函中阐述了借、雇、购外轮的种种弊病，明确指出：向外国借用轮船，“调遣不能自由，久暂不能自主”，“虽可偶一为之，究非妥便之策”。同时指出：雇赁外轮，虽比借用稍胜一筹，但“船主居为奇货，索价不啻倍蓰”，且“未能即换中国旗号，舵水人等不肯尽听中国管束，调停驾驶甚费周章”。购船虽比借雇省事，但也有许多难处：一洋人贪利，出售的船只，“必先其旧者敝者”，买来以后，请他们改装修理，又必任意索价，“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二是购船之后，仍须雇用洋人管驾，“另雇更换，均难由我”。三是轮船行驶一年半载以后，需进行修理，又得央求外国船厂，他们故意刁难，“我欲贱而彼故贵，我欲速而彼故迟”。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①的方针。以后又指出：福州设船政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虽然自己造船，“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但“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所以，“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②由此可见，左宗棠倡议建厂造船，诚如他自己所说，系经过多年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的，绝非轻率之举。
建厂造船，白手起家，本非易事，何况清廷又于当年9月将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令其前往陕甘镇压西北回民起义。面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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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6～47页。
②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3页。
突然的变化，左宗棠上疏清廷表示：“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①。他日夜筹划，迅速完成了择定厂址、推荐总理船政大臣、筹措开办经费、购买机器、聘请洋员诸事宜，并获清廷批准和赞许。清廷还规定，有关船局问题的陈奏，“均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
左宗棠离闽后，“身虽西行，心犹东注”，始终关心船厂的建设。1871年，他向清廷表示，如造船经费不足，可从福建所解西北饷银5万两及甘捐项下改拨2万两给船政局，以免造船中辍。并说：“缘西事安危，尚不过一时之计，而轮船则控驭四海，实国家久远之规，彼此相形，情形迥异也。”②当他得悉船政局按约辞退洋员，制造轮船已经依靠本国师匠时，十分高兴地说：“现在学徒匠作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③。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以船政局“糜费太重”，建议暂停造船。左宗棠针锋相对，除奏明费用超过原计划的原因外，还列举事实说明建厂3年多来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并指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达到西方国家的造船水平是不现实的。他再次强调：“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④由于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也反对停止造船，清廷否定了宋晋的建议，使船政局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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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27页。
②左宗棠：《请敕闽省酌拨轮船经费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40页。
③左宗棠：《答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55页。
④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34页。
2、有自造、自驾之人，方免受人挟制
福州船政局筹建之初，左宗棠就明确指出：“夫习造轮船，非（徒）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①又说：“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②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他决定在船政局中设立“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考虑到学堂需5年之后才能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为使造成之船有人驾驶，做到“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左宗棠命统带捕盗缉私轮船的贝锦泉充当新购轮船“华福宝”号的船主，令其招募宁波少年，在船习练。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当闽厂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时，全船没有用一个洋人。为使课堂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左宗棠专门设立“练船”，供学员实习。他还赞同沈葆桢的建议，从学堂中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以便“精益求精”，使“我之神智日开”，“彼之聪明尽为我有”。同时，建议清政府派人赴德国学制水雷、后膛炮。
左宗棠对船政局设艺局培养制造、驾驶人才，颇感自豪。他在给浙抚杨昌浚的信中说：“闽中艺局学徒，精进殊常，外人亦自谓不逮。……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③在给总署的信中说：“闽中艺局学生，均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可见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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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见《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2页。
②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5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2，第39页。
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①左宗棠有此自豪感，实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开创了“两个第一”：一是培养了第一批用近代科学技术设计、监造轮船的专门人才，其中汪乔年、罗臻禄、吴德章、李寿田、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杨廉臣等，在船政局先后自行设计、监造了多艘军舰和鱼雷艇，包括排水量2100吨的钢甲舰“平远”号。陈兆翱等还被派往国外，监造订购的军舰。二是培养了第一批掌握近代航海技术的管带（舰长），其中著名的有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蛙、林永升、邱宝仁、黄建勋、林履中、萨镇冰、程璧光等。另外，他在培养海防建设人才方面，要比李鸿章“先觉”一些。李鸿章虽然在60年代初就提出“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但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只办了个译书馆和规模很小的工艺馆，而没有开办学校。所以，北洋海军成军时，舰船上的管驾人员，大部分来自福州船政学堂。李鸿章在80年代创办水师学堂，既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受福州船政局的启发，并参考了该局的办学章程。
（二）造枪炮、兴电报、开矿藏，不使外国挟其长以傲我
左宗棠自强活动的其它内容，一是在兰州创办机器局，制造先进枪炮，改造旧式枪炮，二是兴办长江沿岸电报，再就是倡导开发矿藏，发展冶炼业。
左宗棠在1866年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就指出：如船厂办成，“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在西北发现遗存的外国火炮后，颇为感慨地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现在风翔府城楼尚存有开花炮子二百余枚，平凉府西城现有大洋炮，上镌‘万历’及‘总制胡，等字，余皆剥蚀。然则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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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59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①为便于供应入甘部队所需的枪炮弹药，他于1872年在兰州创办小型机器局”派精于兵器制造的总兵赖长总理其事，从广东、浙江等地招聘熟练工人到该局工作。
兰州机器局规模虽小，但成绩比较显著。1874年，该局已能制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炮子，仿造德国的线膛炮及后膛七响步枪。左宗棠认为，“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便命“精造短劈山（以洋匠作之），用架揞放，不用人扛……较长劈山尤轻便适用”。②另外，改造了广东无壳抬枪，使三人管放两杆变成一人管放一杆，峰较洋枪有准而更可致远”。1875年，该局制造工艺又有所改进，仿制了德国后门线膛炮20尊，后膛七响枪数十杆，并仿制成马梯尼步枪。时上海运来一尊田鸡炮，炮弹自空而下，“以打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可惜只有300发炮弹，左宗棠命赖长赶造200发，解赴前敌军中。这些武器，在收复新疆失地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如攻克古牧地和达坂时，就充分发挥了火炮的威力。左宗棠对机器局的成就深表赞许，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③。
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他十分关心上海和金陵机器局的军火生产以及金陵洋火药局的扩建工程，强调“总期精益求精，以为自强之计”④。1885年3月，督师福州的左宗棠，鉴于海口大炮均购自外洋，火炮和炮弹形制各异，战争发生后，“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火炮“由杂而少，由少而无”，后果不堪设想。据此，他向清廷提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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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40页。
③左宗棠：《答浙抚杨石泉中丞》，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8页。
③左宗棠：《答胡雪岩》，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42页。
④《左宗棠未讨奏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5页。
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①他建议于福州船政局旧址扩建炮厂，仿制德国克虏伯厂和英国法华士厂新造的后膛大炮，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设厂制造轮船、枪炮，需要大量煤、铁等燃料和原料，如果购自外国，则价格昂贵，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有鉴于此，左宗棠与李鸿章不谋而合，积极倡议购买机器，雇请洋员，自己挖煤、冶铁。1882年底，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南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②他建议减轻税率，以利开发徐州利国驿的煤、铁矿藏，供轮船等局使用。1885年，他在奏请清政府在福州船政局扩建炮厂的同时，建议开发福州穆源铁矿，以供造船、制炮之用。他说：“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③、
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由于消息闭塞，对于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近代交通、通讯事业的必要性缺乏认识，曾在给总署的信中说：“至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竞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之赢绌，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④调任两江总督以后，他的认识有了飞跃。在《筹办沿江陆路电线片》中指出：“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万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即如法国之于越南，俄国之于珲春，日本之于朝鲜，皆设电线。盖有事呼应灵捷，无事可便商贾，故凡用兵要地，通商码头，彼族无不谋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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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左宗棠；《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7页。
②左宗棠：《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72页。
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20页。
电线。”①为此，他建议从南京至汉口自行架设沿江陆线，经费由华商自筹，以杜洋商添设长江水线之狡谋，“以保中国自主之权”。这条全长1600里的电报干线，终于在1884年竣工。
左宗棠除了创办军工企业和建议大兴采掘、冶炼工业外，在西北还先后购置挖河凿井机器，开办兰州织呢织布厂；在福州建议开办机器制糖厂，作为“利民实政”。他办船政局，也有振兴商务的目的，希望“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以敌洋商垄断海上运输。对于民用企业，他不同意李鸿章所采用的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办法，主张“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他说：“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②这种主张，有利于商办企业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综观左宗棠的自强活动，洋溢着民族自强、自信、自尊的可贵精神。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却不迷信洋人而妄自菲薄，一再指出中国人的智慧不逊于洋人，只要重视学习技艺，便会赶上甚至超过外国。他创办军事工业，既“借材异域”，又不受洋人控制，强调自管、自造、自驾；主张“学重于造”，着意培养自己的制造、驾驶人才，使西法得以“衍于中国”，并概括地指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③他重视创办军工企业，又支持发展民用企业，以便既加强国防建设，又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了“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的名言。所有这些思想和实践，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振兴中华、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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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8页。
②左宗棠：《答何小宋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7页。
③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1页。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军政重臣，他从事自强活动的终极目的，与其他洋务派头面人物一样，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是削弱和推翻这种统治。另外，他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了解，只看到其技艺优于中国，因而不遗余力地主张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和建设电报、铁路等西方“长技”，并且不恰当地认为掌握了这些“长技”，就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他把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说成“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就是明显的例证。左宗棠的这些看法，有其合理的部分，即学习西方的“长技”。但是，在腐朽、专制的封建统治下，即使掌握了西方的某些“长技”，也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他把先进的近代化工业，建立在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这就产生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是由于缺乏完整的近代工业生产体系，不但机器购自外国，原材料和零部件亦需从国外进口，所以虽欲不受洋人挟制而却事与愿违。加上自然科学的基础很差，设计能力十分薄弱，设备也不能及时更新，因而生产的武器很难赶上外国的先进水平。正如他自己所说，船政局“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为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①。二是在管理企业和组织生产时，难以摆脱封建制度带来的诸如贪污、浪费、机构臃肿、官僚习气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以致最后发展到无法维护下去的局面。
二、关于设防指导思想
在左宗棠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先筹海防（创办福州船政局）、后筹塞防（收复新疆和改善新疆的防务）、再筹海防（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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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镯久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6页。
长江口和福州沿海设防）的过程，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塞防指导思想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集卓越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于一身，一方面指挥清军按照他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追歼阿古柏匪帮和白彦虎叛军，一方面制定改革和建设新疆的方针政策，并逐一付诸实施。后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塞防指导思想。就其要者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安辑流亡，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阿古柏匪帮的残暴统治，使新疆各族人民备受摧残。战争期间，阿古柏匪军与白彦虎叛军沿途烧杀抢掠，胁迫各族人民随其西逃，致使大批民众颠沛流离，田园荒芜，生活无着。为此，左宗棠责令暂时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的善后局官员把遣返难民、恢复生产作为首要任务，认真抓好。西征军每攻克一地，立即将救出的难民资遣回乡，不分民族界限，一律发给赈款、口粮、种子、耕畜（游牧部落则发给帐房、种羊），使他们安定下来，迅速恢复生产。鉴于新疆水源缺乏，他令各地组织军力民力开辟水源，疏浚水渠，引水灌田，同时解决饮水困难，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沙尔等地兴办屯田（军屯与民屯并举，以民屯为主），对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军粮供给，加强边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改革田赋促进生产，兴办义学振兴文化
左宗棠认为新疆实行的税随丁征，田多丁少者税轻、田少丁多者税重的赋税制度很不合理，便按照内地的赋税制度，规定税随田征，摊丁入田，十取其一。他原计划先丈量土地，再按地亩肥瘠、水分赢绌，分九等科赋，后因办理此事相当繁杂，便按上中下三等征收田赋。同时，改革徭役制度，严禁头人苛索平民和军队随意拉差。此外，还改革了“民以为苦”的货币制度。
左宗棠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在新疆也不例外。他指令各地兴办义学，用内地学堂所用的课本教育儿童，改变只学宗教经文的教育内容，以利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振兴当地的文化事业。
3、修路、筑城、建碉，改善防务
在收复新疆失地过程中，军行所至，即沿途整修道路、桥梁、驿站。凡道路险窄、车驮难行之处，驻军便“缒险凿石”，设立护栏，使之“化险为夷”；凡“泥淖纵横，人马多苦陷没”之处，则“垫以巨木，杂覆树枝，平铺山石”，使积淖变通途。南疆西四城收复以后，南北路的交通要道，直至甘肃嘉峪关，全都得到了修整，既利部队调动，又利物资转运。同时，还修筑了安西、乌鲁木齐、玛纳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各城的城墙和炮台，并重点修筑了地处“南疆冲要”的喀喇沙尔城和年久倾圮的库车城。另外，还于边境按照卡伦界址，改筑边墙，间筑碉堡，开挖壕沟，安设大小炮位，挑选劲兵驻防。这些工程，主要由军队在操防护运之暇，逐一完成，尽量“不资民力，不耗官帑”。即使雇用民工，也发给工钱，不采取服徭役的形式。
4、新疆开置行省，画久安长治之策
自乾隆初期戡定西域，更名新疆后，即实行“军府制”：在伊犁设伊犁将军，节制全疆军事，另在南、北疆各重要城市分设参赞大臣、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领兵驻扎，实行军事统治。当时因新疆初定，仍保留原有的伯克（意为“老爷”、“长官”，均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制度。由于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只管军事，不理政务，所以地方的行政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伯克手中。这些伯克们不仅依势勒索平民，残暴成性，而且也是英俄诱骗拉拢、唆使其背叛、分裂祖国的主要对象。此外，新疆还存在来自沙俄的严重威胁。左宗棠指出：“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①由于军府制不仅不利于新疆的建设，而且不利于边防的巩固，左宗棠先后五次上奏清廷，建议新疆“设行省，改郡县”，以革除将军、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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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6页。
握兵符”，“备不相下”，不知民隐，不习吏事，形成“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以致地方民政、财务等大权为伯克所掌握的弊端，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领导。同时，建议新疆的军队改换防制为驻防制，以节省军费和强化戍边卫国的思想。1884年11月，清廷宣布新疆开置行省，以在收复新疆之战中立有大功的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于是，左宗棠所提出的对于建设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
左宗棠为建设新疆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体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起抓，建设和改进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从而提高整体实力的思想。而归结到一点，就是“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①。这是他加强塞防建设颇有特色、难能可贵的指导思想。
（二）海防指导思想
左宗棠认为：“江海筹防未固，户牖绸缪宜勤。”②“先事不忘战，以备临事之一战，幸而可以不战，而我可战之具自在。”⑧他在立足于战、有备无患的思想指导下，着意加强海防建设。他的海防建设指导思想有以下特点。
1、海口设防，近海御敌
在1874年讨论海防问题时，左宗棠在海防部署方面，主张沿海七省应统筹兼顾，分清“要处”和“非甚要处”，“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他把天津比作头项，大江入海之口比作人之腰膂，台湾、定海比作可护头项腰脊之左右手，认为这些地方均“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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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②左宗棠：《与船政局黎召民星使》，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8页。
③左宗棠：《遵旨布置海防并办理渔团详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73页。
④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1页。
海防机构设置方面，他同意北东南三洋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认为如此“自有常山率然之势”，但不同意丁日昌提出的建立三洋海军的建议。他认为“若划分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另外，“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而且，“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①对于应否配备铁甲舰，他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主张等买来以后“再为察验”。
应当说，左宗棠当时的海防指导思想虽有保守的成分，但也有积极的方面，如认为有了海军就可以“以战为防”。遗憾的是，当他于1881年冬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其海防思想非但没有向建立强大的海军，与敌决胜于海上，争夺制海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过分强调“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②。1882年，他在《会商海防事宜折》中提出：“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③他在写给奉命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的信中也说：“合肥（指李鸿章）欲得快船，并购铁甲轮船，与岛族角胜大洋，则诚非计也。”④他多次提出，水雷乃是制铁甲船的利器，价又不贵，主张多购多造，敷设海口，以御敌舰。他也不同意魏源提出的诱敌深入内河而歼之的方针，而是主张严防海口，近海御敌。他说：“江海防务，以布置海口为要。盖御敌于庭除堂奥，不若御之藩篱之外，其理易明也。”⑤本此方针，他在彭玉麟提出的制造小轮船10艘，加强长江海口防务的基础上，奏请添造大轮船5艘，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有警，及时支援南洋各口。旋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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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6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2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1页。
④左宗棠：《答彭雪琴》，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9页。
⑤左宗棠：《创设渔团精挑水勇以资征防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10页。
法战争爆发，他又奉命调京任职，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左宗棠的海防指导思想之所以偏于保守，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主要由于以下原因：一是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虽开始向国外订购战舰，但仍坚持以自造为主，而当时福州船政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要制造巨型铁甲舰，尚有不少困难。二是由于他长期在西北用兵，对于世界海军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甚至得到一些不确切的资料。例如，他在给总署的信中说：“且铁甲本英国废弃不用之船，阅西国近事汇编，英人所谈英事，尤为明晰。”①三是对元世祖等出海征战招致失利的情况心有余悸，因而指出，如“以海战为海防”，将“袭历代覆辙，贻异日之悔”。②
中法战争结束前夕，左宗棠的海防指导思想因受战争实践的影响，有所发展。他在1885年3月写的《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中说：“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为此，他建议扩建福州船政局，并在吴楚交界处择地设厂，专造铁甲舰和新式后膛巨炮，并认为此“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③。这一思想，与稍后清廷提出的“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可惜数月之后，他就撒手尘寰了。
2、海防与江防兼筹，实行纵深防御
左宗棠认为，应在加强海口设防的同时，加强与海口相连的内江的设防。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既为了抵御外敌内犯，也为了镇慑“伏莽”内乱，避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1882年，他在《会商海防事宜折》中用转述彭玉麟意见的方式指出：“至谓此时江防缓而海防急，宜先筹海而后防江，亦非确论。长江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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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28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29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8页。
伏莽甚多，历年窃发有案，倘海疆有警，则乘间揭竿而起，势所必然。腹地多虞，防剿之军时被牵制，适足启盗贼之心而张寇仇之焰。”①
尽管如此，左宗棠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抵御外侮和海口设防方面，并对以往长江海口设防“莫不以吴淞口为总要”，提出了异议。他说：吴淞实为进黄浦江之口，为苏松扼要门户。如外轮不进黄浦江，即不必由吴淞入口，可从崇明北绕白茅沙，顺抵狼山、福山，径趋长江。据此，他提出：“长江海口（设防），应以狼、福山为重，兼顾吴淞口，庶期周密。”②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便积极加强吴淞口与狼山、福山前的白茅沙两处的设防。在吴淞口，以吴淞炮台为中心部署兵力：调大兵船泊于炮台的侧翼和对面，如敌船进犯，即与炮台合击之。调太湖水师分守各港汊，防敌舰分散窜扰。派陆师2营驻于川沙厅之高行镇，防敌于浦东黄家湾一带登陆；另2营驻于宝山县之罗店镇，为炮台之声援；还有2营驻上海西门新泾市，以防驶入黄浦江之敌船袭击上海。在白茅沙，根据洋面虽宽却多暗沙，中泓狭窄而曲折的特点，实行“先有水雷、鱼网以阻之，蚊船及水炮台攻其前，兵轮艇师继其后，若敌船退至海口，我师即绕北面出而尾追”⑧的作战部署。此外，他认为“江阴尤为长江门户”，除调长江水师战船密布江面外，还将福州船政局新造的兵轮“开济”号调往该处，两岸炮台49门巨炮备足子药，以便水陆协同，打击敌舰。如白茅沙有警，亦可相机援应。另外，溯江阴而上的圃山关、象山、焦山、乌龙山等处守军，也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节节御敌。
左宗棠督师福州时，也实行纵深设防：以闽江口的长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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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1页。
②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0页。
③左宗棠：《遵旨布置海防并办理渔团详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71页。
牌为第一关键，将在马江作战中被击毁的战船上的18门火炮移往该处，加强炮兵火力。以闽安南北两岸为第二重门户，重新修筑被击毁的炮台。同时，拆去海口水道标志，于沿海遍设水雷，宣布封港，以防在台湾水域的法舰声东击西，偷袭福州。
3、沿海沿江组织渔团，配合正规军作战
早在鸦片战争时，左宗棠对广州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军深表赞许，称他们为“义民”。在中法战争中，他先后在江苏和福建的沿海沿江广办渔团，精选水勇，进行训练，准备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建议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访求本地忠勇明干绅士，激以义愤，劝令倡办团练，抗击入侵台湾的法军，以弥补渡台清军水土不服、地形不熟等弱点。
左宗棠曾说：“募海上各岛渔户强壮者为勇丁，既可收熟谙风水沙性勇敢之人才，为将来推广之用，又可免敌人招此等渔户作奸细，为害内地。”①由此可见，他组织渔民抗战，并非出于完全信任群众，这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境界，还是比“防民甚于防寇”的封建官僚高得多。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②左宗棠的上述论述，无疑具有积极御敌的含意。但是，从他的海防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来看，则偏重于海口设防和被动御敌，缺乏建立强大海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然而，他的海防指导思想还是立足于水陆协同、军民结合，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与李鸿章的畏敌如虎，消极避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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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2页。
②左宗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0，第36页。
三、关于抵御外侮的指导思想
左宗棠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入侵中国的侵略者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屈辱求和，从而被誉为“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的著名爱国将领。
（一）坚持抗击外国侵略，救亡图存
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伊始，左宗棠便萌发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他的上述思想日益鲜明，抗敌御侮的态度愈加坚定，与李鸿章的消极抗战、忍辱乞和，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还是一个僻居湖南山乡的塾师，但他“心忧天下”，关注着抗英战争的胜负。他一方面指出：英国对中国“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一方面又认为“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①他把希望寄托在林则徐等抵抗派身上，对投降派琦善之流十分愤慨，痛切地指出“洋事为琦督所误”，以致不可收拾。他认为：“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②他用“和戎自昔非大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诗句表达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坚决抵抗，绝不能妥协求和的思想；用“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③的诗句，表明其投身反侵略战争，救亡图存的意愿。当得悉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以后，他在书信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时事竟已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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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下同），第21页。
②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18
③左宗棠：《感事四首》，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他得悉广东人民痛击进攻省城的侵略军时，表示“殊为快意”。他得知英法联军进犯大沽，威胁天津时，主张派“一枝劲旅护天津，尔后与之死战”。并认为只要“勋旧诸公勿参异议”，不动摇抗战决心，便有可能战胜侵略军。
对于处理涉外事件，左宗棠主张加强战备，据理力争，不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恫吓所屈服。1870年，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致函总署指出：法国“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因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值此办理善后之际，“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②他的意见，旨在维护民族尊严，与李鸿章说的教案事件“其曲在我”，以及曾国藩屈从洋人意旨，捕杀无辜群众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甚为关注，他致函总理海防大臣沈葆桢，询问台湾战备情况，并指出日军既已入踞牡丹社，则必需“水陆协剿”，“乃可制此凶锋”。他还建议清廷由沈葆桢统一节制援台各军，以一事权。1875年，“马嘉理案”发生后，左宗棠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说：英人欲以此为借口，侵占我西南领土，“危证迭出”，但“天下无不办之事，无不可为之时，朔雪炎风，何容措意”，显示出不怕侵略者的英勇气概。他批评妄自菲薄的李鸿章之流，“实则明于权而未达于理，不可语于谋国之忠”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