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反帝爱国的突出表现，在于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积极参加反侵略战争。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时，明确表示“自古立国有疆”，新疆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国领土，绝不容许外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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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第22页。
②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4页。
③左宗棠：《与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21～22页。
占。他殚精竭虑，研究制定入疆作战的战略方针，积极整训部队，筹款、筹粮、筹运输，终于在1876～1877年顺利收复了被阿古柏匪帮侵占达13年之久的北疆和南疆广大地区。当沙俄拒绝交还伊犁时，左宗棠严正指出：“伊犁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他表示虽已“心力交瘁”，但为了收复伊犁，“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他亲赴哈密，进行作战部署，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用武力收复伊犁。
中法战争初期，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认为，“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①。于是缜密布置长江下游防务，悬以重赏，示以严罚，并立誓一旦敌舰来犯，即亲临前线，与阵地共存亡。他对视察江防的将领们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②与此同时，命部将王德榜回湖南招募兵勇，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越桂边境前线。同时，调拨枪炮、水雷、火箭、弹药，支援抗法部队。与李鸿章抗拒督办抗法事宜的态度相反，左宗棠一再请求到前线指挥作战，并立下“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③的军令状。1884年9月，清政府任命73岁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不顾病魔缠身，义无反顾地披挂上阵。他到福州后，一面加强闽江口和福建沿海的防务，一面派“恪靖亲军”3营，不顾法国舰队的封锁，巧妙地渡过海峡，赴台湾支援刘铭传部抗击法军。1885年9月5日，为抗法战争昼夜操劳的左宗棠于福州病逝。他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④这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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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0，第38页。
②左宗棠：《与孝宽孝同》，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③左宗棠：《时务说帖》，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8页。
④《左文襄公实录》，第8页。转引自杨东粱《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锵悲壮的遗言，闪耀着左宗棠反帝爱国思想的夺目光芒。
（二）反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与军事实践
左宗棠坚决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像某些论者所说的为了猎取个人名利，而是有着比较厚实的思想渊源，并以他自己所具有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为基础的。
首先，左宗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这些国家入侵中国蓄谋已久，“贪而无厌”，由“只索埠头”进而“索及疆土”，而且“素性叵测，反复无常”。在这种侵略者面前，“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如果一味忍让，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力图自强，立足于战，与侵略者针锋相对，“使其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声称“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主张以退让妥协换取“和平”。左宗棠却指出：“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①他认为法国侵越，“不仅以夺越疆为止”，而是将越南作为入侵中国的基地，掠夺滇、黔的五金矿产。如果越南被占，“我之外藩尽撤”，不仅法国会“捷足先登”，侵入中国的桂、滇、黔省，英国等国也将“接踵而至”，则“西南之祸岂有穷期？”他的结论是：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只有战而胜之，才会出现不损害国家主权的体面的和平。
其次，左宗棠通过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对比，认识到外国侵略军虽然船坚炮利，但也有弱点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针对英国凭借数十艘舰船，游弋无定，牵制我沿海七省之兵，形成彼逸我劳的被动态势，提出了具体制敌之法：改抽调“客兵”为编练本地之兵，使一省之兵足当一省之用，以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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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1页。
兵调饷，疲于奔命；沿海各省应“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讲求火器之应用，实行坚壁清野，断敌接济，“为固守持久之谋”。①他又针对“敌之所恃专在火炮”，提出“制其所长”的具体战法：选募勇丁组成小队，选募蛋户乘船绕至敌后，实行水陆夹攻，轮番袭击，使侵略军整夜不得安宁，数旬以后，必知难而退。作为一个僻居山乡的塾师，竟能提出与林则徐、魏源不谋而合的战略战术，无疑是认真研究敌我情况的结果。
在索还伊犁过程中，左宗棠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中俄双方的情况，指出：沙俄的军事实力虽与英法等国大体相同，“然亦非不可制者”。其理由是：俄国地广民少，加上频年黩武，仇衅四结，与土耳其交战，“勉以和议敷衍了局”。最近德国又支持奥国对抗俄国，如果俄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形势对它十分不利。俄军占据伊犁，去其国界已千余里，后方补给不便；伊犁附近的游牧部落，因不堪忍受其横征暴敛，颇有急盼清军前往之意。而清军已经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失地，士气正旺，人民拥护。伊犁本为中国领土，“论理固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要实行“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②的方针，收回伊犁是有把握的。后沙俄被迫交还伊犁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反对妥协，力主抗战，也是建立在对法中两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基础上的。他指出：法国国内政党纷争，意见不一，又与欧洲其它国家屡开兵端，仇怨四结，因而不可能大量出兵侵越。这种情况已为驻法公使曾纪泽所证实。即使增兵越南，也是悬军深入疫病流行的烟瘴之地，非战斗减员必然增多，难于持久。中国方面则不然，刘永福援越抗法，已获初步胜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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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11页。
②左宗棠：《复陈交收伊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要给予支援，再接再厉，相机用兵，不难挫法军凶锋。滇、桂两省如能增调陆师，添造水师船只，稳扎稳打，持久作战，不难痛予剿办。战争的结局证明，他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和颇有远见的。
再次，左宗棠认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专于械”，还决定于其它因素。在对付日军侵台、索还伊犁和抗击法国侵略时，他都讲到“论理固为我所长”和“与正义有合”，也就是说，中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义战是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另外，如前所述，他注意借用民力，组织渔民参加抗战。他还本着“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①的思想，主张整饬吏治，修明内政，兴修水利，振兴农业，减轻赋税，革除陋规，使人民“耕足食，织足衣”，安居乐业。这样，一旦外敌入侵，民众便会“一心敌忾”，勇赴国难，“不用征调而兵力有余，不用转运而军粮不缺”。他的这些观点，与李鸿章只见武器不见其它，公然反对人民参战的思想，自有霄壤之别。这也是他敢于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
左宗棠认识到战争胜负“不专于械”，但也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例如，1879年在交涉索还伊犁的过程中，沙俄派出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从黑海驶往口本长崎，准备封锁中国海面，大搞军事讹诈时，他毫不畏惧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视昔为强”，“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②无可否认，左宗棠对当时中国海军的实力估计偏高，但是随着清军战舰的增多，增强了他的抵御外侮的信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左宗棠敢于身先士卒，勇抗外国侵略者，与他本身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分不开的。他早年受到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林则徐、魏源、陶澍和贺长龄兄弟的“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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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宗棠：《与周荇农阁学》，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9页。
②左宗棠：《与胡雪岩》，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70页。
致用”思想的影响，喜欢阅读与济世有关的“有用之书”。当他进京考进士名落孙山以后，就专门研究地理学与军事学。他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很感兴趣，认为该书“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又广泛收集和细心阅读唐宋以来有关海防方面的书籍，“揆度今日情形”，研究“御夷”方略，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论文。这些功夫，为他以后制定反侵略战争的方略，增强反侵略战争的信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从1860年至1875年，左宗棠统率湘军先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军，犯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作战指挥经验。他曾提出只有“知己知彼”、“谋定而后战”，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强调“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①并用古人说的“每发一兵，须发皆白”这句话警惕自己，教育部属。左宗棠在制定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时，充分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战前，他一方面为军队出关作战进行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阿古柏军队的武器装备、兵力部署和新疆的山势、交通、水源、居民点分布以及粮食收获季节情况，力求详细准确，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权衡利弊，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入疆作战的清军忠实执行了上述方针，于以破竹之势击败阿古柏匪军，为祖国“收拾金瓯一片”。以上事实表明，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左宗棠关心军事问题，而他军事素养的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反侵略战争的信心。
以上几个方面，反映了左宗棠研究战争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从而成为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历久不衰、老而弥坚的渊源所在。诚然，左宗棠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思想必然打有忠于封建王朝和封建君王的烙印，反映出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就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而言，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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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68页。
和利益。因此，对于这种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颇为罕见的赤溅炽烈的爱国精神，还是应该持肯定、赞赏的态度，并从中吸取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