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侵略和争夺中国的步伐。它们在中国竞相掠夺，建立特权，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德国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舰队侵占胶州湾。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又以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人①，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于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竞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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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二卷，第62页。
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趁机于同年6月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地区（“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周围的230多个岛屿（此前，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街”以南地区已被英国侵占），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于1898年秋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海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3.1亿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5亿两白银。清政府无法偿还外债，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人民群众。其次，各国还从在中国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竟达1.02万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和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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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载，上述三次外债是：1895年7月向俄、法借款，折白银9896.8万余两；1896年3月向英、德借款，折白银9762.2万余两；1898年2月向英、德借款，折白银1.12 77亿余两。
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19世纪中叶开始，外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进入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40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3300余人，中国教徒80余万。许多传教士和一些教徒，利用清政府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为非作歹，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他们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甚至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步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妥协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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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德西(1832～1904)，普鲁士波茨坦人。1888年继毛奇(1800-1891)为德军总参谋长，1900年升德国陆军元帅，同年8月启程来华，后任八国联军统帅。
②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三），第45页。
③戊戌变法，亦称戊戌维新，系1898年（农历戊戌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发起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变法图强。其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各地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报馆，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影响遍于全国。1898年，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起用维新派人士，从6月到9月陆续颁发各种维新法令，推行新政。9月21日，握有军政实权的守旧派头目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运动失败。
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才能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又一高潮。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的加剧，特别是德、英两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威海卫并不断向内地扩大侵略以后，山东地区的反帝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在斗争中，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组织逐渐与义和拳结合，广泛开展毁教堂、逐教士、斗教民等活动。帝国主义及教会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力予以镇压，甚至滥杀无辜，进一步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憎恨，反帝浪潮更加高涨。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高唐、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均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在山东反洋教斗争影响下，直隶（今河北）人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也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是教派（主要是白莲教）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其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100人以上，甚至上千逾万。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每哨50～100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10人，设班长（或称什长）。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①。有的义和团组织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②。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木棍，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③、“毋贪财，毋好色”④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兴起后，提出了“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⑤等战斗口号，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曾先后多次下令对义和团“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⑥，“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⑦。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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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上册，第93页。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59页。
③《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义和团》（四），第148页。
④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2页。
⑤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见《义和团》（四），第147～148页。
⑥《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页。
⑦转引自：《山东巡抚张汝梅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页。
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的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①，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②，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被迫接受这种改“剿”为“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义和团，但也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凶焰。
189 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18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由于帝国主义进一步施加压力，清廷终于决心“剿除”山东义和团。1899年12月，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指挥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进行镇压。至1900年夏初，山东“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③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1900年春季起，又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同年5月中旬，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枪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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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御史黄桂鋆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
②《山东巡抚张汝梅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16页。
③《山东巡抚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95页。
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清廷命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下旬，义和团又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并于5月27日攻占涿州城。随后，义和团乘胜北上，迫近清王朝的心脏北京。清廷急命裕禄等在各要道布兵防堵。但是，清政府的重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北京的势头。
早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城内居民积极参加。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①。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政府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其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②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在北京义和团迅猛发展的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参加者达5万之众。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不敢再以武力镇压，转为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③。这样，天津义和团得以在6、7月间用合法身份参加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