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阻击西摩尔联合部队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立即派一支联合特遣部队乘火车前往北京，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卡拉分别担任正副统帅。当晚，西摩尔等率领由当时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八个国家的军舰上抽调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分乘炮艇和鱼雷驱逐舰溯白河而上，于次日凌晨在塘沽登陆，转乘火车到达天津。
6月10日上午，西摩尔率军2100余人强占火车多列，分批自天津出发，向北京逼进。（参见附图27）
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12日，正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迫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向北京逼进。义和团300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义和团2000余人及从北京赶来的董福祥部武卫后军3000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8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50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40人。
19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合部队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步行。侵略军从杨村撤退后，由于途中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受创甚重，行动迟缓，直至22日2时左右方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
西沽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但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部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于是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2000余名援军的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阻击西摩尔联合部队之战，共击毙侵略军62人，击伤228人，粉碎了敌人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受到很大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①
二、大沽口保卫战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一带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大沽口南北两岸有4座炮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5 6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炮台，安设各种火炮20门。白河口北岸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74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20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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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6营3000人及1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琏所率“海容”号巡洋舰1艘和“海华”、“海龙”号等鱼雷艇4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大沽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阻遏外舰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决定先发制人，遂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俄罗斯”号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10艘吃水较浅的舰艇做好战斗准备，并派遣日军300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占领塘沽火车站，另由250名法军和俄军强占军粮城火车站，控制津沽铁路。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当日，又有英、德、俄等国军队约600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900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于16日20时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但实际送交时间是17日10时以后。罗荣光严辞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陆路联军从北炮台协同军舰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过白河，由海神庙船坞登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由于叶祖珪贪生怕死，拒不参战，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4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58人，伤197人，另有4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大沽火车站，于是海上援兵得以顺利地运往天津，使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同时，联军分兵占领了附近的塘沽、北塘、新河等村镇，大肆烧杀。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大沽、天津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登陆之际，清政府仍未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卫，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3000名清军，在毫无后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备个击破。
三、清廷的宣战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激烈争论。慈禧举棋不定，时而想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时而急令袁世凯、马玉昆统兵来京剿团，时而电召李鸿章由广东晋京商讨对策，以避免联军大举进犯北京。6月16至19日，慈禧连续4次召开御前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她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外国继续进兵，就与之开战。会后，又根据各国公使的要求，派兵严加保护使馆，希图以此换取外国停止进兵。
17日，慈禧接到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同时又接阅端郡王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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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99年，慈禧太后经与载漪、刚毅等人密谋，决定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废掉光绪帝。此举遭各国公使反对，慈禧等人十分恼怒。为进一步激怒慈禧，载漪等人伪造一个所谓“各国照会”。其中“太后归政”一条，对慈禧决定宣战起了关键作用。
怒不可遏，决定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与列强一战。19日，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照会各国公使，限24小时内离京赴津。20日下午，北京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2 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然而，这个图谋利用义和团，同时也为了发泄私愤的“宣战”，不久就变成了屈膝投降，义和团也很快被慈禧集团出卖了。
四、天津之战
（参见附图28）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之后，其后续部队即由此大批登陆，大规模地向北京的门户天津进犯。联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天津，保证紫竹林租界的安全，并以天津为根据地，进而占领北京。
早在大沽失守和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联军攻占大沽的消息传到天津，义愤填膺的义和团和聂士成部清军便开始反击老龙头车站及违约擅自进入紫竹林租界的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
当时，驻守天津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6营2500人驻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东局子）、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4营1750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聂士成部武卫前军10营约5000人驻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西局子）、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1万人左右。租界内的联军约有2100人。
从当时的兵力数量对比看，天津地区的清军和义和团居于绝对优势。如果彼此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战机。
至6月下旬，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3营1000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参与阻击西摩尔侵略军的武卫前军5营2000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6营约2000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面的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5000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由俄国少将斯捷谢利率领2800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500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侵略军，租界内的侵略军增至1万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备军司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①。于是决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备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备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1.6万人，义和团3万余人。但是，由于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3000人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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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3页。
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租界与大沽“联为一气”，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①。
6月30日，裕禄向清廷提出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②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武卫左军15营6 00。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东岸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武卫前军除留5营驻守芦台外，共25营1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武卫左军13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各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枪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2.4万余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2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5万人。
此时，从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1.4万人③，进入天津紫竹林租界者近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首领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继续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3营助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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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佛甫爱加来、麓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4页。
②《直隶总督裕禄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9页。
③截止1900年6月30日，从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总计达14002人（其中德军1344人，英军1884人，日军3828人，俄军5934人，法军404人，美军349人，意军120人，奥军139人），共携炮53门、机枪36挺。
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天津之战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
在租界北面，马玉昆部在周鼎臣部配合下，继续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迫使俄军一度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先后5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场、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城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1000人、骑兵150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9门），出梁园门，分左右两路进犯。左路为日军（500人），向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韩以礼部义和团；右路为英、俄、美军，向跑马场、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中，聂士成重伤多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联军将其烧毁，于午后撤回租界。聂士成牺牲后，在津武卫前军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旋“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①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战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②，伤亡很大。7月10日，宋庆（从山海关来）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他见慈禧已由“主战”变为投降，抵津不久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于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1.7万余人，大炮40余门。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2600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3000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700人，美将白勒率美军600人，日将福岛率日军2400人，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800人，共4500人，携火炮24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15营驻老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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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9页。
②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71页。
③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6页。
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25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5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亡）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分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备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军心业已涣散的宋庆、马玉昆等部清军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
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各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义和团及民众武装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毙伤敌人数百名，终因火力悬殊，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200余名后撤离。当日下午，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70余营2万多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部分装备简陋的义和团以及练军、水师等万余人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900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25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迅速失陷，主要是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一些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率部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对慈禧旨意心领神会，故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①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枪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2000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②。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裕禄等人害有“恐洋病”，既未及时切断联军后路，又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完全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局面。清军则失去了熏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③。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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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35页。
②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71页。
③转引自《直隶总督裕禄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