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携光绪帝等离京出走后不久，马玉昆、董福祥、宋庆等人相继率部赶往山西护驾，荣禄等则南逃保定。为防联军进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个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关、宣化、张家口等处，由马玉昆部驻守；西面的飞狐岭、紫荆关、灵丘等关隘，由升允所统陕军8营驻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由荣禄率武卫中军及从北京败退至此的80余营清军驻守。张春发、陈泽霖部则撤回南方整训。
早在8月7日，清廷即以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即日龟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①。北京失陷后，慈禧继续加紧进行求和活动。8月27日，清廷令庆亲王奕劻（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议和，令李鸿章迅速赴京“会同妥商办理”。为了向各国表示求和诚意，又于9月7日发出了一个对义和团毕露杀机的上谕，声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②。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然而八国联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各国提出的各种“赎罪条件”，以“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队”③为借口，继续从京津出兵四向攻掠。至1901年4月，联军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他们在占领区内往来巡梭，横行无忌。凡有义和团活动之处，均遭焚掠。
1901年9月7日，清廷以奕劻、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全权大臣，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此约，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谢罪”，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员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④在经济上，勒索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连本带息共9.8亿余两。在军事上，强迫清廷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国可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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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6页。
②《清德宗实录》卷468，第18页。
③[法]佛甫爱加来、旋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11页。
④《辛丑和约条文》，《义和团》（四），第498页。
军事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处留兵驻守。条约签订后，各国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员（驻使馆区兵员除外），22日开始撤离直隶（驻兵留守地除外）。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慈禧却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的彻底失败。这场战争，虽有慈禧集团受权力欲的驱使而轻率“宣战”的一面，但实际点燃战火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军民’来说，完全是一场被迫进行的、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挑选精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管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枪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科学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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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管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它使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①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侵略者放弃直接瓜分和统治中国的罪恶企图，转而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同时，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②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③这无疑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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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三），第86页。
②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4～175页。
③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