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张之洞、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第一节 张之洞的军事思想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先后任两广、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系晚清重臣，是清末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从1882年（光绪八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他便大力倡导改革军事。后鉴于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更感革旧练新、进行军制改革之急迫，从而积极投身自强活动，从事编练新军、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等军事改革实践，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张之洞的战争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所阐释的“中体西用”理论，不仅是颇有影响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是清末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为倡导军事制度变革而发出的各种呼唤，以及为军制变革所设计的蓝图，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清政府新军制度的推行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一、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张之洞以文官终身，一生未曾躬亲战阵，但他生活在战火纷飞、兵连祸结的年代，时代的特殊需要使他对军事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许多文人耻于谈兵的风尚，将练兵论武之事视为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①，对晚清军事问题做过认真的探索，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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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精华印书馆1947年版，第65页。
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形成，大体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争以前，是他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官员，由文及武的时期，也是他的军事思想萌生和初步发展时期。
张之洞少时饱读经史，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史学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1863年，他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被授职翰林院编修。当时，正值清朝内忧外患交加、民族灾难深重之秋，自小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张之洞，从其入仕之日起，便对军国大政极表关切。他“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①。1875年在四川学政任内，即撰《书目答问》，对中国传统兵学，开始采取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他说：“兵者，人事。《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诡诞不经，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多言占候，所言营阵器械，古今异宜，不录；《握奇经》、《三略》、《心书》、《李卫公问对》伪书，不录；《武编》、《兵法百言》之属，多空谈，不录。”而另一方面，对当时刚刚翻译出版的《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
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却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注明“皆极有用”。②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和清流派都很活跃。洋务派主张练兵自强，清流派则放言时弊，对军事多倾向保守。张之洞虽也跻身清流，并以敢言而声誉远播，但他与其他清流人物相比，又存在明显的差别。由于他另有一番实学功夫，故能将清谈的批判精神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对军事变革持积极态度。只是他从未领兵临阵，缺乏军事实践的体验，对清朝军事的落后性一时还认识不深。1879～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他屡次上奏，力主加强战守，以为和议的支撑。他认为清军与列强军队比较，主要是武器落后，“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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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文襄公传》，《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下，第1页。
②张之洞：《书目答问》卷3“子部”兵家第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8，第12～13页。
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①。因此，他当时的军事变革主张还仅仅触及学习西方“船坚炮利”这一表层，其认识水平与其他洋务派官绅基本处于同一层次上。
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官任两广总督，身处抗法前线。他力主抗法，并直接参与后路清军调度，而他用心最多的还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他筹借外债，购买洋枪洋炮分发前敌各营。战后他曾感叹道：“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②由于在战争期间感受到武器采购的艰难，以及清军官兵使用近代枪炮之不得力，战后他在广州设立了枪弹厂，并决定建造浅水轮船，还创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但对于西方军队的战略战术，他当时认为不在清军应学之列。他声称“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待学步他人，别求新法？”③因而对于洋操阵式之类，认为“断宜弃之不学”④。
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的军事思想有了明显的深化和系统化。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溃败，充分暴露了清朝军事的陈腐落后，种种痼疾一一展现在张之洞的眼前。而战后接踵而来的列强欲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张之洞感到必须对传统军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一次又一次地上奏清廷，发表自己的军事见解，提出自己的军事变革主张。他按西法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一样，同为中国新式陆军之滥觞。1898年春，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撰成《劝学篇》。尽管这篇论文的主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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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请修政弭灾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第30页。
②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16页。
③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17页。
④张之洞：《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25页。
法思想相悖，但却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张之洞本人的爱国思想。他首次将东西古近兵学进行了大跨度的纵横比较，得出了必须学习西方近代兵学文化和军事制度，改造中国传统军事观念和制度，以知识建军，以科学建军的结论。他强调要以“中体西用”作为政治、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在主张进一步变革军事的同时，又明确地限定了军事变革的最后范围。这实际上隐含着张之洞对军事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他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之关系的阐释，同时也是他为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所设计的战略走向。至此，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发展成熟，基本定型。
此后，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清朝军事更是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张之洞在“中体西用”原则指导下，积极地推出了他改革清朝军事的全盘计划。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三次联衔上奏，即闻名遐迩的《江楚变法三折》，就改革教育、破除封建弊端、学习西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并就清军体制编制、兵役制度、学堂教育、部队训练与管理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变革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展示了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
纵观张之洞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始终是促进张之洞军事思想发展的主动力。他改造中国军事的种种主张，也始终是与如何自强御侮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高举起“保国保教保种”的旗帜，认为要达到“三保”的目的，就必须强兵，必须振兴中国的国防力量。应该说，从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出发点看，是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其次，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之间的较量及其结局，是张之洞思索中国军事变革问题的主要依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张之洞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队建设方面，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缩短中外军事之间的差距。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有关军队建设和军队近代化问题。再次，张之洞的官僚兼学者身份，以及他特有的政治军事生涯，对他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兵学等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对近代军事发展问题的思考最终能够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理论色彩较浓，层次较高。在这方面，他明显地超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前辈，并达到了洋务派军事思想的顶峰。更因为他是由清流转化而来的洋务派官僚，既有类似于御史言官敢想敢说的性格，又吸收了洋务派官僚注重实际的作风，所以他的军事论述一方面有明确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融思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二、积极、理智的军事价值观
军事价值观是人们对军事暴力的基本价值判断，它决定着人们对军事的根本态度。张之洞处于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时代，既受到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濡染，又受到西方近代军事文化的刺激，因而其军事价值观既带有中国传统的痕迹，又兼有西方近代的斑彩。
他在《劝学篇》中说道：“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又说，“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②在他看来，武力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武力虽然是一种暴力，意味着争杀残忍，但是人们应在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谨慎地接纳它，给予它相应的地位，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它。
基于这种认识和观念，张之洞大声疾呼，清廷上下要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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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9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3页。
愤求战之心”，必须振奋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提高军队官兵的社会地位，以使练兵自强这一国策真正落到实处。他非常羡慕近代西方各国的尚武风气。1898年夏，他在奏折中写道：“近年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其国君即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互相赠送以将官之衔。故人人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以败奔为耻。”他直率地批判了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心态：“中国有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他尖锐指出：士可以徒步而至公卿，所以人贵之，兵荷戈而常流为佣丐，所以人贱之，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是中国沦于文弱的重要根源。他主张大力提高清军官兵的社会地位，使“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世族文儒皆肯入伍”，“人人有执干戈卫社稷之心”。他认为，“欲求中国士气之奋，军实之修，转移微权，必在于是”。①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就甲午战争后一部分人对国际公法和“西国弭兵会”所存有的幻想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各国“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因而主张与东西方列强角力角勇角智。他批评希图通过加入西国弭兵会以达弭兵目的的主张，指出这只能是“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哑人”，必定徒劳无功。他强调指出：“苟欲弭兵，莫如练兵”。②这些说明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逻辑已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是与他对军事的根本态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张之洞的这种军事价值观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尚文轻武的文化心态的部分否定。中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文武分离，“五才”（士、农、工、商、兵）并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以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许多人对军事暴力往往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军事暴力是一种不祥之物，是在德治失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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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9～50页。
况下无法逃避的一种灾难。正如《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在这种军事文化氛围中，人们对武力的价值判断即使不是完全否定也是偏向于否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大量封建文人耻于谈兵，都是与这种军事价值观有着一定联系的。张之洞作为一员受过严格正统教育的文官，他的军事价值观本来也带有消极色彩。中法战争时，他曾宣称：“古训有云：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日用兵，事非得已。”①反映出他原来带有消极色彩的军事价值观和严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他内心所造成的失衡。甲午战争日本大败中国，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成为张之洞军事价值观发生明显变化的契机。他感到与东西方列强相处没有公理和信义可言，唯利与力是尚，和局不可靠，条约不可信。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像德国、日本那样，崇尚武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而不是以信义对付武力。他不再认为“用兵如吃药”，而多少接受了“兵如人之手足”的观念。他对胡林翼“兵事为儒学之至精”的说法推崇备至，认为此乃“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②
当然，张之洞对武力的崇尚并不是绝对的，与西方近代军事价值观也只是在某些方面趋同，而并未归于同一。他并不认为军事暴力是万能的，也不主张黩武。在临终之际，他还上奏清廷，指出“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③。他一方面主张尚武，另一方面又反对黩武。应该说，张之洞的军事价值观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心态和西方近代军事价值观两方面的扬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渴求自强自存，而又反对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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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8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39页。
③张之洞：《遗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70，第26页。
和强权政治的一种积极的、理智的心态。
张之洞的军事价值观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需求，有利于对中国某些传统军事进行改革。张之洞能够在军事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能够提出比较深入的军事变革主张，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军事变革与“中体西用”原则
甲午战争后到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理论阐释。至此，“中体西用”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变革的最高纲领和基本原则，最终被确立起来。
根据《劝学篇》的表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就是要以中国旧有的封建纲常伦纪为本体，而辅以包括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练兵之法和军事技术在内的西政、西艺等“西用”。用张之洞自己的话说，亦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旧学”的核心不可变，“新学”则可有条件地接受。“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②他还特别申明：“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③就军事方面而言，张之洞认为中国的传统军事除了专制君主对军队的统率权不能变，军队的服务宗旨不能变，军人的忠孝意识不能变外，其它各个方面都在可变之列，都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在这里，他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军事和西方近代军事的扬弃原则，阐述了二者在中国近代军事中的各自地位及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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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9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7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19页。
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是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军事变革基本原则，最早并非出之于张之洞。自从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在19世纪中叶开始碰撞之后，孰优孰劣，何取何舍，便始终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两种不同的主张应运而生。一是封建顽固分子死抱传统，反对学习西方军事的任何东西；另一种人则主张有条件地学习西方军事。后者的典型主张便是“中体西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邻庐抗议》中首先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李鸿章、丁日昌、左宗棠等人都将“中体西用”作为军事自强活动的理论基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体”和“西用”的具体内容上，张之洞的主张是明显不同于李鸿章等人的。李鸿章等人的“中体”是包括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在内的，而“西用”则主要是指西方的军事技术。只学西方的军事技术，不改革中国传统的军事制度，是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军事自强活动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前也是主张只学西方军事技术的，甲午战争后则将军事制度划到了“西用”的范围之内，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样是“中体西用”，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代表着洋务派军事自强理论的较高发展阶段。
这种变化的发生不是突然的。当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将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嫁接于中国封建军事制度的主张后，70年代中期便有人对此提出批评。郭嵩焘、马建忠、曾纪泽等都曾指出，中国的军事改革仅仅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乃是务末不务本的皮毛之举。80年代中期以后，张树声、钟天纬的批判更为尖锐。①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对洋务派的军事自强理论进行了反省，多次批评此前之军事改革仅及皮毛，而且言辞颇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将西方军事制度也列入了“西用”的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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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内。唯其如此，这就使得他在清末军制改革中变成了一个自觉者。他和刘坤一合奏的“变法三折”，有关军事变革的建议都是从制度的高度着眼的。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所推行的军制改革，也正是以张之洞的这种“中体西用”为指导原则的。
四、关于军制改革的具体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主张从制度入手，对清朝军事做比较系统的改造。这种改造涉及清军的体制、编制、兵役、教育、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
（一）适应近代军事需要，采用新的体制编制
首先，他主张对清朝的武装力量体制进行改革，仿效西方常备军与预备军（即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体制。一方面，他感到清朝贫穷，财政困难，平日无力赡养数额庞大的常备军。另一方面，他又对清军往往临战招募，仓促成军，无暇训练，一无纪律、二无技术战术，等于驱市人入战阵，遇敌辄溃的情况亟思改变。他认为近代西方的常备军与预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体制正好可以克服上述两方面的缺陷。他希望通过这种改革达到“举国之人，无不习战”的目的。鉴于中西国情不同，他还提出了不同于西方预备兵的训练、待遇和管理办法。
关于清军的统领体制，张之洞大胆地主张学习日本和西方新的统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以统一全国兵权。他羡慕日本和西方各国皆设专管筹划兵事之大臣，设立参谋本部或类似机构，专掌全国陆海军之军政、军令的做法，提出要改变清政府兵部“只司册籍”，只有不完全的军政权，而军机处却又内外文武大政无所不统的现状。他认为只有实行这种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诸事预筹则军储备，专官经理则考核精，全国之军归一衙门综理则饷械、操法事事画一，大臣督察则外省废弛不办者不能隐饰”。因此，“中国欲练精兵，非设此衙门不可”。①
至于部队编制，他更是主张师法西方。他说，“营制操法，欧美各洲各国大率相同”，“良由各国相尚以兵，故推求极精，不能改易”。②例如陆军之兵种，西方皆将步、马、炮、工、辎五个兵种合编于一军之内，各有所专，各取其长，“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完全是与近代武器装备和战术特点相适应的。因而，张之洞力主清军采用这种新的全面的合成编制。
（二）推行新的军官制度，发展近代军事教育
张之洞有一句名言：“国必有兵而后能存，兵必有学而后能精”③。他主张适应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用知识来改造清军。他说：“西国自百年以来，日与群强相角，故兵事讲求最精，一一著有成书，迥非前代外国之比。纪律既肃，火器尤精，至于测量绘图，人人通晓，工辎医药，事事周祥。”所以“欲求实用，必须将东西洋武备诸书详切讲明，一一照办，断无卤莽捷获之方”。④
以知识建军，首先就须改造军官队伍。张之洞指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将材称盛。”⑤“今日练兵最急，练将尤急。”⑧张之洞认为，清军军官素质低劣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军事教育的落后。他抨击旧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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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8～9页。
②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6页。
③张之洞：《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7，第23页。
④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5～6页。
⑤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53页。
⑥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8页。
武举制度丝毫无补于国家武备人材，主张废除武举，大量创设军事学堂，并希望逐步实行“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为将弁”的制度。他认为军事教育必须系统化，应该像日本和西方那样，初、中、高三级正规教育与专门、速成教育相结合，国内教育与出洋留学相结合。在教学方法和内容方面，更应适应近代军事特点，创立一套新的规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尤为可贵的是，张之洞不仅注意到军官教育，而且对军队普通士兵的教育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对推行“学兵制”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力图“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
（三）改革兵役制度，改善兵员素质
张之洞认为，改善清军士兵素质的关键在于改革旧的兵役制度，开辟新的兵源。他指出清代的募兵制有四弊：来历不明，良莠不齐；朝秦暮楚，兵无常主；战时溃逃，无从查拿；年老力衰，难以遣散。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最好采用近代西方的征兵制。考虑到清末的种种特殊情况，他主张暂时在募兵制与征兵制之间实行折衷，推行征募制。用他的话说，叫做“寓征于募”。即尽量招收各省土著士农工商之安分子弟，且要求有一定的文化，并取具绅邻保结。他主张士兵退伍后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地位有如文武生员。他希望通过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以吸收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从军，从而达到改良军队士兵成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
（四）变革训练制度，提高训练水平
张之洞坚持官兵必须训练有素，而后方可用之于战，反对临战招募，不教而战。他主张改变过去由教官训练部队的办法，确立由营哨官亲自带兵操练的制度。而且要明确规定训练的时间、科目，以及训练所必须达到的标准，特别是要建立严格的部队训练考评制度。他沿袭中国古人将“训”与“练”分开的主张，以“训”正心术，以“练”精技艺。他重视“训”，在“训”的内容方面除了强调封建纲常伦理外，还提出要培养官兵的爱国之心。至于“练”，他指出清军“操练旧法，理虽具而法较疏，且于炮械、工程、测算、绘图等事未能讲求，施之今日御侮，断不可恃”①。因此，“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②。他为此专门组织人力译编了《自强军西法类编》、《湖北武学》等兵书。
（五）改进管理制度，惩治旧军恶习
清军旧的管理制度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以致饷多克扣、，器多混杂，兵多缺额，官讲应酬，士应闲差，纪律荡然。张之洞对这些现象极感厌恶，认识到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惩治各种旧军恶习，而惩治恶习又有赖于对清军管理制度的改弦更张。为此，他借鉴近代外军管理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清军管理制度的意见。如设立会计官，专理军械、粮饷、服装、车马事宜，一则可使军中主官专心训练，二则可防军官克扣粮饷。又如实行军营生活正规化，讲究营舍整洁卫生，军官待兵以礼，武器装备推行制式化等。
综观张之洞上述变革主张，应该说，确实涉及了清朝军制的各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制变革思想体系。
五、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时代价值
中国军事近代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军事变革的重心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注重军事制度的改革。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机，从此由第一层面进入了第二层面。中国军事能够实现这次深变，有外因更有内因。张之洞作为
清末军政重臣，他对军事变革认识的深化，他的军制变革理论和主张，就是中国军事变革内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戊戌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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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裁营腾饷精练洋操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9，第12页。
②张之洞：《请添练精兵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6，第27页。
运动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得到光绪皇帝的肯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20世纪初年，清政府据“江楚变法三折”以推行“新政”，其军制改革完全不出张之洞的主张范围。
张之洞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主张上是有实质性分歧的，但二者的军制变革主张则往往同大于异。康有为主张“练兵强天下之势”，至于改革军制的具体内容却并不比张之洞的主张更有新意。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管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但就提倡尚武，倡导一种新的军事价值观而言，他们与张之洞也是基本相同的。而且，张之洞的尚武思想还曾对革命党人的“军国民主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张之洞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尚文轻武的心态的反省与批判，触及了军事文化观念这一层面，它实际上是军事近代化中的第三层面，也是最难改造的层面。张之洞在这方面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上述这一切并未使张之洞摆脱他的军事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以为可以避开西方政治制度而专学其军事制度，而实际上军事制度最终是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而单独存在的。中国封建军事制度的长期存在，正是适应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因此，要想将西方近代军事制度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充分地嫁接在一起，只能是一种幻想。张之洞始终强调皇帝对军队的统率权不能变，军队的服务宗旨不能变，军人的忠孝意识不能变，这与他的军制改革主张不可能并行不悖。首先，专制君主集权的目的和实质，必然影响和制约军队体制编制的进一步变革，甚至以牺牲军队战斗力来换取军队对专制君主的驯服。其次，军人的封建忠孝意识往往与军人的愚昧相结合，而要在近代条件下改造军人的素质，提高军人的文化水平以适应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势必淡化军人的封建忠孝意识，任何一种军事制度也很难使二者兼得。清末新军一代有文化的官兵纷纷走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自然也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事。因此可以说，张之洞的军事变革思想在理论上是很不彻底的，在实践上最终也难以全部实现。
